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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基于2004—2017年京津冀县域面板数据，利用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引起的产业转移量发生的跳跃性变化对河北经济发展受到的政策冲击做断点回归分析。结果揭示：2014年后河北承接京津两地的产业转移量显著提高，2015年较2014 年增加近3倍;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对河北经济、城镇居民收入促进作用明显，政策实施对河北人均GDP增长、城镇居民收入增加的贡献率分别是50.6%和67.4%;但政策效应因地而异，京津两地的产业转移对促进河北各地均衡发展的效力不同，个体差异和政策效应的时滞性对研究结果均有影响，目前冀东沿海受政策影响最敏感，政策效应下的产业转移使该区域泰尔指数下降了0.5%。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产业转移;区域经济;断点回归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0）12-0038-07
一、引 言
京津冀一体化经历了学术界理论推动、地方政府推动及国家战略推动三个阶段。1982年于石家庄召开的京津冀水资源学术研讨会第一次将京津冀三地资源要素配置联系在一起，同年“首都圈”概念出现在《北京城市建设规划方案》中，三地合作深化拓展到技术、资金及资源配置等更深层次的领域。2004年，北京、天津、廊坊、秦皇岛、承德等9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于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在廊坊召开的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上签订了《廊坊共识》，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由构思落到实处，同年《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开始编制并上报国务院[1]。2011年，京津冀一体化发展、首都经济圈、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被写进国家“十二五”规划。2014年2月，习近平提出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强调“加快产业对接协作，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做好产业规划，不搞产业同质化和同构化发展”。201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核心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产业转移是核心[2]。
我国区域经济关系正由重复竞争、投资效益低向协作共赢转变，产业转移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有效的产业转移能优化转出地的产业结构，促进承接地的产业升级;无效的产业转移不仅无益于两地经济发展，甚至会带来弊端。主动承接产业转移，实现结构调整升级是河北的客观需求，既可促进京津资源优化配置，也能为河北引入产业资源和投资，承接产业转移是河北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使命，更是机遇。
京津冀三地发展实力悬殊，河北与京津在GDP与产业结构合理性等方面差距明显，2018年京津冀三地人均GDP分别为14.0万元、12.1万元、4.8万元，京津是河北的2.5倍之多，长期以来三地经济不协调、不平衡发展问题严重。2014年河北经济增速由2013年的8.2%跌至近10年最低水平6.5%，远低于当年全国水平7.3%;在经历经济增速多年连续下滑之后，2015年河北经济增速反弹至6.8%，之后连续多年持平甚至超越全国经济增速，维持在6.8%的平均水平。京津冀地区目前的发展格局已经由“一枝独秀”转变为“双核互动”，河北追赶京津的发展步伐任重道远，然而这种发展差距非“一日之寒”所致，虽然三地从初始合作到现在协同发展的30多年来进程坎坷、成效缓慢，但从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再到《加强京津冀产业转移承接重点平台建设意见》等一系列政策的施行就足见国家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调发展的决心，依据河北经济的增速反弹年份，有理由推测这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有关，即通过研究河北经济发展变化可分析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京津产业转移的政策效应。这仅是粗浅的判断，文章希望通过细致研究得出客观结论。
二、文獻回顾
由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中产业转移的重要地位，为量化具体政策效应，本文在研究中除了依据断点回归的特殊设计原理，还会将产业转移作为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政策效应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政策通过产业转移作用于地区经济发展的现象十分常见，接下来本文将对此进行梳理。
（一）研究区域及评价角度
国外学者多从产业价值链、技术溢出效率及企业生产率等角度对发展中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的经济效应做评价。Smith、Richard（1994）[4]从产业的价值链角度研究认为全球视角下产业转移能带动产业转入地产业群由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生产环节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环节发展，改变转入地产业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Salehezadeh等（2002）[5]从要素流动配置角度研究菲律宾要素流动和产业分工，发现加快要素流动能明显提高其利用效率、促进区域分工，使要素更有效地配置;Caves（1974）[6]、Magnus等（2000）[7]以国际范围内不同行业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为研究对象，发现由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使承接地大部分行业的生产率都得到提高;Haddad等（1993）[8]、Aitken等（1999）[9]分别以摩洛哥制造业、委内瑞拉工厂为研究对象，发现外资企业带动的国际产业转移能加速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增长，但对承接地较大型企业的生产率存在负面影响;Binh等（2013）[10]发现越南电子工业的快速发展及GDP的大幅提升得益于外商投资企业和跨国公司生产网络在越南的布局，知识转移对越南电子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起决定作用。
国内学者多是对产业在省际或省内转移做研究，承接地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中西部地区、粤西北地区、粤赣交界地、苏北地区等，评价角度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关爱萍等（2013）[11]认为区际产业转移对中西部经济增长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区际产业转移、FDI等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有明显促进作用;胡伟等（2015）[12]发现1996—2012年我国中西部地区因承接产业转移使非农产业占比提升明显，区域经济也快速增长，但产业转移作用因省而异;周春山、刘毅（2012）[13]认为产业转移园带动粤西、粤北地区形成了连接珠三角的两个经济增长带，同时对省域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了积极影响;邱小云等（2018）[14]认为2000—2016年赣州市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苏区振兴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只有短期影响，但能推动经济长期增长;毛广雄等（2008）[15]发现在“南北挂钩”机制指引下，苏南产业向苏北转移进程明显加快，通过提升产业结构、提高产业集聚水平促进了苏北经济协调发展。同样也有学者对产业转移的经济效应持不同观点，如刘瑞明、赵仁杰（2015）[16]发现，西部大开发过程存在“政策陷阱”，由于重投资开发、轻体制改革和软环境建设导致伴随着投资的产业转移政策效应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从国外学者对发展中国家承接产业转移以及国内学者对产业向欠发达地区做省际或省内转移的研究评价结果来看，产业转移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提高地区劳动生产率及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视。
（二）京津产业转移
京津冀一体化从被提出以来三地合作进程缓慢、收效甚微，劳动力流向京津带来的资本回报率高与资本流向河北激励性相对较低的反差、京津产业集群粘性与河北配套能力弱等使产业转移出现滞缓[17]，承接京津产业重复现象也造成了同行业恶性竞争等问题[18]。
一些学者对此提出提升产业承接效率的建议。由于河北发展短板导致产业承接能力低，河北承接产业要警惕“游移性产业”[19]。
近年来，学者们越来越注重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研究，尽管河北省凭借京津核心区产业转移的政策优势实现了GDP连年增长及产业结构的优化，但京津冀三地协调管理机制很不健全，三地产业变迁的生态负外部性正逐渐扩大[20]，刘戒骄（2018）[21]提出建立可预期的激励机制，确保行政区局部利益契合有利于促成产业协同发展的自我促进机制。
虽然长期以来京津冀三地产业合作进程缓慢，但学者们对京津产业转移效应通常是给予积极评价或预期，杨茜淋（2019）[22]研究发现京津冀区域产业转移政策可显著促进天津及河北经济增长，整体上增加京津冀区域协调度。
（三）研究方法
关于产业转移经济效应的研究方法有GIS空间分析法[12]，计量经济建模的方法如动态面板数据模型[11]、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14]、CGE模型[22]等。GIS空间分析法侧重充分利用已有数据对产业空间转移和布局做分析;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可以衡量要素间的短期和长期关系[17];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评价经济影响时会涉及作者对指标赋值的过程，比较主观。只有断点回归分析法能更准确地研究政策等外生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断点回归法可以被运用在政策效应评价的研究中，如所得税征管体制改革政策[23]、“一带一路”倡议[24]、农村普惠金融政策[25]的政策效应研究中多是依据政策实施年份作为使用断点回归的依据。
综合以上研究发现，目前国内学者对产业转移效应的实证研究中所用方法多针对整体时间段，对某一时点发生事件的效应无法专门分析，鉴于此，本文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政策对河北经济的外生冲击，应用拟随机试验，采用断点回归法引入工具变量分析政策作用下的产业转移对河北的经济效应，并进一步研究作用渠道及地区影响差异。
本文选用河北2004—2017年共14年的县域统计数据，将分析单位最小化，可避免加总偏误问题;采用模糊断点回归法（fuzzy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FRD）可排除時间轴上其他因素对经济产生影响干扰研究结论;又从研究产业转移对河北的经济效应着手，进一步关注了政策影响渠道及缩小发展差距的途径。
三、理论分析
（一）断点回归
断点回归由美国西北大学心理学家Donald Campbell首先提出[26]，Hahn（2001）[27]等为断点回归的模型识别和估计做了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证明并提出估计方法，奠定了计量经济学基础。
断点回归法是一种拟随机实验方法，能有效利用现实约束条件分析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是准实验方法中最具可信性的方法。其最大优点是能克服参数估计内生性问题，准确反映变量间的因果关系[28]。本文选断点回归分析法能合理分析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对河北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效应。
（二）模糊断点回归
为避免上述政策的时滞性与外部性问题，明确政策作用效果及影响渠道，本文用年份（ye2014）作为测度是否存在政策影响的工具变量，同时对距2014年的时间差多项式（K）做模拟回归（见表2）。结果显示在排除了时滞性及政策外部性因素后，政策作用下的产业转移对河北经济促进效应显著;同时政策实施提升了河北城镇居民收入，并通过产业转移巩固了这一效应;在缩减区域发展差距、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方面，政策效应不显著。另外，加入时间差二次项（Ksquared）的估计结果说明增加阶次没有提高模型和变量的显著性，故本文最终选取的年份差多项式函数阶次为1。
（三）区域差异检验
由于上述Theil的参数估计不显著，考虑到个体差别对政策效应的干扰，本文对河北进行分区域研究。按地级市地理分布、经济基础及与京津联系的密切程度，分为冀北（张家口、承德），冀东沿海（秦皇岛、唐山、沧州），冀中（廊坊、保定、石家庄）及冀南（衡水、邢台、邯郸）四个地区（见表3）。结果显示冀中、冀东沿海地区对政策实施最为敏感：唐山、沧州是河北的主要工业城市，廊坊、石家庄虽第三产业已经相对发达，但工业经济依旧是发展根基，近几年唐山、沧州及廊坊大量承接了京津的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等，对促进冀中及冀东沿海区域的协调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冀北、冀南地区受产业转移政策影响较弱：冀北两市地处京津上风水区，在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定位中属于京津冀生态涵养区，工业基础相对薄弱且发展受限，传统产业承接力差;工业化水平提升同样未能缓解冀南地区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原因之一是冀南三市间本身就存在发展差距，邯钢等重工业企业使资源型城市邯郸发展可以媲美临近京津的唐山与沧州，但邢台与衡水经济实力却相对较弱。由上述分析可知：到目前为止河北四大区域受政策作用的力度不同，京津冀核心城市的辐射效应远比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要弱，但由于样本受限，2014年距研究样本最后年份时间较短，政策的时滞性及产业转移的批次性都会影响政策效应的研究结果。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政策背景，对政策促发下的京津产业转移量变化做了测算，据此选用2004—2017年间河北省县域面板数据从经济总量、地区发展差距及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三个方面对河北经济受到的政策冲击做了断点回归分析，识别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下产业转移相关政策对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效应。主要结论包括：第一，2014年后河北承接京津两地的产业转移量明显提高，产业转移量由2014年的288.63猛增至2015年的827.97;第二，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的产业转移对河北经济增长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促进作用明显，政策实施后对二者的贡献率分别为50.6%、67.4%;第三，由于个体差异导致目前的京津产业转移对促进河北各地均衡发展的效力不同，此外，政策时滞性也使其政策效益在短期内不易显现;第四，冀东沿海地区受政策影响最为敏感，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通过产业转移使该区域的泰尔指数分别下降了0.5%，地区发展不均衡状态得到缓解。 2020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第六年，京津“双核”地位已经稳固，三地实现平衡、充分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在“牛鼻子”——疏解非首都功能牵引下，三地产业的深化互动将会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而河北与京津的发展差距与目前政策效应的地区差异性将继续是产业转移继续纵深推进的内在驱动力。综上，本文建议：首先，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对河北经济发展促进作用显著，说明政府规划效应巨大，政府要继续发力密切产业转出地与承接地的合作，基于目前确定的46个产业承接平台，下一步应该继续按规划力度促使相关产业进一步集中，使产业疏解政策能够有效落实;其次，由于目前产业转移效应因地而异，故产业链建设也要因地制宜，为弱化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极地、边缘现象过于明显的态势，距离京津较远的冀南地区更应注重产业链的完善，冀南各地市应抓住强化合作的平台机遇，加强对产业转移重点承接平台及转移项目的统筹管理，冀南地区包括如邢台、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内的产业转移主阵地在产业承接时应注重实质效率，防止产业转移、承接流于形式，同时也要注重激发地级市产业承接地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使地区产业协调发展;再次，由于各市、县自身禀赋及工业基础不同，在产业进一步深化对接时要以资源禀赋和产业链关联性作为产业承接考虑的关键，如处环京津贫困带的冀北地区不适合承接重工业，作为生态功能区在产业承接和发展时要扬长避短，在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可引进或发展养老、休闲体育、旅游等服务产业，河北作为京津冀城市群的主体应合理借鉴我国另外两大经济增长极城市群，即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经验，将河北打造成各市功能角色明确、经济协作密切、产业层次分明、区域高度集中的态势更有利于河北自身以及京津冀城市群的整体发展;最后，河北部分城市三次产业结构表明其已经开始向后工业时代发展，目前虽与京津两地差距较大，但政府仍可着力发挥其产业承接的过渡角色，使京津产业按自然梯度顺利转出，逐步缓解京津冀三地发展所呈现的“二元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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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产业转移;区域经济;断点回归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0）12-0038-07
一、引 言
京津冀一体化经历了学术界理论推动、地方政府推动及国家战略推动三个阶段。1982年于石家庄召开的京津冀水资源学术研讨会第一次将京津冀三地资源要素配置联系在一起，同年“首都圈”概念出现在《北京城市建设规划方案》中，三地合作深化拓展到技术、资金及资源配置等更深层次的领域。2004年，北京、天津、廊坊、秦皇岛、承德等9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于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在廊坊召开的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上签订了《廊坊共识》，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由构思落到实处，同年《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开始编制并上报国务院[1]。2011年，京津冀一体化发展、首都经济圈、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被写进国家“十二五”规划。2014年2月，习近平提出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强调“加快产业对接协作，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做好产业规划，不搞产业同质化和同构化发展”。201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核心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产业转移是核心[2]。
我国区域经济关系正由重复竞争、投资效益低向协作共赢转变，产业转移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有效的产业转移能优化转出地的产业结构，促进承接地的产业升级;无效的产业转移不仅无益于两地经济发展，甚至会带来弊端。主动承接产业转移，实现结构调整升级是河北的客观需求，既可促进京津资源优化配置，也能为河北引入产业资源和投资，承接产业转移是河北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使命，更是机遇。
京津冀三地发展实力悬殊，河北与京津在GDP与产业结构合理性等方面差距明显，2018年京津冀三地人均GDP分别为14.0万元、12.1万元、4.8万元，京津是河北的2.5倍之多，长期以来三地经济不协调、不平衡发展问题严重。2014年河北经济增速由2013年的8.2%跌至近10年最低水平6.5%，远低于当年全国水平7.3%;在经历经济增速多年连续下滑之后，2015年河北经济增速反弹至6.8%，之后连续多年持平甚至超越全国经济增速，维持在6.8%的平均水平。京津冀地区目前的发展格局已经由“一枝独秀”转变为“双核互动”，河北追赶京津的发展步伐任重道远，然而这种发展差距非“一日之寒”所致，虽然三地从初始合作到现在协同发展的30多年来进程坎坷、成效缓慢，但从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再到《加强京津冀产业转移承接重点平台建设意见》等一系列政策的施行就足见国家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调发展的决心，依据河北经济的增速反弹年份，有理由推测这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有关，即通过研究河北经济发展变化可分析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京津产业转移的政策效应。这仅是粗浅的判断，文章希望通过细致研究得出客观结论。
二、文獻回顾
由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中产业转移的重要地位，为量化具体政策效应，本文在研究中除了依据断点回归的特殊设计原理，还会将产业转移作为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政策效应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政策通过产业转移作用于地区经济发展的现象十分常见，接下来本文将对此进行梳理。
（一）研究区域及评价角度
国外学者多从产业价值链、技术溢出效率及企业生产率等角度对发展中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的经济效应做评价。Smith、Richard（1994）[4]从产业的价值链角度研究认为全球视角下产业转移能带动产业转入地产业群由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生产环节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环节发展，改变转入地产业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Salehezadeh等（2002）[5]从要素流动配置角度研究菲律宾要素流动和产业分工，发现加快要素流动能明显提高其利用效率、促进区域分工，使要素更有效地配置;Caves（1974）[6]、Magnus等（2000）[7]以国际范围内不同行业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为研究对象，发现由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使承接地大部分行业的生产率都得到提高;Haddad等（1993）[8]、Aitken等（1999）[9]分别以摩洛哥制造业、委内瑞拉工厂为研究对象，发现外资企业带动的国际产业转移能加速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增长，但对承接地较大型企业的生产率存在负面影响;Binh等（2013）[10]发现越南电子工业的快速发展及GDP的大幅提升得益于外商投资企业和跨国公司生产网络在越南的布局，知识转移对越南电子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起决定作用。
国内学者多是对产业在省际或省内转移做研究，承接地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中西部地区、粤西北地区、粤赣交界地、苏北地区等，评价角度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关爱萍等（2013）[11]认为区际产业转移对中西部经济增长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区际产业转移、FDI等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有明显促进作用;胡伟等（2015）[12]发现1996—2012年我国中西部地区因承接产业转移使非农产业占比提升明显，区域经济也快速增长，但产业转移作用因省而异;周春山、刘毅（2012）[13]认为产业转移园带动粤西、粤北地区形成了连接珠三角的两个经济增长带，同时对省域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了积极影响;邱小云等（2018）[14]认为2000—2016年赣州市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苏区振兴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只有短期影响，但能推动经济长期增长;毛广雄等（2008）[15]发现在“南北挂钩”机制指引下，苏南产业向苏北转移进程明显加快，通过提升产业结构、提高产业集聚水平促进了苏北经济协调发展。同样也有学者对产业转移的经济效应持不同观点，如刘瑞明、赵仁杰（2015）[16]发现，西部大开发过程存在“政策陷阱”，由于重投资开发、轻体制改革和软环境建设导致伴随着投资的产业转移政策效应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从国外学者对发展中国家承接产业转移以及国内学者对产业向欠发达地区做省际或省内转移的研究评价结果来看，产业转移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提高地区劳动生产率及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视。
（二）京津产业转移
京津冀一体化从被提出以来三地合作进程缓慢、收效甚微，劳动力流向京津带来的资本回报率高与资本流向河北激励性相对较低的反差、京津产业集群粘性与河北配套能力弱等使产业转移出现滞缓[17]，承接京津产业重复现象也造成了同行业恶性竞争等问题[18]。
一些学者对此提出提升产业承接效率的建议。由于河北发展短板导致产业承接能力低，河北承接产业要警惕“游移性产业”[19]。
近年来，学者们越来越注重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研究，尽管河北省凭借京津核心区产业转移的政策优势实现了GDP连年增长及产业结构的优化，但京津冀三地协调管理机制很不健全，三地产业变迁的生态负外部性正逐渐扩大[20]，刘戒骄（2018）[21]提出建立可预期的激励机制，确保行政区局部利益契合有利于促成产业协同发展的自我促进机制。
虽然长期以来京津冀三地产业合作进程缓慢，但学者们对京津产业转移效应通常是给予积极评价或预期，杨茜淋（2019）[22]研究发现京津冀区域产业转移政策可显著促进天津及河北经济增长，整体上增加京津冀区域协调度。
（三）研究方法
关于产业转移经济效应的研究方法有GIS空间分析法[12]，计量经济建模的方法如动态面板数据模型[11]、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14]、CGE模型[22]等。GIS空间分析法侧重充分利用已有数据对产业空间转移和布局做分析;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可以衡量要素间的短期和长期关系[17];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评价经济影响时会涉及作者对指标赋值的过程，比较主观。只有断点回归分析法能更准确地研究政策等外生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断点回归法可以被运用在政策效应评价的研究中，如所得税征管体制改革政策[23]、“一带一路”倡议[24]、农村普惠金融政策[25]的政策效应研究中多是依据政策实施年份作为使用断点回归的依据。
综合以上研究发现，目前国内学者对产业转移效应的实证研究中所用方法多针对整体时间段，对某一时点发生事件的效应无法专门分析，鉴于此，本文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政策对河北经济的外生冲击，应用拟随机试验，采用断点回归法引入工具变量分析政策作用下的产业转移对河北的经济效应，并进一步研究作用渠道及地区影响差异。
本文选用河北2004—2017年共14年的县域统计数据，将分析单位最小化，可避免加总偏误问题;采用模糊断点回归法（fuzzy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FRD）可排除時间轴上其他因素对经济产生影响干扰研究结论;又从研究产业转移对河北的经济效应着手，进一步关注了政策影响渠道及缩小发展差距的途径。
三、理论分析
（一）断点回归
断点回归由美国西北大学心理学家Donald Campbell首先提出[26]，Hahn（2001）[27]等为断点回归的模型识别和估计做了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证明并提出估计方法，奠定了计量经济学基础。
断点回归法是一种拟随机实验方法，能有效利用现实约束条件分析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是准实验方法中最具可信性的方法。其最大优点是能克服参数估计内生性问题，准确反映变量间的因果关系[28]。本文选断点回归分析法能合理分析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对河北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效应。
（二）模糊断点回归
为避免上述政策的时滞性与外部性问题，明确政策作用效果及影响渠道，本文用年份（ye2014）作为测度是否存在政策影响的工具变量，同时对距2014年的时间差多项式（K）做模拟回归（见表2）。结果显示在排除了时滞性及政策外部性因素后，政策作用下的产业转移对河北经济促进效应显著;同时政策实施提升了河北城镇居民收入，并通过产业转移巩固了这一效应;在缩减区域发展差距、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方面，政策效应不显著。另外，加入时间差二次项（Ksquared）的估计结果说明增加阶次没有提高模型和变量的显著性，故本文最终选取的年份差多项式函数阶次为1。
（三）区域差异检验
由于上述Theil的参数估计不显著，考虑到个体差别对政策效应的干扰，本文对河北进行分区域研究。按地级市地理分布、经济基础及与京津联系的密切程度，分为冀北（张家口、承德），冀东沿海（秦皇岛、唐山、沧州），冀中（廊坊、保定、石家庄）及冀南（衡水、邢台、邯郸）四个地区（见表3）。结果显示冀中、冀东沿海地区对政策实施最为敏感：唐山、沧州是河北的主要工业城市，廊坊、石家庄虽第三产业已经相对发达，但工业经济依旧是发展根基，近几年唐山、沧州及廊坊大量承接了京津的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等，对促进冀中及冀东沿海区域的协调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冀北、冀南地区受产业转移政策影响较弱：冀北两市地处京津上风水区，在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定位中属于京津冀生态涵养区，工业基础相对薄弱且发展受限，传统产业承接力差;工业化水平提升同样未能缓解冀南地区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原因之一是冀南三市间本身就存在发展差距，邯钢等重工业企业使资源型城市邯郸发展可以媲美临近京津的唐山与沧州，但邢台与衡水经济实力却相对较弱。由上述分析可知：到目前为止河北四大区域受政策作用的力度不同，京津冀核心城市的辐射效应远比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要弱，但由于样本受限，2014年距研究样本最后年份时间较短，政策的时滞性及产业转移的批次性都会影响政策效应的研究结果。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政策背景，对政策促发下的京津产业转移量变化做了测算，据此选用2004—2017年间河北省县域面板数据从经济总量、地区发展差距及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三个方面对河北经济受到的政策冲击做了断点回归分析，识别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下产业转移相关政策对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效应。主要结论包括：第一，2014年后河北承接京津两地的产业转移量明显提高，产业转移量由2014年的288.63猛增至2015年的827.97;第二，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的产业转移对河北经济增长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促进作用明显，政策实施后对二者的贡献率分别为50.6%、67.4%;第三，由于个体差异导致目前的京津产业转移对促进河北各地均衡发展的效力不同，此外，政策时滞性也使其政策效益在短期内不易显现;第四，冀东沿海地区受政策影响最为敏感，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通过产业转移使该区域的泰尔指数分别下降了0.5%，地区发展不均衡状态得到缓解。 2020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第六年，京津“双核”地位已经稳固，三地实现平衡、充分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在“牛鼻子”——疏解非首都功能牵引下，三地产业的深化互动将会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而河北与京津的发展差距与目前政策效应的地区差异性将继续是产业转移继续纵深推进的内在驱动力。综上，本文建议：首先，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对河北经济发展促进作用显著，说明政府规划效应巨大，政府要继续发力密切产业转出地与承接地的合作，基于目前确定的46个产业承接平台，下一步应该继续按规划力度促使相关产业进一步集中，使产业疏解政策能够有效落实;其次，由于目前产业转移效应因地而异，故产业链建设也要因地制宜，为弱化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极地、边缘现象过于明显的态势，距离京津较远的冀南地区更应注重产业链的完善，冀南各地市应抓住强化合作的平台机遇，加强对产业转移重点承接平台及转移项目的统筹管理，冀南地区包括如邢台、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内的产业转移主阵地在产业承接时应注重实质效率，防止产业转移、承接流于形式，同时也要注重激发地级市产业承接地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使地区产业协调发展;再次，由于各市、县自身禀赋及工业基础不同，在产业进一步深化对接时要以资源禀赋和产业链关联性作为产业承接考虑的关键，如处环京津贫困带的冀北地区不适合承接重工业，作为生态功能区在产业承接和发展时要扬长避短，在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可引进或发展养老、休闲体育、旅游等服务产业，河北作为京津冀城市群的主体应合理借鉴我国另外两大经济增长极城市群，即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经验，将河北打造成各市功能角色明确、经济协作密切、产业层次分明、区域高度集中的态势更有利于河北自身以及京津冀城市群的整体发展;最后，河北部分城市三次产业结构表明其已经开始向后工业时代发展，目前虽与京津两地差距较大，但政府仍可着力发挥其产业承接的过渡角色，使京津产业按自然梯度顺利转出，逐步缓解京津冀三地发展所呈现的“二元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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