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侯莹才意识到，1994年南下广州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
　　是那一步，让她的人生有所不同。
　　推动改变的是身体语言以及自我意识的逐步觉醒。恰巧，彼时的中国广东因为邓小平“南方谈话”，有了更利于万物生长的土壤。广东于国内成立了第一家专业现代舞团。已有12年民族舞蹈经验的侯莹就像一粒种子，从北而至，破土而出，于金星、沈伟之后成为该团舞者。
　　那时的广州自由广阔，有着令人称奇的新鲜事物和先锋思想，众多如今在文艺创作领域深具影响力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一段那时那地的生活经历，或间接受到影响。那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文艺创作的黄金时代，侯莹和她的同代人从中穿过，沾了一身对于自由以及自我的渴望与辨识。
　　出生于70年代初，侯莹庆幸自己踩在了若干具有历史意义的节点上：广州自由而浓郁的文艺创作黄金期，美国当代艺术吸引力最旺盛的时刻，中国面向世界展现国力也就是2008年奥运会的重要契机，以及中国大力发展文化的当下。
　　唯有回顾过往，她才明白人生的那些点滴是如何串在一起的。她有一种身处历史现场的兴奋感，她看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多层次。
　　时间像风一样。
　　当初纯粹的舞者成为现代舞文化传播者，继续探索更多身体与意识间即兴表达的空间、底蕴，寻找与这时代的对接。与同年代的舞者相比，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舞始终是贯穿她人生路线的主题。她一直都在场，也于国际上跳出了来自中国的“现代舞者”。
　　如同人們于她跳舞时惊呼如此瘦弱竟然有那么大的爆发力一样，她轻声细语里透着某种坚定与倔强，无论是对自己的现代舞专业，还是对于现代舞在社会中的发展前景。
　　言语缓出，有怀疑，有否定，有憧憬，但她相信一点：“这个时代给了我很多可能性。”

告诉自己“不能这样”

　　采访那天下雨，天很阴暗。今日美术馆旁边的咖啡馆里，侯莹自带的水杯装满柠檬水。过几天，她的团队要在美术馆演出一场。她从另一个地方赶到这里，“很堵”。
　　暮春的北京，略带凉意，她戴着头巾，看着你的眼睛，轻声细语地说话。
　　20多年前的那天，同样地下雨、阴暗。侯莹去北京舞蹈学院交考试要用的照片，她已经报名马上就要考试了，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
　　走到学校楼梯口时，她停下来问自己：“你真的要留在这个地方吗？在这个地方4年学完‘擦地’（舞蹈中最基础的训练，也最难达到要求），毕业后继续教‘擦地’吗？”
　　她告诉自己“不能这样”，转身走了。
　　其时，出生于1971年的侯莹已有12年的民族舞蹈经验，是武警文工团成熟的有潜力的舞蹈演员。1983年，侯莹进入吉林艺术学院主攻民族舞蹈。1991年从吉林艺术学院毕业后，侯莹和同学被分配到吉林省歌舞团，这是中国对大中专毕业生有“统一分配制度”的倒数第三年。“那时候上学，国家每个月给25块钱的补助费，我都花不完。”
　　侯莹没遵从分配，而是考上了东方歌舞团，自己跑到了北京。那是侯莹妈妈喜欢的院团。“国家院团，感觉特别崇高，特别有荣誉感”，年轻的侯莹也这么认为。
　　1989年舞者陶金“火遍”整个中国，他的爱人赵丽萍是东方歌舞团的实力舞蹈演员，訾莎莉也正逢时，在侯莹看来那是东方歌舞团最癫狂、最辉煌的时期。她在东方歌舞团待了3个月，各方面很好，但“有点格格不入”。团里的领导跟她说：“你学的这身功夫在这里白瞎了，用不上。”她自己也感觉到了，但是路往哪里走？不知道。

侯莹给当时的政委写了一封信，她在信里说：“我热爱部队，但我特别想学习，想深造。如果我是你的孩子，你希不希望她能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有一天，武警文工团来了一辆车把她接走了，她又被分配到了武警文工团。那4年里她安分下来了，但还是觉得舞蹈的表达方式有局限。“如果只让我这么跳舞，我就不想跳了，没太大意思。”
　　那天转身离开北京舞蹈学院后，她消失了一段时间。
　　老师、同学以及家人到处找她。她们认为，那是她不多的可以有北京户口的机会，不能错过。她躺在床上，称病不出门。“就是奇怪的状态，觉得那样的人生不对，不是我要的。”
　　1993年，广东现代舞团在北京演《神话中国》，侯莹在台下想：“这个舞蹈可以的。”
　　她决定报考广东现代舞团。考试时，是曹诚渊和杨美琦把关。两周后，她收到回复说，你来吧，实习也行，工作也可。
　　广东现代舞团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专业现代舞团，成立于1992年。曹诚渊被称为“中国现代舞教父”，他认为广东现代舞团的出现，不只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种新舞蹈艺术的形成，更是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天翻地覆变化的投影。关于是否成立“现代舞团”，时任广东省文化厅主管领导曾再三犹豫，怕在政治上犯错误，直到“南方谈话”之后，算是开了绿灯。
　　杨美琦是广东现代舞团的创办人，曾任广东舞蹈学院院长，人们给她的评价是：“在中国首先引进欧美现代舞教学，为中国培养了首批现代舞专业演员。”
　　当时身在武警文工团的侯莹，一定意义上是穿着军装的军人。“军装不容易穿，更不好脱。”想了很久，侯莹给当时的政委写了一封信，她在信里说：“我热爱部队，但我特别想学习，想深造。如果我是你的孩子，你希不希望她能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结果是，政委把她给“放”了。
　　1994年的一天，侯莹站在了广东现代舞团的门前。现在想想，“这个机会的得来，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大可能的”，她把这种不大可能理解为“机缘”，由此才搭起了她与现代舞故事的雏形。

起点很高的启蒙

　　“这个改变应该是我人生中最重大的改变，只是当时没有意识到。”年轻的侯莹就是想为自己寻找一条路，她不知道别的，唯一比较清楚的是，“哪些东西吸引我，哪些东西是我不想做的”。
　　当她回顾自己这段艺术历程时，才发现原来有那么多未知和不明，但是当时的自己身陷其中，并不知道当时的自己在历史，在现代舞于中国的发展中会起什么作用。

　　也正因为不知道，侯莹才有一种感觉：“当你面对艺术，或者说一件事情，没有目的性，也不一定清楚它的未来性，更不知道它的结果时，但是你就是努力去争取，去做，事后回想，这个过程是特别幸福的。”她认为这是真理，至少在艺术方面是这样。“这是自然规律，就像花开花落一样。”
　　在广东的7年对侯莹来说是启蒙，“这个启蒙的起点非常高”。
　　作为舞团创办人，杨美琦的理念是，让世界级的现代舞艺术家待在广州，与年轻的舞蹈者一起工作，这种潜移默化胜过千百万教条式的教学。“如果按照教条式的方法，不可能培养出这批人才，因为现代舞是关于创造力的艺术，创造力需要潜在的开发，是知识结构、文化结构的综合体，还会涉及个体跟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个体对社会、时代、世界认知的过程。”
　　在侯莹看来，它涉及太多了。“想成为在这个社会上能表达和互动的艺术语言，不仅仅只是一个舞蹈的问题了。”
　　那时的广州氛围好，各个领域相互交融，“经常喝茶、聊天，非常美好和浪漫”。“艺术的创造力需要这样自由、没有功利性的氛围。”
　　1992-2000年间，中国最好的舞者几乎都在广东现代舞团。“每个舞者都特别独立、单纯。各方面也都有一定的保障，每个年轻人就负责一往直前地跑。”
　　除了启蒙意义，用她的话说，还有很多“莫名的懵懂和未知”。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没有现代舞教学，没有课程，没有编舞，金星、沈伟已经出国了，很多人也在准备出国的状态中，侯莹和她的同学“一头黑地去做一件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事情”。
　　即使后来，侯莹自编的独舞《夜叉》获得第七届白俄罗斯创作金奖，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获奖，不知道哪里好。“我们都是在一种无知的状态中，进行着一件看似很清楚的事情。”

用了七八年的时间，侯莹才明白：“光跳现代舞和你真的是一个现代舞人，是本质性的差别。跳，只是一个形体。”

　　“严格来讲，即使跳了很多年，还不能说是真正了解了现代舞，我们还是在跳中国舞，用中国舞的身体跳现代舞。”用了七八年的时间，侯莹才明白：“光跳现代舞和你真的是一个现代舞人，是本质性的差别。跳，只是一个形体。”那时候侯莹也跳西方的作品，“技术掌握得还可以，但这都是表面”。
　　现代舞是外来语言，移植到中国，当时也面临着各种压力，有来自文化层面的冷嘲热讽，它会被认为“崇洋媚外”，经常有是否要“中国化”或“民族化”的讨论。
　　单就舞蹈语言来说，“开始跳的时候还可以，越往后走，越会有困惑，你就会去想这个艺术形式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在哪里？”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尴尬与困惑就是，侯莹和她的舞伴们在国内并没有很多的演出机会，更多是出国演出。她们在国内一共有过两场演出，一次是在云南，一次是在上海戏剧学院。能在云南演出，还得益于团长的人际关系。

置身“美国大师尚在”的文艺黄金期

　　2001年，即使有老师杨美琦的极力劝留，侯莹还是拿着奖学金去了纽约。对她来说，那是现代舞最丰富最前沿的地方，她想知道为什么。到了那里以后，“我的谜底、困惑才慢慢被解开”。
　　到了美国等于是从零开始。侯莹特别喜欢这种状态，谦虚地，把自己放得低低的，“能学到很多东西”。有一天別人说：“哇，其实你什么都会。”
　　旅美8年，第一年因为语言障碍，她几乎当了一年的哑巴，“没怎么说话”。和师兄沈伟在一起的5年，是她创作的喷发期。
　　美国的当代艺术给了她更大的世界，更新的视角，让她从曾经单纯地仅仅是舞者的角色里跳出来。她研究当代艺术，从绘画史走入，从古典时期转到现代艺术到后现代艺术整个阶段。除此以外，大量地看戏剧，她发现这些跟她的舞蹈创作是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多元文化也给她带来了冲击，她发现每个艺术家呈现自己艺术作品时，背后都带着他们自己独特的符号，带有自己的背景和文化语言，还会阐述自己的经历。“他们的表达形式是那么独特”，侯莹也开始思考文化层面的问题。
　　2001-2009年，是美国当代艺术大发展的黄金时段，“很多大师都还健在”。回国后再回看那段时间，侯莹说她不小心踩在了美国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无论是艺术观点还是市场化运作，都让她看到了很多未来在中国的可能性。
　　这期间侯莹曾经回国，参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画卷》的舞蹈编创。对她来说，“参与创作只是一个事件”，事件带出一系列的事情才更重要。
　　参加完奥运会的开幕式之后，朋友胡蝶对她说：“你应该考虑考虑回国了。”她问为什么？胡蝶说：“如果你不回来，你们那一代人的世界，你们所经历的东西，就翻篇了、断了。”侯莹的理解是，如果不回来，没有人让中国年轻人知道当年的广东现代舞团是多么的辉煌，当年所接受的教育，还有在国外学到的体系，就没有了传承。

重要的是我回来了

　　2009年，侯莹决定回国发展，回来后与广东现代舞团合作了《涂图》。“也就是乱涂的意思，表达一种不清楚的状态。你看不到很多东西，但是你知道有事情在发生。”
　　那时，侯莹在各种空间里探寻与各种艺术家合作的可能性，比如发掘人体和空间的关系、人体和建筑的关系。“在艺术中，或者人生中，当我们触礁，或者不满的时候，可能是一种新的生命的开始。它可以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加新鲜、广阔的天地，丰满我们的人生。”

参加完奥运会的开幕式之后，朋友胡蝶对她说：“你应该考虑考虑回国了。”她问为什么？胡蝶说：“如果你不回来，你们那一代人的世界，你们所经历的东西，就翻篇了、断了。”

　　在美国，艺术与市场以及基金会的规则已很健全，每次与舞蹈有关的创意都会有基金扶持并能很好地呈现。但是在国内不一样。
　　回国后，侯莹以北京为中心，成立了侯莹舞蹈剧场，主要做演出和艺术教育，每个剧场的房租都很贵。“因为是民间机构，参与国家艺术基金申请的可能性很小，而企业赞助艺术的空间在国内又没有拓展出来。”
　　除了演出和艺术教育外，侯莹还会做跨界演出，以及与品牌合作，包括运营工作坊，以此来“养团”。剧场在做的冬季夏季舞蹈营，也是出于教育的意愿，因为侯莹有一套成熟的身体技术，她的课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有人说她这般撑着舞蹈剧场的成长，就是一个传奇。因为国外时不时会有邀请，她“经常就去找一找艺术机构于市场中自由的感觉”。
　　有时，被问到现代舞如何参与社会现实的话题，她觉得“责任”这个词太重，但又不知从何说起。看到甲骨文中“艺术”的“艺”字的样子，她有点恍然大悟。“就是一个人跪在那儿，双手托着一棵植物。这是一种谦卑的态度，艺术在保护自然规律，让人类寻找遵循自然规律而生长的状态。艺术本身就是来传达宇宙之间真正善的、健康的、良性的，有益于人类发展的东西的。艺术家是使者，不是什么责任的问题，这是艺术的功能。”也因此，“艺术家有敏感性，对很多事情有批判性。比如说强权、垄断、不平等，艺术就要为此发声”。
　　2018年，侯莹遇到了20年前的观众，来自她在广东现代舞团那7年间于国内仅有的两场演出。她们提到当年演出给她们的震撼，惊奇怎么还有这种舞蹈。“可是之后就没有（这样的舞蹈）了。”
　　偶尔演出或培训时，侯莹看着一张张年轻的脸，会想到当初看《神话中国》时年轻的自己，想到20年前看过她们演出的人所说的话。
　　“经过这么多年的發展，中国的土壤正在变好。看起来也有好的趋势，但是现在还处在一个非常艰辛的状态。其实不回顾不知道，不走出这么多，无法了解过去我们是踩在了什么样的时间点上。”
　　所以，无论经历了什么，即使面对“现代舞是否不够大众化和市场化”的追问，她还是愿意感慨：“重要的是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