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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举行的群众大会有一种形式为“国父纪念周”，每周一次定期举行，雷打不动，届时全国所有党政机关、军队、社会团体、学校等自上到下人人都须参加。如此周复一周年复一年，难免使人有“老套”之感，于是产生厌烦，会场秩序就难以保证。1945年元旦，蒋介石在出席国民党“中央纪念周”时，面对着会场懒散疲沓勃然大怒。于是，就有了“委员长亲纠会风”的一幕……
国父纪念周源起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着手开展对孙中山的追忆运动，先是根据孙中山的出生、逝世以及经历的重大事件，制定了诞辰日、逝世日、就职日等一系列的纪念日，使孙中山成为中国拥有最多时间符号的历史人物。至于“纪念周”的推出，则是受了徐州、上海两所学校的启发：1925年3月23日，江苏省徐州市第十中学召开孙中山追悼会，校长在会上宣布“本周特为中山先生之纪念周，课间多以先生之主义及学说为讲义，俾我们能继先生之志”。与此同时，位于上海尚文路的江苏省立第二师范附属小学也决定举办“孙公纪念周”，该校的内容比徐州十中更为丰富——“搜集孙公纪念物，并研究其学说及生平行事等等，借此以示追悼孙公之意”。在当时，这两所学校的做法属于纪念孙中山的最新创意，一些媒体纷纷报道。于是，就产生了相应的连锁反应。
同年4月27日，《广州民国日报》报道，建国粤军总部制定颁布了《总理纪念周条例》，规定“以每周星期一为纪念周永久行之”。具体议程是“上午十时应向孙大元帅像行三鞠躬礼，如在战地无大元帅像时则向青天白日旗行礼;然后默哀三分钟，随后全体官兵宣读孙大元帅遗嘱，并由官兵长解释其义;最后，演说孙大元帅主义及革命历史”。条例还规定，“对于本条例如有阳奉阴违等行为，一经察觉或被举发，除将其应负责之官长撤去外，并另予分别议处”。这是国民党第一个纪念周仪式，该仪式与之前徐州、上海那两所学校的纪念周完全不同，它是指全年每个周一都举行纪念孙中山的仪式。军方的做法被政府认可并效仿，8月17日，广州国民政府监察院全体职员举行第一次总理纪念周，由监察委员林伯渠主持纪念周仪式，集体向总理遗像三鞠躬，恭读总理遗嘱，默念三分钟，并演讲时事政治与党义。
1926年1月16日，国民党“二大”正式通过决议，“海内外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各军队均应于每星期举行纪念周一次”，并写入《中国国民党总章》。2月12日，中央党部议决公布《纪念周条例》，对纪念周的具体执行办法进行了详细规定，明确举行纪念周的目的就是“为永久纪念总理，且使同志皆受总理为全民奋斗而牺牲之精神，與智仁勇之人格所感召，以继续努力，贯彻主义”，并规定“每周之月曜日（星期一）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举行纪念周仪式，“不得无故缺席，连续缺席至三次以上，违者分别处罪”。
之后，国民党中央数次修改、增补《纪念周条例》，并另有实施细则文件发布。最终把“总理纪念周”改为“国父纪念周”，参加人员也从党政军阶层扩大到机关勤杂人员、社会团体、学校，有的地方还组织居民甚至农民参加纪念周。
因纪念周操演过于频繁且流于形式，仪式枯燥乏味，引起了一些人尤其是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青年对该制度的不满。时间稍长，他们渐渐开始以应付、敷衍的滥竽充数态度进行默默的抵制。这种现象引起了“最高当局”蒋介石的注意和重视。
蒋介石整纠会风
蒋介石对纪念周一向很感兴趣，这除了纪念周仪式是国民党强化国民意识的一种形式外，还因为“总裁训话”很符合以希特勒为行为楷模的蒋氏的禀性与心思。在抗战前，蒋介石经常利用纪念周进行工作性质的训话式报告。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出席纪念周的次数随着战事的变化渐渐减少，后来几乎看不见其身影了。直至1944年下半年随着反侵略战争态势的明朗化，国民党中央机关的纪念周上蒋介石又开始露面并作训话。
1944年12月26日，蒋介石侍从室收到一封未贴邮票，写着“委员长亲启”的匿名信函，这显然是中央机关内部人员悄悄放在收发室分送侍从室邮件里的。蒋介石亲阅了该函，竟是向他反映纪念周例会会风不正的种种现象：不请假缺席，部门长官不予处理，放任自流;迟到早退，着装不整，咳嗽吐痰;散会时一涌而出，常有因碰撞而口出恶语者;更有甚者，在“向总理遗像俯首默念三分钟”时做小动作，甚至记私账。匿名信还附了一张皱皱巴巴的毛边纸，上面用钢笔潦草地写着购买猪肉、青菜、豆腐、榨菜、辣椒粉、油条、豆浆的账目。蒋介石一看就明白了：这是哪个有着记账习惯的小干事之流在参加纪念周的当天清晨上街买菜后，生怕忘记金额而在纪念周仪式上草草记下，结束后回到办公室再誊抄到账簿上。而这张毛边纸就被随手扔进了字纸篓，被匿名信作者捡了出来。
蒋介石看过匿名信后，大恼，随即又想起最近一段时间他亲自主持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时的会风也颇成问题，讨论问题时胡言乱语者有之，瞌睡到打呼噜者有之，互相对骂甚至拍桌者有之，还有数人起哄的。在蒋介石看来，这是对他这个最高领袖的一种轻慢藐视。他正在考虑如何纠正这种正在渐渐形成的风气，现在这封信反映的纪念周会风问题，也亟须纠正，何不用纠正整顿纪念周会风作为向高级干部发出警告的一种方式。
于是，蒋介石决定事不宜迟尽快行动，一看台历，下一个星期一是1945年元旦，按规定是放假日暂停纪念周的，但蒋氏是急性子，便决定元旦照常举行纪念周，仪式结束后大家回家过节。侍从室通知下去，整个中央机关自是一片哗然，牢骚纷纷，但谁也没有料到这是蒋介石亲纠会风之需。
1945年元旦，在陪都重庆的国民党中央机关上自总裁蒋介石下至花匠伙夫等勤杂工在内的全体成员，集中于中央党部机关礼堂。由于人多，礼堂里的长椅事先早已搬出，各部门人员按《纪念周仪规》的“参加人员排列次序，依照礼堂之大小，按男左女右，酌量规定”精神，排队站立。
蒋介石亲自主持这次纪念周仪式，这虽然是罕见的，可是大家并未在意，皆以为因是元旦之故。仪式开始，蒋介石用略显沙哑的奉化官话按照《国父纪念周条例》对纪念周仪式的规定一项项进行：（1）全体肃立;（2）向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3）以仪式主席（即主持人）身份亲自宣读总理遗嘱，全体同时循声宣读;（4）向国父遗像俯首默念三分钟;（5）“演说或政治报告”可以由主持人作，也可以由主持人出面邀请其他人作，这次蒋介石是有备而来，志在必得，所以亲自演讲。他的演讲没有讲稿，主题是关于会风问题，因为是纪念周上的演讲，所以必须与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有所联系。蒋介石的口才不错，一讲就是一个小时，声色俱厉要求今后全党同志务必注意各类会议的会风问题，如有违犯，定将严惩不贷。最后一项仪规是宣布散会，规定主持人只要说两个字“礼成”就行了。 蒋介石一说“礼成”，自己没如平时出席纪念周那样一走了之，而是还站在主席台上，有意察看自己的训话是否有效。这一看，不禁大怒：礼堂后面的人根本沒留心台上的蒋介石没有走，还是跟平时那样一哄而散，争相离场。当下，蒋介石立刻对着麦克风大吼：“不许乱跑，全体驻步！”
那些准备离场的人这才发现蒋介石还在台上，哪敢抗命，立刻退回原位置。至此，闹剧正式开场了。
当场拘留捣乱者
蒋介石站在台上，居高临下举目扫视下面，沉声大喝“肃立”后刚要开口说话，底下人群中有人咳嗽一声，跟着就有人连续打了两个喷嚏，蒋介石一愣，下面倏然爆发出一阵笑声。蒋介石顿时气得脸色铁青，大声下令：“宪兵，把捣乱者带上来！”
中央机关纪念周只要蒋介石不到场，宪兵是不来的，今天蒋介石到场，宪兵出动担任警卫。不过，宪兵是站在礼堂两侧墙壁前的，他们本领再大，也不可能看清人群中谁咳嗽谁打喷嚏的。可是，宪兵都是人精，随即把之前蒋介石下令“全体驻步”时已走出大门而被他们拦回的那七八个人一一叫出人群，带到台前，一字儿站在第一排。而蒋介石还以为这就是故意咳嗽、打喷嚏的“捣乱者”，一看一下子带上来八个，不禁一怔。这时，整个礼堂肃静无声，气氛顿时变得十分紧张。突然，有人大声叫道：“总裁，我有话要说！”
蒋介石厉声道：“是谁？有话上前来说！”
一个年过六旬的老者从人群让出的缝隙中走到台前，这位老先生姓闵，在国民党中也算是个“老革命”，参加同盟会的时间比蒋介石还早，还参与武昌起义发动前的一些秘密工作，民国建立后就给了他一个职位。因生性耿直，经常秉性直言得罪上司，所以长期坐冷板凳。闵老先生本来已经退休，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返聘发挥余热。刚才那个喷嚏就是他打的，现在他要向蒋介石当面说清楚，要求不要跟那七八个被宪兵带到前面站立的人计较。当下，蒋介石听闵老先生说了情由，正沉吟着想如何料理眼前这一幕时，人群里又有人大叫“报告总裁”，于是就让此人到前面来说。
叫嚷的是个32岁的青年，名叫陈宗保，是中央组织部的一位副科长。陈宗保是出面为闵老先生鸣不平的，他对蒋介石说闵先生打喷嚏是因为受了中央宣传部的刺激，中宣部的那班女同志抹的法国香水过于浓烈，所以站在她们旁边的闵先生就被刺激得打喷嚏了。国民党中组部跟中宣部长期不睦，陈宗保此举的用意是旨在乘机攻击中宣部。
蒋介石一听“法国香水”，顿时大怒，又叫“宪兵，带上来”。宪兵这回有明确目标了，把中宣部那10多个女干部一股脑儿全部带到台前。蒋介石把她们一一扫视，找到了违规所在，说国家对纪念周着装有统一规定，男性须穿礼服（按：素蓝色黑褂）或中山装，女性须穿长褂或衫裙，而且“服装材料，一律用国货。其颜色以适合时令、整齐划一为主旨”;你们这些人中，符合着装规定的只有两人。另外，根据行政院1938年12月颁布的《战时国父纪念周仪规条例》，女性参加纪念周仪式时不准刻意化妆，不准佩戴首饰，现在你们使用法国香水，还佩戴首饰，这是严重违反国家规定。蒋介石气势汹汹一番训斥后，伸手一指两排男女：“我国军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贡献生命，你们在后方竟然如此表现，此等行径传到前线，必然涣散军心，这是破坏抗战！今天我以本党总裁名义对你们军法从事！”
从字义而言，“军法从事”是“依照军法视情处罚”的意思。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的军法有几个版本，其中以1938年颁布的《战时特别军事惩治条例》最为严厉，但也并非对违反者一律处以极刑，按照违犯情节分别有“撤职、关押、判刑”的区分，“判刑”又有从一个月刑期到死刑的差别。不过，根据之前的一次次案例来看，凡是被蒋介石下令“军法从事”的对象，哪怕是曾经立下过战功的将军，也逃不过枪决的命运。因此，蒋介石话音甫落，那二十来个男女顿时大惊失色，哭叫一片。在场的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陈果夫、中央监察委员张继等一看事情闹大了，互相一使眼色，立刻上前簇拥蒋介石退场。
宪兵随即清点被蒋介石下令“军法从事”的男女干部，一共22人，年龄最大的是闵老先生，还有中组部胡姓处长、张姓科长各一，其余都是中组部、中宣部的科员、干事、庶务、会计，一一登记后，押送去位于两路口桂花园的军法执行总监部。主持中央党部日常工作的吴铁城意识到蒋介石“军法从事”之说不妥，有心补救，他跟陈果夫交换意见后电邀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何成濬到中央党部，说了情况，要求在对被关押人员处置时予以通融。
何成濬是主管全国军法执行的头目，抗战期间经他签令处决的各色人等成千上万，不过还没听说过为纪念周仪规而丢性命的，寻思这是蒋介石一时之愤所致，认为这22人不但不应处决，而且连犯罪也算不上，最多只是违规。于是，一口答应善处此事。
过了一天，何成濬请吴铁城出面约请中组部、中宣部和党史会各派一名代表前往军法执行总监部，先问了他们对是否要对本单位涉案人员军法从事的意见，那三位自都为涉案人员求情。何成濬于是就让他们去跟在押人员见面，让他们各人写一份“认罪状”，然后由三部门各出具保释书，由军法执行总监部据此形成一份报告呈送委员长侍从室。
三部门救人心切，当天即完成。次日，何成濬把军法部的报告通过吴铁城送委员长侍从室。吴铁城请陈果夫面呈蒋介石，乘机美言几句。蒋介石火气已消，再说他也知道就凭这点儿违规也不好真的“军法从事”，又因当事人均已认错，于是就同意“具保开释”。中组部、中宣部、党史会都愿意出面担保，于是立刻行动，被押的22人当晚就恢复了自由。
蒋介石以“军法从事”肃纠会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之后，纪念周和其他会议的会风都有好转。不过好景不长，不久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各类会议的会风日趋混乱，到最后中央党部有的部门甚至连纪念周都召集不到足够的人数了。
（谢绝转载，违者侵权）
编辑：薛华
国父纪念周源起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着手开展对孙中山的追忆运动，先是根据孙中山的出生、逝世以及经历的重大事件，制定了诞辰日、逝世日、就职日等一系列的纪念日，使孙中山成为中国拥有最多时间符号的历史人物。至于“纪念周”的推出，则是受了徐州、上海两所学校的启发：1925年3月23日，江苏省徐州市第十中学召开孙中山追悼会，校长在会上宣布“本周特为中山先生之纪念周，课间多以先生之主义及学说为讲义，俾我们能继先生之志”。与此同时，位于上海尚文路的江苏省立第二师范附属小学也决定举办“孙公纪念周”，该校的内容比徐州十中更为丰富——“搜集孙公纪念物，并研究其学说及生平行事等等，借此以示追悼孙公之意”。在当时，这两所学校的做法属于纪念孙中山的最新创意，一些媒体纷纷报道。于是，就产生了相应的连锁反应。
同年4月27日，《广州民国日报》报道，建国粤军总部制定颁布了《总理纪念周条例》，规定“以每周星期一为纪念周永久行之”。具体议程是“上午十时应向孙大元帅像行三鞠躬礼，如在战地无大元帅像时则向青天白日旗行礼;然后默哀三分钟，随后全体官兵宣读孙大元帅遗嘱，并由官兵长解释其义;最后，演说孙大元帅主义及革命历史”。条例还规定，“对于本条例如有阳奉阴违等行为，一经察觉或被举发，除将其应负责之官长撤去外，并另予分别议处”。这是国民党第一个纪念周仪式，该仪式与之前徐州、上海那两所学校的纪念周完全不同，它是指全年每个周一都举行纪念孙中山的仪式。军方的做法被政府认可并效仿，8月17日，广州国民政府监察院全体职员举行第一次总理纪念周，由监察委员林伯渠主持纪念周仪式，集体向总理遗像三鞠躬，恭读总理遗嘱，默念三分钟，并演讲时事政治与党义。
1926年1月16日，国民党“二大”正式通过决议，“海内外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各军队均应于每星期举行纪念周一次”，并写入《中国国民党总章》。2月12日，中央党部议决公布《纪念周条例》，对纪念周的具体执行办法进行了详细规定，明确举行纪念周的目的就是“为永久纪念总理，且使同志皆受总理为全民奋斗而牺牲之精神，與智仁勇之人格所感召，以继续努力，贯彻主义”，并规定“每周之月曜日（星期一）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举行纪念周仪式，“不得无故缺席，连续缺席至三次以上，违者分别处罪”。
之后，国民党中央数次修改、增补《纪念周条例》，并另有实施细则文件发布。最终把“总理纪念周”改为“国父纪念周”，参加人员也从党政军阶层扩大到机关勤杂人员、社会团体、学校，有的地方还组织居民甚至农民参加纪念周。
因纪念周操演过于频繁且流于形式，仪式枯燥乏味，引起了一些人尤其是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青年对该制度的不满。时间稍长，他们渐渐开始以应付、敷衍的滥竽充数态度进行默默的抵制。这种现象引起了“最高当局”蒋介石的注意和重视。
蒋介石整纠会风
蒋介石对纪念周一向很感兴趣，这除了纪念周仪式是国民党强化国民意识的一种形式外，还因为“总裁训话”很符合以希特勒为行为楷模的蒋氏的禀性与心思。在抗战前，蒋介石经常利用纪念周进行工作性质的训话式报告。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出席纪念周的次数随着战事的变化渐渐减少，后来几乎看不见其身影了。直至1944年下半年随着反侵略战争态势的明朗化，国民党中央机关的纪念周上蒋介石又开始露面并作训话。
1944年12月26日，蒋介石侍从室收到一封未贴邮票，写着“委员长亲启”的匿名信函，这显然是中央机关内部人员悄悄放在收发室分送侍从室邮件里的。蒋介石亲阅了该函，竟是向他反映纪念周例会会风不正的种种现象：不请假缺席，部门长官不予处理，放任自流;迟到早退，着装不整，咳嗽吐痰;散会时一涌而出，常有因碰撞而口出恶语者;更有甚者，在“向总理遗像俯首默念三分钟”时做小动作，甚至记私账。匿名信还附了一张皱皱巴巴的毛边纸，上面用钢笔潦草地写着购买猪肉、青菜、豆腐、榨菜、辣椒粉、油条、豆浆的账目。蒋介石一看就明白了：这是哪个有着记账习惯的小干事之流在参加纪念周的当天清晨上街买菜后，生怕忘记金额而在纪念周仪式上草草记下，结束后回到办公室再誊抄到账簿上。而这张毛边纸就被随手扔进了字纸篓，被匿名信作者捡了出来。
蒋介石看过匿名信后，大恼，随即又想起最近一段时间他亲自主持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时的会风也颇成问题，讨论问题时胡言乱语者有之，瞌睡到打呼噜者有之，互相对骂甚至拍桌者有之，还有数人起哄的。在蒋介石看来，这是对他这个最高领袖的一种轻慢藐视。他正在考虑如何纠正这种正在渐渐形成的风气，现在这封信反映的纪念周会风问题，也亟须纠正，何不用纠正整顿纪念周会风作为向高级干部发出警告的一种方式。
于是，蒋介石决定事不宜迟尽快行动，一看台历，下一个星期一是1945年元旦，按规定是放假日暂停纪念周的，但蒋氏是急性子，便决定元旦照常举行纪念周，仪式结束后大家回家过节。侍从室通知下去，整个中央机关自是一片哗然，牢骚纷纷，但谁也没有料到这是蒋介石亲纠会风之需。
1945年元旦，在陪都重庆的国民党中央机关上自总裁蒋介石下至花匠伙夫等勤杂工在内的全体成员，集中于中央党部机关礼堂。由于人多，礼堂里的长椅事先早已搬出，各部门人员按《纪念周仪规》的“参加人员排列次序，依照礼堂之大小，按男左女右，酌量规定”精神，排队站立。
蒋介石亲自主持这次纪念周仪式，这虽然是罕见的，可是大家并未在意，皆以为因是元旦之故。仪式开始，蒋介石用略显沙哑的奉化官话按照《国父纪念周条例》对纪念周仪式的规定一项项进行：（1）全体肃立;（2）向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3）以仪式主席（即主持人）身份亲自宣读总理遗嘱，全体同时循声宣读;（4）向国父遗像俯首默念三分钟;（5）“演说或政治报告”可以由主持人作，也可以由主持人出面邀请其他人作，这次蒋介石是有备而来，志在必得，所以亲自演讲。他的演讲没有讲稿，主题是关于会风问题，因为是纪念周上的演讲，所以必须与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有所联系。蒋介石的口才不错，一讲就是一个小时，声色俱厉要求今后全党同志务必注意各类会议的会风问题，如有违犯，定将严惩不贷。最后一项仪规是宣布散会，规定主持人只要说两个字“礼成”就行了。 蒋介石一说“礼成”，自己没如平时出席纪念周那样一走了之，而是还站在主席台上，有意察看自己的训话是否有效。这一看，不禁大怒：礼堂后面的人根本沒留心台上的蒋介石没有走，还是跟平时那样一哄而散，争相离场。当下，蒋介石立刻对着麦克风大吼：“不许乱跑，全体驻步！”
那些准备离场的人这才发现蒋介石还在台上，哪敢抗命，立刻退回原位置。至此，闹剧正式开场了。
当场拘留捣乱者
蒋介石站在台上，居高临下举目扫视下面，沉声大喝“肃立”后刚要开口说话，底下人群中有人咳嗽一声，跟着就有人连续打了两个喷嚏，蒋介石一愣，下面倏然爆发出一阵笑声。蒋介石顿时气得脸色铁青，大声下令：“宪兵，把捣乱者带上来！”
中央机关纪念周只要蒋介石不到场，宪兵是不来的，今天蒋介石到场，宪兵出动担任警卫。不过，宪兵是站在礼堂两侧墙壁前的，他们本领再大，也不可能看清人群中谁咳嗽谁打喷嚏的。可是，宪兵都是人精，随即把之前蒋介石下令“全体驻步”时已走出大门而被他们拦回的那七八个人一一叫出人群，带到台前，一字儿站在第一排。而蒋介石还以为这就是故意咳嗽、打喷嚏的“捣乱者”，一看一下子带上来八个，不禁一怔。这时，整个礼堂肃静无声，气氛顿时变得十分紧张。突然，有人大声叫道：“总裁，我有话要说！”
蒋介石厉声道：“是谁？有话上前来说！”
一个年过六旬的老者从人群让出的缝隙中走到台前，这位老先生姓闵，在国民党中也算是个“老革命”，参加同盟会的时间比蒋介石还早，还参与武昌起义发动前的一些秘密工作，民国建立后就给了他一个职位。因生性耿直，经常秉性直言得罪上司，所以长期坐冷板凳。闵老先生本来已经退休，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返聘发挥余热。刚才那个喷嚏就是他打的，现在他要向蒋介石当面说清楚，要求不要跟那七八个被宪兵带到前面站立的人计较。当下，蒋介石听闵老先生说了情由，正沉吟着想如何料理眼前这一幕时，人群里又有人大叫“报告总裁”，于是就让此人到前面来说。
叫嚷的是个32岁的青年，名叫陈宗保，是中央组织部的一位副科长。陈宗保是出面为闵老先生鸣不平的，他对蒋介石说闵先生打喷嚏是因为受了中央宣传部的刺激，中宣部的那班女同志抹的法国香水过于浓烈，所以站在她们旁边的闵先生就被刺激得打喷嚏了。国民党中组部跟中宣部长期不睦，陈宗保此举的用意是旨在乘机攻击中宣部。
蒋介石一听“法国香水”，顿时大怒，又叫“宪兵，带上来”。宪兵这回有明确目标了，把中宣部那10多个女干部一股脑儿全部带到台前。蒋介石把她们一一扫视，找到了违规所在，说国家对纪念周着装有统一规定，男性须穿礼服（按：素蓝色黑褂）或中山装，女性须穿长褂或衫裙，而且“服装材料，一律用国货。其颜色以适合时令、整齐划一为主旨”;你们这些人中，符合着装规定的只有两人。另外，根据行政院1938年12月颁布的《战时国父纪念周仪规条例》，女性参加纪念周仪式时不准刻意化妆，不准佩戴首饰，现在你们使用法国香水，还佩戴首饰，这是严重违反国家规定。蒋介石气势汹汹一番训斥后，伸手一指两排男女：“我国军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贡献生命，你们在后方竟然如此表现，此等行径传到前线，必然涣散军心，这是破坏抗战！今天我以本党总裁名义对你们军法从事！”
从字义而言，“军法从事”是“依照军法视情处罚”的意思。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的军法有几个版本，其中以1938年颁布的《战时特别军事惩治条例》最为严厉，但也并非对违反者一律处以极刑，按照违犯情节分别有“撤职、关押、判刑”的区分，“判刑”又有从一个月刑期到死刑的差别。不过，根据之前的一次次案例来看，凡是被蒋介石下令“军法从事”的对象，哪怕是曾经立下过战功的将军，也逃不过枪决的命运。因此，蒋介石话音甫落，那二十来个男女顿时大惊失色，哭叫一片。在场的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陈果夫、中央监察委员张继等一看事情闹大了，互相一使眼色，立刻上前簇拥蒋介石退场。
宪兵随即清点被蒋介石下令“军法从事”的男女干部，一共22人，年龄最大的是闵老先生，还有中组部胡姓处长、张姓科长各一，其余都是中组部、中宣部的科员、干事、庶务、会计，一一登记后，押送去位于两路口桂花园的军法执行总监部。主持中央党部日常工作的吴铁城意识到蒋介石“军法从事”之说不妥，有心补救，他跟陈果夫交换意见后电邀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何成濬到中央党部，说了情况，要求在对被关押人员处置时予以通融。
何成濬是主管全国军法执行的头目，抗战期间经他签令处决的各色人等成千上万，不过还没听说过为纪念周仪规而丢性命的，寻思这是蒋介石一时之愤所致，认为这22人不但不应处决，而且连犯罪也算不上，最多只是违规。于是，一口答应善处此事。
过了一天，何成濬请吴铁城出面约请中组部、中宣部和党史会各派一名代表前往军法执行总监部，先问了他们对是否要对本单位涉案人员军法从事的意见，那三位自都为涉案人员求情。何成濬于是就让他们去跟在押人员见面，让他们各人写一份“认罪状”，然后由三部门各出具保释书，由军法执行总监部据此形成一份报告呈送委员长侍从室。
三部门救人心切，当天即完成。次日，何成濬把军法部的报告通过吴铁城送委员长侍从室。吴铁城请陈果夫面呈蒋介石，乘机美言几句。蒋介石火气已消，再说他也知道就凭这点儿违规也不好真的“军法从事”，又因当事人均已认错，于是就同意“具保开释”。中组部、中宣部、党史会都愿意出面担保，于是立刻行动，被押的22人当晚就恢复了自由。
蒋介石以“军法从事”肃纠会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之后，纪念周和其他会议的会风都有好转。不过好景不长，不久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各类会议的会风日趋混乱，到最后中央党部有的部门甚至连纪念周都召集不到足够的人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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