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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朱葵有“缘”。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离开故乡江苏高邮去北京读大学，而后到南京工作；他则由南京师大毕业，离开故乡南京去高邮工作。我们在70年代初相识，颇有一见如故之感。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同在南京，而且在90年代成为江苏省美术馆的正、副馆长，他负责全面工作，我分管研究、收藏和展览业务，配合得和谐而默契。许多画界朋友误以为他也是高邮人，戏称我们为“高邮帮”。我想这当中的原因，不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