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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讨论道德领导的文章较多。查阅后发现，持支持意见的研究者占多数，支持者对此问题的探讨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对萨乔万尼道德领导思想的全面介绍和内涵挖掘；二是对成功校长的领导实践的评述和总结。反对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现实的道德困境与道德领导理论的文化内核和现实基础无契合性，所以，道德领导理论在中国没有可行性。经进一步分析后发现，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对萨乔万尼的道德领导理论停留在“道德领导是基于道德权威之上的领导”[1]，“是领导者基于正义与善的责任感和义务心来领导部属，部属亦因领导者的正义与善而勇于任事，进而发挥领导的效能”[2]这一认识上，所讨论的问题基本都未脱离萨乔万尼的道德领导理论框架体系，少有深入探讨和突破性研究。因涉及的问题较多，本文仅就道德领导的涵义略作探讨。因为道德领导的重点应落在“道德”上，所以，本文的探討从“道德”开始，最后以“校长的道德领导”为例，探讨“道德领导”如何与学校的治理相结合，以加深对“道德领导”的理解。
一、道德
在中国古代，道德并非一词且各有所指。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其中“道”的本义是指人们行走以便到达某一目的地的“道路”，引申为事物运行的普遍规律、法则以及人们行为处事所遵循的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处事方法；而“德”本义为得，朱熹说：“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3]《说文解字》曰：“悳，外得於人，内得於己也。”从直、从心：心得正直。引申为人的德性、品行。“道德”二字连用始于荀子《劝学》篇：“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维”（礼、义、廉、耻）、“五常”（仁、义、礼、智、信）和“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通常是对人“品质”和“德行”的评价。
“道德”一词的涵义，随着社会发展不断丰富、完善和深化。有人说，道德指衡量行为正当与否的观念标准。一个社会一般有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涉及个人、个人之间、家庭等的私人关系的道德，称私德；涉及社会公共部分的道德，称为社会公德。流行的观点把道德定义为一种“规范”，道德是社会以善恶评价方式、依靠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以及社会舆论来调整的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王海明教授认为此观点有三点不足[4]：其一，观点片面；其二，它未能使道德与法区别开来；其三，它不像一个定义。王教授在分析了“道德与伦理”、“道德与应该”、“道德与法”的三重关系后，给出的定义为：道德是社会制定或认可的关于人们具有社会效用（亦即利害人己）的行为应该而非必须如何的非权力规范；简言之，也就是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应该而非必须如何的规范，是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应该如何的非权力规范[4]。
在西方，“道德”（Morality）一词起源于拉丁语的“Mores”，且“道德”与“伦理（ethic）”同义，意为“风俗”、“习惯”、“性格”等。对于“道德”概念的界定和内涵的讨论，亦有诸多的认识和表述。苏格拉底认为，智慧即道德，道德不是天生的，教人道德就是教人智慧；托马斯·阿奎那将“审慎、节制、正义以及坚忍”列为人类四大美德，并认为这四大美德自然而与生俱来，相互联系，且原则是“行为第一”；弗朗西斯·哈奇森最早提出了道德原则中功利主义最著名的“带给最多的人最大的幸福”思想；休谟在伦理观上也主张功利主义，认为快乐和利益是一致的；康德伦理思想的最大贡献是他提出了著名的“绝对命令”：“要这样做，永远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能够同时成为普遍制订法律的原则。”康德认为，人在道德上是自主的，人的行为虽然受客观因果的限制，但是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人有道德上的自由能力，能超越因果，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西季威克断言，“普遍幸福就是理性的绝对命令”；斯宾诺莎伦理观强调“自我保存”，核心是在理性原则指导下的功利主义，他认为，哲学的目的是求得人最高的善和最高的幸福；麦金太尔在总结前人道德观的基础上，针对当代道德的无序状态提出：德性就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对实践而言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5]。并认为，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德性已经沦落到实现外在利益——功利的工具的地位。可见，道德与人的品性相关。
一般我们评价一个人品质好，是因为该人经常所为皆是有“德性”的行为，就说他“有德行”。“德性”和“德行”都是评价人的品质或行为的道德属性，因为“德性”的品质往往是通过“德行”体现出来的，透过“德行”看“德性”，所以，“德性”和“德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通用。一般来说，我们称那些值得称赞的品质为德性，德性又分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智慧、理解和明智是理智德性，慷慨和节制是道德德性。当谈论某人的品质时，我们不说他有智慧或善于理解，而是说他温和或节制，不过一个有智慧的人也因品质而受称赞[6]。《荀子·非十二子》曰：“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然后为德。”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到“知、能”（智慧、理解和明智—理智德性）、“让”（慷慨和节制—道德德性）才能算是有“德”。《周礼·地官》中讲到“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这里又将“德”和“行”分开来讲，积之于“心”乃为有德性的“理念”、“想法”或称“思想”，形之于“外”的作为乃为有德性的“做法”或“行动”。由此可见，说一个人“品质好”，不仅是说该人有“有德性”的“理念”、“想法”或称“思想”，还要有“有德性”的“做法”或“行动”，二者“合而为一”才叫“有德性（行）”。
纵观上述古今中外的观点，“道德”既是人们应该遵守的“规范”、“准则”、“方法”，也是人们所应该具有的“品质”、“品性”、“德行”。由此可见，在不同的情境下给道德下定义的涵义是不同的，我们在探讨或论述不同的问题时，要根据论述的需要取舍。当然，“规范”、“准则”、“方法”应该由社会上的人来制定、认可和遵守，“品质”、“品性”、“德行”也是由社会中的人来体现。就个人来讲，在有德性的思想（善念）指导下，按照社会制定或认可的具有社会效用的非权力规范行事（善行），即为道德。宋徽宗注《西升经》有《序》称：“万物莫不由之之谓道，道之在我之谓德。道德，人所固有也。”是谓之意。 二、道德领导
萨乔万尼基于“学校是专业的学习共同体和道德共同体”[7]这一假设，断言，学校应采取以源于宽广的共享价值观、理念、理想的义务和责任为表现形式的道德权威、以适用的技艺知识和个人专长为表现形式的专业权威为首的道德领导。
既然是“道德”领导，本研究认为，我们应该从“道德”入手，挖掘其更为实用的内涵。通过前述分析我们知道，道德既指个人所应具有的“品质”、“德行”，也指众人应该遵守的“规范”、“准则”。我们也知道，领导不仅是一种可改变他人和组织的权力，更是一种对他人和组织的责任。具有优良品质和德行的领导（人）会从内心自然而然地生发出一种责任感，成为道德领导的“内因”；社会公认的规范准则成为具有责任感的领导进行领导和从事管理的标准和依据，从而产生责任行为，成为道德领导的“外因”。康德认为，德性就是意志的一种道德力量，而且德性只是在責任的恪守中，人的意志的道德力量。由于创制规律的理性自身就构成执行规律的力量，所以责任就是人们自身立法意志所产生的一种道德必要性[8]。德性的力量在于排除来自爱好和欲望的障碍，以便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克尽自己的职守，所以德性的力量不过是一种准备条件，把责任的“应该”转变成“现实”的力量。因而，责任也是一切道德价值的源泉[8]。为了使人更准确地把握责任在道德生活中的功能，康德把它归纳为三个“命题”[8]：第一，行为的道德价值不取决于该行为是否合乎责任，而在于它是否出于责任，亦即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第二，一个出于责任的行为，其道德价值不取决于它所要实现的意图，而取决于它所被规定的准则。从而，它不依赖于行为对象的实现，而依赖于行为所遵循的意愿原则，与任何欲望对象无关。第三，责任就是由于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行为的善良就是行为准则和道德规律的普遍符合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就是人们对于人的出色的现实活动的称赞，德性意味着选择，而且须是理智的选择。从属差上说，德性就是选择适度的那种品质。适度有相对于对象的和相对于我们自身的。德性选择的是相对于我们自身的[6]。当代哲学家威廉·K·弗兰肯纳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道德原则：公正的原则和善行的原则。公正原则被表述为对所有个体的尊敬和平等对待，善行的原则被表述为对作为共同体的学校福祉的尊重和关怀。亚里士多德将公正列为德性之首，认为公正“比星辰更让人敬佩”。罗尔斯认为“正义”即“公平”，每个人都享有与其他人同样的平等权利和公正平等的机会，并应根据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合理地保障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
由上述分析可知，“责任”是“道德”的源泉，“领导”是一种“责任”，“领导”必须是“道德”的化身，“道德”、“领导”、“责任”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统一体，它们谁也离不开谁。“道德”包括“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所以，“道德领导”必须体现“善良”和“智慧”。“道德的”就应该是“善的”、“好的”、“选择适度的”、“智慧的”、“公平的”、“正义的”，这些也就构成了道德最基本的原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组织的发展阶段不同、人员素质不一、目标需求各异等等，不仅要求选择使用“以源于宽广的共享价值观、理念、理想的义务和责任为表现形式的道德权威”[1]的领导，更要求领导能够考虑到不同个体或团体的“差异性”，并能根据现实需要选择“适合的”领导方法。“适合的”领导方法才能“选择适度”，才能体现“智慧”、“公平”、“正义”，才能是“善的”、“好的”，才能叫“道德”。因此，道德领导，准确的理解，应该是道德的领导进行道德地领导，也就是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和良好德行的领导人，在道德规范的约束下和道德原则指导下进行领导。至于“建构组织共同愿景与理念，关怀部属的需要与自我实现，激发人性潜力，使部属跳脱外在的利益交换，心悦诚服地接受领导，并基于责任和义务致力于为组织目标自觉自愿地奉献，共谋组织永续发展”[9]等等，都是道德领导的方法和应该达到的效果，并不是对“道德领导”的概念和内涵全面正确的理解或解释。
三、校长的道德领导
“校长的道德领导”是对“道德领导”范围的界定，领导所指向的对象是学校里的“人”和“事”，所以，校长必须根据学校的自身特性和人事特点进行领导。
我们知道，学校是教育性的组织，承担着培养人才的使命；学校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科学研究是学校的职责；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学校的文化供给、人才和技术支持。因此，对于学校的领导和管理，必须出于道德目的，遵循“教育规律”和“管理规律”，在道德原则的指导下，以有利于学校发展、有利于师生进步、有利于教育教学、有利于科学研究等的领导方式——不管采取什么方式，但必须是适合该校的发展方式。道德的领导，能够判断出该校的发展状况、发展阶段、所居层次、所处水平、需要什么样的领导方式，并能够采取相应的领导方式，道德地领导。
根据学校的组织属性、校长职位的重要性和校长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声望来看，“教育家”、“管理专家”、“道德楷模”和“引路人”无疑是校长最重要的角色期待。而这些角色期待无疑是期望校长对学校实行“道德领导”，也就是校长在良好的道德意愿的驱动下，根据所在学校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和师生的发展需要，遵循教育和管理规律，在道德原则的指导下，采取适合学校发展的方式方法，引领该校不断排除和克服发展中的阻力和障碍，创造优良的文化，使学生健康成长、教师充分发展、学校良性运转，继而实现“溢出”效应，贡献于国家和社会。
参考文献
[1] 托马斯·J·萨乔万尼著.道德领导——抵及学校改善的核心.冯大鸣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2] 吴青山，林天佑.道德领导.教育研究月刊，2002（98）.
[3] 朱熹.四书集注.述而篇.
[4] 王海明.人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 麦金太尔著.德性之后.龚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6] 亚里士多德著.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7] 萨乔万尼著.校长学：一种反思性实践观.张虹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8] 康德著.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8.
[9] 澎湃.大学之治：道德领导的思维向度.华中科技大学，2005.
（责任编辑 杨 子）
一、道德
在中国古代，道德并非一词且各有所指。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其中“道”的本义是指人们行走以便到达某一目的地的“道路”，引申为事物运行的普遍规律、法则以及人们行为处事所遵循的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处事方法；而“德”本义为得，朱熹说：“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3]《说文解字》曰：“悳，外得於人，内得於己也。”从直、从心：心得正直。引申为人的德性、品行。“道德”二字连用始于荀子《劝学》篇：“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维”（礼、义、廉、耻）、“五常”（仁、义、礼、智、信）和“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通常是对人“品质”和“德行”的评价。
“道德”一词的涵义，随着社会发展不断丰富、完善和深化。有人说，道德指衡量行为正当与否的观念标准。一个社会一般有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涉及个人、个人之间、家庭等的私人关系的道德，称私德；涉及社会公共部分的道德，称为社会公德。流行的观点把道德定义为一种“规范”，道德是社会以善恶评价方式、依靠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以及社会舆论来调整的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王海明教授认为此观点有三点不足[4]：其一，观点片面；其二，它未能使道德与法区别开来；其三，它不像一个定义。王教授在分析了“道德与伦理”、“道德与应该”、“道德与法”的三重关系后，给出的定义为：道德是社会制定或认可的关于人们具有社会效用（亦即利害人己）的行为应该而非必须如何的非权力规范；简言之，也就是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应该而非必须如何的规范，是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应该如何的非权力规范[4]。
在西方，“道德”（Morality）一词起源于拉丁语的“Mores”，且“道德”与“伦理（ethic）”同义，意为“风俗”、“习惯”、“性格”等。对于“道德”概念的界定和内涵的讨论，亦有诸多的认识和表述。苏格拉底认为，智慧即道德，道德不是天生的，教人道德就是教人智慧；托马斯·阿奎那将“审慎、节制、正义以及坚忍”列为人类四大美德，并认为这四大美德自然而与生俱来，相互联系，且原则是“行为第一”；弗朗西斯·哈奇森最早提出了道德原则中功利主义最著名的“带给最多的人最大的幸福”思想；休谟在伦理观上也主张功利主义，认为快乐和利益是一致的；康德伦理思想的最大贡献是他提出了著名的“绝对命令”：“要这样做，永远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能够同时成为普遍制订法律的原则。”康德认为，人在道德上是自主的，人的行为虽然受客观因果的限制，但是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人有道德上的自由能力，能超越因果，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西季威克断言，“普遍幸福就是理性的绝对命令”；斯宾诺莎伦理观强调“自我保存”，核心是在理性原则指导下的功利主义，他认为，哲学的目的是求得人最高的善和最高的幸福；麦金太尔在总结前人道德观的基础上，针对当代道德的无序状态提出：德性就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对实践而言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5]。并认为，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德性已经沦落到实现外在利益——功利的工具的地位。可见，道德与人的品性相关。
一般我们评价一个人品质好，是因为该人经常所为皆是有“德性”的行为，就说他“有德行”。“德性”和“德行”都是评价人的品质或行为的道德属性，因为“德性”的品质往往是通过“德行”体现出来的，透过“德行”看“德性”，所以，“德性”和“德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通用。一般来说，我们称那些值得称赞的品质为德性，德性又分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智慧、理解和明智是理智德性，慷慨和节制是道德德性。当谈论某人的品质时，我们不说他有智慧或善于理解，而是说他温和或节制，不过一个有智慧的人也因品质而受称赞[6]。《荀子·非十二子》曰：“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然后为德。”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到“知、能”（智慧、理解和明智—理智德性）、“让”（慷慨和节制—道德德性）才能算是有“德”。《周礼·地官》中讲到“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这里又将“德”和“行”分开来讲，积之于“心”乃为有德性的“理念”、“想法”或称“思想”，形之于“外”的作为乃为有德性的“做法”或“行动”。由此可见，说一个人“品质好”，不仅是说该人有“有德性”的“理念”、“想法”或称“思想”，还要有“有德性”的“做法”或“行动”，二者“合而为一”才叫“有德性（行）”。
纵观上述古今中外的观点，“道德”既是人们应该遵守的“规范”、“准则”、“方法”，也是人们所应该具有的“品质”、“品性”、“德行”。由此可见，在不同的情境下给道德下定义的涵义是不同的，我们在探讨或论述不同的问题时，要根据论述的需要取舍。当然，“规范”、“准则”、“方法”应该由社会上的人来制定、认可和遵守，“品质”、“品性”、“德行”也是由社会中的人来体现。就个人来讲，在有德性的思想（善念）指导下，按照社会制定或认可的具有社会效用的非权力规范行事（善行），即为道德。宋徽宗注《西升经》有《序》称：“万物莫不由之之谓道，道之在我之谓德。道德，人所固有也。”是谓之意。 二、道德领导
萨乔万尼基于“学校是专业的学习共同体和道德共同体”[7]这一假设，断言，学校应采取以源于宽广的共享价值观、理念、理想的义务和责任为表现形式的道德权威、以适用的技艺知识和个人专长为表现形式的专业权威为首的道德领导。
既然是“道德”领导，本研究认为，我们应该从“道德”入手，挖掘其更为实用的内涵。通过前述分析我们知道，道德既指个人所应具有的“品质”、“德行”，也指众人应该遵守的“规范”、“准则”。我们也知道，领导不仅是一种可改变他人和组织的权力，更是一种对他人和组织的责任。具有优良品质和德行的领导（人）会从内心自然而然地生发出一种责任感，成为道德领导的“内因”；社会公认的规范准则成为具有责任感的领导进行领导和从事管理的标准和依据，从而产生责任行为，成为道德领导的“外因”。康德认为，德性就是意志的一种道德力量，而且德性只是在責任的恪守中，人的意志的道德力量。由于创制规律的理性自身就构成执行规律的力量，所以责任就是人们自身立法意志所产生的一种道德必要性[8]。德性的力量在于排除来自爱好和欲望的障碍，以便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克尽自己的职守，所以德性的力量不过是一种准备条件，把责任的“应该”转变成“现实”的力量。因而，责任也是一切道德价值的源泉[8]。为了使人更准确地把握责任在道德生活中的功能，康德把它归纳为三个“命题”[8]：第一，行为的道德价值不取决于该行为是否合乎责任，而在于它是否出于责任，亦即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第二，一个出于责任的行为，其道德价值不取决于它所要实现的意图，而取决于它所被规定的准则。从而，它不依赖于行为对象的实现，而依赖于行为所遵循的意愿原则，与任何欲望对象无关。第三，责任就是由于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行为的善良就是行为准则和道德规律的普遍符合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就是人们对于人的出色的现实活动的称赞，德性意味着选择，而且须是理智的选择。从属差上说，德性就是选择适度的那种品质。适度有相对于对象的和相对于我们自身的。德性选择的是相对于我们自身的[6]。当代哲学家威廉·K·弗兰肯纳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道德原则：公正的原则和善行的原则。公正原则被表述为对所有个体的尊敬和平等对待，善行的原则被表述为对作为共同体的学校福祉的尊重和关怀。亚里士多德将公正列为德性之首，认为公正“比星辰更让人敬佩”。罗尔斯认为“正义”即“公平”，每个人都享有与其他人同样的平等权利和公正平等的机会，并应根据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合理地保障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
由上述分析可知，“责任”是“道德”的源泉，“领导”是一种“责任”，“领导”必须是“道德”的化身，“道德”、“领导”、“责任”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统一体，它们谁也离不开谁。“道德”包括“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所以，“道德领导”必须体现“善良”和“智慧”。“道德的”就应该是“善的”、“好的”、“选择适度的”、“智慧的”、“公平的”、“正义的”，这些也就构成了道德最基本的原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组织的发展阶段不同、人员素质不一、目标需求各异等等，不仅要求选择使用“以源于宽广的共享价值观、理念、理想的义务和责任为表现形式的道德权威”[1]的领导，更要求领导能够考虑到不同个体或团体的“差异性”，并能根据现实需要选择“适合的”领导方法。“适合的”领导方法才能“选择适度”，才能体现“智慧”、“公平”、“正义”，才能是“善的”、“好的”，才能叫“道德”。因此，道德领导，准确的理解，应该是道德的领导进行道德地领导，也就是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和良好德行的领导人，在道德规范的约束下和道德原则指导下进行领导。至于“建构组织共同愿景与理念，关怀部属的需要与自我实现，激发人性潜力，使部属跳脱外在的利益交换，心悦诚服地接受领导，并基于责任和义务致力于为组织目标自觉自愿地奉献，共谋组织永续发展”[9]等等，都是道德领导的方法和应该达到的效果，并不是对“道德领导”的概念和内涵全面正确的理解或解释。
三、校长的道德领导
“校长的道德领导”是对“道德领导”范围的界定，领导所指向的对象是学校里的“人”和“事”，所以，校长必须根据学校的自身特性和人事特点进行领导。
我们知道，学校是教育性的组织，承担着培养人才的使命；学校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科学研究是学校的职责；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学校的文化供给、人才和技术支持。因此，对于学校的领导和管理，必须出于道德目的，遵循“教育规律”和“管理规律”，在道德原则的指导下，以有利于学校发展、有利于师生进步、有利于教育教学、有利于科学研究等的领导方式——不管采取什么方式，但必须是适合该校的发展方式。道德的领导，能够判断出该校的发展状况、发展阶段、所居层次、所处水平、需要什么样的领导方式，并能够采取相应的领导方式，道德地领导。
根据学校的组织属性、校长职位的重要性和校长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声望来看，“教育家”、“管理专家”、“道德楷模”和“引路人”无疑是校长最重要的角色期待。而这些角色期待无疑是期望校长对学校实行“道德领导”，也就是校长在良好的道德意愿的驱动下，根据所在学校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和师生的发展需要，遵循教育和管理规律，在道德原则的指导下，采取适合学校发展的方式方法，引领该校不断排除和克服发展中的阻力和障碍，创造优良的文化，使学生健康成长、教师充分发展、学校良性运转，继而实现“溢出”效应，贡献于国家和社会。
参考文献
[1] 托马斯·J·萨乔万尼著.道德领导——抵及学校改善的核心.冯大鸣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2] 吴青山，林天佑.道德领导.教育研究月刊，2002（98）.
[3] 朱熹.四书集注.述而篇.
[4] 王海明.人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 麦金太尔著.德性之后.龚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6] 亚里士多德著.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7] 萨乔万尼著.校长学：一种反思性实践观.张虹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8] 康德著.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8.
[9] 澎湃.大学之治：道德领导的思维向度.华中科技大学，2005.
（责任编辑 杨 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