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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我困惑着:非虚构作品,究竟应为自己而写,还是为读者而写?直到,我与这些活生生存在着、却被山城雾气遮蔽的故事直接碰撞,思绪累积。一天清晨望着对面艰难爬坡的密集车流,突然发觉这个游走了十四年的城市,其实我并不真正熟悉。至此方才悟出,从事实中生发而出的非虚构作品,应该以我的理解和方式,原原本本讲述给我的读者,个中滋味,他们自己去辨析。
——李燕燕
——山城光影
2003年6月18日上午11点20分,成渝高速4个半小时的旅程之后,23岁的我背着大包、拉起箱子出现在陈家坪汽车站。山城入夏的灼辣空气与长途大巴尾气混合而成的热浪直扑脸颊。“哎呀,重庆这个天气才不得了哦!”有操着成都方言的女人说,附和着许多絮叨,更吸引来了拉客者的注意:“大姐,怕热吗?就不省那几个钱嘛,嗨,刚好还差三个位置,这个妹儿,一起,马上就走!”而我,在一片嘈杂中,顾不上理会其他种种,眼睛不受控制地打量这个在父亲口中反复出现、我却第一次来的城市:高低起伏,坡坎交错,各色车辆在没有自行车道的狭窄马路上拥堵穿行,两侧大厦林立。谈不上好恶,却觉得来这里终究是缘分。
上世纪60年代,爷爷在山城某理工科大学电机系执教。爸爸从10岁起,从成都到重庆,在爷爷身边长大。父亲口中,尽是快乐时光:儿时坐过江缆车,觉得好玩,便来回坐;灾荒年,和爷爷一块儿在松林坡的院子里养兔子;到了大学生改善伙食的月底,会在中午开饭前把长长的尖头铁丝伸进食堂的窗户,叉窗边大学生饭桌上的酥肉;红卫兵大串联,和10个同学一起步行到璧山已经半夜12点,经过水田边一片乱坟堆,11支手电竟然齐刷刷熄了……其他人告诉我:跟过苏联专家的爷爷1964年开始便不能教书了,每天晚上必定二两“跟头酒”,偶尔喝点他们送的江津老白干。1976年,爷爷在西南医院手术,打开腹腔,由胃部生出的恶性肿瘤于有限的空间里挤得满满当当。两个月后,爷爷病逝。去世前两周,唯一能下咽的食物,是分居成都的奶奶托爸爸带给他的酸豇豆炒牛肉末,去世时床前只有爸爸。我所知道的是:因为家庭出身只能念中专下工厂的爸爸,几番辗转后回到成都,遭遇坎坷。而我,仿佛在冥冥中依着什么召唤,又孤身前来重庆,像是一条洄游的鱼。
也在2003年,阔别重庆二十多年的爸爸,和我一起回到松林坡。站在他们父子俩住过的小楼前,身形愈加佝偻的爸爸又是一番对往事的感慨,却不包含半句怨言。故事的真相,早就被时间吞没改造。
缘分归缘分,我还得重新认识这座城市。游走十四年,山城在我眼中在我脚下,可那只是雾气中隐现的浮光掠影。
初来乍到,我在住处附近的家具店买床,坐着轮椅的老板冲我笑:“小妹,四川那边的吧?”我不知深浅地点头,还告诉他我现在的单位。“哟,那单位好呀,那儿的人都开私家车,每天早上前头路口堵得动不得。”他递过一片湿纸巾给正在拿手拭汗的我。我用1000元买下一张不到一米五的“实木床”,那是我一个月工资。两个月后,我从床腿隐蔽的蛀洞里惊讶地看到里面的空心,愤怒油然而生。待我翻出购货单据行走如风拐进那个巷子,隔着一段距离,却看见那家店贴着“清仓转租”的告示,卷帘门闭了一半,坐轮椅的老板和妻儿围坐在旁边五金店一侧。走近,正要发作,却看见紧闭凹陷眼睛的女人,正把切了三刀的一小牙西瓜,用力掰开,中间的两瓣分别递给女孩和男童。十一二岁的女孩咬了一口:“妈,又沙又甜,就是太少了。”“少?晓得不,西瓜八角钱一斤,不贵唆?”女人咬了一口手中三角形的瓜块,就只剩下一点淡红。不到3岁的男童嘴里咀嚼着瓜瓤,汁水顺着嘴角流到罩衣上。坐着轮椅的男人一手捧着略大点的三角形瓜块,一手掀起男童罩衣一角,给他擦嘴巴:“吃得完不?吃不完早点说。”五金店吹出的空调凉风让他们很是惬意。注意到我站着看他们,男人扭过轮椅,愣了半晌,然后一脸真诚憨厚:“小妹,我那个实木床睡起还可以噻?生意不好,我们清仓甩卖,里头东西都打五折,看你还要点啥?”曾经构想过如何和奸商撕破脸维护自己的权益,可临了只是淡淡地摇了摇头,然后离开。
重庆火锅融合着浓厚牛油的浓香,流窜在城市的每条巷子每个角落。即使40度的高温,空调的凉气在锅底旺火和翻腾红汤的联合抵制下,已经完全不能发挥作用,一桌桌食客汗流浃背却兴味盎然,桌上除了山城啤酒,便是更新换代却依然滋味醇厚的江津白酒,敬酒划拳的吆喝构成了山城餐馆的独特景观,让人联想到这座城市原本是长江边的大码头,码头自有码头的文化。外貌老旧的“7字头”中巴,屁股喷着黑色尾气,大摇大摆穿行在两旁密密排列着不同火锅招牌的街道上。时而野蛮地越过块头比它大一圈的公交,时而抢在红绿灯交接的一刹那,从停滞的车流中率先冲出,然后一路遥遥领先。“7字头”中巴会毫无征兆地在任何一个簇拥着人群的街口停下,扯着沙哑嗓音的女人蓬乱头发,露出系着褐色腰包的上半身——
“嘿,还有座位,快上,一块钱!到哪儿?红旗河沟,要到要到!”
“啷个不得空调喃?凉快得很!”
“真的有座位,你站在这方当然看不到,跨上来一步嘛……那儿最后一个,有个凳子那点儿……凳子也可以将就坐哈嘛!”
“哎呀,日头下等车好恼火哟!给你说嘛,465在上清寺那边已经堵起了,不要等了!”
最终,女人会抢也似的推搡几个男女上车。中巴不关车门,便一溜烟跑了。那几个被抢上车的乘客发现,狭窄的过道上扔着两三个塑料凳,车里已经挤得热气腾腾。不过一块钱,真的可以将就下,也就一小会儿。女人接过零散的几块钱,直接塞进腰包,到下个街口,一个猛刹,女人又直接把半截身子探出车门,迅速拖走一个客人,也许包括到山城不久的我。
2006年国庆,一辆超载逆行的“711”坠下嘉陵江石门大桥,掉落在桥头的一片空地,死亡30人。这场特大交通事故后,曾满街都是的“7字头”被逐渐取缔,乡镇化气息从那时起离这座城市渐行渐远。
与山城越熟,越让人捉摸不透,虚实难测——仿若一棵枝干丰密的大树,时代是生长故事的土壤,叶片却是重重雾气,缭绕着树上那些大大小小的故事。 依据山城特殊地势,拿着一根“棒棒”来城市讨生活的“力哥”们,爬坡上坎肩挑背磨,作为城市发展的见证,背影渐渐模糊。眼见起码600斤重的一大堆文体器材要从脚边挪到700米外的礼堂,我有些犯愁了,因为大门外那群聚在树阴下蹲着等活的“棒棒”,几年前就消失不见,说是市中心商圈生意好做点。“找‘白棒棒’嘛,他带起十几个棒棒在附近找散活,这是他的名片。”做楼道清洁的阿姨递过一张设计精美的名片。按名片上的号码拨过去“叫活”,不到半小时,“白棒棒”带着三个人来了,人手一根套起结实绳索的“棒棒”,外搭一架简陋拖板。700米的距离搬600多斤重的东西,“力钱”200块,一分不得少。
“妹儿,你这个可以报账的嘛。”“白棒棒”说。谈妥,“棒棒”们把器材分成几个批次,一一用绳子绑好,或抬或拖,“一二三,起!”棒棒们喊着号子。来回两趟,11月的天气,眼见汗珠顺着额角往下淌。干完活接到“力钱”,“白棒棒”招呼那几个人:“走,晚上去弄点小酒。”
因为家里地少人多,“白棒棒”1981年便来重庆干这行。2000年以前,每天至少接30单活儿。“那时候洪崖洞真正的吊脚楼还没拆,我们就在那儿租房子住,十几个人一间屋,打伙买菜做饭,或者在外头吃几毛钱的‘棒棒饭’,硬是凑角角钱块块钱把老婆娃儿养起了。”“白棒棒”自豪地扬了扬挽起衣袖的手臂,我看到一串烧伤疤痕就突兀在那里,深红色很显眼。岁月在“白棒棒”口中似乎格外轻松。现在他举家搬到重庆,儿子开了自己的汽车修理店,女儿嫁给一个做生意的温州人,“白棒棒”和老婆在沙坪坝半月楼附近买了套二手房。“说实话,我算脑筋灵活的。现在做棒棒都挣不到钱,有些一个月就挣几百块。单靠这个过活,太苦了,不晓得那些人心头啷个想的。目今我做这个,纯粹为了挣几个零花,也顺便健身……”“健身”二字刚出,三个在一旁喝矿泉水的“棒棒”呵呵直笑。
像“白棒棒”一样,这座山城有太多时代造就的“先苦后甜”的人,包括那些大型国企被下岗裁员的工人,有的已在城市的饮食、家政等行业占据一席之地,也有的就那么无声无息消失了。见到“白棒棒”的当天下午,附近棉纺厂的单元楼里,一扇几年不曾开启的门被人们撬开了,屋里灰尘遍布蛛网云集,床上的被子里赫然裹着一具白骨——漂亮的下岗女工早已死去。离婚的丈夫带走儿子,甚至几年间不曾与她联系,邻居忽略她的动向,也忽略了楼道里曾长时间散发的浓烈腐臭。只有一位亲戚这时才隐约记起,最后一次电话联系,她说:“我想吃烧白,我好长时间没吃烧白了,我买不起肉……”也许,当年拿着国家给予的有限补偿,这位女工有过重新开始的勇气,可最终还是被生活打垮,被人们遗忘,直到更换水表,人们才想起必须打开那扇门,才发觉门后的惨烈。
一种生活隐藏一种故事。一位同龄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我,开出租车的感觉“非常自由,像一只断线的风筝”。一个傍晚,我拦到了一辆“空车”状态的出租车。没待拉开车门,戴着帽子看不清脸的司机便劈头问我:“你到哪里?不去三峡广场和解放碑哦!现在六点了,很堵的。”“我去磁器口。”“可以,上车!”
我对司机挑目的地提出了质疑,可她甚至头也不回:“要态度端正?去找专车,你要坐出租就这样了。”我还想说什么,一侧目,却看见女司机帽檐下如绒毛般才生出的头发,前窗镜面显出一张惨淡的脸,眉毛和头发一样,细白异常,这样的惨淡是病气——我甚至看见她短袖下隐隐露出的PICC管,这应该是个刚结束阶段性化疗的肿瘤患者。开出租,抑或为了维持生计,抑或证明自己生存的价值?身体能支撑吗……这辆出租车,掠过烈士墓前的广场,多年前一场场“红歌会”曾在那里举行,如今坝坝舞正当时,参与者还是喜欢保养的大妈们,于她们而言,这些活动除了娱乐没有更多的意义。
虽然未必能看清,我却坚持行走着观察城市,企图用更亲密的方式接近它,试着揭开光影下那些埋得深深的东西,那些城市成长的内核与印记。
三年前的一个夜晚,武隆仙女山。我和一位女记者裹着租来的棉大衣,坐在峡谷一侧,观看三面环山的实景演出《武隆印象》。记者带着报社交代的任务,我则纯粹是“瞄一眼”的心态——“印象”系列风格相近,都由一些“主题单元”构成,歌舞煽情,能赚到“跟团”旅行者热烈的掌声。只是,这个《武隆印象》所有对话都是纯正的重庆腔,倒让我觉得颇接地气。随着演出推进,高潮篇章“哭嫁”来了:吊脚楼上,投射着一对母女长长的身影。老妈妈为天明就要嫁给长江纤夫的女儿梳头,沧桑的声音,伴随低低抽泣,响彻山谷:“我的妹儿,痛痛快快地哭一回吧,今后就要当起家扎扎实实过日子了。生活艰难,把牙咬起,啥都不要怕,咱们重庆女人,一辈子就哭这一回!”这段台词让我心头一热。坐在一旁的女记者扭过头来,眼圈红红:“刚才老妈妈那几句话戳到了我的心头。”我拍拍她的肩膀,却注意到她身边坐着个妆容精致而雍容的中年女人,浓黑睫毛下的丹凤眼有些透亮,正自言自语:“重庆女人一辈子只哭一回,说得太好了。”
她就是罗姐,女记者的一位商界朋友,在记者三寸不烂之舌煽动下自己开车过来寻找机会,当晚并未与我有交集,所以谈不上认识。为了几句商业打造的台词动真情,这也有些造作了吧。山城的女老板特别多,大胆泼辣,但也会在某些时刻窥见她们的“不自然”——“装”,还是真情流露,不得而知。
两年后,那个女记者已转行做新媒体,在她发起的一次晚宴活动上,我正式认识了罗姐。和看演出一样,罗姐妆容非常妩媚,上翘的眼角在黛青眼线的映衬下格外有神,粉红的嘴唇自带笑意,高挑的身材胖瘦恰到好处,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个1958年出生的将近60岁的女人。菜肴丰盛的大圆桌旁,围坐着记者利用广博人脉邀请的各路朋友。“生意很大”的罗姐匆匆与我互留电话后,就像一只轻盈的蝴蝶,翻飞在那些带着“长”“总”等头衔的人士身旁。有些无聊的我,拿起“江小白”玲珑的酒瓶,上下把玩。“不要小瞧江津白酒哦,它跟茅台、洋河一样,都是上好高粱做的,只不过发酵时间长叫‘大曲’,江津白酒发酵时间短,属于‘小曲’。放在80年代,大领导都要喝的。”罗姐端着酒杯突然出现,侃侃而谈。 “罗姐做江津白酒起家,涉足过很多行业,身家上亿,到现在也没结过婚。”宾客散去,记者朋友对我说。几天后,我突然接到罗姐打来的电话,邀请我帮忙撰写她们公司的宣传片脚本,要求很高,酬劳丰厚。我觉得这活儿不难,点头应允。
很快,我的电子邮箱就收到了她秘书发来的大堆公司资料。我总有些不甚了解的地方,去拨罗姐电话,可打过去要不没人接,要不刚响一声便被挂断。过会儿,一条短信映入眼帘:“正忙,请与秘书联系。”半个月后,总算完成脚本初稿。过了两天,我收到罗姐短信:“稿子已看完,周三上午可以详谈吗?”
“我的很多想法,李老师,你没有表达出来。”罗姐拿着一沓打印稿,表情认真。她的身后,是一大缸游动的火红鹦鹉鱼。随后三次改动,在那间游动着火红鹦鹉鱼的宽敞办公室,罗姐用平和的态度、不同的措辞执着同样的观点。
看着那张妆容严整的脸,我想,或许这位女强人并不懂得文字的东西,只是牵强地去拔高某些虚空的东西。比如,一些出生在五六十年代,靠着“第一桶金”发迹的“企业家”们,通常最愿谈及“企业文化”。做文字的人到底是有个性的,我想着实在不行这活儿就不做了。刚要开口,罗姐说:“李老师,周末我想邀请你参加公司的拓展训练,或许能有直观的感受。你看可以吗?”本来应该拒绝,但我下意识地点点头。
武陵深处,虽是盛夏,却也凉气袭人。罗姐带着大家住进山里一栋三层农家小楼。自由组合,两三人一个房间。罗姐和我在一个房间。入夜静谧,我躺在床上读着一本小说,罗姐从浴室直接走了出来,我的目光立刻聚焦到她的胴体上——周身一丝不挂,白皙肌肤贴满荷叶朝露般的水珠。我不是第一次看见在年轻同性面前如此有自信的女子,但我依然惊艳不已,这哪像一个年近六旬的女人的身体!乳房挺拔丰满,腰肢纤细优美,臀部饱满上翘,让我顿悟节制自律对美貌的终极意义。
她掏出旅行包中的两个小瓶,打开,玫瑰精油的香味立刻弥漫整个房间。拿起一个瓶子,倒出粉红的流膏,从头面开始,上上下下涂抹全身,接着第二个瓶子。涂抹着两层精油的美好肉体在昏黄的灯光中闪烁着点点光芒。山风顺着半开的窗户溜了进来,我把身上的被子又裹了裹,望着兀自坐在桌前的罗姐:“你,不冷吗?”“有点,但我这里有抵御寒气的好东西。”罗姐扬了扬手里的一小瓶白酒。她轻轻抿了一口,扭过头:“李老师,会不会觉得我这老家伙太妖艳了?”我摇摇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当女人就得漂亮。人没有下辈子,既然只有这短短一百年,就必须要活好、活精彩,做什么都不要后悔。”罗姐缓缓地披上浴巾,那一小口江津白酒让她有些微醺。围绕着“生死”“ 女人”“值不值”,我与这个年龄堪比父辈的大姐深谈下去,慢慢放开。
山风吹拂着罗姐额角的碎发,某个时候,那个在田间蹬着辆高大的男式自行车的罗幺妹回来了。“我的小名叫幺妹,在重庆江津出生、长大。”
起伏的丘陵间散布着金灿灿成熟的稻田,稻谷的香味四处飘荡,农民们正紧张地忙于收割和晾晒,村落深处不时传来打谷机欢快的轰鸣声。那是1979年的初秋时节,21岁的罗幺妹用力蹬着刚买两个星期的“凤凰”牌自行车,那是辆男式自行车,“到底家头男娃儿多些”。她紧握车把,极力平衡,倾斜着身子,甚至没法好好坐在坐垫上。自行车把头,挂着一条用结实稻草穿鳃的大草鱼。1979年初秋时节我才出生,而梳着两条齐腰长辫子的罗幺妹,已经是乡里最好看最能干的妹子了。隔着时空,听着罗姐的讲述,我慢慢融入“幺妹”的生活。
那条大草鱼是幺妹一大早去镇上赶场买的,中午幺妹的未婚夫要来家里吃饭。从去年开始,赶场天的集市就愈发热闹了,卖的东西多,赶场的人也多。像大圆桌似的树桩子上,摆着带皮的肥肉和宽宽的大刀,那是卖肉的大刀,“那刀有现在一本杂志那么大,那么厚。还有啊,我们买肉都买肥的,肚里油水少。”猪身上最大的骨头,连着冒着白汽的厚厚的冻肉,一刀剁下去,也就整齐地裂开了。那时,人们都愿意和卖肉的胖大嫂套近乎,因为就算干部打扮、拿再多的肉票,都可能买不到她藏在案板下的那块五花。卖青菜的人都长着一双红肿的手,指甲缝里满是污泥。卖蛋的摊子上是一个用竹筐背着孩子的年轻女人,她小心地把打碎了的蛋放在一边,每个买蛋人必须买两个碎壳蛋。罗幺妹听到卖蛋女人清脆的声音:“大家搭着买,谁也不要吃亏,谁也不要占便宜!”
“‘割尾巴’割了那么多年,养鸡的不多,那时候鸡蛋金贵着呢。”看着我疑惑的样子,罗姐轻轻一笑,把那缕被山风吹乱的发卷拢回耳后。物资匮乏的年代,乡镇集市里挤满了抢购的人。买到东西的,脸上放着光回家。
此时幺妹弯腰蹲在猪肉摊旁,挑拣着大木盆里鲜活的鲤鱼草鱼。肉摊那个穿着花色灯芯绒外套,上头满是油渍的胖大嫂正细细打量着幺妹身上薄薄的深绿色毛衣,打趣道:“幺妹儿,你这是捡城里哪个老表的衣服穿?看起不合身呀?”
“我夏天去重庆城买的毛线,自己织的,穿起舒服!”幺妹指着一条最大的鱼:“就它了,陈哥,帮我套上。”
“哟,那鱼三斤多重!妹儿出手是阔了,以后也不指着你老汉的那些票了啊。”大嫂捏起柿饼咬了一口,看着幺妹架起崭新的自行车,把大鱼拴到车龙头上。
“家头来客了?再割点肉?”
“下次嘛!”
随着车轮碾轧乡间小路的泥泞,离水不久的草鱼还时不时扭动一下身子。路过自家的菜地,罗幺妹将自行车立到一旁,徒手去掰两棵肥大的莴苣,再熟练地薅下一把藤藤菜。“莴苣的叶子可以煮汤,莴苣头打下皮,切成块加点豆瓣烧着吃;藤藤菜的叶子拿来凉拌,空心的秆子切小段和豆豉一起炒,香得很。”
前面池塘边的几间瓦房就是幺妹的家。罗幺妹的父亲是镇里有编制的小学老师,母亲是地道本分的农村妇女。“父亲家里世代教书,住在村里,也要种田的。家里七个兄弟姊妹,灾荒年饿死了两个。我底下那个弟弟,1961年的时候可能两岁,下午就动不得了,爸爸晚上9点抱着往镇里找医生,我死死牵着爸爸的衣角跟着他跑,还没到镇里,小弟弟就没有呼吸了。”排行老五的罗幺妹对于贫穷有着深刻的记忆。在旁人看来,罗幺妹是个“有心机的女子”,做事总有自己的章法。她坚持学文化,书念到小学毕业,“初中要到县城读,每年有块把钱学费,还要带粮食”,只好放弃了。从16岁开始就断断续续有人上门提亲,可幺妹像头犟驴一样,逼着父母一一回绝,渐渐成了村里少数20岁还没出嫁的妹子,“跟我一起耍的几个女娃儿,到1979年,娃娃都拖了两个。” 中午的餐桌上,坐着罗幺妹的家人,还有从镇里中心校过来的未婚夫。幺妹喜欢有文化的人,未婚夫是父亲学校里的同事,比幺妹大一岁,从师范校毕业的,高大白净,话不多。幺妹从灶房把一大盆滚烫的干烧草鱼端到桌上,他体贴地从口袋里掏出帕子为幺妹擦拭手指上溅到的汤汁。那个初秋的中午,合着外面丰收的热闹,罗家饭桌上的人都满脸带笑。
生活已经向他们展露笑脸。那时,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农村全面推开,幺妹家的9亩地,种着水稻、蔬菜和橘子,去年丰收的成果变成了那辆“凤凰牌”自行车。而脑子活络的罗幺妹还帮着县里一个亲戚在农村收购土货,拿到城里去卖,“地里长的几乎没有成本的东西,在城里要卖几毛钱呢!”拿着那些赚来的“零用钱”,罗幺妹第一次去了重庆城,在那里的国营商店买下了一大团含着羊毛纤维的毛线。那天在饭桌上,也议定了罗幺妹的婚期——明年的秋天。
“那时候,城里结婚有缝纫机、收音机,黑白电视机也开始了。”还有一年,罗幺妹想要让镇里中心校那间婚房里,充满现代化的气息,让自己的婚礼,在村里人见证下风风光光。
“我一心想要多挣点钱。”快60岁的罗姐叹了口气。
改革开放伊始,遍地都是机遇。只要你想赚钱,只要你脑子够灵、眼光够准、胆子够大。“供不应求”与“政策空隙”共同构成了抬眼可见的商机。
那时,人们已渐渐有一些余钱,去买烟酒糖等过去不敢奢望的副食。价廉物美的“江津老白干”在川渝一带赫赫有名。务农的罗幺妹开始通过那个搞收购的亲戚,直接从酒厂的销售员那里,弄个十来件“江津老白干”。“我没有本钱,所以都是先拿出去卖,然后再付钱,但每次都能赚上一笔。”从江津坐着破旧的客车到重庆火车站,在那里,像特务接头般拿到货物,遮掩一番后直接搬上通往成都的火车——那种需要摇晃一个昼夜的绿皮火车,买了站票的罗幺妹就蹲在车厢连接处的那堆东西旁边。
“家里人知道你在干吗吗?他们不担心你的安全吗?”我问。
“他们知道我跟着那个亲戚在学做个体,我从小野惯了。”罗姐说。
那时重庆往成都方向的火车班次并不多,像罗幺妹这样长相漂亮、个子高挑却又“行踪诡异”的女子很容易被人盯上。1980年5月23日,罗幺妹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日子。入夜,伴着哐当哐当的车轮与轨道的碰撞声,大概快到内江了吧,倚着那堆东西,幺妹昏昏欲睡,除了外面偶尔探射进来的灯光,车厢里一片黑暗。
忽然,一股刺眼的光亮让她一下子从刚开始的梦境中惊醒过来。“盯了你好长一段时间了,给我老实点!”眼前站着两个穿制服的男子,一胖一瘦,20多岁的样子,正拿手电对着她。罗幺妹依稀记起,两个人是这几节车厢的乘务员,白天反复在这附近走动,半年来也常常碰到。明暗之间,他们的眼神带着丝丝邪气。
“你们,你们要干吗?”
“把那个麻袋解开,让我们检查下里面有什么名堂。”
年轻姑娘挣扎着,奋力护住那十几件白酒。瘦子一把拎起她,紧靠着车壁:“还敢嚷嚷,我把警察叫来!”胖子解开麻袋:“嗬,原来这里头果然有名堂!”“胖娃,把这些拖到乘务室。你,跟我们走一趟!”瘦子一把抓住罗幺妹的手臂,使劲推搡着这个因为恐惧而瑟瑟发抖的姑娘。
“胖娃,你看,人赃俱获,咱们怎么处理她?”
“没、没有,大哥,我只是带着这些酒去成都看亲戚。”
“看亲戚?这么多酒?还回回带?骗瓜娃子唆?你就是去成都倒酒的!”
“真的、真的没有,大哥,放了我吧!”
“哈,这就是典型的投机倒把呀!”
“是呀,把这女的交给警察,让她坐牢……”
“不要,大哥,这些酒送给你们喝。求你们饶了我,我才21岁。”
“嘿嘿嘿,饶了你当然可以,这些酒也可以原物奉还……解决方法还是有的……妹儿,你悄悄的,不要闹哈!”紧闭的乘务室,昏黄的灯光下,两个乘务员一点点靠近惊恐万分且脑子一团乱麻的罗幺妹。胖子一下拉熄了顶上的灯泡,“猴子,把她拖到那头,从后面抱着,我先来!”“胖子,快点……哎哟,你竟然咬我,打死你,小心我叫警察来抓你……不许叫!”
时隔35年,飘荡着异味的混乱的车厢,狭小肮脏的乘务室,两个男人和那个可怕的夜晚,快60岁的罗姐能清晰地回忆起其中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她表情平静地叙述,仿佛在说别人的事情,只是偶尔看她精巧的嘴角轻微抽动。
“他们是流氓,你怎么不大声呼救啊?”我震惊之余,大声责怪。因为就在乘务室的旁边,横七竖八躺着人,或许睡着,或许正竖着耳朵听里面的动静——两个不怀好意的猥琐男人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农村女孩。
“国家刚刚放开,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并不清楚,因为没有具体的政策。很多时候,人家说你有罪你就有罪,还会连累家人。”她说。那个充满卑劣、强暴、屈辱和痛苦的夜晚,罗幺妹紧紧咬住自己的嘴唇,一直咬到满口腥味。
天亮了,成都站终于到了,和以往一样,罗幺妹扛着自己的货物下了火车。一个头上包着白帕的女人追着罗幺妹:“馒头咸鸭蛋,要不要哦……”罗幺妹走得飞快,她身后车厢里那个狭小肮脏的乘务室,沾满处子鲜血的床单被团成一团扔在角落里。瞅着一声不吭独自离去的农村妹子,心满意足的一胖一瘦两个乘务员,换好衣服又开始新一轮的工作。
一个星期后,在成都彭县的小旅馆里,罗幺妹拿着一沓崭新的人民币,习惯性地又一一点了一遍,拿出针线缝在被扯烂的内衣上。做好这一切,她突然扑倒在旅馆散发着浓烈霉味的大花被子上恸哭,直到眼前一黑,栽倒在地。
“从那时到现在,我再也没有哭过。”再次回到江津,罗幺妹径直找到未婚夫,退掉婚约,用自己的积蓄退还了全部彩礼。镇里中心校的操场上,那个22岁的满是书生气的年轻男人,最后一次试图拉住罗幺妹的手,可她触电般连退两步。
“明哥,我出去这大半年,真的开了眼界,我不想窝在这里一辈子,我要进城去。我们各自有各自的脾气,各自有各自的生活……明哥,你肯定可以找到一个持家过日子的女娃儿。” 罗幺妹公然退婚,在江津城郊那个传统的小镇一时间成为头号新闻。父亲气得病倒,母亲在家门口狠狠打了女儿两个耳光后,在围观的乡亲面前发誓,从此再也不管女儿的事。
“妹儿,算了嘛,不要闹了,给你妈老汉认个错,规规矩矩地把婚结了。”舅妈挽着罗幺妹的手臂。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退婚是顶大的丑事,会招来无数风言风语和唾沫星。无论面对怎样晓以利害的劝导,就像那个被毁灭童贞的夜晚,罗幺妹紧紧咬住嘴唇,一言不发。
“呵呵,人家女子长得乖,又能赚到钱,要拣高枝飞了。”离开的人群中有人刻意压低了声音。幺妹听见了,嘴唇动了动,却终究什么也没说。
“罗姐,你一直没把火车上发生的事告诉家里人吗?”我问。
“不能告诉,也没有必要。”她说。
“那你真的舍得那个快要跟你结婚的男人吗?”
“他是个好人,跟我不合适。他和我耍朋友之前,连女娃儿的手都没碰过,和我在一起两年,他都没胆亲我。”
“你,后悔过吗?去成都卖酒?”
“不后悔,路都是自己选的。我那次哭过以后,就晓得今后自己要扛起所有的一切了。”那瞬间,我突然想起在山谷里看到“哭嫁”那一幕时,罗姐泪光闪闪的样子。
随后的日子,已无牵无挂的罗幺妹依然坐着那列绿皮火车去成都周边贩酒,每一次都平平安安地赚到了钱。或许,她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罗幺妹,她明确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所以,可以隐忍下更多的东西,“李老师,我当然会继续碰到那两个人了,什么样的故事我不想说。”
几年后,“白酒贩子”罗幺妹在重庆的沙坪坝区闹市租了一个不大的铺面。那时的夏天,重庆街头巷尾到处叫卖着酸梅汤和方方正正的大雪糕。罗幺妹指挥几个从乡里来的小伙子乖妹子,既卖凉面冰粉稀饭炒菜,也开始给周围那些赶不上食堂饭点的工人,还有“个体户”“ 定制”饭菜。对,那就是最早的“盒饭”——在1985年,最早就意味着赶上了最好的商机。1986年,罗幺妹成为“万元户”,她买了电视机、冰箱、洗衣机、录音机,她烫着发,穿着从广州买回的服装,是重庆城里打眼的时髦女子。1986年冬天,幺妹的父亲去世,她赶回家时老屋空空如也,父亲临终嘱咐她的母亲和哥姐:“我闭眼睛也不要看见她,我不花她的钱。”母亲在父亲葬礼后就搬到二哥那里。多年在外的她,回乡没见着一个亲人,最后跪在父亲墓前沉默了两个小时,却没有掉下一滴泪。
送最早的“盒饭”,最先在主城经销品质优良的“荣昌猪肉”;开起第一家“私人超市”,面积不大,却让重庆市民发现:原来买东西可以不用隔着柜台,可以不看售货员脸色,可以随心挑选想要的物件……到了1992年,34岁的罗幺妹已经拥有了三个超市、两个中高档餐馆、一个摩托车配件厂、两个高档白酒经销部和一个四层楼的旅馆,成为中国“第一批富起来的人”。可她几乎没有谈过男朋友,围绕着生意,妖娆地微笑,周旋在饭桌酒局之间。她最爱喝的酒,始终是江津白酒。2000年,她的母亲遭遇了一场车祸,她把重伤尚有意识的母亲,从县里接到了重庆的大医院。农村人没有任何医保,天天都是上万元的治疗费用,罗幺妹承担了一切。一周后,母亲心肺衰竭,“我紧紧抓着妈妈的手,她嘴唇颤抖,努力挣扎,像是有话要跟我说,眼泪从她肿得只剩一条缝的眼睛里大颗大颗往下掉。”母亲终究一句遗言也没留给她。
“砰”!披着浴巾的罗姐起身关上了半开的窗户,让一切回归现实。她平躺在窄窄的床上,声音有些沙哑:“李老师,希望我今天给你讲的,对你理解我的理念有所帮助。”
“对不起,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让你难受了。”我抱歉地说。
“在我开口说这些的时候,早已能坦然面对了。”她说,“作为一个女人,我知道自己这辈子或许失大于得,但我毕竟亲身经历了这个社会最重要的变革期。”
“你让我知道独当一面的重庆女人曾有过怎样的磨难。”我说。
“李老师,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我的故事写出来,真实地写出来,不要夸大,也不要美化。让个人的历史留下来,就是对一个时代最好的纪念。”罗姐突然说。
次日,大木花谷,灿烂的阳光,花田里摇曳生姿的虞美人。在这样一幅天然构图中,数十个身着白色、黄色T恤的年轻人正在进行一项叫作“驿站传书”的“拓展训练”。我分明看到,罗姐那张接受过“微整形”、妆容精致得几乎看不到岁月痕迹的脸,却对着那群欢笑的青年男女——那群刚从校园踏入社会、会为高昂的房租发愁的孩子,露出深深羡慕的神色。
完成罗姐公司的宣传片之后,我又专程去了一趟江津,为了更完整地记下一个“只哭一回”的重庆女人的故事。
那个“镇中心校”已经更名为“江津第×中学”了,在那里,我见到了“明哥”。 夕阳下,这个58岁的男人,正独自带着5岁的孙儿,绕着操场散步。虽然他身姿已不复挺拔,依然能看出年轻时的帅气。“明哥”坦然地与我聊起了罗姐:“至今我仍无法理解她为何突然解除婚约,有人说她当年在外面勾勾搭搭,但我始终不信。幺妹是个有情义的人。”1999年,“明哥”的妻子“王姐”患了食道癌,在重庆城里住院治疗,罗姐帮忙联系手术医生、找护工,又为他们垫付了十万块钱医药费,“每次她都说,钱的事儿不打紧,有了再还,可最终却连一分钱也不肯要。”
罗幺妹从小长大的村子,如今已是城区的一部分。那里有大超市、服装店、美发店、银行、江湖菜馆、火锅店,还有社区幼儿园。花园广场上,几个60岁上下的大妈正在调试音响,准备夜幕降临之后的“坝坝舞”。
“罗幺妹啊,我认识,她是我的小学同学,重庆顶有钱的女老板。”一个身材发胖、头发花白的大妈告诉我,“一个女人,要混成她那样不简单。”
“她年轻的时候长好乖的,捧着她的都是城里那些大老板、大领导。她妈死的时候,陪着她回来的听说是个铁路局的领导,胖得连走路都没个样。说是在一块儿好多年,但那男的家里没离掉,到底也没个结果。”一个看上去更讲究些的大妈凑过来说,“做生意的资本,人家是全捞到了,火车皮值钱的。”“是呀,那么厉害的姑娘,当年怎么会甘心嫁个教书匠。再说了,一般男人也降不住她这样的。”“呵呵,那就是人精儿。”谈论起“罗幺妹”,几个大妈兴趣盎然。 “铁路局”和“胖领导”让我陡然想起1980年5月那个改变罗幺妹一生的夜晚。只是,每个人的历史,曲曲绕绕,能够隐藏太多的秘密,难辨对错。
在小街的转角处,因为中风而腿脚不便的罗家大姐告诉我,2000年,“明哥”家的“王姐”因为食道癌不治去世,母亲为了促成“明哥”重新与罗姐在一起,匆匆地在星期天早上往镇里赶,在离中心校还有一条街的位置,被一辆小货车撞到。
“这件事,母亲头天晚上跟我商量过,说幺妹这些年不容易,年龄也大了,还是老实人可以照顾她。”大姐说,“可我马上就表明了态度,不要把他俩硬凑一块儿,他俩不合适。”
“罗姐知道这事吗?”我问。
“那就不晓得了。从父亲去世起,我们就不大跟她来往,包括现在,我们几个兄弟姊妹跟她也很少来往。可是,只要听说哪个屋头有事,她一定会帮忙的。”大姐说。
不论罗姐知不知道母亲最后用尽全力想要说出的是什么,她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而“明哥”,在妻子去世后,始终没有再娶,独自带着儿子生活了这么多年。
那天回沙坪坝的时候,罕见的秋季暴雨正有力地冲刷着这座山城,街道、隧道都被雨水淹没,汽车被堵在路上熄了火。我坐在无法动弹的公交车里往外看,漫天银针直往下坠,豆大的雨滴不断敲击车窗。仿佛,一个女人正在用力恸哭,因为,她忍了太久。
碰到老王,非常偶然。
那段时间,因为一家杂志社的约稿,在山城已经热意沸腾的六月,我刻意穿着从柜底翻出的一身旧裙装,在解放碑附近的商圈四处找棒棒进行采访。
那是2014年,曾经带起十几个棒棒接“力活”的“白棒棒”,已经被开了三家汽车维修店的儿子叫回家带孙子。
罗姐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沙坪坝中心地带“三角碑”经营最早的盒饭生意时,或许比她还先进城的“白棒棒”们,已经用沉重蹒跚的脚步把这座城市烂熟于心。天蒙蒙亮,“白棒棒”们跟随罗姐的指引,用那根扁担粗细的竹棒,一前一后挑着大捆蔬菜或带着后腿的小半边猪肉,颤颤悠悠地踩着石条梯坎向上,朝着抬头可以看见、门边灶上蹲两口烧开的大锅的铺面进发。棒棒们的业务范围很广,大到货主的家具家电,小到提不动的米面,价钱也是随口喊,三言两句便将价钱敲定,货主在前面打甩手,棒棒扛起货物紧相随,山城人可不怕棒棒把东西拿跑。到了中午12点,大锅里的土豆烧肉和萝卜肥肠熟了,罗姐的帮工把它们一碗碗盛出来,配着大蒸笼里舀出的米饭。不远处,“白棒棒”们蹲在屋檐下,贪婪地嗅着香气,手捧盛着藤藤菜的大碗,大口吞咽伴着猪油、食盐的“棒棒饭”。有时,罗姐会把舀剩的几种烧菜混在一起,装在一个大碗里,端到那几个围起吃饭的棒棒跟前。
“姐儿,谢了哈!”“有啥事尽管给我们打招呼!”“大姐义气,我们记得了!”“白棒棒”们很感激。下午,他们的身影又出现在了人群中,精瘦的身躯负着重。你想他们“出力”,只需立时大声一呼:“棒棒!”“来了来了!”几个声音抢着回答。不过几秒,他们就站在你面前。
上世纪80年代初到山城的“白棒棒”终于休息了,棒棒们在城市中渐渐隐去。高楼有电梯,旧屋的居民也大多搬出了梯坎之上隐藏的小巷。肩挑背磨的“力哥”们,是山城无名的建设者和见证人,当年轻的直辖市渐成规模,时代又无言地让这些奉献者隐退。所以,大多时候,出现在我视野中的棒棒看似很闲,如果天气好,有的三五成群打扑克,有的背靠大厦外墙打盹。偶尔碰到有人提着几大袋东西,有些吃劲地从商场走出来,那些前一秒还聚焦在耍事或本来眯缝着的眼睛,会一下游移到那人的脸上,观察他的嘴唇会不会启动:“棒棒!”然后或团或单的十几个着旧夹克或军迷彩的棒棒便一拥而上:“这里这里!”如果货物够大够多,便能有几个人分享这个活儿。和过去一样,价格依然没有定规,全凭着棒棒掂着货物重量喊价,货主靠着社会处世经验还价。议定价格,棒棒吆喝着干活。
山城的棒棒已剩得不多,所以这样浮于面上的采访进行得很不顺利。
那天,我到解放碑大都会背后的一个超市买了一些零碎的东西,出门,立在阴凉处一个花坛旁,查看收银条。冷不丁,边上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妹儿,要不要帮忙?”一回头,见着花坛边坐着个约摸40多岁的男子,蓝底格子衬衣,面目干净瘦削,若不是看见一根绑着粗红绳的竹棒正卧在他身旁,很难看出这样秀气的男人是个棒棒。
“哦,不用了,只有一点东西。”我说。与此同时,我看见那张脸上闪过些许失望的神色。
“现在的活儿不好找哦!”男人自言自语,一边抬手擦汗,一边看向前方一个停下脚步、正咕噜噜灌着可乐的少年。
我捕捉到这个渴望的眼神,从购物袋里掏出一瓶“七喜”汽水,递给男人。男人接过,道了一声谢谢,便拧开瓶盖,无疑有他地喝了几大口,然后抬头一笑:“谢了哈!”他的两颗门牙明显是假牙,白得过分,旁边露着银白的金属丝,显示着假牙的劣质。
我直觉这是个有故事的人,于是,坐下来,一番套近乎,得了个“好人”的印象,便与那男人有了一番交谈。然而,男人讲的故事却着实普通——他叫老王,46岁,年轻时在部队当过两年“义务兵”,想留部队没留成,只得回农村。种地收入不行,为了多赚点钱,进了城;又因为身无一技之长,只好卖力气。只是,老王说,曾有一个仓库看他人老实,加上一米七五的个头身强力壮,打算月薪两千聘他去守仓库,这可比常常一月收入不到一千的“力哥活”强多了,但他考虑再三还是拒绝了。“那活儿不自由。”他说。我有些奇怪:“既然进城了,到底是自由重要,还是挣钱重要?”话未出口,看那个叫老王的男人一脸欲言又止的模样,我只好打住。
转眼秋凉,那篇关于棒棒的稿子,怎么写我都觉得牵强,正纠结,无意间却瞥见一个叫“何苦”的退役军人“潜伏”棒棒群一年,拍摄的纪录片花絮:一个棒棒被雇去帮人家通卫生间的下水道,本想借助工具,却被雇主喝止——这么通,不行,必须用手掏!于是镜头中的那个“棒棒”卷起衣袖,慢慢把手伸向黑乎乎的下水道……看到这里,我突然顿悟:像蜻蜓点水那样的即时采访,远远没有走进他们的生活,我的写作只能用“空洞”二字表达。于是,决定放弃这次约稿。 事实上,有的交集特别诡异。
周末,我喜欢在解放碑附近活动,那里的小巷隐藏着重庆最美味的平民小吃。那天,我走进熟悉的面馆,看见了老王——是的,是老王。他侧过脸来的一瞬,我就感觉此人特别面熟。他咧嘴笑着,露出两颗特别扎眼的假牙,我立刻确认了。老王穿着一身褐色的外套,领口有些崩线,脸面刮得很干净。他听见我的招呼,有些惊讶。
“我,李老师,想起来了吗?”我指着自己。
“哦,”老王点点头,“李老师,你也到这里吃面呀?”
这时,我注意到,在老王的身旁,还站着一个女人,粉红的薄呢大衣,掩饰不住岁月的侵袭。我的直觉是,她至少比老王大五岁。女人不自然地拉了拉老王:“吃啥子面?”
“还是老样子嘛,你吃杂酱,我吃素小面。”老王说。
“啥时候你大方点,请我吃碗牛肉面。”女人望着沸腾面锅旁的一大盆红烧牛肉。
老王见我站在旁边,下意识地把手伸进兜里,然后面露尴尬。
我往前跨了一步,笑着说:“这样吧,我请大家吃牛肉面。毕竟难得碰到,碰到有缘。”
三个人坐到一张桌子上,我坐在他们对面。几无交集,相对自然也无更多言语。只是,女人一会儿夹起一块牛肉放进老王碗里“我吃不完,你吃一块”,一会儿又挑起面夹给老王。面相不甚般配的两人,眼神却不时相撞,一种叫作温暖的东西在蔓延。他俩吃得很快。望着对面两只空空的碗和略显局促的眼神,我主动说:“没事,你们忙去吧。”“好,那我们先走了,我一会儿还要去送个货。”老王拉着女人一边匆匆起身,一边连连道谢。
“棒棒跟那女的看起来像两口子吧?”目送两人离去,微胖的老板娘一边上来收碗,一边神秘兮兮地小声说。老板娘给了我这样一个值得道德批判的版本:老王和女人——根据我的“音译”暂且叫作小方,是一对姘头,小方是个专门做“开荒清洁”(新房装修后第一次扫除)的。最让人震惊的是,老王的老婆是个疯子,和这对姘头住在一起。
“你,有老王的手机号码吗?”听完老板娘的讲述,我忽然问。就像那些“多此一举”的好事者,当对方执着于深挖她所说的别人的隐私,她便逃也似的避开了。
听说棒棒这行也有行规,每个人都有划定的接活范围,不按规矩来是不行的。我想,既然上次能在那个超市旁边碰见老王,想来他的活动区域就在附近。于是,连续几天,我得空就在附近转悠,终于在一个门店前看到正和一群棒棒哄抢生意的老王。被挤在圈子外围的老王最终没有抢上那单货,正悻悻,回头看见我,一下认了出来,便摸着头笑了。
一番寒暄后,我问道:“大哥,可以到你家里去看看么?”他有些惊诧和犹豫:“李老师,这方便么?”我指指身边的助手,一个20来岁的男孩子,随即摸出一张一百元的钞票递给老王:“打扰大哥工作了。”老王摇摇头,径直把我捏着钱的手挡了回去:“李老师是个热心人,你们要不嫌弃,就跟我走吧。”
跟着老王,从前方的大马路拐进一旁的支路,从支路边不起眼的一侧,上了一段将近70级的石板台阶。眼前是一条颇具年代感的小巷。小巷两侧是一些工厂上个世纪修建的灰色宿舍楼,在历年风雨侵蚀下,陈旧得让人忘记——这里,也是最繁华的渝中区的一部分。
“这里租金便宜。”老王看穿了我眼中的东西,解释着。
常年积水的小巷布满青苔,它们的存在让我不时脚下一滑。为了稳住,我走得一摇一摆,步态很是滑稽,同行的男孩则眉头紧锁。在一栋砖木楼旁,老王停住脚步:“到了。”片刻,又补上一句:“屋头条件不好,莫要见笑哦。”但我想错了,老王并不住在这座砖木楼里,而是一旁搭建的一处小平房。平房外的“偏偏”下,我上次看到的女人套着围裙,正用罐装液化气做饭。一块旧家具拆下的木板搭成的桌台,搁着拆开的超市塑料包装盒,上面,有覆盖了两层的标签,下面一层是“瓢儿白4.2元”,上面一层是“瓢儿白2.5元”,是超市甩卖滞品的价格。
那女人见了我们,点点头,神情淡然,她所有的专注,似乎都凝聚在锅底那点泡沫正渐渐散去的焦黄菜油上。
老王领着我们进了屋。这间不到10 平米的屋子里挤满了箱柜瓶罐等各色杂物,最显眼的是一架木床和一个行军床,木床与行军床之间有一层布幔相隔。等走近布幔,我才发现,行军床与墙壁之间的狭小空间里竟蜷缩着一个极其瘦小的女人。
“娟儿,有客人来了。”老王上前弯腰拍拍她。
这个叫娟儿的女人抬起头,看着眼前的几个陌生人。娟儿很白净,一双大眼睛里流露出的惶恐与迷茫让她异于常人。
“这是我的堂客。”老王搓着手,作了介绍。
我刚想问什么,却看见老王拿起桌上的一盒纯牛奶,插上吸管,递到娟儿的嘴边。娟儿不说话,把脸别过去。“乖,喝点牛奶,这个有营养。”老王试图把娟儿的脸扳过来,岂料娟儿竟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继而大声喊叫、手脚乱舞。老王一把抱住她,从行军床的床腿上捞起一根绳子,迅速地绑住娟儿的双手,然后轻轻拍打着她的背,直到她安静下来。
“她脑子不好使,为了她,我才出来的。”
老家在梁平的“棒棒”老王和妻子娟儿,靠着耕种养殖,曾经在农村衣食无忧。可是最常见的婆媳矛盾,却让倔强又爱认死理的娟儿喝下农药,虽被救下却精神失常。少了一根顶梁柱的老王家,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娟儿屡屡犯病,老王问过乡里,乡里回复说没有渠道把她送去医院接受正规治疗。老王在报纸上读到的种种好政策,落实到乡里,也每每与他们无缘。2000年,老王把独生女儿交给老人,自己带着妻子到了重庆城,想要在城市里找到新的希望。没有一技傍身,却需要“自由”以方便照顾妻子的老王,选择做了“最后的棒棒”。
15年里,老王在朝天门搬货时摔掉过门牙,在雇主家里被训得胆战心惊,也吃过一小坨猪油炒一大锅白菜撒上一大把盐的“棒棒饭”,可幸福的日子终究没有到来。如今活儿更少,一个月收入三四百元是常事。 “赚多赚少都能过,一万元有一万元的活法,一百块有一百块的活法。人家吃好菜,我就晚上到超市买打折菜;人家喝好酒,我就喝跟头酒;人家抽中华,我大不了不抽烟。”老王望着屋外另一个女人忙碌的背影,一阵感叹,“幸亏还有人帮衬着。”
那次离开时我站在巷口,回望那条地上铺满水苔的小巷,神情竟有些恍惚。
半年后,我在那家小面馆又碰见了老王。这次,他独自一人,头发有些花白。我请他吃了一碗牛肉面,像上次一样,他吃得很仔细,但却不那么有味。
“你的那位朋友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她男人进城了。”老王顿了顿,“她男人是木匠,有手艺的,她跟着去做装修了。”他没有抬头。
老王告诉我,过段时间,他和妻子要回去了,重庆城不是他们的久留之地。他们的女儿已经嫁人,在婆家独当一面,打了好几次电话,要他们都回乡。
之后,我依然常常到解放碑,依然常常到那家小面馆吃面,但真的没再见到老王。问起老王“找活领域”的同行——那些大多时候闲着的“棒棒”,他们三五成群围在一起,蹲在行道树下往地上起劲甩着纸牌,头也不抬:“好久没见到他了,大概干别的活路去了。”“那人比我们有些文化,就是人怪,不爱跟我们摆谈的。”看来,老王是还乡了。
2016的猴年春节刚刚过去,随着外来者的逐渐回归,解放碑的繁华,再次被川流不息的人群装点。今天,“城里人”愈加承认一个现实:不管你心里有多不屑“区县农民”,可那些人却俨然成为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就像临近春节,城里人采集年货的热情理应让店铺忙碌,可相反,卖着生活必需品的小店却关起门来,好多想买的东西买不着。早晨想去楼下吃碗小面,却赫然看见店门紧闭,门口贴着的一张A4打印纸讲得分明:本店2月4日开始休息,正月初八(2月15日)恢复营业,恭喜发财!直到那些虚浮着喜庆的假日不知怎样溜走后,经过楼下,看见几张面上斑驳的方桌正陆续摆出,才觉得生活又进入正轨。
就在市政工人攀着梯子摘去行道树上的灯饰,我再度穿行于解放碑的繁华之时,却突然接到了一个本地打来的陌生电话。“我是老王,李老师还记得我吗?”很突兀,老王回来了。没想到,他还留着我的电话。那号码是我上次写在纸片上硬塞给他的,曾以为早扔到某个角落了。
从那通电话到再见老王,又相隔了一个月。这期间,不是我有事,就是他有事。
见面,是在渝中区棉花街水产品批发市场的那栋大楼。斜坡下,大楼车库入口,老王穿着一身黑色的制服,帽子戴得端端正正,一板一眼登记着进出车库的货车车牌。打过招呼,老王站起来,面向我,低眉笑着。一阵浓重的鱼腥味袭来,我不禁紧皱眉头,有些反胃。
“李老师,正中午,不嫌弃的话,我请你吃顿饭吧,也表达下我的谢意。”老王说。何谢之有?我很是奇怪。许多疑团挡在心里,到底没有直接挑明。
踏进棉花街一个主营江湖菜的小餐馆,老王顿了顿,迈进店门,然后径直走到靠里的位置,挪开宽敞的那一边椅子,方才转过身,脸上满是谦恭的笑容:“李老师,坐这里行不?”“可以,可以。”我赶紧走过去,坐下。
老王从残留着水渍的桌上拿起菜单递给我。接过油腻腻的一片塑胶纸,看看老王那不容置疑的目光,只得硬着头皮点了小炒肉和青菜豆腐汤两道菜。
“嘿,李老师,别跟我客气!小妹,还有个水煮肉片!”老王一面把菜单递给服务员,一面叫着加了道荤菜。
“李老师,你是个女同志,不喝酒的,来,以茶代酒,谢谢!”老王举起盛着“老鹰茶”的杯子。
“不是,你有什么要感谢我的?”我疑惑着。
“没什么,李老师,就是谢谢你在我困难的时候关心我。这次算有了好点的工作,头个月的钱也发了,回请你吃顿饭。城里人那样对我的,就只有你了。”老王有些羞怯地笑着,露出了白得显眼的假牙。
前一年接到女儿的口信后,老王思量着,城里头物价越来越高,当力哥赚不了几个钱,小方也跟老公搞装修去了,真不如回去。原本也曾打算,与妻子娟儿回到老家就再不出来,可回到老家一看,那曾经被娟儿引起灶火烧过、十几年没人管的土坯房早就没法住了。老王的母亲跟他大哥一块儿过,大哥当年接下老王家的地,如今改成一个大果园。他们听见老王把“疯婆子”带回来,甚至连见都不愿见他们。
“那娟儿有娘家人吧?”我问。
“我老丈人几年前跟着儿女搬县城去了,一大家子人呢……再者,以前的旧思想,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老王说。
“可你大哥的果园用的是你的地,你有权要回来。”我说。
“要回来?怎么要?人家好歹帮我把女儿拉扯大了,人家都没让我给女儿生活费……再说,我感觉也干不动庄稼活了。”老王说。
所以,老王只能带着妻子,暂时住在女儿家新盖的楼房旁的旧屋里。当然,那旧屋是她婆家的。
老王认为,这确实不合适,但也没办法,他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只能先住下,再从长计议。
老王的女婿在镇上开着一个小店。老王的女儿不但漂亮,还很能干,管理着家里四个池塘和一大堆鸡鸭,里外一把好手,在家里的确能说得起话。女儿的婆婆是个寡妇。起初还好,虽然那个婆婆一直淡淡的,却还相安无事,毕竟大家各住各的,只是在一口锅里吃饭。老王看得紧,娟儿没怎么出格,吃过镇静药一副痴痴呆呆的模样。谁知半个月后,娟儿再次犯病,这次很厉害,她冲出屋子躺在院坝大哭,甚至拿起砍刀想要砍倒院子里的核桃树。隐忍已久的婆婆终于与女儿大吵,这之后,婆媳之间便摩擦不断。慢慢地,女婿脸色不那么好看,女儿也越来越没底气了。大半年后,女儿来到老王屋里,支支吾吾地提出让他们两口子自己做饭吃,说罢还把一千块钱塞给老王。
“唉,我女儿太委屈了,她为难得很,她妈连人都认不出来倒还好,我心头难受啊!”老王一直觉得自己对女儿有亏欠。本来,女儿打小聪明伶俐,不到一岁就会说话,老王觉得女儿将来读书一定是块好料。后来女儿一直跟着他母亲和大哥生活,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才20岁就回来嫁人了。 几天后,老王告诉女儿,自己决定还是回城里讨生活。女儿没有挽留,但却趁着县领导蹲点调研政策落实情况,天天坐乡里反映,最终替老王两口子办好了“新农合”保险,乡里派车把娟儿送到了精神病院接受规范治疗。
多年的负担一经卸下,老王轻松了许多。但“多挣一点钱”的想法依然紧迫,毕竟,他和娟儿还要生活,将来还要攒钱养老。
老王想过找我帮忙,但又觉得与我素昧平生,终于没有开口。他还是给小方打了电话。年前小方和丈夫正在棉花街附近的小区做装修,碰巧得知水产市场正在招聘保安,便推荐了身强力壮的老王,而老王也愿意春节就先过来值班,事儿就成了。
“现在不用看管病人,也不像原来那样要求时间自由了。”老王笑笑。
不知不觉,一顿饭快吃完了,我忍不住抛出了我想问的问题:“小方,你们还在联系吗?”
老王低着头吞咽,半晌才回答:“小方是个好人,我们不是他们想的那样。”
老王第一次告诉我关于小方的事情。认识小方,是在老王带着娟儿来到山城的第十个年头。小方给一户雇主做“开荒清洁”,“棒棒”老王为那家人搬家电。为了把空调外机搬到雇主指定位置,便挪了下雇主孩子提过来的鸟笼,一不小心,竟把笼门碰开,里面的八哥乘机飞走了。这下,雇主孩子哭叫起来,雇主拉住老王,非要他拿500元赔“会说话的鸟”。看不过老实巴交的农村汉子一个劲儿向人道歉告饶,在一旁擦玻璃的小方走过来为老王解围:“他也是不容易,才做这行工作。他做错事确实不该,但一个棒棒真的拿不出那么多钱,老板,得饶人处且饶人吧!”一番“讨价还价”,小方掏出200元借给素昧平生的老王,才化解了这场麻烦。
那200元钱,老王想尽办法还给了小方,两人的生活开始交集。小方比老王大6岁,两人先是以姐弟相称,随着交往的深入,很多东西竟慢慢发生了改变。终于有一个晚上,老王留住了像以往那样默默离开的小方。在娟儿身旁的那铺床上,隔着一个布帘。尽管,他们的外形那样不般配。
“我们真的很谈得来。在一起那些年,她和我一起照顾娟儿,把有营养的东西都让给娟儿吃。两年前女儿结婚,她悄悄买了上千元的礼物,以我的名义送过去。没有她,最困难的那几年不晓得怎么过去。”在老王的口中,小方也是个可怜人,“她男人很早以前上房梁做工摔伤了,从此失去生育能力,所以小方那样大的年纪也没儿没女。”“小方能干,她男人也很能干,我叫他哥。”老王说,“不过现在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以前不该发生的事,我们就当从不曾发生过。娟儿永远是我的堂客,小方永远是我的好大姐。”
这些就是生活的真相。与幸福隐退的“白棒棒”不同,老王是“最后的棒棒”,他的身影也即将消失于山城的浓雾中。“像我们这样生活的很多。我们跟蚂蚁一样,如果不抱团活着,恐怕早就死了。很多故事我们不说,就藏在心里。”这是我最后告别时,老王的一番话。
火锅,自然是山城的美食名片,展现在起伏的大街两旁。而街道的转角或不起眼的小巷深处,则隐藏着能调动山城人真正味觉的食物——小面。
小面是发源于重庆街头巷尾的一款特色面食,一般按有没有臊子来分。没有臊子的素小面调味料很是丰富,一碗面条全凭调料来提味儿——大红袍花椒、辣椒油、豆瓣酱、甜面酱、猪油、大葱、生姜、大蒜、盐、白糖、芝麻酱、酱油、香油、碎米芽菜、熟花生米、榨菜等近二十种。有臊子的则是杂酱面、牛肉面、肥肠面、豌豆面、酸菜肉丝面等。一碗重庆小面麻辣当先,面条筋道,汤鲜而厚味。不论高低贵贱,都会往那露天搁着的凳子上一坐,饿虾虾盯着,一碗热腾腾红艳艳的面条,被跑堂小妹直接搁在汤汤水水还没来得及擦的桌子上,周遭是不认识的食客,就在一角跟陌生人“拼桌”。要是赶上没桌子,又着急,就直接从小妹手头接过面,从边上抽来一张塑料凳,端着碗吃。
“调料倒是那些,面条看来也差不多,但是怎么配,比例如何,怎么炒制,门道多得很,连制面条各家都有自己的招数,所以味道才有高低之分呀!”解放碑那家小面馆微胖的老板娘告诉我,“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我都54了,4岁就吃素小面,那个麻辣劲儿硬是医得好风寒感冒的。我小时候根本就没火锅一说,只有连锅汤、毛血旺,八几年了才有那种牛油红汤的火锅。要我说,小面才是我们重庆最地道的小吃,还必须是那种只加调味作料和菜叶子的素小面。”老板娘13岁就跟着在国营饭店做厨子的父亲学手艺。在她看来,如今的各色臊子小面,就像浮华世道,本来简单纯朴的美味,却刻意花哨起来:大块的红烧牛肉、豌豆肉末组合的“杂酱”、泡椒炒制的鸡杂,五花八门。从2013年开始,小面也排起了座次,比如“前十强”。饶是这样,老板娘也合着客人胃口,做得一手好臊子,且还说:“《舌尖上的中国》怎么就拍了那个‘摊摊面’,到我这儿尝一尝,就知道这没挂‘前十强’的店,味道在全重庆前三都没问题。”
“那是,强不强在其次,关键是味道。”一个正在碗底扒拉细碎鸡杂的“回头客”附和。
“老板娘,你的牛肉面也太抠了点,三两面才五坨肉,价钱还涨了两块。较场口去年底新开的那家店,有七八坨牛肉,大块大块的。”另一高个小伙开口了。
“那你啷个要来我这儿吃喃?”老板娘用戏谑的口吻反问。
“人家还不是来照顾你生意嘛。”我说。
那家店我知道。靠近较场口日月光广场,在主干道旁,位置很好。店名取得巧——“放心面”,招牌下面九个小字:放心油、放心肉、包放心。
“啥都放心,呵呵,就是不知道客人放心他们的味道不。”老板娘说。
我是认识那家“放心面”的店主的。
2013年3月,我在渝北区买下一套140平米的二手房,面积较大,只能像这栋楼的其他住户一样,每周请人打扫。初时,我找物管联系了专业家政公司,“140平米?一平米2元,每次。”对方没有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是靠湖的别墅区客户吊高了他们的胃口;而热心邻居介绍的“持证家政工”要价不菲,且对打扫时间有着严格要求,一轮下来只得作罢。最终,我在楼下“相中”了他们夫妻俩。 我家楼下除了酷热的盛夏,常年坐着一排提着桶儿等活儿的“做卫生的”。与“棒棒”不同,“做卫生的”大多是中年妇女,还有一些是夫妻或母女。他们通常来自区县或城乡接合部,有的曾是国企工人。他们的桶里,装着毛巾、抹布、窗刷、洁厕灵等清洁工具,业务包括“开荒清洁”以及每周提供一次打扫的包月服务。与专业家政不同,他们的价格很灵活,一般会“结合实际”。本来,我不是很信任这种没有任何认证的“家政工作者”,但经济状况让我只能到楼下尽量寻找可靠一点的。那天,夫妻俩恰好就坐在那一排人中间,话很少。两人看上去也就40来岁,个子不高,面相憨厚,是让人一看就心生好感的那种。
“140平米,每个月打扫四次,240元。”他们报了价。价格确实很便宜,我和他们一拍即合。
第一次打扫,男人直接趴在地板上,用拧干的宽大抹布仔细擦着,女人则转动着窗刷把窗角最微小的蛛丝也抹去了。第一回付过工钱,男人开始用我家许久没用过的旧拖把滴着水直接拖地,而女人则几乎没再使用窗刷,取而代之的是一块旧抹布,蘸上清洁剂,直接擦玻璃。再后来,我发现先是屋子角落,然后是桌子下面,都蒙上了厚厚的灰,因为他们只抹面上能一眼望见的地方。摔坏了东西,他们会一声不吭地将原物拼装到一起。比如一只陶瓷小猪,粗看没有什么,凑近一点,能发现一道从头拉到脚的裂纹,一碰才发现,这是碎了的两半合在一起的。当然那些东西也只是小玩意儿,我心粗,发现时已隔了许久,再委婉地问起夫妻俩,他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啊?不知道啊!”屋里只住了我一个人。当我向他们提出建议,“不要把清洁剂直接喷到厨具上”或“能不能先把阳台上的枯叶捡去再泼水”,他们总是一脸诚恳的微笑,答应得好好的,事实上却没有一点改变。
他们住在巴南区的城乡接合部,拥有城镇户口。以前双双在一家集体所有制小厂上班,十几年前厂子被私人老板买下,被裁员的夫妻俩才开始到主城打工。夫妻俩接的活儿并不多,常常看到他们从我家出去,便在楼下无所事事地东转转、西看看,会逗留在房屋中介门前很久,甚至与“黑鸭子”的店长聊上一会儿。事实上,对于那些自个儿出来“做卫生的”,时间特别宝贵。一个140平米上下的屋子做两个小时清洁,从早上7点开始,有人一个上午连做三家。这家刚刚结束,便小步快跑,飞奔到一站地远的公交车站,准备做下一家。不是夸张,楼上请的人就是这样。
慢慢地,我从提意见,到自己跟着他们一块儿做清洁。偶尔,那女人还会提示我:“哎,刚才你抹的那个梳妆台还有好几根头发丝呢!快去收拾下,风一吹,屋里到处都是。”后来,我决心在这对夫妻做完第三个月的第四次清洁,就结账不让他们干了。可还没来得及开口,女人就一边蹲在地上,用破了几个洞的抹布卖力擦地板,一边同我拉起了家常:“李老师,我的儿子今年考大学,前天却查出肾上有问题,哦,对了,是尿检发现的,说是蛋白尿,还要折腾大笔钱去给他看病。女娃子也不争气,屋头紧起钱供她读书,肿瘤医院边上那个医高专毕业,眼见要‘专升本’,却坚决不读了,非要和男朋友结婚。”我说:“朋友可以先谈着呀,干吗非得结婚呢?”她顿了下:“死女子把肚子弄大了,让她去打掉又死活不肯。”于是,我只得把准备许久的委婉又刻薄的话,硬生生咽到肚里。
打那之后,夫妻俩干活又恢复到最初的状态,或许处于生活危机中的他们真需要这些收入。没想到四个月后,在我已经与他们熟悉到可以托付钥匙,他们却直接向我辞了工,说是要回“老家”了——不是他们住的地方,而是巴南区一个偏远的镇上。家里唯一的老人上了年纪,动不了,他们必须回去照顾。女人还告诉我,老人是她老公的后妈,没有亲生儿女,到他们屋里也四十多年了,看着她老公长大的。
“养恩大于生恩。我们夫妻好歹背着子女的名分,这点孝道是肯定要尽的。”女人接过我结给她的工钱,收拾桶里的东西。
去年12月,我突然接到那女人发给我的一条短信,是关于“放心面”开张,欢迎新老朋友前去捧场的群发信息。我一向懒于清理手机号码,所以三年了还一直留着女人的号码。虽然惊讶于这样一条信息,无法想象夫妻俩从“非专业家政工”到“面馆老板”的大幅转身,但作为一个资深“吃货”,本身也愿意尝尝新开张的小面。
差一刻钟到中午12点,那家所处位置十分优越的面馆,人声沸腾,桌桌爆满,有她发消息请来捧场的,有专来品味的食客,有路过吃饭的行人。瞥见的几张面孔我都感觉熟悉,像是我家附近看到过的。除了三个小工,他们的儿子、女儿女婿都在帮着跑堂。“放心面”确实颇有特色,就算一碗素小面,也洋溢着繁多调料搭配出的鲜香,更带着古早的味蕾回忆。或许,这就是解放碑那位微胖的老板娘所说的可以治疗风寒感冒的小面吧。
见我来了,夫妻俩插空过来跟我打招呼。趁着男人照看灶台,女人聊起他们的创业经过,语气颇有些洋洋自得:“说起来还是我的眼光准。”
那两年,夫妻俩回去照看的老人——那男人的后妈,自打老伴十年前去世后,没有血缘关系的四个儿女各自有家,谁也不愿照顾她,甚至屡次为老人的赡养费相互推诿大打出手。“她自己没得生,到底没有血缘,所以老百姓才讲养儿防老嘛!”女人说。
80多岁的老婆婆单独住在漏雨的老屋里,平时一个人生活,吃着低保,不想一个雨天去地里摘菜时却在田埂上把腿摔折了。在村委会,为了怎么“排班照顾”,几个兄弟又吵得不可开交。消息传到在主城打工的夫妻俩那里,事情峰回路转,夫妻俩表示要回老家照看老人,那几个兄弟破天荒地表示愿意每个人出点钱给他俩。毕竟照顾个动不得的老人还是件巴巴的苦差事。
“我跟那几个兄弟想的不一样。李老师你不知道,老太婆年轻时能干得很,她原先是巴县(重庆市巴南区前身)街上的,四五十年代还在县城开过面馆子,手艺好生意好。因为小时候成日价帮别个洗衣服挣钱,站冰冷的河水里头,结果后面没得生育才遭离了,40岁跟了老公他老汉。这把年纪,这些经历,虽说老太婆明面上啥都没有,说不准还悄悄攒着什么呢。再说,我们回去主要是帮一个远房照看养殖场,也不是专门伺候这太婆,最多把我们自己吃的匀她一点,也要不了多久。”说话间,她显然已经忘记3年前向我辞工时讲的那般情义。果如那女人所料,不得动弹、天天喊疼的老人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临终前把贴身的钱和藏在破枕头里的几个戒指给了夫妻俩,更把家传的调辣椒油、做小面的秘方传给了他们。 “哈,真的有‘秘方’?”我很惊奇,因为总有些不真实的感觉。
“当然是‘秘方’了,要不生意会这么好。”那女人不容置疑。
潮湿、散发着死亡气息的床头,不识字的老人坐起身,翕动着干枯的双唇,一遍遍重复着那几味关键的香料、分量和炒制方法,那是她过去周而复始的生活,打着印记镌刻入骨,至死也不会忘记。夫妻俩在她最需要的时候出现,足以让她忘却以前所有的冷漠与不快。老人85岁了。作为卑贱的女孩供养金贵的兄弟,她与母亲在冰冷的河水里洗衣裳,甚至月经都没有了;两个兄弟一一成了街上的“棒老二”(流氓),父亲只好把做小面的秘诀教给14岁的她,又带着她到巴县街上开面馆,供养全家;15岁嫁人,前夫巴着她,用她做的一碗碗面条,一点点积累的钱,在乡下又买了几亩地,却为她不能生育而把她狠心抛弃,那年她刚满20;40岁嫁到有4个儿女的家里,忙活几十年,却到底因为没血缘而一切成空。这时,只要有人对她好,哪怕一点点好,也值得掏心掏肺,把作为生存之道的小面配方传给他。
夫妻俩先是回到城乡接合部开了一家小面馆,生意兴隆,“一年时间差不多赚到了在乡头修两栋小楼的钱。”转而又投入血本到最热闹的市中心开店,全家上下一起出动。“羡慕死其他几个兄弟了。”女人说。
天气寒冷,在他家女婿推荐下,我又要了一碗店里的新品“可乐姜汤”,麻辣小面配温暖浓郁的姜汤,确实很巴适。“素小面5元,可乐姜汤10元1杯,一共15元。”原来饮品的价格是小面价格的2倍。
可是,不知何故,最近我再去的时候,“放心面”已经没有做了。“我也觉得奇怪,听说他们生意很好呀。”解放碑那位微胖的老板娘说。
我想,夫妻俩或许又盯上了更好的机会吧。
2016年6月初的一个傍晚,和去年从江津返回一样,下着瓢泼大雨。我站在爷爷曾执教过的某理工科大学门口,用手机上的“滴滴出行”叫车,却大半天没有应答,公交车更是没见踪影。山城的交通秩序越来越规范,可到这样的极端天气,也让人偶尔怀念起十多年前大街上横行无忌的“7字头”,利益的驱使让私人承包的破烂大巴克服一切困境向前,所以大热天和雷雨天“7字头”会第一个出现在焦急的等车人面前。
终于,银白水幕中现出黄色的车身、微红的标志,慢慢近前,果然是一辆空着的出租车。我连忙招手,车子减速,缓缓滑到跟前,刻意避开了我脚下一大片水洼。
车里,戴着眼镜的司机注意到我手中正滴水的雨伞,示意我先把收起的伞放进窗边垂挂着的竖式口袋里,那应该是他自制的。车窗紧闭,车里有恰到好处的冷气和清新的气味。
“到哪里?”这时司机才开口。
“去江北机场,接个晚上9点的飞机。”我答。
“早着,只要雨天里高速不堵车的话。”司机开始掉头。起先一路沉默,还是司机打破了这个局面。
“姐儿,你在大学工作?”
“没有,只是在那里参加一个培训班。”
“我对那个大学比较熟悉。小时候住在附近,常常去那里游泳。我父亲有个毛杆朋友(从小玩大的朋友),原来是电机系的副教授,跟过苏联专家的博士,可惜得癌死在‘文革’快结束前。我都没见过。”
我有些惊讶,父亲在爷爷去世后调回成都,刻意与重庆这边的人和事切断了联系,虽然也常常提及关于山城的往事。但有一些缘分却非常神奇,就像我2003年不顾一切来到这个爷爷度过半辈子、于我却陌生的城市。
“我知道你说的这个人。”我讲,“看起来我们是同龄人,我们的父辈自然也是同龄人,多多少少会听他们谈起。”
“这个教授不算惨,他病死在‘文革’前,只是他的儿女享受不到他的照顾,现在大学教授多厉害!对了,你看那边的石门大桥。”他伸出搭在方向盘上的右手挥了挥,大雨造成的浓厚河雾中,右侧那座曾坠落过一辆“7字头”大巴的过江大桥时隐时现。
“就在大桥边上——那时是渡船码头,我父亲一个初中同学的父亲,是个国民党起义军官,60年代初从码头上跳了下去。”他说。
我知道这段故事,我父亲曾对我讲起过。甚至,在通往中梁山的公交车上,我也听到坐在前排的几个年纪与父亲相仿、我并不认识的长辈,谈论这段往事,言辞激烈。上世纪60年代中期,离那场空前浩劫还有几个月,一个接受隔离审查快一年的国民党起义军官,趁着看管的人放松警惕,在夜色中走上嘉陵江边的渡船码头,跳进了寒气刺骨的江水里。那个年代,“畏罪自杀”罪加一等,军官的幼子、成绩优异的15岁少年立刻被赶出重点中学的大门,下放到农村劳动,直到父亲平反,才落实工作到电机厂。中梁山电机厂这座始建于1927年,主要生产无线电收发报机、研制电动机和变压器的国有企业,已于2008年破产,如今留存下来的,除了地图上的地名,还有往昔的工厂大门,以及来自父辈们的回忆。
“你父亲那个初中同学现在怎样?”我问道。
“应该在电机厂破产前就退休了吧。我只见过他一两次。”司机说。
大雨倾泻,车辆缓慢地在内环快速路上行进着。
“跑出租累吧?”我问。
“只要心不累就好。说来奇怪,现在这行竞争这么激烈,钱也不好挣,但我只要发动起车,感觉就像是飞翔,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那样飞翔。”他说。
“那根断掉的线是什么?”我突然很好奇。
“大概是父辈的价值观,父辈原本的期望吧!”沉吟片刻,这位叫伟伟的出租车司机回答我。
在沙坪公园那处全国唯一的“红卫兵墓群”里,长眠着伟伟的大伯父。1967年的一场激烈武斗中,24岁的大伯父与工友们占据了一个山头,还没来得及欢呼胜利,大伯父突然发现对方有十来个人又从一侧攻了上来,情急之下,他拿出自制的简易手雷,拉开引线,因为旁边有人挡了一下,手雷滑落到脚边,瞬时爆炸,大伯父和另一个工友当场死亡,现场血肉横飞。已经无从考证,肢体不全的大伯父究竟躺在“红卫兵墓群”113座墓的哪一个墓里。因为纷乱的年代,多人葬一墓的情况太过普遍。伟伟的大伯父没有被认定为“烈士”,伟伟的家里没有得到“烈士”家属的任何抚恤。我曾得见那个神秘的墓群,它坐西朝东,寄寓着墓主永远“心向红太阳”的拳拳之意。我曾听说,今年年初,有记者通过多种渠道,在南岸区一处20多平米的旧公房里,找到一位受难者80岁的老父亲,问他:“您觉得您儿子的牺牲值得吗?”这位须发尽白、下肢瘫痪的老人回答说:“任何时代,国家前进的道路上,探索、挫折、牺牲、错误都在所难免。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命运和担当,没有值得与不值得。”
——李燕燕
序
——山城光影
2003年6月18日上午11点20分,成渝高速4个半小时的旅程之后,23岁的我背着大包、拉起箱子出现在陈家坪汽车站。山城入夏的灼辣空气与长途大巴尾气混合而成的热浪直扑脸颊。“哎呀,重庆这个天气才不得了哦!”有操着成都方言的女人说,附和着许多絮叨,更吸引来了拉客者的注意:“大姐,怕热吗?就不省那几个钱嘛,嗨,刚好还差三个位置,这个妹儿,一起,马上就走!”而我,在一片嘈杂中,顾不上理会其他种种,眼睛不受控制地打量这个在父亲口中反复出现、我却第一次来的城市:高低起伏,坡坎交错,各色车辆在没有自行车道的狭窄马路上拥堵穿行,两侧大厦林立。谈不上好恶,却觉得来这里终究是缘分。
上世纪60年代,爷爷在山城某理工科大学电机系执教。爸爸从10岁起,从成都到重庆,在爷爷身边长大。父亲口中,尽是快乐时光:儿时坐过江缆车,觉得好玩,便来回坐;灾荒年,和爷爷一块儿在松林坡的院子里养兔子;到了大学生改善伙食的月底,会在中午开饭前把长长的尖头铁丝伸进食堂的窗户,叉窗边大学生饭桌上的酥肉;红卫兵大串联,和10个同学一起步行到璧山已经半夜12点,经过水田边一片乱坟堆,11支手电竟然齐刷刷熄了……其他人告诉我:跟过苏联专家的爷爷1964年开始便不能教书了,每天晚上必定二两“跟头酒”,偶尔喝点他们送的江津老白干。1976年,爷爷在西南医院手术,打开腹腔,由胃部生出的恶性肿瘤于有限的空间里挤得满满当当。两个月后,爷爷病逝。去世前两周,唯一能下咽的食物,是分居成都的奶奶托爸爸带给他的酸豇豆炒牛肉末,去世时床前只有爸爸。我所知道的是:因为家庭出身只能念中专下工厂的爸爸,几番辗转后回到成都,遭遇坎坷。而我,仿佛在冥冥中依着什么召唤,又孤身前来重庆,像是一条洄游的鱼。
也在2003年,阔别重庆二十多年的爸爸,和我一起回到松林坡。站在他们父子俩住过的小楼前,身形愈加佝偻的爸爸又是一番对往事的感慨,却不包含半句怨言。故事的真相,早就被时间吞没改造。
缘分归缘分,我还得重新认识这座城市。游走十四年,山城在我眼中在我脚下,可那只是雾气中隐现的浮光掠影。
初来乍到,我在住处附近的家具店买床,坐着轮椅的老板冲我笑:“小妹,四川那边的吧?”我不知深浅地点头,还告诉他我现在的单位。“哟,那单位好呀,那儿的人都开私家车,每天早上前头路口堵得动不得。”他递过一片湿纸巾给正在拿手拭汗的我。我用1000元买下一张不到一米五的“实木床”,那是我一个月工资。两个月后,我从床腿隐蔽的蛀洞里惊讶地看到里面的空心,愤怒油然而生。待我翻出购货单据行走如风拐进那个巷子,隔着一段距离,却看见那家店贴着“清仓转租”的告示,卷帘门闭了一半,坐轮椅的老板和妻儿围坐在旁边五金店一侧。走近,正要发作,却看见紧闭凹陷眼睛的女人,正把切了三刀的一小牙西瓜,用力掰开,中间的两瓣分别递给女孩和男童。十一二岁的女孩咬了一口:“妈,又沙又甜,就是太少了。”“少?晓得不,西瓜八角钱一斤,不贵唆?”女人咬了一口手中三角形的瓜块,就只剩下一点淡红。不到3岁的男童嘴里咀嚼着瓜瓤,汁水顺着嘴角流到罩衣上。坐着轮椅的男人一手捧着略大点的三角形瓜块,一手掀起男童罩衣一角,给他擦嘴巴:“吃得完不?吃不完早点说。”五金店吹出的空调凉风让他们很是惬意。注意到我站着看他们,男人扭过轮椅,愣了半晌,然后一脸真诚憨厚:“小妹,我那个实木床睡起还可以噻?生意不好,我们清仓甩卖,里头东西都打五折,看你还要点啥?”曾经构想过如何和奸商撕破脸维护自己的权益,可临了只是淡淡地摇了摇头,然后离开。
重庆火锅融合着浓厚牛油的浓香,流窜在城市的每条巷子每个角落。即使40度的高温,空调的凉气在锅底旺火和翻腾红汤的联合抵制下,已经完全不能发挥作用,一桌桌食客汗流浃背却兴味盎然,桌上除了山城啤酒,便是更新换代却依然滋味醇厚的江津白酒,敬酒划拳的吆喝构成了山城餐馆的独特景观,让人联想到这座城市原本是长江边的大码头,码头自有码头的文化。外貌老旧的“7字头”中巴,屁股喷着黑色尾气,大摇大摆穿行在两旁密密排列着不同火锅招牌的街道上。时而野蛮地越过块头比它大一圈的公交,时而抢在红绿灯交接的一刹那,从停滞的车流中率先冲出,然后一路遥遥领先。“7字头”中巴会毫无征兆地在任何一个簇拥着人群的街口停下,扯着沙哑嗓音的女人蓬乱头发,露出系着褐色腰包的上半身——
“嘿,还有座位,快上,一块钱!到哪儿?红旗河沟,要到要到!”
“啷个不得空调喃?凉快得很!”
“真的有座位,你站在这方当然看不到,跨上来一步嘛……那儿最后一个,有个凳子那点儿……凳子也可以将就坐哈嘛!”
“哎呀,日头下等车好恼火哟!给你说嘛,465在上清寺那边已经堵起了,不要等了!”
最终,女人会抢也似的推搡几个男女上车。中巴不关车门,便一溜烟跑了。那几个被抢上车的乘客发现,狭窄的过道上扔着两三个塑料凳,车里已经挤得热气腾腾。不过一块钱,真的可以将就下,也就一小会儿。女人接过零散的几块钱,直接塞进腰包,到下个街口,一个猛刹,女人又直接把半截身子探出车门,迅速拖走一个客人,也许包括到山城不久的我。
2006年国庆,一辆超载逆行的“711”坠下嘉陵江石门大桥,掉落在桥头的一片空地,死亡30人。这场特大交通事故后,曾满街都是的“7字头”被逐渐取缔,乡镇化气息从那时起离这座城市渐行渐远。
与山城越熟,越让人捉摸不透,虚实难测——仿若一棵枝干丰密的大树,时代是生长故事的土壤,叶片却是重重雾气,缭绕着树上那些大大小小的故事。 依据山城特殊地势,拿着一根“棒棒”来城市讨生活的“力哥”们,爬坡上坎肩挑背磨,作为城市发展的见证,背影渐渐模糊。眼见起码600斤重的一大堆文体器材要从脚边挪到700米外的礼堂,我有些犯愁了,因为大门外那群聚在树阴下蹲着等活的“棒棒”,几年前就消失不见,说是市中心商圈生意好做点。“找‘白棒棒’嘛,他带起十几个棒棒在附近找散活,这是他的名片。”做楼道清洁的阿姨递过一张设计精美的名片。按名片上的号码拨过去“叫活”,不到半小时,“白棒棒”带着三个人来了,人手一根套起结实绳索的“棒棒”,外搭一架简陋拖板。700米的距离搬600多斤重的东西,“力钱”200块,一分不得少。
“妹儿,你这个可以报账的嘛。”“白棒棒”说。谈妥,“棒棒”们把器材分成几个批次,一一用绳子绑好,或抬或拖,“一二三,起!”棒棒们喊着号子。来回两趟,11月的天气,眼见汗珠顺着额角往下淌。干完活接到“力钱”,“白棒棒”招呼那几个人:“走,晚上去弄点小酒。”
因为家里地少人多,“白棒棒”1981年便来重庆干这行。2000年以前,每天至少接30单活儿。“那时候洪崖洞真正的吊脚楼还没拆,我们就在那儿租房子住,十几个人一间屋,打伙买菜做饭,或者在外头吃几毛钱的‘棒棒饭’,硬是凑角角钱块块钱把老婆娃儿养起了。”“白棒棒”自豪地扬了扬挽起衣袖的手臂,我看到一串烧伤疤痕就突兀在那里,深红色很显眼。岁月在“白棒棒”口中似乎格外轻松。现在他举家搬到重庆,儿子开了自己的汽车修理店,女儿嫁给一个做生意的温州人,“白棒棒”和老婆在沙坪坝半月楼附近买了套二手房。“说实话,我算脑筋灵活的。现在做棒棒都挣不到钱,有些一个月就挣几百块。单靠这个过活,太苦了,不晓得那些人心头啷个想的。目今我做这个,纯粹为了挣几个零花,也顺便健身……”“健身”二字刚出,三个在一旁喝矿泉水的“棒棒”呵呵直笑。
像“白棒棒”一样,这座山城有太多时代造就的“先苦后甜”的人,包括那些大型国企被下岗裁员的工人,有的已在城市的饮食、家政等行业占据一席之地,也有的就那么无声无息消失了。见到“白棒棒”的当天下午,附近棉纺厂的单元楼里,一扇几年不曾开启的门被人们撬开了,屋里灰尘遍布蛛网云集,床上的被子里赫然裹着一具白骨——漂亮的下岗女工早已死去。离婚的丈夫带走儿子,甚至几年间不曾与她联系,邻居忽略她的动向,也忽略了楼道里曾长时间散发的浓烈腐臭。只有一位亲戚这时才隐约记起,最后一次电话联系,她说:“我想吃烧白,我好长时间没吃烧白了,我买不起肉……”也许,当年拿着国家给予的有限补偿,这位女工有过重新开始的勇气,可最终还是被生活打垮,被人们遗忘,直到更换水表,人们才想起必须打开那扇门,才发觉门后的惨烈。
一种生活隐藏一种故事。一位同龄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我,开出租车的感觉“非常自由,像一只断线的风筝”。一个傍晚,我拦到了一辆“空车”状态的出租车。没待拉开车门,戴着帽子看不清脸的司机便劈头问我:“你到哪里?不去三峡广场和解放碑哦!现在六点了,很堵的。”“我去磁器口。”“可以,上车!”
我对司机挑目的地提出了质疑,可她甚至头也不回:“要态度端正?去找专车,你要坐出租就这样了。”我还想说什么,一侧目,却看见女司机帽檐下如绒毛般才生出的头发,前窗镜面显出一张惨淡的脸,眉毛和头发一样,细白异常,这样的惨淡是病气——我甚至看见她短袖下隐隐露出的PICC管,这应该是个刚结束阶段性化疗的肿瘤患者。开出租,抑或为了维持生计,抑或证明自己生存的价值?身体能支撑吗……这辆出租车,掠过烈士墓前的广场,多年前一场场“红歌会”曾在那里举行,如今坝坝舞正当时,参与者还是喜欢保养的大妈们,于她们而言,这些活动除了娱乐没有更多的意义。
虽然未必能看清,我却坚持行走着观察城市,企图用更亲密的方式接近它,试着揭开光影下那些埋得深深的东西,那些城市成长的内核与印记。
重庆女人,一辈子只哭一回
三年前的一个夜晚,武隆仙女山。我和一位女记者裹着租来的棉大衣,坐在峡谷一侧,观看三面环山的实景演出《武隆印象》。记者带着报社交代的任务,我则纯粹是“瞄一眼”的心态——“印象”系列风格相近,都由一些“主题单元”构成,歌舞煽情,能赚到“跟团”旅行者热烈的掌声。只是,这个《武隆印象》所有对话都是纯正的重庆腔,倒让我觉得颇接地气。随着演出推进,高潮篇章“哭嫁”来了:吊脚楼上,投射着一对母女长长的身影。老妈妈为天明就要嫁给长江纤夫的女儿梳头,沧桑的声音,伴随低低抽泣,响彻山谷:“我的妹儿,痛痛快快地哭一回吧,今后就要当起家扎扎实实过日子了。生活艰难,把牙咬起,啥都不要怕,咱们重庆女人,一辈子就哭这一回!”这段台词让我心头一热。坐在一旁的女记者扭过头来,眼圈红红:“刚才老妈妈那几句话戳到了我的心头。”我拍拍她的肩膀,却注意到她身边坐着个妆容精致而雍容的中年女人,浓黑睫毛下的丹凤眼有些透亮,正自言自语:“重庆女人一辈子只哭一回,说得太好了。”
她就是罗姐,女记者的一位商界朋友,在记者三寸不烂之舌煽动下自己开车过来寻找机会,当晚并未与我有交集,所以谈不上认识。为了几句商业打造的台词动真情,这也有些造作了吧。山城的女老板特别多,大胆泼辣,但也会在某些时刻窥见她们的“不自然”——“装”,还是真情流露,不得而知。
两年后,那个女记者已转行做新媒体,在她发起的一次晚宴活动上,我正式认识了罗姐。和看演出一样,罗姐妆容非常妩媚,上翘的眼角在黛青眼线的映衬下格外有神,粉红的嘴唇自带笑意,高挑的身材胖瘦恰到好处,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个1958年出生的将近60岁的女人。菜肴丰盛的大圆桌旁,围坐着记者利用广博人脉邀请的各路朋友。“生意很大”的罗姐匆匆与我互留电话后,就像一只轻盈的蝴蝶,翻飞在那些带着“长”“总”等头衔的人士身旁。有些无聊的我,拿起“江小白”玲珑的酒瓶,上下把玩。“不要小瞧江津白酒哦,它跟茅台、洋河一样,都是上好高粱做的,只不过发酵时间长叫‘大曲’,江津白酒发酵时间短,属于‘小曲’。放在80年代,大领导都要喝的。”罗姐端着酒杯突然出现,侃侃而谈。 “罗姐做江津白酒起家,涉足过很多行业,身家上亿,到现在也没结过婚。”宾客散去,记者朋友对我说。几天后,我突然接到罗姐打来的电话,邀请我帮忙撰写她们公司的宣传片脚本,要求很高,酬劳丰厚。我觉得这活儿不难,点头应允。
很快,我的电子邮箱就收到了她秘书发来的大堆公司资料。我总有些不甚了解的地方,去拨罗姐电话,可打过去要不没人接,要不刚响一声便被挂断。过会儿,一条短信映入眼帘:“正忙,请与秘书联系。”半个月后,总算完成脚本初稿。过了两天,我收到罗姐短信:“稿子已看完,周三上午可以详谈吗?”
“我的很多想法,李老师,你没有表达出来。”罗姐拿着一沓打印稿,表情认真。她的身后,是一大缸游动的火红鹦鹉鱼。随后三次改动,在那间游动着火红鹦鹉鱼的宽敞办公室,罗姐用平和的态度、不同的措辞执着同样的观点。
看着那张妆容严整的脸,我想,或许这位女强人并不懂得文字的东西,只是牵强地去拔高某些虚空的东西。比如,一些出生在五六十年代,靠着“第一桶金”发迹的“企业家”们,通常最愿谈及“企业文化”。做文字的人到底是有个性的,我想着实在不行这活儿就不做了。刚要开口,罗姐说:“李老师,周末我想邀请你参加公司的拓展训练,或许能有直观的感受。你看可以吗?”本来应该拒绝,但我下意识地点点头。
武陵深处,虽是盛夏,却也凉气袭人。罗姐带着大家住进山里一栋三层农家小楼。自由组合,两三人一个房间。罗姐和我在一个房间。入夜静谧,我躺在床上读着一本小说,罗姐从浴室直接走了出来,我的目光立刻聚焦到她的胴体上——周身一丝不挂,白皙肌肤贴满荷叶朝露般的水珠。我不是第一次看见在年轻同性面前如此有自信的女子,但我依然惊艳不已,这哪像一个年近六旬的女人的身体!乳房挺拔丰满,腰肢纤细优美,臀部饱满上翘,让我顿悟节制自律对美貌的终极意义。
她掏出旅行包中的两个小瓶,打开,玫瑰精油的香味立刻弥漫整个房间。拿起一个瓶子,倒出粉红的流膏,从头面开始,上上下下涂抹全身,接着第二个瓶子。涂抹着两层精油的美好肉体在昏黄的灯光中闪烁着点点光芒。山风顺着半开的窗户溜了进来,我把身上的被子又裹了裹,望着兀自坐在桌前的罗姐:“你,不冷吗?”“有点,但我这里有抵御寒气的好东西。”罗姐扬了扬手里的一小瓶白酒。她轻轻抿了一口,扭过头:“李老师,会不会觉得我这老家伙太妖艳了?”我摇摇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当女人就得漂亮。人没有下辈子,既然只有这短短一百年,就必须要活好、活精彩,做什么都不要后悔。”罗姐缓缓地披上浴巾,那一小口江津白酒让她有些微醺。围绕着“生死”“ 女人”“值不值”,我与这个年龄堪比父辈的大姐深谈下去,慢慢放开。
山风吹拂着罗姐额角的碎发,某个时候,那个在田间蹬着辆高大的男式自行车的罗幺妹回来了。“我的小名叫幺妹,在重庆江津出生、长大。”
起伏的丘陵间散布着金灿灿成熟的稻田,稻谷的香味四处飘荡,农民们正紧张地忙于收割和晾晒,村落深处不时传来打谷机欢快的轰鸣声。那是1979年的初秋时节,21岁的罗幺妹用力蹬着刚买两个星期的“凤凰”牌自行车,那是辆男式自行车,“到底家头男娃儿多些”。她紧握车把,极力平衡,倾斜着身子,甚至没法好好坐在坐垫上。自行车把头,挂着一条用结实稻草穿鳃的大草鱼。1979年初秋时节我才出生,而梳着两条齐腰长辫子的罗幺妹,已经是乡里最好看最能干的妹子了。隔着时空,听着罗姐的讲述,我慢慢融入“幺妹”的生活。
那条大草鱼是幺妹一大早去镇上赶场买的,中午幺妹的未婚夫要来家里吃饭。从去年开始,赶场天的集市就愈发热闹了,卖的东西多,赶场的人也多。像大圆桌似的树桩子上,摆着带皮的肥肉和宽宽的大刀,那是卖肉的大刀,“那刀有现在一本杂志那么大,那么厚。还有啊,我们买肉都买肥的,肚里油水少。”猪身上最大的骨头,连着冒着白汽的厚厚的冻肉,一刀剁下去,也就整齐地裂开了。那时,人们都愿意和卖肉的胖大嫂套近乎,因为就算干部打扮、拿再多的肉票,都可能买不到她藏在案板下的那块五花。卖青菜的人都长着一双红肿的手,指甲缝里满是污泥。卖蛋的摊子上是一个用竹筐背着孩子的年轻女人,她小心地把打碎了的蛋放在一边,每个买蛋人必须买两个碎壳蛋。罗幺妹听到卖蛋女人清脆的声音:“大家搭着买,谁也不要吃亏,谁也不要占便宜!”
“‘割尾巴’割了那么多年,养鸡的不多,那时候鸡蛋金贵着呢。”看着我疑惑的样子,罗姐轻轻一笑,把那缕被山风吹乱的发卷拢回耳后。物资匮乏的年代,乡镇集市里挤满了抢购的人。买到东西的,脸上放着光回家。
此时幺妹弯腰蹲在猪肉摊旁,挑拣着大木盆里鲜活的鲤鱼草鱼。肉摊那个穿着花色灯芯绒外套,上头满是油渍的胖大嫂正细细打量着幺妹身上薄薄的深绿色毛衣,打趣道:“幺妹儿,你这是捡城里哪个老表的衣服穿?看起不合身呀?”
“我夏天去重庆城买的毛线,自己织的,穿起舒服!”幺妹指着一条最大的鱼:“就它了,陈哥,帮我套上。”
“哟,那鱼三斤多重!妹儿出手是阔了,以后也不指着你老汉的那些票了啊。”大嫂捏起柿饼咬了一口,看着幺妹架起崭新的自行车,把大鱼拴到车龙头上。
“家头来客了?再割点肉?”
“下次嘛!”
随着车轮碾轧乡间小路的泥泞,离水不久的草鱼还时不时扭动一下身子。路过自家的菜地,罗幺妹将自行车立到一旁,徒手去掰两棵肥大的莴苣,再熟练地薅下一把藤藤菜。“莴苣的叶子可以煮汤,莴苣头打下皮,切成块加点豆瓣烧着吃;藤藤菜的叶子拿来凉拌,空心的秆子切小段和豆豉一起炒,香得很。”
前面池塘边的几间瓦房就是幺妹的家。罗幺妹的父亲是镇里有编制的小学老师,母亲是地道本分的农村妇女。“父亲家里世代教书,住在村里,也要种田的。家里七个兄弟姊妹,灾荒年饿死了两个。我底下那个弟弟,1961年的时候可能两岁,下午就动不得了,爸爸晚上9点抱着往镇里找医生,我死死牵着爸爸的衣角跟着他跑,还没到镇里,小弟弟就没有呼吸了。”排行老五的罗幺妹对于贫穷有着深刻的记忆。在旁人看来,罗幺妹是个“有心机的女子”,做事总有自己的章法。她坚持学文化,书念到小学毕业,“初中要到县城读,每年有块把钱学费,还要带粮食”,只好放弃了。从16岁开始就断断续续有人上门提亲,可幺妹像头犟驴一样,逼着父母一一回绝,渐渐成了村里少数20岁还没出嫁的妹子,“跟我一起耍的几个女娃儿,到1979年,娃娃都拖了两个。” 中午的餐桌上,坐着罗幺妹的家人,还有从镇里中心校过来的未婚夫。幺妹喜欢有文化的人,未婚夫是父亲学校里的同事,比幺妹大一岁,从师范校毕业的,高大白净,话不多。幺妹从灶房把一大盆滚烫的干烧草鱼端到桌上,他体贴地从口袋里掏出帕子为幺妹擦拭手指上溅到的汤汁。那个初秋的中午,合着外面丰收的热闹,罗家饭桌上的人都满脸带笑。
生活已经向他们展露笑脸。那时,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农村全面推开,幺妹家的9亩地,种着水稻、蔬菜和橘子,去年丰收的成果变成了那辆“凤凰牌”自行车。而脑子活络的罗幺妹还帮着县里一个亲戚在农村收购土货,拿到城里去卖,“地里长的几乎没有成本的东西,在城里要卖几毛钱呢!”拿着那些赚来的“零用钱”,罗幺妹第一次去了重庆城,在那里的国营商店买下了一大团含着羊毛纤维的毛线。那天在饭桌上,也议定了罗幺妹的婚期——明年的秋天。
“那时候,城里结婚有缝纫机、收音机,黑白电视机也开始了。”还有一年,罗幺妹想要让镇里中心校那间婚房里,充满现代化的气息,让自己的婚礼,在村里人见证下风风光光。
“我一心想要多挣点钱。”快60岁的罗姐叹了口气。
改革开放伊始,遍地都是机遇。只要你想赚钱,只要你脑子够灵、眼光够准、胆子够大。“供不应求”与“政策空隙”共同构成了抬眼可见的商机。
那时,人们已渐渐有一些余钱,去买烟酒糖等过去不敢奢望的副食。价廉物美的“江津老白干”在川渝一带赫赫有名。务农的罗幺妹开始通过那个搞收购的亲戚,直接从酒厂的销售员那里,弄个十来件“江津老白干”。“我没有本钱,所以都是先拿出去卖,然后再付钱,但每次都能赚上一笔。”从江津坐着破旧的客车到重庆火车站,在那里,像特务接头般拿到货物,遮掩一番后直接搬上通往成都的火车——那种需要摇晃一个昼夜的绿皮火车,买了站票的罗幺妹就蹲在车厢连接处的那堆东西旁边。
“家里人知道你在干吗吗?他们不担心你的安全吗?”我问。
“他们知道我跟着那个亲戚在学做个体,我从小野惯了。”罗姐说。
那时重庆往成都方向的火车班次并不多,像罗幺妹这样长相漂亮、个子高挑却又“行踪诡异”的女子很容易被人盯上。1980年5月23日,罗幺妹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日子。入夜,伴着哐当哐当的车轮与轨道的碰撞声,大概快到内江了吧,倚着那堆东西,幺妹昏昏欲睡,除了外面偶尔探射进来的灯光,车厢里一片黑暗。
忽然,一股刺眼的光亮让她一下子从刚开始的梦境中惊醒过来。“盯了你好长一段时间了,给我老实点!”眼前站着两个穿制服的男子,一胖一瘦,20多岁的样子,正拿手电对着她。罗幺妹依稀记起,两个人是这几节车厢的乘务员,白天反复在这附近走动,半年来也常常碰到。明暗之间,他们的眼神带着丝丝邪气。
“你们,你们要干吗?”
“把那个麻袋解开,让我们检查下里面有什么名堂。”
年轻姑娘挣扎着,奋力护住那十几件白酒。瘦子一把拎起她,紧靠着车壁:“还敢嚷嚷,我把警察叫来!”胖子解开麻袋:“嗬,原来这里头果然有名堂!”“胖娃,把这些拖到乘务室。你,跟我们走一趟!”瘦子一把抓住罗幺妹的手臂,使劲推搡着这个因为恐惧而瑟瑟发抖的姑娘。
“胖娃,你看,人赃俱获,咱们怎么处理她?”
“没、没有,大哥,我只是带着这些酒去成都看亲戚。”
“看亲戚?这么多酒?还回回带?骗瓜娃子唆?你就是去成都倒酒的!”
“真的、真的没有,大哥,放了我吧!”
“哈,这就是典型的投机倒把呀!”
“是呀,把这女的交给警察,让她坐牢……”
“不要,大哥,这些酒送给你们喝。求你们饶了我,我才21岁。”
“嘿嘿嘿,饶了你当然可以,这些酒也可以原物奉还……解决方法还是有的……妹儿,你悄悄的,不要闹哈!”紧闭的乘务室,昏黄的灯光下,两个乘务员一点点靠近惊恐万分且脑子一团乱麻的罗幺妹。胖子一下拉熄了顶上的灯泡,“猴子,把她拖到那头,从后面抱着,我先来!”“胖子,快点……哎哟,你竟然咬我,打死你,小心我叫警察来抓你……不许叫!”
时隔35年,飘荡着异味的混乱的车厢,狭小肮脏的乘务室,两个男人和那个可怕的夜晚,快60岁的罗姐能清晰地回忆起其中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她表情平静地叙述,仿佛在说别人的事情,只是偶尔看她精巧的嘴角轻微抽动。
“他们是流氓,你怎么不大声呼救啊?”我震惊之余,大声责怪。因为就在乘务室的旁边,横七竖八躺着人,或许睡着,或许正竖着耳朵听里面的动静——两个不怀好意的猥琐男人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农村女孩。
“国家刚刚放开,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并不清楚,因为没有具体的政策。很多时候,人家说你有罪你就有罪,还会连累家人。”她说。那个充满卑劣、强暴、屈辱和痛苦的夜晚,罗幺妹紧紧咬住自己的嘴唇,一直咬到满口腥味。
天亮了,成都站终于到了,和以往一样,罗幺妹扛着自己的货物下了火车。一个头上包着白帕的女人追着罗幺妹:“馒头咸鸭蛋,要不要哦……”罗幺妹走得飞快,她身后车厢里那个狭小肮脏的乘务室,沾满处子鲜血的床单被团成一团扔在角落里。瞅着一声不吭独自离去的农村妹子,心满意足的一胖一瘦两个乘务员,换好衣服又开始新一轮的工作。
一个星期后,在成都彭县的小旅馆里,罗幺妹拿着一沓崭新的人民币,习惯性地又一一点了一遍,拿出针线缝在被扯烂的内衣上。做好这一切,她突然扑倒在旅馆散发着浓烈霉味的大花被子上恸哭,直到眼前一黑,栽倒在地。
“从那时到现在,我再也没有哭过。”再次回到江津,罗幺妹径直找到未婚夫,退掉婚约,用自己的积蓄退还了全部彩礼。镇里中心校的操场上,那个22岁的满是书生气的年轻男人,最后一次试图拉住罗幺妹的手,可她触电般连退两步。
“明哥,我出去这大半年,真的开了眼界,我不想窝在这里一辈子,我要进城去。我们各自有各自的脾气,各自有各自的生活……明哥,你肯定可以找到一个持家过日子的女娃儿。” 罗幺妹公然退婚,在江津城郊那个传统的小镇一时间成为头号新闻。父亲气得病倒,母亲在家门口狠狠打了女儿两个耳光后,在围观的乡亲面前发誓,从此再也不管女儿的事。
“妹儿,算了嘛,不要闹了,给你妈老汉认个错,规规矩矩地把婚结了。”舅妈挽着罗幺妹的手臂。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退婚是顶大的丑事,会招来无数风言风语和唾沫星。无论面对怎样晓以利害的劝导,就像那个被毁灭童贞的夜晚,罗幺妹紧紧咬住嘴唇,一言不发。
“呵呵,人家女子长得乖,又能赚到钱,要拣高枝飞了。”离开的人群中有人刻意压低了声音。幺妹听见了,嘴唇动了动,却终究什么也没说。
“罗姐,你一直没把火车上发生的事告诉家里人吗?”我问。
“不能告诉,也没有必要。”她说。
“那你真的舍得那个快要跟你结婚的男人吗?”
“他是个好人,跟我不合适。他和我耍朋友之前,连女娃儿的手都没碰过,和我在一起两年,他都没胆亲我。”
“你,后悔过吗?去成都卖酒?”
“不后悔,路都是自己选的。我那次哭过以后,就晓得今后自己要扛起所有的一切了。”那瞬间,我突然想起在山谷里看到“哭嫁”那一幕时,罗姐泪光闪闪的样子。
随后的日子,已无牵无挂的罗幺妹依然坐着那列绿皮火车去成都周边贩酒,每一次都平平安安地赚到了钱。或许,她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罗幺妹,她明确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所以,可以隐忍下更多的东西,“李老师,我当然会继续碰到那两个人了,什么样的故事我不想说。”
几年后,“白酒贩子”罗幺妹在重庆的沙坪坝区闹市租了一个不大的铺面。那时的夏天,重庆街头巷尾到处叫卖着酸梅汤和方方正正的大雪糕。罗幺妹指挥几个从乡里来的小伙子乖妹子,既卖凉面冰粉稀饭炒菜,也开始给周围那些赶不上食堂饭点的工人,还有“个体户”“ 定制”饭菜。对,那就是最早的“盒饭”——在1985年,最早就意味着赶上了最好的商机。1986年,罗幺妹成为“万元户”,她买了电视机、冰箱、洗衣机、录音机,她烫着发,穿着从广州买回的服装,是重庆城里打眼的时髦女子。1986年冬天,幺妹的父亲去世,她赶回家时老屋空空如也,父亲临终嘱咐她的母亲和哥姐:“我闭眼睛也不要看见她,我不花她的钱。”母亲在父亲葬礼后就搬到二哥那里。多年在外的她,回乡没见着一个亲人,最后跪在父亲墓前沉默了两个小时,却没有掉下一滴泪。
送最早的“盒饭”,最先在主城经销品质优良的“荣昌猪肉”;开起第一家“私人超市”,面积不大,却让重庆市民发现:原来买东西可以不用隔着柜台,可以不看售货员脸色,可以随心挑选想要的物件……到了1992年,34岁的罗幺妹已经拥有了三个超市、两个中高档餐馆、一个摩托车配件厂、两个高档白酒经销部和一个四层楼的旅馆,成为中国“第一批富起来的人”。可她几乎没有谈过男朋友,围绕着生意,妖娆地微笑,周旋在饭桌酒局之间。她最爱喝的酒,始终是江津白酒。2000年,她的母亲遭遇了一场车祸,她把重伤尚有意识的母亲,从县里接到了重庆的大医院。农村人没有任何医保,天天都是上万元的治疗费用,罗幺妹承担了一切。一周后,母亲心肺衰竭,“我紧紧抓着妈妈的手,她嘴唇颤抖,努力挣扎,像是有话要跟我说,眼泪从她肿得只剩一条缝的眼睛里大颗大颗往下掉。”母亲终究一句遗言也没留给她。
“砰”!披着浴巾的罗姐起身关上了半开的窗户,让一切回归现实。她平躺在窄窄的床上,声音有些沙哑:“李老师,希望我今天给你讲的,对你理解我的理念有所帮助。”
“对不起,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让你难受了。”我抱歉地说。
“在我开口说这些的时候,早已能坦然面对了。”她说,“作为一个女人,我知道自己这辈子或许失大于得,但我毕竟亲身经历了这个社会最重要的变革期。”
“你让我知道独当一面的重庆女人曾有过怎样的磨难。”我说。
“李老师,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我的故事写出来,真实地写出来,不要夸大,也不要美化。让个人的历史留下来,就是对一个时代最好的纪念。”罗姐突然说。
次日,大木花谷,灿烂的阳光,花田里摇曳生姿的虞美人。在这样一幅天然构图中,数十个身着白色、黄色T恤的年轻人正在进行一项叫作“驿站传书”的“拓展训练”。我分明看到,罗姐那张接受过“微整形”、妆容精致得几乎看不到岁月痕迹的脸,却对着那群欢笑的青年男女——那群刚从校园踏入社会、会为高昂的房租发愁的孩子,露出深深羡慕的神色。
完成罗姐公司的宣传片之后,我又专程去了一趟江津,为了更完整地记下一个“只哭一回”的重庆女人的故事。
那个“镇中心校”已经更名为“江津第×中学”了,在那里,我见到了“明哥”。 夕阳下,这个58岁的男人,正独自带着5岁的孙儿,绕着操场散步。虽然他身姿已不复挺拔,依然能看出年轻时的帅气。“明哥”坦然地与我聊起了罗姐:“至今我仍无法理解她为何突然解除婚约,有人说她当年在外面勾勾搭搭,但我始终不信。幺妹是个有情义的人。”1999年,“明哥”的妻子“王姐”患了食道癌,在重庆城里住院治疗,罗姐帮忙联系手术医生、找护工,又为他们垫付了十万块钱医药费,“每次她都说,钱的事儿不打紧,有了再还,可最终却连一分钱也不肯要。”
罗幺妹从小长大的村子,如今已是城区的一部分。那里有大超市、服装店、美发店、银行、江湖菜馆、火锅店,还有社区幼儿园。花园广场上,几个60岁上下的大妈正在调试音响,准备夜幕降临之后的“坝坝舞”。
“罗幺妹啊,我认识,她是我的小学同学,重庆顶有钱的女老板。”一个身材发胖、头发花白的大妈告诉我,“一个女人,要混成她那样不简单。”
“她年轻的时候长好乖的,捧着她的都是城里那些大老板、大领导。她妈死的时候,陪着她回来的听说是个铁路局的领导,胖得连走路都没个样。说是在一块儿好多年,但那男的家里没离掉,到底也没个结果。”一个看上去更讲究些的大妈凑过来说,“做生意的资本,人家是全捞到了,火车皮值钱的。”“是呀,那么厉害的姑娘,当年怎么会甘心嫁个教书匠。再说了,一般男人也降不住她这样的。”“呵呵,那就是人精儿。”谈论起“罗幺妹”,几个大妈兴趣盎然。 “铁路局”和“胖领导”让我陡然想起1980年5月那个改变罗幺妹一生的夜晚。只是,每个人的历史,曲曲绕绕,能够隐藏太多的秘密,难辨对错。
在小街的转角处,因为中风而腿脚不便的罗家大姐告诉我,2000年,“明哥”家的“王姐”因为食道癌不治去世,母亲为了促成“明哥”重新与罗姐在一起,匆匆地在星期天早上往镇里赶,在离中心校还有一条街的位置,被一辆小货车撞到。
“这件事,母亲头天晚上跟我商量过,说幺妹这些年不容易,年龄也大了,还是老实人可以照顾她。”大姐说,“可我马上就表明了态度,不要把他俩硬凑一块儿,他俩不合适。”
“罗姐知道这事吗?”我问。
“那就不晓得了。从父亲去世起,我们就不大跟她来往,包括现在,我们几个兄弟姊妹跟她也很少来往。可是,只要听说哪个屋头有事,她一定会帮忙的。”大姐说。
不论罗姐知不知道母亲最后用尽全力想要说出的是什么,她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而“明哥”,在妻子去世后,始终没有再娶,独自带着儿子生活了这么多年。
那天回沙坪坝的时候,罕见的秋季暴雨正有力地冲刷着这座山城,街道、隧道都被雨水淹没,汽车被堵在路上熄了火。我坐在无法动弹的公交车里往外看,漫天银针直往下坠,豆大的雨滴不断敲击车窗。仿佛,一个女人正在用力恸哭,因为,她忍了太久。
棒棒老王
碰到老王,非常偶然。
那段时间,因为一家杂志社的约稿,在山城已经热意沸腾的六月,我刻意穿着从柜底翻出的一身旧裙装,在解放碑附近的商圈四处找棒棒进行采访。
那是2014年,曾经带起十几个棒棒接“力活”的“白棒棒”,已经被开了三家汽车维修店的儿子叫回家带孙子。
罗姐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沙坪坝中心地带“三角碑”经营最早的盒饭生意时,或许比她还先进城的“白棒棒”们,已经用沉重蹒跚的脚步把这座城市烂熟于心。天蒙蒙亮,“白棒棒”们跟随罗姐的指引,用那根扁担粗细的竹棒,一前一后挑着大捆蔬菜或带着后腿的小半边猪肉,颤颤悠悠地踩着石条梯坎向上,朝着抬头可以看见、门边灶上蹲两口烧开的大锅的铺面进发。棒棒们的业务范围很广,大到货主的家具家电,小到提不动的米面,价钱也是随口喊,三言两句便将价钱敲定,货主在前面打甩手,棒棒扛起货物紧相随,山城人可不怕棒棒把东西拿跑。到了中午12点,大锅里的土豆烧肉和萝卜肥肠熟了,罗姐的帮工把它们一碗碗盛出来,配着大蒸笼里舀出的米饭。不远处,“白棒棒”们蹲在屋檐下,贪婪地嗅着香气,手捧盛着藤藤菜的大碗,大口吞咽伴着猪油、食盐的“棒棒饭”。有时,罗姐会把舀剩的几种烧菜混在一起,装在一个大碗里,端到那几个围起吃饭的棒棒跟前。
“姐儿,谢了哈!”“有啥事尽管给我们打招呼!”“大姐义气,我们记得了!”“白棒棒”们很感激。下午,他们的身影又出现在了人群中,精瘦的身躯负着重。你想他们“出力”,只需立时大声一呼:“棒棒!”“来了来了!”几个声音抢着回答。不过几秒,他们就站在你面前。
上世纪80年代初到山城的“白棒棒”终于休息了,棒棒们在城市中渐渐隐去。高楼有电梯,旧屋的居民也大多搬出了梯坎之上隐藏的小巷。肩挑背磨的“力哥”们,是山城无名的建设者和见证人,当年轻的直辖市渐成规模,时代又无言地让这些奉献者隐退。所以,大多时候,出现在我视野中的棒棒看似很闲,如果天气好,有的三五成群打扑克,有的背靠大厦外墙打盹。偶尔碰到有人提着几大袋东西,有些吃劲地从商场走出来,那些前一秒还聚焦在耍事或本来眯缝着的眼睛,会一下游移到那人的脸上,观察他的嘴唇会不会启动:“棒棒!”然后或团或单的十几个着旧夹克或军迷彩的棒棒便一拥而上:“这里这里!”如果货物够大够多,便能有几个人分享这个活儿。和过去一样,价格依然没有定规,全凭着棒棒掂着货物重量喊价,货主靠着社会处世经验还价。议定价格,棒棒吆喝着干活。
山城的棒棒已剩得不多,所以这样浮于面上的采访进行得很不顺利。
那天,我到解放碑大都会背后的一个超市买了一些零碎的东西,出门,立在阴凉处一个花坛旁,查看收银条。冷不丁,边上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妹儿,要不要帮忙?”一回头,见着花坛边坐着个约摸40多岁的男子,蓝底格子衬衣,面目干净瘦削,若不是看见一根绑着粗红绳的竹棒正卧在他身旁,很难看出这样秀气的男人是个棒棒。
“哦,不用了,只有一点东西。”我说。与此同时,我看见那张脸上闪过些许失望的神色。
“现在的活儿不好找哦!”男人自言自语,一边抬手擦汗,一边看向前方一个停下脚步、正咕噜噜灌着可乐的少年。
我捕捉到这个渴望的眼神,从购物袋里掏出一瓶“七喜”汽水,递给男人。男人接过,道了一声谢谢,便拧开瓶盖,无疑有他地喝了几大口,然后抬头一笑:“谢了哈!”他的两颗门牙明显是假牙,白得过分,旁边露着银白的金属丝,显示着假牙的劣质。
我直觉这是个有故事的人,于是,坐下来,一番套近乎,得了个“好人”的印象,便与那男人有了一番交谈。然而,男人讲的故事却着实普通——他叫老王,46岁,年轻时在部队当过两年“义务兵”,想留部队没留成,只得回农村。种地收入不行,为了多赚点钱,进了城;又因为身无一技之长,只好卖力气。只是,老王说,曾有一个仓库看他人老实,加上一米七五的个头身强力壮,打算月薪两千聘他去守仓库,这可比常常一月收入不到一千的“力哥活”强多了,但他考虑再三还是拒绝了。“那活儿不自由。”他说。我有些奇怪:“既然进城了,到底是自由重要,还是挣钱重要?”话未出口,看那个叫老王的男人一脸欲言又止的模样,我只好打住。
转眼秋凉,那篇关于棒棒的稿子,怎么写我都觉得牵强,正纠结,无意间却瞥见一个叫“何苦”的退役军人“潜伏”棒棒群一年,拍摄的纪录片花絮:一个棒棒被雇去帮人家通卫生间的下水道,本想借助工具,却被雇主喝止——这么通,不行,必须用手掏!于是镜头中的那个“棒棒”卷起衣袖,慢慢把手伸向黑乎乎的下水道……看到这里,我突然顿悟:像蜻蜓点水那样的即时采访,远远没有走进他们的生活,我的写作只能用“空洞”二字表达。于是,决定放弃这次约稿。 事实上,有的交集特别诡异。
周末,我喜欢在解放碑附近活动,那里的小巷隐藏着重庆最美味的平民小吃。那天,我走进熟悉的面馆,看见了老王——是的,是老王。他侧过脸来的一瞬,我就感觉此人特别面熟。他咧嘴笑着,露出两颗特别扎眼的假牙,我立刻确认了。老王穿着一身褐色的外套,领口有些崩线,脸面刮得很干净。他听见我的招呼,有些惊讶。
“我,李老师,想起来了吗?”我指着自己。
“哦,”老王点点头,“李老师,你也到这里吃面呀?”
这时,我注意到,在老王的身旁,还站着一个女人,粉红的薄呢大衣,掩饰不住岁月的侵袭。我的直觉是,她至少比老王大五岁。女人不自然地拉了拉老王:“吃啥子面?”
“还是老样子嘛,你吃杂酱,我吃素小面。”老王说。
“啥时候你大方点,请我吃碗牛肉面。”女人望着沸腾面锅旁的一大盆红烧牛肉。
老王见我站在旁边,下意识地把手伸进兜里,然后面露尴尬。
我往前跨了一步,笑着说:“这样吧,我请大家吃牛肉面。毕竟难得碰到,碰到有缘。”
三个人坐到一张桌子上,我坐在他们对面。几无交集,相对自然也无更多言语。只是,女人一会儿夹起一块牛肉放进老王碗里“我吃不完,你吃一块”,一会儿又挑起面夹给老王。面相不甚般配的两人,眼神却不时相撞,一种叫作温暖的东西在蔓延。他俩吃得很快。望着对面两只空空的碗和略显局促的眼神,我主动说:“没事,你们忙去吧。”“好,那我们先走了,我一会儿还要去送个货。”老王拉着女人一边匆匆起身,一边连连道谢。
“棒棒跟那女的看起来像两口子吧?”目送两人离去,微胖的老板娘一边上来收碗,一边神秘兮兮地小声说。老板娘给了我这样一个值得道德批判的版本:老王和女人——根据我的“音译”暂且叫作小方,是一对姘头,小方是个专门做“开荒清洁”(新房装修后第一次扫除)的。最让人震惊的是,老王的老婆是个疯子,和这对姘头住在一起。
“你,有老王的手机号码吗?”听完老板娘的讲述,我忽然问。就像那些“多此一举”的好事者,当对方执着于深挖她所说的别人的隐私,她便逃也似的避开了。
听说棒棒这行也有行规,每个人都有划定的接活范围,不按规矩来是不行的。我想,既然上次能在那个超市旁边碰见老王,想来他的活动区域就在附近。于是,连续几天,我得空就在附近转悠,终于在一个门店前看到正和一群棒棒哄抢生意的老王。被挤在圈子外围的老王最终没有抢上那单货,正悻悻,回头看见我,一下认了出来,便摸着头笑了。
一番寒暄后,我问道:“大哥,可以到你家里去看看么?”他有些惊诧和犹豫:“李老师,这方便么?”我指指身边的助手,一个20来岁的男孩子,随即摸出一张一百元的钞票递给老王:“打扰大哥工作了。”老王摇摇头,径直把我捏着钱的手挡了回去:“李老师是个热心人,你们要不嫌弃,就跟我走吧。”
跟着老王,从前方的大马路拐进一旁的支路,从支路边不起眼的一侧,上了一段将近70级的石板台阶。眼前是一条颇具年代感的小巷。小巷两侧是一些工厂上个世纪修建的灰色宿舍楼,在历年风雨侵蚀下,陈旧得让人忘记——这里,也是最繁华的渝中区的一部分。
“这里租金便宜。”老王看穿了我眼中的东西,解释着。
常年积水的小巷布满青苔,它们的存在让我不时脚下一滑。为了稳住,我走得一摇一摆,步态很是滑稽,同行的男孩则眉头紧锁。在一栋砖木楼旁,老王停住脚步:“到了。”片刻,又补上一句:“屋头条件不好,莫要见笑哦。”但我想错了,老王并不住在这座砖木楼里,而是一旁搭建的一处小平房。平房外的“偏偏”下,我上次看到的女人套着围裙,正用罐装液化气做饭。一块旧家具拆下的木板搭成的桌台,搁着拆开的超市塑料包装盒,上面,有覆盖了两层的标签,下面一层是“瓢儿白4.2元”,上面一层是“瓢儿白2.5元”,是超市甩卖滞品的价格。
那女人见了我们,点点头,神情淡然,她所有的专注,似乎都凝聚在锅底那点泡沫正渐渐散去的焦黄菜油上。
老王领着我们进了屋。这间不到10 平米的屋子里挤满了箱柜瓶罐等各色杂物,最显眼的是一架木床和一个行军床,木床与行军床之间有一层布幔相隔。等走近布幔,我才发现,行军床与墙壁之间的狭小空间里竟蜷缩着一个极其瘦小的女人。
“娟儿,有客人来了。”老王上前弯腰拍拍她。
这个叫娟儿的女人抬起头,看着眼前的几个陌生人。娟儿很白净,一双大眼睛里流露出的惶恐与迷茫让她异于常人。
“这是我的堂客。”老王搓着手,作了介绍。
我刚想问什么,却看见老王拿起桌上的一盒纯牛奶,插上吸管,递到娟儿的嘴边。娟儿不说话,把脸别过去。“乖,喝点牛奶,这个有营养。”老王试图把娟儿的脸扳过来,岂料娟儿竟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继而大声喊叫、手脚乱舞。老王一把抱住她,从行军床的床腿上捞起一根绳子,迅速地绑住娟儿的双手,然后轻轻拍打着她的背,直到她安静下来。
“她脑子不好使,为了她,我才出来的。”
老家在梁平的“棒棒”老王和妻子娟儿,靠着耕种养殖,曾经在农村衣食无忧。可是最常见的婆媳矛盾,却让倔强又爱认死理的娟儿喝下农药,虽被救下却精神失常。少了一根顶梁柱的老王家,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娟儿屡屡犯病,老王问过乡里,乡里回复说没有渠道把她送去医院接受正规治疗。老王在报纸上读到的种种好政策,落实到乡里,也每每与他们无缘。2000年,老王把独生女儿交给老人,自己带着妻子到了重庆城,想要在城市里找到新的希望。没有一技傍身,却需要“自由”以方便照顾妻子的老王,选择做了“最后的棒棒”。
15年里,老王在朝天门搬货时摔掉过门牙,在雇主家里被训得胆战心惊,也吃过一小坨猪油炒一大锅白菜撒上一大把盐的“棒棒饭”,可幸福的日子终究没有到来。如今活儿更少,一个月收入三四百元是常事。 “赚多赚少都能过,一万元有一万元的活法,一百块有一百块的活法。人家吃好菜,我就晚上到超市买打折菜;人家喝好酒,我就喝跟头酒;人家抽中华,我大不了不抽烟。”老王望着屋外另一个女人忙碌的背影,一阵感叹,“幸亏还有人帮衬着。”
那次离开时我站在巷口,回望那条地上铺满水苔的小巷,神情竟有些恍惚。
半年后,我在那家小面馆又碰见了老王。这次,他独自一人,头发有些花白。我请他吃了一碗牛肉面,像上次一样,他吃得很仔细,但却不那么有味。
“你的那位朋友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她男人进城了。”老王顿了顿,“她男人是木匠,有手艺的,她跟着去做装修了。”他没有抬头。
老王告诉我,过段时间,他和妻子要回去了,重庆城不是他们的久留之地。他们的女儿已经嫁人,在婆家独当一面,打了好几次电话,要他们都回乡。
之后,我依然常常到解放碑,依然常常到那家小面馆吃面,但真的没再见到老王。问起老王“找活领域”的同行——那些大多时候闲着的“棒棒”,他们三五成群围在一起,蹲在行道树下往地上起劲甩着纸牌,头也不抬:“好久没见到他了,大概干别的活路去了。”“那人比我们有些文化,就是人怪,不爱跟我们摆谈的。”看来,老王是还乡了。
2016的猴年春节刚刚过去,随着外来者的逐渐回归,解放碑的繁华,再次被川流不息的人群装点。今天,“城里人”愈加承认一个现实:不管你心里有多不屑“区县农民”,可那些人却俨然成为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就像临近春节,城里人采集年货的热情理应让店铺忙碌,可相反,卖着生活必需品的小店却关起门来,好多想买的东西买不着。早晨想去楼下吃碗小面,却赫然看见店门紧闭,门口贴着的一张A4打印纸讲得分明:本店2月4日开始休息,正月初八(2月15日)恢复营业,恭喜发财!直到那些虚浮着喜庆的假日不知怎样溜走后,经过楼下,看见几张面上斑驳的方桌正陆续摆出,才觉得生活又进入正轨。
就在市政工人攀着梯子摘去行道树上的灯饰,我再度穿行于解放碑的繁华之时,却突然接到了一个本地打来的陌生电话。“我是老王,李老师还记得我吗?”很突兀,老王回来了。没想到,他还留着我的电话。那号码是我上次写在纸片上硬塞给他的,曾以为早扔到某个角落了。
从那通电话到再见老王,又相隔了一个月。这期间,不是我有事,就是他有事。
见面,是在渝中区棉花街水产品批发市场的那栋大楼。斜坡下,大楼车库入口,老王穿着一身黑色的制服,帽子戴得端端正正,一板一眼登记着进出车库的货车车牌。打过招呼,老王站起来,面向我,低眉笑着。一阵浓重的鱼腥味袭来,我不禁紧皱眉头,有些反胃。
“李老师,正中午,不嫌弃的话,我请你吃顿饭吧,也表达下我的谢意。”老王说。何谢之有?我很是奇怪。许多疑团挡在心里,到底没有直接挑明。
踏进棉花街一个主营江湖菜的小餐馆,老王顿了顿,迈进店门,然后径直走到靠里的位置,挪开宽敞的那一边椅子,方才转过身,脸上满是谦恭的笑容:“李老师,坐这里行不?”“可以,可以。”我赶紧走过去,坐下。
老王从残留着水渍的桌上拿起菜单递给我。接过油腻腻的一片塑胶纸,看看老王那不容置疑的目光,只得硬着头皮点了小炒肉和青菜豆腐汤两道菜。
“嘿,李老师,别跟我客气!小妹,还有个水煮肉片!”老王一面把菜单递给服务员,一面叫着加了道荤菜。
“李老师,你是个女同志,不喝酒的,来,以茶代酒,谢谢!”老王举起盛着“老鹰茶”的杯子。
“不是,你有什么要感谢我的?”我疑惑着。
“没什么,李老师,就是谢谢你在我困难的时候关心我。这次算有了好点的工作,头个月的钱也发了,回请你吃顿饭。城里人那样对我的,就只有你了。”老王有些羞怯地笑着,露出了白得显眼的假牙。
前一年接到女儿的口信后,老王思量着,城里头物价越来越高,当力哥赚不了几个钱,小方也跟老公搞装修去了,真不如回去。原本也曾打算,与妻子娟儿回到老家就再不出来,可回到老家一看,那曾经被娟儿引起灶火烧过、十几年没人管的土坯房早就没法住了。老王的母亲跟他大哥一块儿过,大哥当年接下老王家的地,如今改成一个大果园。他们听见老王把“疯婆子”带回来,甚至连见都不愿见他们。
“那娟儿有娘家人吧?”我问。
“我老丈人几年前跟着儿女搬县城去了,一大家子人呢……再者,以前的旧思想,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老王说。
“可你大哥的果园用的是你的地,你有权要回来。”我说。
“要回来?怎么要?人家好歹帮我把女儿拉扯大了,人家都没让我给女儿生活费……再说,我感觉也干不动庄稼活了。”老王说。
所以,老王只能带着妻子,暂时住在女儿家新盖的楼房旁的旧屋里。当然,那旧屋是她婆家的。
老王认为,这确实不合适,但也没办法,他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只能先住下,再从长计议。
老王的女婿在镇上开着一个小店。老王的女儿不但漂亮,还很能干,管理着家里四个池塘和一大堆鸡鸭,里外一把好手,在家里的确能说得起话。女儿的婆婆是个寡妇。起初还好,虽然那个婆婆一直淡淡的,却还相安无事,毕竟大家各住各的,只是在一口锅里吃饭。老王看得紧,娟儿没怎么出格,吃过镇静药一副痴痴呆呆的模样。谁知半个月后,娟儿再次犯病,这次很厉害,她冲出屋子躺在院坝大哭,甚至拿起砍刀想要砍倒院子里的核桃树。隐忍已久的婆婆终于与女儿大吵,这之后,婆媳之间便摩擦不断。慢慢地,女婿脸色不那么好看,女儿也越来越没底气了。大半年后,女儿来到老王屋里,支支吾吾地提出让他们两口子自己做饭吃,说罢还把一千块钱塞给老王。
“唉,我女儿太委屈了,她为难得很,她妈连人都认不出来倒还好,我心头难受啊!”老王一直觉得自己对女儿有亏欠。本来,女儿打小聪明伶俐,不到一岁就会说话,老王觉得女儿将来读书一定是块好料。后来女儿一直跟着他母亲和大哥生活,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才20岁就回来嫁人了。 几天后,老王告诉女儿,自己决定还是回城里讨生活。女儿没有挽留,但却趁着县领导蹲点调研政策落实情况,天天坐乡里反映,最终替老王两口子办好了“新农合”保险,乡里派车把娟儿送到了精神病院接受规范治疗。
多年的负担一经卸下,老王轻松了许多。但“多挣一点钱”的想法依然紧迫,毕竟,他和娟儿还要生活,将来还要攒钱养老。
老王想过找我帮忙,但又觉得与我素昧平生,终于没有开口。他还是给小方打了电话。年前小方和丈夫正在棉花街附近的小区做装修,碰巧得知水产市场正在招聘保安,便推荐了身强力壮的老王,而老王也愿意春节就先过来值班,事儿就成了。
“现在不用看管病人,也不像原来那样要求时间自由了。”老王笑笑。
不知不觉,一顿饭快吃完了,我忍不住抛出了我想问的问题:“小方,你们还在联系吗?”
老王低着头吞咽,半晌才回答:“小方是个好人,我们不是他们想的那样。”
老王第一次告诉我关于小方的事情。认识小方,是在老王带着娟儿来到山城的第十个年头。小方给一户雇主做“开荒清洁”,“棒棒”老王为那家人搬家电。为了把空调外机搬到雇主指定位置,便挪了下雇主孩子提过来的鸟笼,一不小心,竟把笼门碰开,里面的八哥乘机飞走了。这下,雇主孩子哭叫起来,雇主拉住老王,非要他拿500元赔“会说话的鸟”。看不过老实巴交的农村汉子一个劲儿向人道歉告饶,在一旁擦玻璃的小方走过来为老王解围:“他也是不容易,才做这行工作。他做错事确实不该,但一个棒棒真的拿不出那么多钱,老板,得饶人处且饶人吧!”一番“讨价还价”,小方掏出200元借给素昧平生的老王,才化解了这场麻烦。
那200元钱,老王想尽办法还给了小方,两人的生活开始交集。小方比老王大6岁,两人先是以姐弟相称,随着交往的深入,很多东西竟慢慢发生了改变。终于有一个晚上,老王留住了像以往那样默默离开的小方。在娟儿身旁的那铺床上,隔着一个布帘。尽管,他们的外形那样不般配。
“我们真的很谈得来。在一起那些年,她和我一起照顾娟儿,把有营养的东西都让给娟儿吃。两年前女儿结婚,她悄悄买了上千元的礼物,以我的名义送过去。没有她,最困难的那几年不晓得怎么过去。”在老王的口中,小方也是个可怜人,“她男人很早以前上房梁做工摔伤了,从此失去生育能力,所以小方那样大的年纪也没儿没女。”“小方能干,她男人也很能干,我叫他哥。”老王说,“不过现在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以前不该发生的事,我们就当从不曾发生过。娟儿永远是我的堂客,小方永远是我的好大姐。”
这些就是生活的真相。与幸福隐退的“白棒棒”不同,老王是“最后的棒棒”,他的身影也即将消失于山城的浓雾中。“像我们这样生活的很多。我们跟蚂蚁一样,如果不抱团活着,恐怕早就死了。很多故事我们不说,就藏在心里。”这是我最后告别时,老王的一番话。
重庆小面
火锅,自然是山城的美食名片,展现在起伏的大街两旁。而街道的转角或不起眼的小巷深处,则隐藏着能调动山城人真正味觉的食物——小面。
小面是发源于重庆街头巷尾的一款特色面食,一般按有没有臊子来分。没有臊子的素小面调味料很是丰富,一碗面条全凭调料来提味儿——大红袍花椒、辣椒油、豆瓣酱、甜面酱、猪油、大葱、生姜、大蒜、盐、白糖、芝麻酱、酱油、香油、碎米芽菜、熟花生米、榨菜等近二十种。有臊子的则是杂酱面、牛肉面、肥肠面、豌豆面、酸菜肉丝面等。一碗重庆小面麻辣当先,面条筋道,汤鲜而厚味。不论高低贵贱,都会往那露天搁着的凳子上一坐,饿虾虾盯着,一碗热腾腾红艳艳的面条,被跑堂小妹直接搁在汤汤水水还没来得及擦的桌子上,周遭是不认识的食客,就在一角跟陌生人“拼桌”。要是赶上没桌子,又着急,就直接从小妹手头接过面,从边上抽来一张塑料凳,端着碗吃。
“调料倒是那些,面条看来也差不多,但是怎么配,比例如何,怎么炒制,门道多得很,连制面条各家都有自己的招数,所以味道才有高低之分呀!”解放碑那家小面馆微胖的老板娘告诉我,“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我都54了,4岁就吃素小面,那个麻辣劲儿硬是医得好风寒感冒的。我小时候根本就没火锅一说,只有连锅汤、毛血旺,八几年了才有那种牛油红汤的火锅。要我说,小面才是我们重庆最地道的小吃,还必须是那种只加调味作料和菜叶子的素小面。”老板娘13岁就跟着在国营饭店做厨子的父亲学手艺。在她看来,如今的各色臊子小面,就像浮华世道,本来简单纯朴的美味,却刻意花哨起来:大块的红烧牛肉、豌豆肉末组合的“杂酱”、泡椒炒制的鸡杂,五花八门。从2013年开始,小面也排起了座次,比如“前十强”。饶是这样,老板娘也合着客人胃口,做得一手好臊子,且还说:“《舌尖上的中国》怎么就拍了那个‘摊摊面’,到我这儿尝一尝,就知道这没挂‘前十强’的店,味道在全重庆前三都没问题。”
“那是,强不强在其次,关键是味道。”一个正在碗底扒拉细碎鸡杂的“回头客”附和。
“老板娘,你的牛肉面也太抠了点,三两面才五坨肉,价钱还涨了两块。较场口去年底新开的那家店,有七八坨牛肉,大块大块的。”另一高个小伙开口了。
“那你啷个要来我这儿吃喃?”老板娘用戏谑的口吻反问。
“人家还不是来照顾你生意嘛。”我说。
那家店我知道。靠近较场口日月光广场,在主干道旁,位置很好。店名取得巧——“放心面”,招牌下面九个小字:放心油、放心肉、包放心。
“啥都放心,呵呵,就是不知道客人放心他们的味道不。”老板娘说。
我是认识那家“放心面”的店主的。
2013年3月,我在渝北区买下一套140平米的二手房,面积较大,只能像这栋楼的其他住户一样,每周请人打扫。初时,我找物管联系了专业家政公司,“140平米?一平米2元,每次。”对方没有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是靠湖的别墅区客户吊高了他们的胃口;而热心邻居介绍的“持证家政工”要价不菲,且对打扫时间有着严格要求,一轮下来只得作罢。最终,我在楼下“相中”了他们夫妻俩。 我家楼下除了酷热的盛夏,常年坐着一排提着桶儿等活儿的“做卫生的”。与“棒棒”不同,“做卫生的”大多是中年妇女,还有一些是夫妻或母女。他们通常来自区县或城乡接合部,有的曾是国企工人。他们的桶里,装着毛巾、抹布、窗刷、洁厕灵等清洁工具,业务包括“开荒清洁”以及每周提供一次打扫的包月服务。与专业家政不同,他们的价格很灵活,一般会“结合实际”。本来,我不是很信任这种没有任何认证的“家政工作者”,但经济状况让我只能到楼下尽量寻找可靠一点的。那天,夫妻俩恰好就坐在那一排人中间,话很少。两人看上去也就40来岁,个子不高,面相憨厚,是让人一看就心生好感的那种。
“140平米,每个月打扫四次,240元。”他们报了价。价格确实很便宜,我和他们一拍即合。
第一次打扫,男人直接趴在地板上,用拧干的宽大抹布仔细擦着,女人则转动着窗刷把窗角最微小的蛛丝也抹去了。第一回付过工钱,男人开始用我家许久没用过的旧拖把滴着水直接拖地,而女人则几乎没再使用窗刷,取而代之的是一块旧抹布,蘸上清洁剂,直接擦玻璃。再后来,我发现先是屋子角落,然后是桌子下面,都蒙上了厚厚的灰,因为他们只抹面上能一眼望见的地方。摔坏了东西,他们会一声不吭地将原物拼装到一起。比如一只陶瓷小猪,粗看没有什么,凑近一点,能发现一道从头拉到脚的裂纹,一碰才发现,这是碎了的两半合在一起的。当然那些东西也只是小玩意儿,我心粗,发现时已隔了许久,再委婉地问起夫妻俩,他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啊?不知道啊!”屋里只住了我一个人。当我向他们提出建议,“不要把清洁剂直接喷到厨具上”或“能不能先把阳台上的枯叶捡去再泼水”,他们总是一脸诚恳的微笑,答应得好好的,事实上却没有一点改变。
他们住在巴南区的城乡接合部,拥有城镇户口。以前双双在一家集体所有制小厂上班,十几年前厂子被私人老板买下,被裁员的夫妻俩才开始到主城打工。夫妻俩接的活儿并不多,常常看到他们从我家出去,便在楼下无所事事地东转转、西看看,会逗留在房屋中介门前很久,甚至与“黑鸭子”的店长聊上一会儿。事实上,对于那些自个儿出来“做卫生的”,时间特别宝贵。一个140平米上下的屋子做两个小时清洁,从早上7点开始,有人一个上午连做三家。这家刚刚结束,便小步快跑,飞奔到一站地远的公交车站,准备做下一家。不是夸张,楼上请的人就是这样。
慢慢地,我从提意见,到自己跟着他们一块儿做清洁。偶尔,那女人还会提示我:“哎,刚才你抹的那个梳妆台还有好几根头发丝呢!快去收拾下,风一吹,屋里到处都是。”后来,我决心在这对夫妻做完第三个月的第四次清洁,就结账不让他们干了。可还没来得及开口,女人就一边蹲在地上,用破了几个洞的抹布卖力擦地板,一边同我拉起了家常:“李老师,我的儿子今年考大学,前天却查出肾上有问题,哦,对了,是尿检发现的,说是蛋白尿,还要折腾大笔钱去给他看病。女娃子也不争气,屋头紧起钱供她读书,肿瘤医院边上那个医高专毕业,眼见要‘专升本’,却坚决不读了,非要和男朋友结婚。”我说:“朋友可以先谈着呀,干吗非得结婚呢?”她顿了下:“死女子把肚子弄大了,让她去打掉又死活不肯。”于是,我只得把准备许久的委婉又刻薄的话,硬生生咽到肚里。
打那之后,夫妻俩干活又恢复到最初的状态,或许处于生活危机中的他们真需要这些收入。没想到四个月后,在我已经与他们熟悉到可以托付钥匙,他们却直接向我辞了工,说是要回“老家”了——不是他们住的地方,而是巴南区一个偏远的镇上。家里唯一的老人上了年纪,动不了,他们必须回去照顾。女人还告诉我,老人是她老公的后妈,没有亲生儿女,到他们屋里也四十多年了,看着她老公长大的。
“养恩大于生恩。我们夫妻好歹背着子女的名分,这点孝道是肯定要尽的。”女人接过我结给她的工钱,收拾桶里的东西。
去年12月,我突然接到那女人发给我的一条短信,是关于“放心面”开张,欢迎新老朋友前去捧场的群发信息。我一向懒于清理手机号码,所以三年了还一直留着女人的号码。虽然惊讶于这样一条信息,无法想象夫妻俩从“非专业家政工”到“面馆老板”的大幅转身,但作为一个资深“吃货”,本身也愿意尝尝新开张的小面。
差一刻钟到中午12点,那家所处位置十分优越的面馆,人声沸腾,桌桌爆满,有她发消息请来捧场的,有专来品味的食客,有路过吃饭的行人。瞥见的几张面孔我都感觉熟悉,像是我家附近看到过的。除了三个小工,他们的儿子、女儿女婿都在帮着跑堂。“放心面”确实颇有特色,就算一碗素小面,也洋溢着繁多调料搭配出的鲜香,更带着古早的味蕾回忆。或许,这就是解放碑那位微胖的老板娘所说的可以治疗风寒感冒的小面吧。
见我来了,夫妻俩插空过来跟我打招呼。趁着男人照看灶台,女人聊起他们的创业经过,语气颇有些洋洋自得:“说起来还是我的眼光准。”
那两年,夫妻俩回去照看的老人——那男人的后妈,自打老伴十年前去世后,没有血缘关系的四个儿女各自有家,谁也不愿照顾她,甚至屡次为老人的赡养费相互推诿大打出手。“她自己没得生,到底没有血缘,所以老百姓才讲养儿防老嘛!”女人说。
80多岁的老婆婆单独住在漏雨的老屋里,平时一个人生活,吃着低保,不想一个雨天去地里摘菜时却在田埂上把腿摔折了。在村委会,为了怎么“排班照顾”,几个兄弟又吵得不可开交。消息传到在主城打工的夫妻俩那里,事情峰回路转,夫妻俩表示要回老家照看老人,那几个兄弟破天荒地表示愿意每个人出点钱给他俩。毕竟照顾个动不得的老人还是件巴巴的苦差事。
“我跟那几个兄弟想的不一样。李老师你不知道,老太婆年轻时能干得很,她原先是巴县(重庆市巴南区前身)街上的,四五十年代还在县城开过面馆子,手艺好生意好。因为小时候成日价帮别个洗衣服挣钱,站冰冷的河水里头,结果后面没得生育才遭离了,40岁跟了老公他老汉。这把年纪,这些经历,虽说老太婆明面上啥都没有,说不准还悄悄攒着什么呢。再说,我们回去主要是帮一个远房照看养殖场,也不是专门伺候这太婆,最多把我们自己吃的匀她一点,也要不了多久。”说话间,她显然已经忘记3年前向我辞工时讲的那般情义。果如那女人所料,不得动弹、天天喊疼的老人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临终前把贴身的钱和藏在破枕头里的几个戒指给了夫妻俩,更把家传的调辣椒油、做小面的秘方传给了他们。 “哈,真的有‘秘方’?”我很惊奇,因为总有些不真实的感觉。
“当然是‘秘方’了,要不生意会这么好。”那女人不容置疑。
潮湿、散发着死亡气息的床头,不识字的老人坐起身,翕动着干枯的双唇,一遍遍重复着那几味关键的香料、分量和炒制方法,那是她过去周而复始的生活,打着印记镌刻入骨,至死也不会忘记。夫妻俩在她最需要的时候出现,足以让她忘却以前所有的冷漠与不快。老人85岁了。作为卑贱的女孩供养金贵的兄弟,她与母亲在冰冷的河水里洗衣裳,甚至月经都没有了;两个兄弟一一成了街上的“棒老二”(流氓),父亲只好把做小面的秘诀教给14岁的她,又带着她到巴县街上开面馆,供养全家;15岁嫁人,前夫巴着她,用她做的一碗碗面条,一点点积累的钱,在乡下又买了几亩地,却为她不能生育而把她狠心抛弃,那年她刚满20;40岁嫁到有4个儿女的家里,忙活几十年,却到底因为没血缘而一切成空。这时,只要有人对她好,哪怕一点点好,也值得掏心掏肺,把作为生存之道的小面配方传给他。
夫妻俩先是回到城乡接合部开了一家小面馆,生意兴隆,“一年时间差不多赚到了在乡头修两栋小楼的钱。”转而又投入血本到最热闹的市中心开店,全家上下一起出动。“羡慕死其他几个兄弟了。”女人说。
天气寒冷,在他家女婿推荐下,我又要了一碗店里的新品“可乐姜汤”,麻辣小面配温暖浓郁的姜汤,确实很巴适。“素小面5元,可乐姜汤10元1杯,一共15元。”原来饮品的价格是小面价格的2倍。
可是,不知何故,最近我再去的时候,“放心面”已经没有做了。“我也觉得奇怪,听说他们生意很好呀。”解放碑那位微胖的老板娘说。
我想,夫妻俩或许又盯上了更好的机会吧。
断线风筝
2016年6月初的一个傍晚,和去年从江津返回一样,下着瓢泼大雨。我站在爷爷曾执教过的某理工科大学门口,用手机上的“滴滴出行”叫车,却大半天没有应答,公交车更是没见踪影。山城的交通秩序越来越规范,可到这样的极端天气,也让人偶尔怀念起十多年前大街上横行无忌的“7字头”,利益的驱使让私人承包的破烂大巴克服一切困境向前,所以大热天和雷雨天“7字头”会第一个出现在焦急的等车人面前。
终于,银白水幕中现出黄色的车身、微红的标志,慢慢近前,果然是一辆空着的出租车。我连忙招手,车子减速,缓缓滑到跟前,刻意避开了我脚下一大片水洼。
车里,戴着眼镜的司机注意到我手中正滴水的雨伞,示意我先把收起的伞放进窗边垂挂着的竖式口袋里,那应该是他自制的。车窗紧闭,车里有恰到好处的冷气和清新的气味。
“到哪里?”这时司机才开口。
“去江北机场,接个晚上9点的飞机。”我答。
“早着,只要雨天里高速不堵车的话。”司机开始掉头。起先一路沉默,还是司机打破了这个局面。
“姐儿,你在大学工作?”
“没有,只是在那里参加一个培训班。”
“我对那个大学比较熟悉。小时候住在附近,常常去那里游泳。我父亲有个毛杆朋友(从小玩大的朋友),原来是电机系的副教授,跟过苏联专家的博士,可惜得癌死在‘文革’快结束前。我都没见过。”
我有些惊讶,父亲在爷爷去世后调回成都,刻意与重庆这边的人和事切断了联系,虽然也常常提及关于山城的往事。但有一些缘分却非常神奇,就像我2003年不顾一切来到这个爷爷度过半辈子、于我却陌生的城市。
“我知道你说的这个人。”我讲,“看起来我们是同龄人,我们的父辈自然也是同龄人,多多少少会听他们谈起。”
“这个教授不算惨,他病死在‘文革’前,只是他的儿女享受不到他的照顾,现在大学教授多厉害!对了,你看那边的石门大桥。”他伸出搭在方向盘上的右手挥了挥,大雨造成的浓厚河雾中,右侧那座曾坠落过一辆“7字头”大巴的过江大桥时隐时现。
“就在大桥边上——那时是渡船码头,我父亲一个初中同学的父亲,是个国民党起义军官,60年代初从码头上跳了下去。”他说。
我知道这段故事,我父亲曾对我讲起过。甚至,在通往中梁山的公交车上,我也听到坐在前排的几个年纪与父亲相仿、我并不认识的长辈,谈论这段往事,言辞激烈。上世纪60年代中期,离那场空前浩劫还有几个月,一个接受隔离审查快一年的国民党起义军官,趁着看管的人放松警惕,在夜色中走上嘉陵江边的渡船码头,跳进了寒气刺骨的江水里。那个年代,“畏罪自杀”罪加一等,军官的幼子、成绩优异的15岁少年立刻被赶出重点中学的大门,下放到农村劳动,直到父亲平反,才落实工作到电机厂。中梁山电机厂这座始建于1927年,主要生产无线电收发报机、研制电动机和变压器的国有企业,已于2008年破产,如今留存下来的,除了地图上的地名,还有往昔的工厂大门,以及来自父辈们的回忆。
“你父亲那个初中同学现在怎样?”我问道。
“应该在电机厂破产前就退休了吧。我只见过他一两次。”司机说。
大雨倾泻,车辆缓慢地在内环快速路上行进着。
“跑出租累吧?”我问。
“只要心不累就好。说来奇怪,现在这行竞争这么激烈,钱也不好挣,但我只要发动起车,感觉就像是飞翔,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那样飞翔。”他说。
“那根断掉的线是什么?”我突然很好奇。
“大概是父辈的价值观,父辈原本的期望吧!”沉吟片刻,这位叫伟伟的出租车司机回答我。
在沙坪公园那处全国唯一的“红卫兵墓群”里,长眠着伟伟的大伯父。1967年的一场激烈武斗中,24岁的大伯父与工友们占据了一个山头,还没来得及欢呼胜利,大伯父突然发现对方有十来个人又从一侧攻了上来,情急之下,他拿出自制的简易手雷,拉开引线,因为旁边有人挡了一下,手雷滑落到脚边,瞬时爆炸,大伯父和另一个工友当场死亡,现场血肉横飞。已经无从考证,肢体不全的大伯父究竟躺在“红卫兵墓群”113座墓的哪一个墓里。因为纷乱的年代,多人葬一墓的情况太过普遍。伟伟的大伯父没有被认定为“烈士”,伟伟的家里没有得到“烈士”家属的任何抚恤。我曾得见那个神秘的墓群,它坐西朝东,寄寓着墓主永远“心向红太阳”的拳拳之意。我曾听说,今年年初,有记者通过多种渠道,在南岸区一处20多平米的旧公房里,找到一位受难者80岁的老父亲,问他:“您觉得您儿子的牺牲值得吗?”这位须发尽白、下肢瘫痪的老人回答说:“任何时代,国家前进的道路上,探索、挫折、牺牲、错误都在所难免。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命运和担当,没有值得与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