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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一到,那些充满归乡浓情的文章也铺天盖地奔来,述说着北上广打拼游子的思乡热,用老家的馒头汤圆吊足胃口。
在隨着字里行间吃了一把甜蜜饯后,微博上却又弥漫开一股青年人的节前惶恐,无外乎对七大姑八大姨的一致讨伐。
这两种现象奇妙共存,揭露着现代社会反传统的快意与无奈。
对于以内心那一丝封闭的独我而自豪的独生子女来说,新年这七日更像是一个数着指头过阶梯的流程。在疲累的上班以后能够得到数日休憩,沾沾长辈享受天伦的福气——这种传统加诸的浪漫想象渐渐在年复一年中得以平息,于是新年的流程和上班的流程,更像是流水线上两条不同的分支。
除夕贺岁,春节团圆,各种饭局,跟在父母身边接受至亲以外、血缘以内的声声问询,初四祭奠先人……也终于留下两日清闲拽在新春的尾巴上,随后出现了节后上班第一日集体请假的后遗症。
我的一个年轻朋友告诉我,她总是和母亲在对待亲友问题上有争论。
母亲一边为团圆饭烧着老家的鸭腿煲汤,油烫蒸煮全部来一遍,一边对她语重心长地教育:“一年就这么一天,你为什么要觉得心累?来的都是你的亲戚,你的姨妈、姑父、舅舅……瞧你平时对朋友的热乎劲儿,朋友跟你有血缘么?亲戚才跟你有血缘,血缘是哪里都割不断的东西。”
这时,她就会高谈阔论一番让母亲想将锅里的铲子敲在她头上的言论:“如果我的朋友和亲戚同时掉在水里,我会救我的朋友;这就像假如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不是你亲生的,我还是爱你,而不是跟我有血缘关系却没见过面的亲生父母,我们不以血缘论亲疏。”
于是春节带上了一点惶惑的味道,反倒“不孝子”这样的词汇在这个时期从父母带着宠溺编织的无奈中蹦出。
在此类新思潮下,就产生了新一批“不回家的人”。他们并非因为工作原因不能回家。他们要么不呆在家乡,要么身体回了家,心却未归。
狗年春节,恰逢在情人节之后,比起情人节得在家中过,部分青年用香槟敲开铺着散发玫瑰香桌布的西餐厅房门,在午夜打着三十元不找零的的士直奔宾馆。他们的年味,沾着新床单上洗衣粉若有似无的淡,和啤酒泡沫炸裂下晨昏难醒的浓。
一些曾被青年们嘲笑古板的父母,受到新潮思想影响,也发出“不想在家用牌九打完年”的呐喊。于是,从三亚、西藏,到新马泰,再到欧洲,遍布了一圈中年人的奔放足迹。直到自驾游的车队塞在天桥下,塞在高速通道间,他们又哭笑不得地感慨一声呆在家中才是明智之举。狗年春节中,上海人出游最多,北京人排第三。他们的年味,沾上了离家不远万里别人门坎子上的风尘。
这种当代的文化现象上,怎能分辨哪种年味好,哪种不好?
偏偏在这喜庆的传统里,有些地域要追忆那些再也不能回家的人,向他们拜年。
大年三十到初四,每天上午先人墓碑旁都伫立着手捧香烛的男女老少。他们鞠躬三拜,眼睛不由地飘向远处。恰好这时,正是与八九十岁高龄老人吃过团圆饭后的日子。中年人或者说,或者不说;少年人也明白,他们心中激起了对生死存亡的感慨。忌讳在佳节谈及死亡的中国人,也要在心里念及死亡了,也要数一数自己不能回家的日子,也要忐忑一番这些不重视传统的后辈是否能记得在故人碑前,捧上一束雏菊?
当代这批新兴不回家的人,不是肉体受了理想的蛊惑,行动受了经济的挟制。而是灵魂游离在外,心思飘荡如絮。人们强调有根、寻根,在未来,却会浮现一座无根的世界。当然,这也未必是坏事。
就像家乡的橘树,落下来的陈年橘子皮,也是一样的香。
在隨着字里行间吃了一把甜蜜饯后,微博上却又弥漫开一股青年人的节前惶恐,无外乎对七大姑八大姨的一致讨伐。
这两种现象奇妙共存,揭露着现代社会反传统的快意与无奈。
对于以内心那一丝封闭的独我而自豪的独生子女来说,新年这七日更像是一个数着指头过阶梯的流程。在疲累的上班以后能够得到数日休憩,沾沾长辈享受天伦的福气——这种传统加诸的浪漫想象渐渐在年复一年中得以平息,于是新年的流程和上班的流程,更像是流水线上两条不同的分支。
除夕贺岁,春节团圆,各种饭局,跟在父母身边接受至亲以外、血缘以内的声声问询,初四祭奠先人……也终于留下两日清闲拽在新春的尾巴上,随后出现了节后上班第一日集体请假的后遗症。
我的一个年轻朋友告诉我,她总是和母亲在对待亲友问题上有争论。
母亲一边为团圆饭烧着老家的鸭腿煲汤,油烫蒸煮全部来一遍,一边对她语重心长地教育:“一年就这么一天,你为什么要觉得心累?来的都是你的亲戚,你的姨妈、姑父、舅舅……瞧你平时对朋友的热乎劲儿,朋友跟你有血缘么?亲戚才跟你有血缘,血缘是哪里都割不断的东西。”
这时,她就会高谈阔论一番让母亲想将锅里的铲子敲在她头上的言论:“如果我的朋友和亲戚同时掉在水里,我会救我的朋友;这就像假如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不是你亲生的,我还是爱你,而不是跟我有血缘关系却没见过面的亲生父母,我们不以血缘论亲疏。”
于是春节带上了一点惶惑的味道,反倒“不孝子”这样的词汇在这个时期从父母带着宠溺编织的无奈中蹦出。
在此类新思潮下,就产生了新一批“不回家的人”。他们并非因为工作原因不能回家。他们要么不呆在家乡,要么身体回了家,心却未归。
狗年春节,恰逢在情人节之后,比起情人节得在家中过,部分青年用香槟敲开铺着散发玫瑰香桌布的西餐厅房门,在午夜打着三十元不找零的的士直奔宾馆。他们的年味,沾着新床单上洗衣粉若有似无的淡,和啤酒泡沫炸裂下晨昏难醒的浓。
一些曾被青年们嘲笑古板的父母,受到新潮思想影响,也发出“不想在家用牌九打完年”的呐喊。于是,从三亚、西藏,到新马泰,再到欧洲,遍布了一圈中年人的奔放足迹。直到自驾游的车队塞在天桥下,塞在高速通道间,他们又哭笑不得地感慨一声呆在家中才是明智之举。狗年春节中,上海人出游最多,北京人排第三。他们的年味,沾上了离家不远万里别人门坎子上的风尘。
这种当代的文化现象上,怎能分辨哪种年味好,哪种不好?
偏偏在这喜庆的传统里,有些地域要追忆那些再也不能回家的人,向他们拜年。
大年三十到初四,每天上午先人墓碑旁都伫立着手捧香烛的男女老少。他们鞠躬三拜,眼睛不由地飘向远处。恰好这时,正是与八九十岁高龄老人吃过团圆饭后的日子。中年人或者说,或者不说;少年人也明白,他们心中激起了对生死存亡的感慨。忌讳在佳节谈及死亡的中国人,也要在心里念及死亡了,也要数一数自己不能回家的日子,也要忐忑一番这些不重视传统的后辈是否能记得在故人碑前,捧上一束雏菊?
当代这批新兴不回家的人,不是肉体受了理想的蛊惑,行动受了经济的挟制。而是灵魂游离在外,心思飘荡如絮。人们强调有根、寻根,在未来,却会浮现一座无根的世界。当然,这也未必是坏事。
就像家乡的橘树,落下来的陈年橘子皮,也是一样的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