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过关考试
对朱亚文而言，每一部戏都像过关考试，他直言“往上递答卷这件事，我一直在做”。
2019岁末播出的《大明风华》并非朱亚文第一次演古装电视剧，却是他第一次出演一国之君——明宣宗朱瞻基。
在他看来，在年少轻佻放浪的表象之下，朱瞻基是一个异常疲惫辛苦的皇帝，一生都在努力寻求存在感：努力地不被爷爷忽视，努力地在政治上获得一席之地。“在种种忍耐、腾挪当中，他早早地就把自己的心力全都透支，耗尽了。”
科班出身的他并不认为阅历能帮助他毫无障碍地完成任何角色，他时常说的一句话是“人要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饰演像朱瞻基这样一个命运多舛的人物，朱亚文除了用肢体、眼神，还有意地多样化处理了角色的声音：青年时不难听出公子气的骄横、耍赖，对父亲的顶撞和对孙若微的百转千回;中间段，经历关外的戎马生涯，多了些倥偬沧桑;而到后期，虽有帝王胜利在手，更多的却是难以去除的疲惫和焦虑——因为“少年气全部被抽走了”。
为了创作他毫不惜力。拍《红高粱》，为了贴近余占鳌的特性，他把自己相对圆润的嗓音往破了喊;为了拍好《黄金时代》，他花好几个月熟读关于端木蕻良的书，力求尽量贴近人物。尽管以往历史的书写将端木蕻良固化成一个薄情负义、没有力量和担当的男人，让朱亚文一开始对角色充满抵触，也对自己的诠释没有把握，但他还是想演出他的人性和对萧红的爱。
在此前接受访谈时，朱亚文曾经说过，当本人和角色差异性很大的时候，演员是在疲惫地追逐角色。“你拼命地跑向角色，但角色依然屹立不动。它一点不迎合你，等着你走向它。”
拍摄现场的情绪和状态，被他固若金汤地保护着，有意地与戏外隔绝开来。在《大明风华》里，比他小三岁的俞灏明饰演他的二叔。剧里叫侄子，戏外叫他“哥”，这让朱亚文觉得时空错乱，也无法全神投入到角色中。于是他和俞灏明说好，现实生活里也怎么叫都好，尽量把戏中的气场贯穿始终。
与他合作过的演员都感受到他对这种氛围的打造和凝固。和杨幂、鹿晗拍《我是证人》的时候，饰演变态杀手的他拍摄期间全程都很少笑脸，因为“嘻嘻哈哈会冲淡角色感”。那段时间他连呼吸都是轻的，也很少开灯，因为要适应黑暗，“尽可能地把自己藏起来”。
《黄金时代》拍摄二萧分手的那场戏之前两天，他跟扮演萧红的汤唯之间“零交流，彼此视对方为空气”，因为大家都在为那一场戏的三个版本找感觉，谁都不知道谁说的版本是事实，每个人都在酝酿。“当我跟冯绍峰争执完、厮打完以后，我们两个人从房间里走出来，也是没有交谈，但是走到一边，彼此递上一根煙，你知道吧，就这样都烟消云散了。”
痛苦的九个月之后，那个呈现在大银幕上苍白、忧郁、优柔寡断却又心怀痴爱的端木蕻良，成为朱亚文交给这部戏和自己的一份优异的答卷。
他一直很感谢那个剧组——是几十年后依然值得怀念的一次体验。“因为我和一群思辩的人坐在一起去创作了一部作品，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文字的表面去演绎……如果有人中途有一些不在节奏上的状态，自己都会感到非常羞愧，我就是经常羞愧的那个人。”
量变到质变
在朱亚文心里，对于严肃甚至极致的“传统创作”始终心存敬畏。但他也敏锐地意识到，影视行业的市场和观众都在发生变化。从《闯关东》到《红高粱》，他几乎被钉在了年代剧的标签上，难以挣脱。
于是，从《北上广不相信眼泪》《北上广依然相信爱情》到《漂洋过海来看你》《陆壶知马俐》，他尝试创造现代都市里各种情态的男性角色。有些老粉觉得略微不适应，他却处之泰然。“如果说只是停留在一个你自以为美的环境里面，这种认知太狭隘了。既然是演员，既然一生要跟无数的角色绑定，为什么不跟更多有意思、更特别的一些角色去互动？”
譬如《北上广不相信眼泪》里的赵小亮，那份在城市立足、征服世界的野心，就很像朱亚文眼里曾经的自己。2004年开始，带着天生做骨开始职业之旅，虽然撞过南墙，但他对未来始终抱持信心。“赵小亮身上的缺点，哪怕只是一种念想，我身上都有。只是有些念想我克制住了，有些欲望我改变了，但我都存在过。”但他说，自己和这个角色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敢于直面自己的错误。
这两年接下好几档综艺节目，不是图曝光、刷流量，而是力图让观众看到更多面的自己。
“你拼命地跑向角色，但角色依然屹立不动。它一点不迎合你，等着你走向它。”
“怕不怕（在精力和形象上）过分透支？”
朱亚文强调，从他这一代的演员开始，已经逐渐养成了和观众交流的职业特性。大家希望你通过更丰富、更自我的方式，去传递出来演员的趣味和能量，而不仅仅是通过一个有感染力的角色。在他看来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对演员最大的考验。
“这里有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你在量上的积累，且在积累的过程当中你没有迷失，没有自认为代表什么，而是时刻准备着被别人重新塑造。”
从严厉到柔软
影视作品里的形象轻松、欢快、五花八门，职业规划也与时俱进、身段多样，但朱亚文身上依然有一股与生俱来的威严感和肃气。连同事都提出过，希望他能够放松自己，要先想着自己是不是“开心和快乐的”，“不要带着别人的方向，别人的建议”。
说到自己近年的状态，他也曾用“易怒、克制、忍耐”来形容。“因为这些事在我身上是藏不住的。而我已经开始跟这些东西和解得很好，我才会说这些。”
追根溯源，得是少年时。
自幼家教严格，而父亲是儿子眼中“典型的三线城市里恪尽职守的共产党员”。看到父亲在工作上不能行差踏错的那份谨慎，又目睹他为了家庭安好一心操持，朱亚文从小就特别在意身边的人如何看待自己。一方面养成了“服务型人格”，另一方面也难免会把自己的处事标准强行对比在别人的身上。
在一个公众平台上，他化身“山海”，和朋友小熊及音频团队播讲一个又一个平凡人的小故事。但两三个月前，为了这档声音项目，他陷入一种极其拧巴纠结的情绪中。所有的创意、故事、文章、视频、音乐，他都要管，还定下一周出一期的指标，一旦完不成便让自己和团队都有些抓狂。
他缓了缓，问自己，当初的发心是什么？
“就是用一种舒缓、安静的方式去面对大家共有的情绪。演员是孤独的，每个人又何尝不是？但你不能放任孤独，也不能过多地去排斥孤独，它其实是一个自我对话和自我生活的距离感。”
他终于发现，不去过于计较结果的好坏，只需要去看过程中还有没有感动在里边就可以了。
家庭是他生命里最珍惜，愿意穷尽一切去呵护的一方天地。但有時也会力气没使对。
他曾经带着自家和妻子两家的老人、孩子出国旅行。动机极好，“带着家人出去，你才觉得你像个爸爸，像个儿子，像个女婿，要不然你在家里，很多事都会有他们的辅助，过多的体谅。”订票、订酒店由太太包办。落了地以后，衣食住行都归他。真到出发，“实打实的挑战”便来了。老人们希望慢节奏，孩子爱扑腾。第一次出行弄得他这个大老爷们颇为狼狈。后来他懂得了舍弃和调整。安排的项目不再以自己的审美标准为标准，而以他们（特别是老人）的标准为标准——只不过把自己的动线拉长。
年轻时，为了说服对方，他会在一个强度一个节奏里重复四次到五次。但现在，“即便认为我说的话是对的，也要使最远处的人也能安安静静地听着，舒舒服服地接受。”
而立之后，他说自己要做的是：让父亲放心，“这些事情我都可以”;有了女儿，他更希望吸取父亲在教养过程里对他形成的“直白的性格干扰”，将自己调试成一个更柔软更开阔更讲求方法的父亲。
和四岁的大女儿在一起，他不爱讲大道理，最常见的是给她讲故事，且是当爹的现编现讲。“比如说有很多的人物，警察叔叔、快递员叔叔，还有餐厅老板，你希望你是谁？她就会从中选一个，OK，我就扮演另外一个人，跟她来玩。”
朱亚文发现，女儿选择的多半是警察叔叔、老师，还有医生——在社会当中有掌控意识的那些人。“可能在生活当中，她也仅仅能碰触到这些人，她觉得他们就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人。”
“当她在角色扮演里做医生时，会说，你不要怕，我打针不疼的，其实内心里面反射出来，就是她很害怕打针疼。我很愿意去琢磨孩子的这些心理的东西。”他还特别希望女儿能把画画坚持下去。“我跟我太太聊，我说我俩不能保证这一辈子跟孩子无障碍交流。当有一天，她对你有所封闭，或者面对她自己无以言表的内心时，起码她可以用画画的方式涂鸦出来。”
回首自己从业的15年，朱亚文说第一个五年是要在行业立足，活下去;第二个五年是活得好，可以相对松弛地在角色中表达，认真地分析;而到现在，他希望能够活得精彩，看到自己更多的不足与恐慌，还能陪伴孩子成长，享受家庭里那些最寻常最温润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