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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明宫是唐代长安城三大宫殿之一，自唐高宗始即是唐朝的行政中心，地位重要。作为大明宫的南面正门——丹凤门，不仅肩负起皇帝出入宫城主要通道的功用，也拥有于此宣布大赦、颁发诏令等功能。作为大明宫南面城墙侧门的建福门等其功能也各有侧重。
关键词：大明宫；城门；丹凤门；功能
中图分类号：R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080-01
大明宫是唐代高宗以后主要的政治中心。据《唐会要》卷三十《大明宫》：“贞观八年十月，营永安宫，至九年正月，改名大明宫，以备太上皇清暑。”[1]P2可知大明宫的修建始于唐太宗时期，修建的最初目的是作为太上皇避暑的行宫。高宗时期因原宫殿湫湿，重修大明宫，并将含元殿作为主持朝政的主要场所，唐朝的政治中心转移到大明宫。
门作为建筑结构的一部分，其主要功能是封闭、隔离、交通、疏散、防护。而且由于地理位置、所附属建筑物的性质，门有着各种意义。唐代都城长安城的规划整齐有序，其建置、布局与等级制度、政治制度紧密联系。在宫城、皇城、街道、坊里之间，存在不同等级、不同类型的门。因此在宫城中，门的作用尤为重要，例如，玄武门因有禁军驻扎，故此门被赋予一定的军事意义，玄武门之变和李重俊叛乱均与之有关。
在大明宫的南面有五门即“正南丹凤门，至德三载改明凤门，寻复旧名。其东望仙门，次东延政门。丹凤门西建福门，南抵光宅门外坊之北。望仙、建福二门各有下马桥。跨东西龙首渠。”[2]P18这五个门也各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而具有不同的功能。
丹凤门为大明宫的正门，是皇帝大型活动出入的必经之地和举行各种仪式的重要场所，故其承载了更多礼仪性质的内容。丹凤门的主要功能可分以下几类：
第一，皇帝在丹凤门或丹凤门楼上大赦天下，并且发布赦文、制文和各种诏令。据两《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册府元龟》的史料记载，这类活动多发生在唐玄宗之后：肃宗七次；代宗两次；德宗八次；顺宗两次；宪宗六次；穆宗三次；敬宗三次；文宗两次；武宗一次；宣宗一次；懿宗两次；僖宗一次。从这些记载可知，丹凤门为唐朝后期诸皇帝宣布大赦的重要场所。
皇帝多在丹凤门或丹凤楼宣布各种诏书，这些诏书内容涉及朝廷求贤、赏赐、抚恤阵亡将士的家属、国家律令的变革。如肃宗一朝就曾多次于此发布诏书：乾元元年（758年）四月，布求贤诏令；至德元年十二月和乾元元年（758年）四月发布赏赐诏书，前者的赏赐对象是五品以上清资官、三品以上官、上郡太守、八十岁以上的人、内外文武三品以下的官员及蜀郡、风翔扈从官。[3]P935这次赏赐的范围非常广。后者的赏赐范围进一步扩大，涉及到两京将士和留守以及诸道节度使、采访使。[4]P4904这是肃宗朝涉及面最广的赏赐。至德二年十二月，发布抚恤诏书，对为国捐躯的烈士家属进行优抚“忠君事君，有死无贰；烈士徇义，虽殁如存。其李憕、卢奕、袁履谦、张巡、许远、张介然、蒋清、庞坚等即与追赠，访其子孙，厚其官爵，家口深加忧恤”。[5]P7778代宗于大历十四年在丹凤楼宣布的诏令中涉及到国家的法律条文。
第二，皇帝除了在丹凤门宣布赦文外，并且为了配合大赦的进行，还在此地举行某些娱乐活动。如：元和十五年（820年）二月，穆宗在大赦天下后，在丹凤门“盛陈倡优杂戏于门内而观之”。[3]P1060
第三，丹凤门是皇帝出入的主要通道，如皇帝祭祀南郊，必经丹凤门。“（贞元）六年十二月庚午，南郊礼毕，御丹凤门。”[6]P365“元和元年十二月……及南郊回，于明德门里鼓吹，引驾至丹凤门。”[4]P533“（大和三年十一月），甲申，帝亲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礼毕，御丹凤门，大赦。”[4]P187
第四，宴请少数民族的首领。玄宗于开元九年九月在丹凤楼宴请了突厥首领；[4]P187开元十八年，苏禄使到长安，玄宗又在丹凤楼设宴款待。[4]P5191
第五，丹凤门除了上述的功能以外，还和某些政治事件有一定的密切联系。安史之乱发生后，玄宗逃往四川。平定叛乱期间，肃宗在灵武登基，叛乱平定后，肃宗亲自到奉贤宫迎接玄宗，并且从丹凤门进入皇城。时称“旗帜烛天，綵棚夹道，士庶舞忭路侧，皆曰：‘不图今日再见二圣！’”。[4]P249唐文宗时期的甘露之变发生时，当时“两镇官健，皆执兵在丹凤门外”。[4]P4397通过这些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丹凤门发生的这些政治活动都不同程度的影响了唐朝的政局，作用不可小觑。
由上可知，大明宫南面有五个门，除丹凤门外，还有建福门、望仙门、兴安门及延政门。由于史料较少，于此简单分析这些门的功能。
根据文献记载，建福门和望仙门是宰相及其他朝臣上朝经过的门。“旧百官早期，必立马于望仙建福门外，宰相于光宅车坊，以避风雨。”[7]P39 这些城门都是“昏而闭，五更而启”，后来在建福门和望仙门外置侍漏院，以保证城门准时关闭和开启。由于宰相武元衡被害，“宪宗出内库弓箭、陌刀赐左右街使，俟宰相入朝，以为翼从，及建福门退。”[4]P563 宪宗朝派左右街使护送宰相至建福门。到文宗时期，停止了这种做法。由于建福门是宰相上朝的必经之地，所以此地也是百姓诉冤的场所。如身为京兆尹的严郢，因为宰臣杨炎“恶其异己，阴令御史张著廷劾郢，诬以他罪，拘于金吾仗。”而京师百姓数千百人聚集于建福门为严郢鸣冤。“德宗微知之，乃削郢兼御史中丞。百姓知郢得不坐，皆迎拜喧呼，声闻数里。”[3]P8151 唐制，守卫城门的卫士属于十二卫系统，而“（贞元）八年迁大将军……明年，公之故人有犯禁宿于望仙门者，卫使奏言，遂转右领军卫大将军，所监者乃用其衙将魏循代为将军，自是军中之政，不复在于将军矣。”[8]P6439
根据史料记载，兴安门多是接收俘虏的场所。如，元和元年（806年）平定刘辟之乱后，宪宗在兴安门接收俘虏；元和二年（807年）平定浙西逆贼李锜，“上御兴安门亲诘其反状”。[6]P373 元和十二年（817年）平定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叛乱后，宪宗在兴安门接收俘虏。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御兴安门受田弘正所献贼俘，群臣贺于楼下”。[4]P466 太和三年（829年），平定藩镇李同捷，文宗“御兴安楼，受沧州所献”。[4]P531 皇帝在此地接收俘虏，同时也有彰显国威之意。
如上所述，大明宮南城门丹凤门等不仅是皇帝和官员出入宫城的必经之地，而且还可作宣布大赦、颁发诏令，接待、宴会少数民族首领的重要场所，也可用为鸣冤、接收俘虏之处。此外，部分城门与当朝某些政治事件的发生、进行有密切关系，故这是其在历史上的又一功能。
参考文献：
[1]（唐）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 中华书局 1983年
[2]（清）徐松 《唐两京城坊考》 中华书局 1985年
[3]（宋）王钦若 《册府元龟》 中华书局 1960年
[4]（后晋）刘昫 《旧唐书》 中华书局 1975年
[5]（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 中华书局 1956年
[6]（宋）王溥 《唐会要》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
[7]（唐）李肇 《唐国史补》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
[8]（清）董诰 《全唐文》 中华书局 1983年
关键词：大明宫；城门；丹凤门；功能
中图分类号：R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080-01
大明宫是唐代高宗以后主要的政治中心。据《唐会要》卷三十《大明宫》：“贞观八年十月，营永安宫，至九年正月，改名大明宫，以备太上皇清暑。”[1]P2可知大明宫的修建始于唐太宗时期，修建的最初目的是作为太上皇避暑的行宫。高宗时期因原宫殿湫湿，重修大明宫，并将含元殿作为主持朝政的主要场所，唐朝的政治中心转移到大明宫。
门作为建筑结构的一部分，其主要功能是封闭、隔离、交通、疏散、防护。而且由于地理位置、所附属建筑物的性质，门有着各种意义。唐代都城长安城的规划整齐有序，其建置、布局与等级制度、政治制度紧密联系。在宫城、皇城、街道、坊里之间，存在不同等级、不同类型的门。因此在宫城中，门的作用尤为重要，例如，玄武门因有禁军驻扎，故此门被赋予一定的军事意义，玄武门之变和李重俊叛乱均与之有关。
在大明宫的南面有五门即“正南丹凤门，至德三载改明凤门，寻复旧名。其东望仙门，次东延政门。丹凤门西建福门，南抵光宅门外坊之北。望仙、建福二门各有下马桥。跨东西龙首渠。”[2]P18这五个门也各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而具有不同的功能。
丹凤门为大明宫的正门，是皇帝大型活动出入的必经之地和举行各种仪式的重要场所，故其承载了更多礼仪性质的内容。丹凤门的主要功能可分以下几类：
第一，皇帝在丹凤门或丹凤门楼上大赦天下，并且发布赦文、制文和各种诏令。据两《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册府元龟》的史料记载，这类活动多发生在唐玄宗之后：肃宗七次；代宗两次；德宗八次；顺宗两次；宪宗六次；穆宗三次；敬宗三次；文宗两次；武宗一次；宣宗一次；懿宗两次；僖宗一次。从这些记载可知，丹凤门为唐朝后期诸皇帝宣布大赦的重要场所。
皇帝多在丹凤门或丹凤楼宣布各种诏书，这些诏书内容涉及朝廷求贤、赏赐、抚恤阵亡将士的家属、国家律令的变革。如肃宗一朝就曾多次于此发布诏书：乾元元年（758年）四月，布求贤诏令；至德元年十二月和乾元元年（758年）四月发布赏赐诏书，前者的赏赐对象是五品以上清资官、三品以上官、上郡太守、八十岁以上的人、内外文武三品以下的官员及蜀郡、风翔扈从官。[3]P935这次赏赐的范围非常广。后者的赏赐范围进一步扩大，涉及到两京将士和留守以及诸道节度使、采访使。[4]P4904这是肃宗朝涉及面最广的赏赐。至德二年十二月，发布抚恤诏书，对为国捐躯的烈士家属进行优抚“忠君事君，有死无贰；烈士徇义，虽殁如存。其李憕、卢奕、袁履谦、张巡、许远、张介然、蒋清、庞坚等即与追赠，访其子孙，厚其官爵，家口深加忧恤”。[5]P7778代宗于大历十四年在丹凤楼宣布的诏令中涉及到国家的法律条文。
第二，皇帝除了在丹凤门宣布赦文外，并且为了配合大赦的进行，还在此地举行某些娱乐活动。如：元和十五年（820年）二月，穆宗在大赦天下后，在丹凤门“盛陈倡优杂戏于门内而观之”。[3]P1060
第三，丹凤门是皇帝出入的主要通道，如皇帝祭祀南郊，必经丹凤门。“（贞元）六年十二月庚午，南郊礼毕，御丹凤门。”[6]P365“元和元年十二月……及南郊回，于明德门里鼓吹，引驾至丹凤门。”[4]P533“（大和三年十一月），甲申，帝亲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礼毕，御丹凤门，大赦。”[4]P187
第四，宴请少数民族的首领。玄宗于开元九年九月在丹凤楼宴请了突厥首领；[4]P187开元十八年，苏禄使到长安，玄宗又在丹凤楼设宴款待。[4]P5191
第五，丹凤门除了上述的功能以外，还和某些政治事件有一定的密切联系。安史之乱发生后，玄宗逃往四川。平定叛乱期间，肃宗在灵武登基，叛乱平定后，肃宗亲自到奉贤宫迎接玄宗，并且从丹凤门进入皇城。时称“旗帜烛天，綵棚夹道，士庶舞忭路侧，皆曰：‘不图今日再见二圣！’”。[4]P249唐文宗时期的甘露之变发生时，当时“两镇官健，皆执兵在丹凤门外”。[4]P4397通过这些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丹凤门发生的这些政治活动都不同程度的影响了唐朝的政局，作用不可小觑。
由上可知，大明宫南面有五个门，除丹凤门外，还有建福门、望仙门、兴安门及延政门。由于史料较少，于此简单分析这些门的功能。
根据文献记载，建福门和望仙门是宰相及其他朝臣上朝经过的门。“旧百官早期，必立马于望仙建福门外，宰相于光宅车坊，以避风雨。”[7]P39 这些城门都是“昏而闭，五更而启”，后来在建福门和望仙门外置侍漏院，以保证城门准时关闭和开启。由于宰相武元衡被害，“宪宗出内库弓箭、陌刀赐左右街使，俟宰相入朝，以为翼从，及建福门退。”[4]P563 宪宗朝派左右街使护送宰相至建福门。到文宗时期，停止了这种做法。由于建福门是宰相上朝的必经之地，所以此地也是百姓诉冤的场所。如身为京兆尹的严郢，因为宰臣杨炎“恶其异己，阴令御史张著廷劾郢，诬以他罪，拘于金吾仗。”而京师百姓数千百人聚集于建福门为严郢鸣冤。“德宗微知之，乃削郢兼御史中丞。百姓知郢得不坐，皆迎拜喧呼，声闻数里。”[3]P8151 唐制，守卫城门的卫士属于十二卫系统，而“（贞元）八年迁大将军……明年，公之故人有犯禁宿于望仙门者，卫使奏言，遂转右领军卫大将军，所监者乃用其衙将魏循代为将军，自是军中之政，不复在于将军矣。”[8]P6439
根据史料记载，兴安门多是接收俘虏的场所。如，元和元年（806年）平定刘辟之乱后，宪宗在兴安门接收俘虏；元和二年（807年）平定浙西逆贼李锜，“上御兴安门亲诘其反状”。[6]P373 元和十二年（817年）平定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叛乱后，宪宗在兴安门接收俘虏。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御兴安门受田弘正所献贼俘，群臣贺于楼下”。[4]P466 太和三年（829年），平定藩镇李同捷，文宗“御兴安楼，受沧州所献”。[4]P531 皇帝在此地接收俘虏，同时也有彰显国威之意。
如上所述，大明宮南城门丹凤门等不仅是皇帝和官员出入宫城的必经之地，而且还可作宣布大赦、颁发诏令，接待、宴会少数民族首领的重要场所，也可用为鸣冤、接收俘虏之处。此外，部分城门与当朝某些政治事件的发生、进行有密切关系，故这是其在历史上的又一功能。
参考文献：
[1]（唐）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 中华书局 1983年
[2]（清）徐松 《唐两京城坊考》 中华书局 1985年
[3]（宋）王钦若 《册府元龟》 中华书局 1960年
[4]（后晋）刘昫 《旧唐书》 中华书局 1975年
[5]（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 中华书局 1956年
[6]（宋）王溥 《唐会要》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
[7]（唐）李肇 《唐国史补》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
[8]（清）董诰 《全唐文》 中华书局 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