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只受声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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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秦淮八艳”中,若要论生前享有的荣华光鲜,顾媚(1620-1663)要位居前列;但要说起身后的名声呢,她就颇为黯淡尴尬了。一代倾城,之所以花名蒙尘,坏就坏在她的夫婿龚芝麓那句成为笑柄的名言:“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许何。”说的是甲申之变,天地翻覆,龚芝麓作为大明官员未能慷慨殉节,反而贪恋生死,投降事敌。旁人议论指责起来他还有点难为情,于是找个替罪羊,把责任往小妾(顾媚)身上一推了事。龚芝麓的推诿固然可疑、可笑,顺带着矮了一截的是顾媚:比起李香君横眉冷对阉党余孽的“却奁”故事,比起柳如是试图投水自尽、且劝丈夫钱谦益殉国的惊人之举,她的形象无论如何要大打折扣了。在传统的主流价值体系中,娇艳明媚之外,能为美人锦上添花的该是蕙心秀口,比如才智、见识、德行的烘托。有了上述苟且偷生、昧于义理的污点,顾媚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跟所有人一样,第一次看这句话时,觉得龚芝麓这家伙简直厚颜无耻到极点。堂堂男人,竟丝毫不能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变节已经可憎,却又妄想自证清白,于是错上加错,小气龌龊到拿亲人、也是女人来做挡箭牌——女人反正是怯懦、短视、蒙昧的代名词,再添一条“丧失气节”也容易。问题是,这托词明显漏洞太大。
  我从前要偏激、极端得多,很容易因为某句话、某个细节全盘否定一个人。所以,虽然龚芝麓与吴梅村、钱谦益并列“江左三大家”,文学成就不低,但人家再说他如何才情旷代、礼贤下士,如何轻财好客、济贫扶危,都很难再正眼看他。没办法,先入为主的判断烙印太深,也觉得顾媚遇到他,真的不值。
  后来我中庸了一些,觉得窥一斑固然可见全豹,但人的一生纷纭复杂,今日之是与昨日之非,这边之明与那厢之暗,有时候真的犬牙交错、纠结缠绕,或此消彼长、莫衷一是。对某个人要一言以蔽之,有时很容易,有时又不那么简单。就好比瞿式耜,明亡数年仍坚持抗清,遇难后从容赴死,乃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但他在家乡常熟时,却也是贪赃枉法的劣绅;又好比龚芝麓,指责他“饮酒醉歌、俳优角逐,前在江南用千金置名妓”,“瞰名好色,自附清流”,似乎说得过去;但说“龚尚书在京师,四方名士尊如泰斗”,也非虚言。
  名士倾城的遇合,说得方正些,是一段引人瞩目的佳话;说得散漫点呢,也无非是一则曾经风靡的八卦。只不过,龚芝麓和他的同代人不期然被裹挟进甲申年浪覆舟倾的非常时世,进退出处都沾染上了不寻常的背景色,不再是纯粹个人的选择,顾媚凑巧也被牵连其中。于是,大时代风云下的风月旧事,有了不同于一般才子佳人恋曲的粗粝质感与繁复音节。
  
  二
  
  顾媚在秦淮诸艳中名号响亮,被当时人首推为“南曲第一”,才貌风调都卓然出众,余怀《板桥杂记》说她“庄妍靓雅,风度超群。鬓发如云,桃花满面”,“通文史,善画兰”。故宫博物院藏有顾媚画的兰花,方家称赏其画作意态飘洒大气,笔致娴雅从容。当年,留都的梨园管弦响遏行云,而旧院女子中能歌善曲者,除了李十娘和卞玉京,就数顾媚了。秦淮官妓们的河房都是“屋宇精洁,花木萧疏,迥非尘境”,而顾媚的眉楼更别具一格,绮窗绣帘,瑶琴锦瑟,书画盈室,香烟缭绕,余怀干脆开玩笑将眉楼戏称为迷楼(隋炀帝在扬州的宫殿)。
  晚明时,山河即将破碎,江南依旧奢靡,留都日日欢宴。许多文士贵官云集的文酒之会,就算是美女环绕,倘若缺了顾媚,场面就略显寥落,主客都不免郁郁然——有在人群中成为焦点的气场,潇洒从容调度场面的练达,善解人意,风情万种,显然是顾媚的强项。欢宴也常常直接选在眉楼举行,眉楼以环境典雅、美食精致奢华名擅一时,因此几乎每天都有人在眉楼设宴。聚会有时候由某人做东,有时则是AA制,差不多每人分摊五两银子。宾主都无比尽兴:柳敬亭说书,绘声绘色;张魁吹箫,婉转幽咽……操弄笙歌弦索或粉墨登场的,都是顶尖艺人。一夕之欢,需上百两银子,不愧为销金之窟。不久后的清初顺治年间,有言官上疏请求禁奢,曾经谴责有些铺张者一桌席居然花销一两银子,可见眉楼欢宴之靡费。
  欢聚经常从城里延伸到郊外。张岱《陶庵梦忆》回忆,戊寅(1638年)冬,他在南京与族人隆平侯及其亲友到牛首山打猎,带铳箭手百余人助阵,还有顾媚、董小宛等名姬随从。众人皆戎装轻骑,顾媚等也一改红妆,她们骑着较驯良的马,身穿大红锦狐嵌箭衣、昭君套,别有一番英气。一行人在献花岩看戏,夜宿祖茔。次日午后携猎获的鹿、麂、兔、野鸡等归,接着在隆平侯家纵饮。张岱称,这类豪奢之举,只能出自勋戚贵室之家,非寒士所能操办。
  类似出行,通常都有顾媚的身影。余怀等一帮文士到松风阁畅饮,也邀请了顾媚、李十娘等。一帮人浩浩荡荡进城时,红妆翠袖,跃马扬鞭,丽人英姿吸引了无数眼球,行人驻足围观,道路为之堵塞。许多年后,这一幕还让余怀难以忘怀:那些华美的片断,是承平年间的点缀,末世繁华最后的一抹红晕。
  秦淮名姬虽与专职演戏的梨园子弟有别,但串戏却属韵事,顾媚、李香君等戏曲造诣皆深,是南曲中翘楚,相当于名票。大玩家张岱精于鉴赏,他在观众席里,演员往往胆怯。有一次演《教子》,顾媚反串周羽,楊元饰周娘子。知道有高人在座,杨元不免拘谨万端,张岱赶紧找机会喝彩,杨元才放胆演了下去。艺高人胆大,顾媚倒不曾怯场。
  顾媚艳名愈高,嫉妒者也不少。浙东有一粗鄙恶俗之男跟一个词客争宠,于是跟某孝廉合谋,使酒骂座,声称词客盗匿金犀酒器,引发诉讼,其实意在羞辱顾媚。这番沸沸扬扬的风波虽然经余怀等拔刀相助而平息,但顾媚颇似惊弓之鸟,脱离尘网之心愈迫。她为感激余怀,特意登场演剧为他庆寿,时在崇祯十二年(1639)夏。与顾媚过从甚密的陈则梁也写信劝顾媚速寻伴侣,早脱风尘。然而,场面上的闹热,大多密匝匝盛放如烟花,绚烂后终归是要飘散的;纵然顾媚不乏知交,论到男女婚娶却不那么简单。名姬脱籍原本不易,要择人而嫁,方方面面条件都吻合的对象,哪里是唾手可得的?
  
  三
  
  就在顾媚寻寻觅觅之际,终于有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凑巧的机缘——龚芝麓(鼎孳)来到南京。崇祯十五年(1642)春,他从湖北入京途经南京,很难得,初登眉楼,两人就彼此倾心。那时他二十六岁,她二十一二岁,比起柳如是、钱谦益“红颜白发”之悬殊,是有激情的最佳年龄的搭配。龚芝麓(1616-1673)的《登楼曲》之一说:“晓窗染研注花名,淡扫胭脂玉案清。画黛练裙都不屑,绣帘开处一书生。”看得出,淡妆素服、书卷气浓郁的顾媚,与陈设清雅精致的眉楼,都很令龚芝麓一见动心。
  龚芝麓崇祯七年(1634)十八岁进士及第,之后任湖北蕲水知县七年,因为守城得法(当时湖北有扫地王等农民军攻城略地),免于兵火的蕲水老百姓为表感激,给他建立生祠祀奉。崇祯十四年(1641)底官员考绩时,龚名列全楚第一,以“大计卓异”铨选入京。他在南京与顾媚定情时位卑职低,仅为七品官员(后来有人认为顾媚善攀高枝,可能看到的是康熙年间龚历任刑部、兵部、礼部尚书等职),但在文士圈内则有一时才俊之称。龚芝麓文思敏捷,诗文书画之名都高,人称“合肥才子”。清初学者汪琬说他写诗为文数千言,往往一挥而就,辞藻缤纷,无需修改。顺治皇帝读他的诗文也赞叹不已,连称才子。崇祯十五年入京后任兵科给事中,频繁上疏,并弹劾首辅、权臣,年轻气盛,直声轰动朝野,也招致牢狱之灾。时运蹇涩,北京先被李自成攻占,旋即又遭到满清铁骑践踏。龚芝麓先降闯,后降清。入清后仕途也非一帆风顺,曾经几起几落,康熙时官至尚书,死后谥端毅。
  爱她,愿意娶她,客观条件许可,她也乐意,这才算是好归宿。顾媚终于可以及时结束既华艳又飘零的旧院生涯了。但北上之路颇为曲折,她于崇祯十五年(1642)中秋离开南京,刚到沧州,就因为兵火遍野,道路阻塞,无法前行,只能暂居淮河边上的清江浦观望,直等到第二年春夏,无奈之下渡江,滞留于京口。入秋后再度北上,一路提心吊胆,崇祯十六年(1643)中秋才到达京师与龚芝麓团聚。那段旅程真是心乱如麻、进也艰险退也不甘。一来能见好就收脱离乐籍,且遭遇如意之人,也属风尘中难得的机缘,自然急切盼望早日抵京;二来南京已非久留之地,虽然暂时还笙箫弦索不绝,但谁都能隐约觉出,那是世纪末最后的放纵,歌舞欢场,难保不成断壁瓦砾。当然,帝京也非高枕无忧之所,请注意顾媚到达的时间:再有半年多一点,第二年的三月,李自成就踏平北京了。
  崇祯十六年(1643)初冬,龚芝麓因弹劾权臣,触怒思宗,罪“冒昧无当”而锒铛入狱,当时顾媚刚刚抵达北京五十多天。接下来的春节,龚芝麓在狱中度过。全城人都在欢天喜地度除夕、庆上元,香车宝马,暖帽轻裘,鞭炮声喧,言笑晏晏,唯独他们被阴惨高墙阻隔。他不免牵挂、思念人地两生的顾媚——“恨咫尺、不见背灯人瘦”,“婵娟千种意,莫照伤时字。此夜绣床前,清光圆未圆?”无论月色如何清朗,只要人不团圆,独伴萧然四壁、在绣床前凄惶的新人就只能憔悴瘦损。明代牢狱恐怖阴森,幸而龚芝麓躲过一劫。半年后出狱,他写下“铁石销磨未尽,算只有、风情痴绝”,“料地老天荒,比翼难别”的动情之语,这不是文字平易的轻巧笔墨、泛泛盟誓,遣词造句虽寻常,联系到他们刚刚团聚就经历的生离死别,其间有了患难夫妻相许相期的深恩厚意。龚芝麓有数十首词梳理他俩的情缘。从初见、定情、相思,直到共度亡国失路的愁郁悲凄。他把它们辑录成词集《白门柳》。
  
  四
  
  河山之浩荡寥廓已容不下诗词翰墨,转瞬间,他们又要遭遇一连串新的磨难。大顺军兵临城下,崇祯帝三月十九日自缢煤山,大明日落。丧魂失魄之际,龚芝麓、顾媚携手仓皇跳井,被邻居救起后改姓埋名,化妆成仆佣,试图逃离出京,但被农民军俘获。大明勋戚与各级官员都被农民军严刑拷掠,满城都是号哭哀叫。龚芝麓也未能幸免。尽管他据理分辩:当了一年贫谏官,又得罪宰相,关监狱半年,哪里有积蓄呢?换来的是再一次皮开肉绽。然后,比皮肉之苦更深刻悠长的尴尬和折磨,是“失节”(先降大顺后降大清)之痛。
  李自成军队前脚溃败撤离,八旗军紧随而入京城,龚芝麓顾媚再次面临生死出處的艰难抉择。甲申年北京沦陷后,城头变换大王旗,动荡酷烈的惨烈日子,所有人都曾惶恐无措,他们要么流离失所,死于非命,要么卑顺事敌,苟且偷身。说来,每个时代都有厚颜无耻、见利忘义之辈,利害、利益当头,朝三暮四算不了什么,攫取当下的荣耀富贵最为要紧。不过,对许多饱读诗书、自小受儒教正统观念熏染的士大夫,尤其是明廷旧臣而言,一再失足为“贰臣”,要跨越礼教道统之大防,内心不免泛滥成灾;更难承受的则是巨浪滔天的舆论压力。毕竟,龚芝麓的诸多好友,如冒辟疆、陈贞慧、方以智等采用了种种艰难困苦的方式,守身如玉,不与新朝合作;而置生死于度外,投笔抗清的志士也为数不少。两相比较,贰臣们藏在心底、露到脸上的荒芜焦躁,一言难尽。时论汹汹更难面对,即便浅尝辄止之辈,都未能幸免——吴梅村“应召入都”,虽然很快就南归,但“士论多窃议之,未能谅其心也”,调侃他“两朝天子一朝臣”;侯方域于清初应试,中副榜,并未入仕,旁人依然语多讥讽:“两朝应举侯公子,忍对桃花说李香”,何况龚芝麓之沦为双料贰臣?
  以顾媚的身世和经历,“名节”对于她来说,不是天大的要紧事,对龚芝麓的选择,她或许是依从也赞成的。故国残碎,难以收捡,多少人命如草芥,她还有一个安稳的、来之不易的家,苟全性命于乱世,有何不可?龚芝麓羞愧之下,要用“小妾不许”来搪塞,又有何妨?现世的安稳比所谓名誉分量重得多呢。
  他们一道度过了那段内心纠葛重重、惶然悲苦的日子。顾媚的兰草一向被人称许,求画者应接不暇。不过,龚芝麓曾经在送友人的一幅兰草上题字,说那幅画不太出色:甲申年夏秋之间——也就是大清刚取代大明的时候,因为心情郁郁寡欢,他让顾媚作画。然而,恰逢山河易色,“流离惨悴、笔砚颓唐”之际,顾媚又能有多少心思?画得当然很勉强。
  不管是因为胆怯懦弱,还是通脱圆熟,或是迫于无奈,无论如何,龚芝麓两度为贰臣的耻辱是洗刷不掉了。黄裳先生说,沈梅史撰的晚明人物传记《重麟玉册》中,《李暎碧传》后有一条附记:“当时钱牧斋、吴梅村、龚芝麓、陈素庵、曹倦圃为江浙五不肖,皆蒙面灌将人也”,代表了当时公论。
  龚芝麓的原配童夫人一直居住合肥,不肯去往京师,而且连清廷的封赏也拒绝了,她说:我在明代曾经两次被封为孺人,以后本朝的恩典,就让给顾太太去领受算了。龚芝麓与顾媚投契,无疑疏远了童夫人,如果我们刁钻一点,不难从这大义凛然的背面,品出更复杂的况味:比如旧人被冷落的怨尤,对新人春风得意的不满。但龚芝麓居然也就顺水推舟,顾媚遂以亚妻身份受封。龚、顾的好友余怀对龚多有褒扬,但讲这段故事时,不住夸赞童夫人高尚,他感叹:“呜呼!童夫人贤节过须眉男子多矣。”以遗民终老的余怀,有意用童夫人的“贤节”来反衬并暗讽须眉男子龚芝麓大节有亏。
  
  五
  
  龚、顾姻缘,不是当时的特例。人们通常认为,晚明时党社胜流与旧院名媛的密切交往,是明末崇尚个性、奢靡纵情的社会风气催生的。江南是晚明商品经济繁盛之所,市民文化发达,文人的自我意识与感性生命苏醒,加上忧患彷徨的末世情怀,放诞任性之风愈烈。活跃于这一背景下的秦淮艺妓迥异于一般闺阁女子的封闭拘束,有机会较为自由地与知识精英交往,有幸者还碰撞出类似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恋爱。恰如陈寅恪先生所论:“河东君(柳如是)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姿明慧,虚心向学使然,然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当然,男权至上的时代,女人说到底是卑微的、依附的、渺小的,董小宛在冒家谨小慎微,比婢女还任劳任怨,她自己和冒辟疆都把这种地位悬殊视为当然;顾媚后来虽贵为诰命夫人,但龚芝麓那句“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许何”的狡辩,就很透露消息:他抢先矫饰的,还是他自己。
  不过,比较起来,顾媚的境遇相当不错了。顺治十四年(1657),龚芝麓携顾媚经过南京,居市隐园,值顾媚生日,他张灯开宴,邀集宾客近百人,请名戏班名角唱戏。也有客人兴致勃勃,票了一出《王母瑶池宴》,果然是祝寿的好剧目。珠帘之后,顾媚华装丽服,与当年南曲姐妹李大娘、李十娘等一道看戏。龚的门人,进士出身、将赴浙江任监司的严某揭起帘子,捧杯长跪,恭恭敬敬连称“贱子上寿”。客人们也都纷纷起身为她祝寿,顾媚也不推托,欣然连饮三杯。名优们唱念做打再出色,戏铺排得再喧嚷闹热,都不过是烘云托月的帮衬,顾媚才是当天真正的主角;故友新交,宾客如云,无论来者身份背景如何,都乐陶陶很情愿捧主人的场。龚芝麓见状,“意甚得也”。这样宾客尽欢、竭力凑趣的场面,最令主人心满意足,龚芝麓为自己也为顾媚高兴,他真正为她在老家挣足了面子。
  经历了江山易代时的众多挣扎、屈辱,顾媚算是又熬到了花团锦簇的时节。眉楼岁月早已恍若隔世,兵燹已远,物议渐弱。庆贺生日那阵,龚芝麓仕途受挫,官阶连降数级,不过他到底位列朝臣,也是诗文泰斗。被众人簇拥的那一刻,顾媚想到老话“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要莞尔一笑罢?当年的旧院姐妹,声名相仿之辈,可谓众芳摇落:董小宛饱尝辛酸,已弃世多年;卞玉京战乱中做了女道士,后来依傍一位良医,居别馆长斋绣佛;豪侠豪侈都名冠一时的李大娘流落市井,靠教几个女孩子歌舞窘迫度日;风情万种、娉娉婷婷的李十娘国破后勉勉强强嫁人……感叹之余她要庆幸,命运待她到底不算薄吧。
  唯一遗憾的是子嗣艰难。顾媚与龚芝麓曾生有一女,几个月后便夭折。此后千方百计求子不成,大约是为了“招弟”,顾媚甚至请人用奇香异木雕了个四肢灵动的男偶,穿上锦衣绣缎,还雇奶妈哺乳。奶妈当得很投入,也是遵照顾媚的意思吧,除了喂奶,还要时不时将木偶的衣裤撩起,作把尿状。龚府内外都称木偶为“小相公”,龚芝麓丁忧与顾媚住西湖边那阵,杭州人干脆把“小相公”称作人妖——显然是顾媚想儿子成癖,这种滑稽之举旁人看来都有点怪异了,龚芝麓却并不制止,他是迁就她的。
  顾媚四十三岁病逝时,龚芝麓已经重新起用,官左都御史。她的丧礼备极哀荣,哀悼之车数百乘之多。人们对顾媚的吊唁,不消说,很大程度上跟龚芝麓当时位高权重有关系,此外,他们一向都因“轻财好客,怜才下士”,口碑甚好,这也是她为人敬重的原因之一吧。
  
  六
  
  余怀说龚芝麓“雄豪盖代,视金玉如泥沙粪土”。有了顾媚辅佐,更加“轻财好客,怜才下士,名誉盛于往时”。这倒不是过誉之词,龚芝麓夫妇为奖掖风流、扶助后进、接济故家子弟,不惜资产(有时甚至不得不依赖典贷),颇为时人尊重。龚在宦海沉浮四十年,千金散尽、身后萧然,去世后刻诗文集之资匮乏,债主登门,也感叹他为官清介。
  对龚芝麓“破家养士”,不吝家财扶持才士、弘扬风流、周济遗民,顾媚全力辅佐,佳话甚多。他们在府中庇护过不少遗民,有的一住十年;有人去世后无力丧葬,他们不仅出资,还代为抚养其子女;有人困窘难以养家,他们一再资助“茶资”,还补贴奁资嫁女;当年在秦淮河房活跃的吹箫人张魁,后来衣食堪忧,龚、顾出资让他去贩岕茶,以此谋生。顧媚去世后,龚芝麓特别追忆起:从前,每当他急友朋之难要解囊相助时,顾媚总是毫不犹豫支持他,这样的日子,再也不可复得了。
  怜惜珍重才子是当时风尚,顾媚有一次一掷千金的豪举则登峰造极,今天的诗人遥望过去,要艳羡一番吧:朱彝尊《酷相思·阻风湖口》词里有“风急也潇潇雨,风定也潇潇雨”的漂亮句子,顾媚一读,连连叹为真才子,立即倾奁以千金相赠,助其旅费。那时正当朱彝尊困窘落拓的时节,顾媚夫妇的慷慨无疑是雪中送炭;他们还有很多义举,需要冒险、勇气和担当,远不像为某句好诗词惊艳喝彩那么风雅。反清复明的义士阎古古有一次遭追捕,龚、顾将他藏于家中密室;清初八旗兵大肆抢掠、骚扰百姓,龚芝麓上疏请求军队申明纪律、勿扰地方;他在刑部侍郎、尚书任上,判案严谨,针对当时重满轻汉的倾向,提出所有诉讼都必须满汉官员同时审讯的动议,还为许多被冤屈的汉人伸冤平反。在刑部、兵部尚书任上又两次上疏,请求恢复被罢黜的江南士绅的功名爵禄。当时很多人为他担忧,他说:用我一个人的官衔换取千万人的职位,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幸运的是奏疏被采纳,江南士子受益者不下千人。
  龚芝麓与他那些始终为遗民、不肯事清或秘密反清复明的老友一直保持了密切往来。冒辟疆不仕新朝,从晚明家世优越的贵公子逐渐沦为寒士,世态炎凉,昔日门庭若市、谀词如潮,如今一门四世饱受凌辱唾弃。龚芝麓很希望为冒的儿子禾书谋取内阁中书之类清要职位,多少以官方背景卫护家门。龚恨不能为老友之子架设青云之梯,但冒禾书几次入京,总是阴差阳错。龚芝麓为之郁郁寡欢、扼腕叹息,觉得“愧无面目见三十年知己”。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如今位居要津而对冒辟疆丢弃旧谊。
  龚芝麓对清初著名词人陈维崧的倾心相助,既因陈才华超群,也因他为故人之子。陈维崧的父亲陈贞慧是复社四公子之一,明亡后艰难隐居。他去世后,陈维崧投靠父亲好友冒辟疆,在如皋水绘园读书八年,此后抵京依龚芝麓,龚对这位故家子弟倾心相助。陈维崧曾说:自己客居京城,风尘沦落,穷困交集,而龚先生对他关怀体贴备至。龚芝麓则一再为自己没能给陈维崧提供更多扶持而遗憾,他在《沁园春》词中感愧:“相怜处,是君袍未锦,我鬓先霜。”吴梅村说:“其恻怛(悲苦忧伤)真挚见之篇什者,百世之下,读之应为感动,而况身受者乎?”陈维崧何尝不能体会龚先生的诚挚厚谊,他赠给龚的词里饱蘸深情感恩之泪。康熙十八年(1679),陈维崧任翰林院检讨,忆起“君袍未锦,我鬓先霜”,还特意用龚芝麓钟爱的“秋水轩倡和韵”填《贺新郎》:“论深情、碧海量还浅。”那时龚已去世六年。
  人的一生,倘若始终不被生活考验,该算是风调雨顺吧?当然,多数情况下,这只能是轻飘飘的一厢情愿。世事太平还好,如果恰好时局凋敝残破,乃至改朝换代、异族入主,抉择便尤其不易。生死、荣辱都进退维谷,特别是公众人物,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异常放大,或者被类型化。
  所以,盖棺论定不是那么简单。尽管“我原欲死”那张著名的漫画标签如影随形紧贴他,使“龚芝麓”三个字无论如何都跟磊落君子、伟岸丈夫划不上等号。然而,可不可以说,那些忠勇刚毅的抗清志士昭示了令人敬仰的民族气节,而未能慷慨一死谢君王,却用漫长一生的坚持去传递、承续文明之光、人情之暖,也别是一番怀抱,其文化品格的分量也不算轻。他好像是在一个节骨眼上滑丝了、裂缝了,但是,人是有好多侧面的,难以“一言以蔽之”。
  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顾媚,其实很清醒:婚后的她,说到底还是被他的荣光耀亮、也被他的污渍沾染。那么,小妾许与不许,其实都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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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先生在二十世纪最后一年去世。我曾打过一个电报表示悼念。但事后总觉得应该再写点什么,对于他多年对我的无私帮助表示谢意。今天才找到机会把想说的话写下来。  搜索个人几十年来与萧乾先生有关的回忆,首先是高中时曾读过他自己也许忘记了的一篇译文,即发表在三十年代老《译文》上的俄国作家萨尔蒂柯夫的一篇讽刺小说《一个农夫养活了两位老爷》,那时我沉醉于俄罗斯文学,所以这件事我一直记得,甚至还做过一点小小的考证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在我思考一些历史上的问题时,出现了两种“封建”的概念。一时间,我有些犯迷糊。  本来是清楚的。当初念古文,柳宗元两篇讲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的文章《封建论》和《桐叶封弟辩》,已经把中国什么时候叫“封建”时期交代清楚了。  唐太宗时有过一场关于“封建”的辩论,探讨了分封宗室对不对。萧瑀、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刘秩、杜佑、柳宗元等在不同时期发表了意见。柳宗元那篇《封建论》具有总结意义
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通过推行一轮又一轮的运动来重建社会秩序。高等院校依次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院系调整运动,批判胡适、俞平伯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运动,反胡风运动,鸣放整风运动,反右派运动,双反(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交心运动,教学改革运动等,同时又配合全国范围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新区土改运动、抗美援朝运动、肃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反右倾运动等开展相应的学习与整肃。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是一个复杂而带有强烈意识形态之争的研究领域。对这一时代的每一位思想家、每一个思想流派的评判都受到研究者本人的政治立场和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因而这一学科的学术性自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人们几乎很难跳出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框框,做出所谓纯学术性的判断,这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面临的现实境况。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对于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派别的研究,相对来说是一件更难把握的
韩信甘受“袴下之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历史典故,它往往被宣染成忍辱负重、能屈能伸的大丈夫行为。今又细读《史记》,对韩信的“袴下之辱”却有了另一番解读。  “袴下之辱”典出《史记·淮阴侯列传》,原文为:“淮中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于是信孰视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作为一代名将的韩信,早年是一个衣
黑格尔说,中国人除了皇帝一人外都不知道自己是自由的,古希腊有一部分人(即希腊公民)知道自己是自由的,只有日耳曼民族所有人都知道自己是自由的;五四反传统人士如鲁迅认为中国人是坐稳了奴隶时代与坐不稳奴隶时代的可怜一群。欧洲中心主义者与吾国民族虚无主义者几乎形成了一个普遍性共识——中国文明缺乏自由精神。而且人们似乎能随处找到这种认识的证据:古希腊罗马的绘画和雕塑中、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作品中的自由精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