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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正走进他们的生活，与他们发生日常往来关系。”张杨认为，这是涉藏电影“去神秘化”的道路
没有西藏题材电影常见的奇观式壮丽风景，只有冬春里混浊的河流和荒凉的牧场，从冬天的枯黄沉默，到春天的河流解冻，藏族一家三口人经历了关系的微妙变化。这是2015年松太加导演的《河》所讲述的故事。
在近两年的西藏题材电影中，藏地不再被描述成神秘的疗伤圣地，创作者开始挖掘讲述藏地故事的不同方式，试图更精准地捕捉当地生活的本质，除去装饰性的自然景观和异域风情。
在2016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这些作品集中亮相并获得不少关注，包括刘杰导演的《德兰》、张杨导演的《皮绳上的魂》和万玛才旦导演的《塔洛》等。其中前二者分别斩获主竞赛单元金爵奖最佳影片奖和最佳摄影奖。
一些媒体认为，涉藏电影的叙事方式正在改变。
值得一提的是，在藏族本土导演渐成气候的同时，内地导演也开始涉足西藏题材。创作者多维度的尝试，激发了人们对全球化与本土化双重语境下藏地影像的再关注。
神秘与误解
张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以往的西藏题材电影往往从带有猎奇色彩的外来人视角出发，容易失之于极端、片面，比如有些西方人拍的西藏题材电影，“过于政治化，符号化。画面里故意充斥着那种神秘，包括服装、道具、造型和场景。我们去看那种电影会觉得很不真实。”
实际上，在电影之外，文学、绘画等艺术形式对西藏的大量书写，也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在这些作品中，同样有着对西藏的不少误解。
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讲述了四名西方游客意外来到中国藏地，遭遇种种离奇事件的故事。
该书出版后形成了轰动性影响，以至于很多西方人将这部历险性小说当成解读中国藏地的教科书，造成了西方对于藏地不切实际的幻想。至今，它的这种影响还在——“神秘”仍是这块雪域的重要标签。
为何长期以来人们对西藏的认识偏于“符号化”？
实际上，在上世纪90年代及更早以前，藏地并不如今天这样容易抵达。
独特的地理和气候，造就了西藏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和独特的生活习俗，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藏地是一片既陌生又令人向往的神秘土地。
去西藏拍电影的时机到了
张杨坦言，自己有藏地情结。藏地对于张杨的吸引力，也是源于“神秘”。以前藏地的新闻和图片不像现在这么多，张杨对西藏的印象“还停留在少年时代地理课的解说里”。
怀着强烈的好奇心，1991年，还是大学生的张杨第一次去了西藏。“野牦牛、藏羚羊和野驴”，是张杨对西藏的第一印象。
1992年毕业以后，张杨有了拍一年纪录片的机会。那时候可以自己选题材，张杨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了青海藏区、甘肃南部藏区、云南怒江这样偏远的地方作为拍摄对象。
纪录片的拍攝过程实际上也是深入藏地的过程。那时候他的认知与第一次入藏的感觉不一样了，“不再是单纯的好奇。”
后来，张杨进入商业电影时代，但他还是对藏地念念不忘，一直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去拍摄西藏题材的电影。如著名画家敬庭尧所感慨：“西藏是创作者的缪斯，人人都知道这儿有取之不竭的灵感。”
伴随着交通的日渐便利，西藏旅游业发展迅速。拿西藏自治区旅发委党组书记肖传江的话来说，西藏旅游业历经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西藏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2016年前7个月，西藏累计接待游客1172.9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62.66 亿元。
《印度斯坦时报》称，“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来到西藏，亲自看一下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事情，而不用再靠听故事或者道听途说的方式。”
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普通人足不出户即可看到青藏高原上的人与景。
总之，藏地不再那么神秘。张杨说：“现在只要你感兴趣，并且能克服高原反应，你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迅速抵达藏地。”
对于张杨来说，去西藏拍电影的时机到了。同时，他也意识到，拍摄藏地电影的门槛会更高，如果不深入生活，“胡编乱造，就会被识破”。
进入他们的生活
读完扎西达娃的先锋派小说《西藏——系在皮绳上的魂》后，张杨被作品融合魔幻现实主义与西藏人文景观的特质强烈地吸引住，开始着手电影改编。
2007年，张杨完成了《皮绳上的魂》的剧本——这是一个有关仇恨和救赎的故事。他决定全部启用藏族演员、使用藏语对白拍摄。
这不是张杨的第一部关于藏族文化的作品，在此之前他还拍摄了《冈仁波齐》。这部电影没有剧本，以记录的方式完整真实地呈现了藏民自己的朝圣之旅。
宏大社会背景下，这块土块上的人们如何生活？他们如何对待爱情、亲情以及快速发展的社会？这是全世界的人们都关心的问题。张杨把它称为电影的世界语言。
“要真正走进他们的生活，与他们发生日常往来关系。”张杨认为，这是涉藏电影“去神秘化”的道路。
“西藏的普通老百姓跟全世界的人一样，他们也要吃喝拉撒睡，他们面临的问题跟全世界人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一部好电影，应该更多关注人的普遍问题，比如婚姻、家庭、价值观。”他说，“为什么不能从这样的角度去拍西藏人的生活？”
两部电影的拍摄让张杨感到酣畅淋漓，与他早期的商业电影相比，这两部作品更为纯粹，不再摇摆于电影的商业属性和艺术属性之间，而是展现了作者强烈的言说意图。
对藏地的重新认知
在张杨涉足西藏题材电影之前，万玛才旦等藏族本土导演的一系列有关藏族生活的作品，已经在文艺界产生影响。
万玛才旦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期，作为第一代使用藏语做电影的导演，他先是以与藏地有关的写作成名于文学领域，后将自己文字里的“藏族人日常”转化成影像，先后拍出《静静的嘛呢石》《老狗》《寻找智美更登》《五彩神箭》《塔洛》等作品。
对于不了解藏族文化习俗信仰的大多数观众来说，其早期作品《静静的嘛呢石》似乎缺少看点，因为没有鲜明的戏剧冲突，并且显得冗长，但真实反映了普通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而最新作品《塔洛》，则以小人物的悲喜折射藏地年轻人的现状，还原真实的藏地。
如今，越来越多的藏地本土导演正在进入人们的视野。《河》《拉萨青年》《轮回》《她的名字叫索拉》《贡嘎日噢》，这些“祛魅”的影像作品，书写了新的高原图景。
其实，电影导演在藏族地区还是比较新的职业，但这批本土导演敏锐地感觉到，这种大众传媒手段在表达上“更有力量”。拿万玛才旦的话来说，他们是在用电影做“文化翻译”的工作。
藏族本土导演的创作视角，影响了“外来”的创作者，如张杨、刘杰这样的内地导演。“他们自己描述自己的生活、民族、对世界的理解，他们的作品是我们这些藏族以外的人的参考。”张杨说，也许不断出现的新作品又会影响更多的后来者。
从当初被西藏的神秘吸引走进藏地，到摒弃“神秘化”“符号化”，完成“日常西藏人”的讲述，其实张杨们也完成了对藏地的重新认知。
没有西藏题材电影常见的奇观式壮丽风景，只有冬春里混浊的河流和荒凉的牧场，从冬天的枯黄沉默，到春天的河流解冻，藏族一家三口人经历了关系的微妙变化。这是2015年松太加导演的《河》所讲述的故事。
在近两年的西藏题材电影中，藏地不再被描述成神秘的疗伤圣地，创作者开始挖掘讲述藏地故事的不同方式，试图更精准地捕捉当地生活的本质，除去装饰性的自然景观和异域风情。
在2016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这些作品集中亮相并获得不少关注，包括刘杰导演的《德兰》、张杨导演的《皮绳上的魂》和万玛才旦导演的《塔洛》等。其中前二者分别斩获主竞赛单元金爵奖最佳影片奖和最佳摄影奖。
一些媒体认为，涉藏电影的叙事方式正在改变。
值得一提的是，在藏族本土导演渐成气候的同时，内地导演也开始涉足西藏题材。创作者多维度的尝试，激发了人们对全球化与本土化双重语境下藏地影像的再关注。
神秘与误解
张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以往的西藏题材电影往往从带有猎奇色彩的外来人视角出发，容易失之于极端、片面，比如有些西方人拍的西藏题材电影，“过于政治化，符号化。画面里故意充斥着那种神秘，包括服装、道具、造型和场景。我们去看那种电影会觉得很不真实。”
实际上，在电影之外，文学、绘画等艺术形式对西藏的大量书写，也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在这些作品中，同样有着对西藏的不少误解。
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讲述了四名西方游客意外来到中国藏地，遭遇种种离奇事件的故事。
该书出版后形成了轰动性影响，以至于很多西方人将这部历险性小说当成解读中国藏地的教科书，造成了西方对于藏地不切实际的幻想。至今，它的这种影响还在——“神秘”仍是这块雪域的重要标签。
为何长期以来人们对西藏的认识偏于“符号化”？
实际上，在上世纪90年代及更早以前，藏地并不如今天这样容易抵达。
独特的地理和气候，造就了西藏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和独特的生活习俗，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藏地是一片既陌生又令人向往的神秘土地。
去西藏拍电影的时机到了
张杨坦言，自己有藏地情结。藏地对于张杨的吸引力，也是源于“神秘”。以前藏地的新闻和图片不像现在这么多，张杨对西藏的印象“还停留在少年时代地理课的解说里”。
怀着强烈的好奇心，1991年，还是大学生的张杨第一次去了西藏。“野牦牛、藏羚羊和野驴”，是张杨对西藏的第一印象。
1992年毕业以后，张杨有了拍一年纪录片的机会。那时候可以自己选题材，张杨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了青海藏区、甘肃南部藏区、云南怒江这样偏远的地方作为拍摄对象。
纪录片的拍攝过程实际上也是深入藏地的过程。那时候他的认知与第一次入藏的感觉不一样了，“不再是单纯的好奇。”
后来，张杨进入商业电影时代，但他还是对藏地念念不忘，一直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去拍摄西藏题材的电影。如著名画家敬庭尧所感慨：“西藏是创作者的缪斯，人人都知道这儿有取之不竭的灵感。”
伴随着交通的日渐便利，西藏旅游业发展迅速。拿西藏自治区旅发委党组书记肖传江的话来说，西藏旅游业历经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西藏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2016年前7个月，西藏累计接待游客1172.9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62.66 亿元。
《印度斯坦时报》称，“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来到西藏，亲自看一下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事情，而不用再靠听故事或者道听途说的方式。”
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普通人足不出户即可看到青藏高原上的人与景。
总之，藏地不再那么神秘。张杨说：“现在只要你感兴趣，并且能克服高原反应，你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迅速抵达藏地。”
对于张杨来说，去西藏拍电影的时机到了。同时，他也意识到，拍摄藏地电影的门槛会更高，如果不深入生活，“胡编乱造，就会被识破”。
进入他们的生活
读完扎西达娃的先锋派小说《西藏——系在皮绳上的魂》后，张杨被作品融合魔幻现实主义与西藏人文景观的特质强烈地吸引住，开始着手电影改编。
2007年，张杨完成了《皮绳上的魂》的剧本——这是一个有关仇恨和救赎的故事。他决定全部启用藏族演员、使用藏语对白拍摄。
这不是张杨的第一部关于藏族文化的作品，在此之前他还拍摄了《冈仁波齐》。这部电影没有剧本，以记录的方式完整真实地呈现了藏民自己的朝圣之旅。
宏大社会背景下，这块土块上的人们如何生活？他们如何对待爱情、亲情以及快速发展的社会？这是全世界的人们都关心的问题。张杨把它称为电影的世界语言。
“要真正走进他们的生活，与他们发生日常往来关系。”张杨认为，这是涉藏电影“去神秘化”的道路。
“西藏的普通老百姓跟全世界的人一样，他们也要吃喝拉撒睡，他们面临的问题跟全世界人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一部好电影，应该更多关注人的普遍问题，比如婚姻、家庭、价值观。”他说，“为什么不能从这样的角度去拍西藏人的生活？”
两部电影的拍摄让张杨感到酣畅淋漓，与他早期的商业电影相比，这两部作品更为纯粹，不再摇摆于电影的商业属性和艺术属性之间，而是展现了作者强烈的言说意图。
对藏地的重新认知
在张杨涉足西藏题材电影之前，万玛才旦等藏族本土导演的一系列有关藏族生活的作品，已经在文艺界产生影响。
万玛才旦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期，作为第一代使用藏语做电影的导演，他先是以与藏地有关的写作成名于文学领域，后将自己文字里的“藏族人日常”转化成影像，先后拍出《静静的嘛呢石》《老狗》《寻找智美更登》《五彩神箭》《塔洛》等作品。
对于不了解藏族文化习俗信仰的大多数观众来说，其早期作品《静静的嘛呢石》似乎缺少看点，因为没有鲜明的戏剧冲突，并且显得冗长，但真实反映了普通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而最新作品《塔洛》，则以小人物的悲喜折射藏地年轻人的现状，还原真实的藏地。
如今，越来越多的藏地本土导演正在进入人们的视野。《河》《拉萨青年》《轮回》《她的名字叫索拉》《贡嘎日噢》，这些“祛魅”的影像作品，书写了新的高原图景。
其实，电影导演在藏族地区还是比较新的职业，但这批本土导演敏锐地感觉到，这种大众传媒手段在表达上“更有力量”。拿万玛才旦的话来说，他们是在用电影做“文化翻译”的工作。
藏族本土导演的创作视角，影响了“外来”的创作者，如张杨、刘杰这样的内地导演。“他们自己描述自己的生活、民族、对世界的理解，他们的作品是我们这些藏族以外的人的参考。”张杨说，也许不断出现的新作品又会影响更多的后来者。
从当初被西藏的神秘吸引走进藏地，到摒弃“神秘化”“符号化”，完成“日常西藏人”的讲述，其实张杨们也完成了对藏地的重新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