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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下午,陕西省蓝田县的孟圆(化名)通过远程视频与最高人民法院信访部门工作人员进行了视频对话。
此前,因为对县政府给其颁发的土地使用证不满,孟圆不断上诉、上访,已经花费了十年时间。而这次,孟圆只用了近一个小时,就通过视频向最高法院完成了信访。
便捷的信访渠道得益于最高人民法院刚开通不久的远程视频接访系统。据最高法院立案庭负责人透露,除个别地处偏远不具备条件的地方以外,全国已有3300多家高、中、基层法院实现了与该系统的互联互通。
此外,最高法院还印发了《远程视频接访规则》,进而从制度上保障了涉法涉诉的远程信访的实现。
中共十八大后,中央政法各单位相继进一步规范涉法涉诉信访改革。中共中央政法委政法队伍建设指导室主任许尔锋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经过近一年的信访改革,涉法涉诉类问题在党政信访部门接访总量中比重在下降,从去年初的44%下降到目前的18%。与此同时,中央政法机关的接访量则上升了近40%。
也就是说,到党政信访部门反映问题的减少了,而选择在司法渠道进行申诉的明显增多。
国家信访局研究室有关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从去年开始,国家信访局多次要求信访部门对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不受理、不交办、不协调。
“所谓不受理,就是信访部门不受理已经进入或者应该进入司法程序解决的问题。所谓不交办,就是对群众来信中反映的涉法涉诉问题不交办,转由政法机关依法按程序处理。所謂不协调,就是不协调涉及涉法涉诉的信访事项。也就是说,各级政府部门要尊重司法结论,维护司法权威。”上述负责人解释说。
“三不”原则间接疏导了涉诉访民信访走司法渠道,而不是去党政部门喊冤,这是涉诉信访量剧增的重要原因。
从中央政法机关来看,各单位都不同程度进行了涉法涉诉信访改革。据公安部信访办负责人透露,公安部主要做了三项工作:首先是将正在办理的案件审查、甄别,属于19种情形的应纳入法定程序信访范围;其次,要求各地公安机关不得限制正常信访活动;另外、要求各地公安机关从源头上解决信访问题。
作为信访量的“大户”,最高法院则出台了多项信访改革措施。比如对于应该终结的案件则提出“三不”原则,即不再登记、不再通报、不再办理,并配合地方党委、政府及基层组织做好化解工作。
今年2月,最高法院又在官方网站开通网上申诉信访平台,以期减轻北京以及省会城市的信访压力。
在此之前,行政机关就已经开始试水网上信访。去年7月1日,国家信访局宣布其官方网站将全面放开网络投诉受理,只要访民在网上注册并登录,就可以实现网上信访。
以往大家对上访户的印象,是访民不远千里跑到在北京各个中央部委大门外喊冤;有的长期上访的老访民聚集在某个区域,形成了上访村;有些访民还要提防被遣送回原籍的风险。
目前,为了缓解信访带来的压力,无论是政法机关还是行政部门都相继开通网上信访,这无疑是一种“低碳”的信访模式。
去年11月,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改革信访工作制度,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今年3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总体思路是:改变经常性集中交办、过分依靠行政推动、通过信访启动法律程序的工作方式,把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纳入法治轨道。
许尔锋认为,经过一年的改革,诉访不分、依靠行政手段推动解决法律问题的局面初步得到扭转。他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央政法委不再集中交办涉法涉诉信访案件,重点是抓好政策指导、执法监督和宏观协调。”
此前,中央政法委因为过多协调个案而遭受质疑。而如今,中央政法委已不再关注个案,而是回归务虚“办大事”的协调职能。
“以往领导一批示,有关部门就用行政手段来启动司法程序,这的确是‘人治’。”一位不愿具名的政法界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而由人治衍生的腐败则不断显现,甚至波及到更高层级主管信访的官员。去年年底,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国家信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许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今年4月,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被发现在其办公室自杀身亡,不过对于自杀原因目前仍没有官方解释。
对于信访主管部门的领导相继出事,尽管目前没有确认原因,但是舆论还是聚焦到“信访灰色地带”。
从2003年“信访洪峰”开始,进京上访的人员数量和规模不断在扩大,从而衍生出各种社会问题。也因为如此,控制进京上访的人数和规模成为评价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在信访考核以及问责压力下,地方政府采用各种手段到北京截访,并由此催生了黑监狱、黑保安公司非法拘禁等现象。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到上级信访部门花钱销号,导致更恶劣的腐败问题。
改变信访人治局面成为社会共识。从去年年底开始,执行多年的信访考核和问责制度开始出现松动,各级地方政府开始弱化甚至直接取消信访排名和通报。
在将涉法涉诉信访回归法治轨道解决后,该如何终结访民所反映的问题呢?
中共中央发布的《意见》强调,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对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已经穷尽法律程序的,依法作出的判决、裁定为终结决定。
在此问题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做法引来社会关注。
5月28日,在广东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广东省高院院长郑鄂表示,实行信访终结制度以后,对诉权已穷尽且案件经内部核查无问题的信访人,经反复做息访工作后仍缠访、闹访的,实行信访终结,由省法院或最高法院作出终结决定,之后对该信访不受理、不通报、不交办。终结后仍不息访的,移交信访人户籍地或经常居住地的基层党政部门统筹处理。
由于法院分层级,涉诉信访将采取分级负责制度。上级法院未改变下级法院裁判结果的,由下级法院承担主要信访工作职责;对下级法院承担主要信访工作职责的涉诉信访,上级法院对信访人仅做息诉引导工作,引导其向下级法院反映问题,由下级法院纳入信访工作流程。
此外,广东省高院还决定,从今年第二季度起至年底作为涉诉信访工作“非常过渡期”,采用超常规手段,建立联络员值班制度和联动机制、开展案件排查、实行最严格的责任追究制,确保改革启动后涉诉信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但是,如何破解一些信访事项终而不结、无限申诉、反复启动法律处理程序,目前还没有具有标本意义的模式。去年,广东省佛山中院试行信访终结制度,通过召开信访听证会,终结缠访、闹访等“无理访”,这是一个新的探索。
在长期关注信访制度的法学教授姜明安看来,目前信访制度不仅本身制度设计不合理,就整个救济、监督以及解决争议机制来说设计也有缺陷,“不仅要重构和创新信访制度,还要做好顶层设计,完善与其他救济、监督和解决争议机制之间的衔接。”
中央政法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央政法各单位还将根据《意见》要求,制定具体的终结办法,“这项改革十分复杂,难度也很大。”
此前,因为对县政府给其颁发的土地使用证不满,孟圆不断上诉、上访,已经花费了十年时间。而这次,孟圆只用了近一个小时,就通过视频向最高法院完成了信访。
便捷的信访渠道得益于最高人民法院刚开通不久的远程视频接访系统。据最高法院立案庭负责人透露,除个别地处偏远不具备条件的地方以外,全国已有3300多家高、中、基层法院实现了与该系统的互联互通。
此外,最高法院还印发了《远程视频接访规则》,进而从制度上保障了涉法涉诉的远程信访的实现。
中共十八大后,中央政法各单位相继进一步规范涉法涉诉信访改革。中共中央政法委政法队伍建设指导室主任许尔锋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经过近一年的信访改革,涉法涉诉类问题在党政信访部门接访总量中比重在下降,从去年初的44%下降到目前的18%。与此同时,中央政法机关的接访量则上升了近40%。
也就是说,到党政信访部门反映问题的减少了,而选择在司法渠道进行申诉的明显增多。
涉诉信访转向司法渠道
国家信访局研究室有关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从去年开始,国家信访局多次要求信访部门对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不受理、不交办、不协调。
“所谓不受理,就是信访部门不受理已经进入或者应该进入司法程序解决的问题。所谓不交办,就是对群众来信中反映的涉法涉诉问题不交办,转由政法机关依法按程序处理。所謂不协调,就是不协调涉及涉法涉诉的信访事项。也就是说,各级政府部门要尊重司法结论,维护司法权威。”上述负责人解释说。
“三不”原则间接疏导了涉诉访民信访走司法渠道,而不是去党政部门喊冤,这是涉诉信访量剧增的重要原因。
从中央政法机关来看,各单位都不同程度进行了涉法涉诉信访改革。据公安部信访办负责人透露,公安部主要做了三项工作:首先是将正在办理的案件审查、甄别,属于19种情形的应纳入法定程序信访范围;其次,要求各地公安机关不得限制正常信访活动;另外、要求各地公安机关从源头上解决信访问题。
作为信访量的“大户”,最高法院则出台了多项信访改革措施。比如对于应该终结的案件则提出“三不”原则,即不再登记、不再通报、不再办理,并配合地方党委、政府及基层组织做好化解工作。
今年2月,最高法院又在官方网站开通网上申诉信访平台,以期减轻北京以及省会城市的信访压力。
在此之前,行政机关就已经开始试水网上信访。去年7月1日,国家信访局宣布其官方网站将全面放开网络投诉受理,只要访民在网上注册并登录,就可以实现网上信访。
以往大家对上访户的印象,是访民不远千里跑到在北京各个中央部委大门外喊冤;有的长期上访的老访民聚集在某个区域,形成了上访村;有些访民还要提防被遣送回原籍的风险。
目前,为了缓解信访带来的压力,无论是政法机关还是行政部门都相继开通网上信访,这无疑是一种“低碳”的信访模式。
从人治转向法治
去年11月,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改革信访工作制度,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今年3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总体思路是:改变经常性集中交办、过分依靠行政推动、通过信访启动法律程序的工作方式,把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纳入法治轨道。
许尔锋认为,经过一年的改革,诉访不分、依靠行政手段推动解决法律问题的局面初步得到扭转。他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央政法委不再集中交办涉法涉诉信访案件,重点是抓好政策指导、执法监督和宏观协调。”
此前,中央政法委因为过多协调个案而遭受质疑。而如今,中央政法委已不再关注个案,而是回归务虚“办大事”的协调职能。
“以往领导一批示,有关部门就用行政手段来启动司法程序,这的确是‘人治’。”一位不愿具名的政法界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而由人治衍生的腐败则不断显现,甚至波及到更高层级主管信访的官员。去年年底,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国家信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许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今年4月,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被发现在其办公室自杀身亡,不过对于自杀原因目前仍没有官方解释。
对于信访主管部门的领导相继出事,尽管目前没有确认原因,但是舆论还是聚焦到“信访灰色地带”。
从2003年“信访洪峰”开始,进京上访的人员数量和规模不断在扩大,从而衍生出各种社会问题。也因为如此,控制进京上访的人数和规模成为评价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在信访考核以及问责压力下,地方政府采用各种手段到北京截访,并由此催生了黑监狱、黑保安公司非法拘禁等现象。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到上级信访部门花钱销号,导致更恶劣的腐败问题。
改变信访人治局面成为社会共识。从去年年底开始,执行多年的信访考核和问责制度开始出现松动,各级地方政府开始弱化甚至直接取消信访排名和通报。
如何终结?
在将涉法涉诉信访回归法治轨道解决后,该如何终结访民所反映的问题呢?
中共中央发布的《意见》强调,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对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已经穷尽法律程序的,依法作出的判决、裁定为终结决定。
在此问题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做法引来社会关注。
5月28日,在广东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广东省高院院长郑鄂表示,实行信访终结制度以后,对诉权已穷尽且案件经内部核查无问题的信访人,经反复做息访工作后仍缠访、闹访的,实行信访终结,由省法院或最高法院作出终结决定,之后对该信访不受理、不通报、不交办。终结后仍不息访的,移交信访人户籍地或经常居住地的基层党政部门统筹处理。
由于法院分层级,涉诉信访将采取分级负责制度。上级法院未改变下级法院裁判结果的,由下级法院承担主要信访工作职责;对下级法院承担主要信访工作职责的涉诉信访,上级法院对信访人仅做息诉引导工作,引导其向下级法院反映问题,由下级法院纳入信访工作流程。
此外,广东省高院还决定,从今年第二季度起至年底作为涉诉信访工作“非常过渡期”,采用超常规手段,建立联络员值班制度和联动机制、开展案件排查、实行最严格的责任追究制,确保改革启动后涉诉信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但是,如何破解一些信访事项终而不结、无限申诉、反复启动法律处理程序,目前还没有具有标本意义的模式。去年,广东省佛山中院试行信访终结制度,通过召开信访听证会,终结缠访、闹访等“无理访”,这是一个新的探索。
在长期关注信访制度的法学教授姜明安看来,目前信访制度不仅本身制度设计不合理,就整个救济、监督以及解决争议机制来说设计也有缺陷,“不仅要重构和创新信访制度,还要做好顶层设计,完善与其他救济、监督和解决争议机制之间的衔接。”
中央政法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央政法各单位还将根据《意见》要求,制定具体的终结办法,“这项改革十分复杂,难度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