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新华社摄影部，成为一个普通编辑，开始接触到摄影界，接触到那些充满活力的群体和个人。
　　在那之前，我没有看过一个摄影展览，也不认识一个摄影师，甚至也不知道好的照相机长什么样……那时候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在思想被牢牢地禁锢了几十年之后，摄影人突然明白，原来摄影有另外一副模样！原来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被拍摄的，原来可以不只是为了完成领导指定的任务而去拍摄的……
　　80年代，年纪大的摄影者突然有一种紧箍多时的枷锁被打开了感觉，而年轻一代的摄影者，王文澜、邓维、雍和、胡武功、侯登科、于德水、陈锦……更像是脱了缰的小马驹儿一样地奋力奔跑起来。当时那批觉醒的摄影者，现在都已经成为中国摄影界的一代名家了。
　　我工作不久，参与了两次重要的活动，让我和这些摄影人成了一生的朋友。1987年，中国摄影家协会在珠海举办了“87摄影趋势研讨会”，在那个会议上，我认识了现在的陕西群体、北京群体、于德水、吴家林、王征……大家在会议期间把各自的照片拿出来。那个会议到底讨论了什么，我现在忘了，但分明记得大家彼此的鼓励、激发，晚上都挤在一个房间里说不完的话，真是一个热气腾腾的会议。后来很难再遇到那样的摄影会议。
　　那次会议后，这一群人形成了摄影界的中坚力量，彼此也都成了终生的好朋友。
　　1988年的北京国际新闻摄影周，“荷赛”等知名机构带来的展览在当时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每天都是人潮汹涌，要把展板推倒好几次，当时我被安排每天负责扶展板。也是国际摄影周期间，杨绍明先生安排二十多岁的我在历史博物馆负责《改革在开放年代》展览——钱捍、安哥、金涌、仇伟军四人联展。而王文澜、贺延光、王毅（已去世）、巴义尔、陈炼一协助我。我们每天骑着自行车、喝着北冰洋汽水，干完活就走，好像从来没在一起吃过一顿饭。按现在的话说，我是执行策展人，但那时还没有策展人的概念。这是我这辈子做的第一个展览，而且居然是在历史博物馆做的。
　　我一直在想：几十年来，我在中国摄影界是没有受过什么委屈的人，而且还比较顺畅地做了很多成为“文化事件”的大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被这些摄影师呵护着，一直是他们特别信赖的朋友。我从给他们背包儿、给他们写点小文字开始，到后来帮他们做访谈录、口述史，成为他们重要图书和展览的编辑者、执行者。我和他们彼此信赖，我和他们每一个人似乎都有一條秘密的智慧与情感通道。

　　我的重要访谈录《他们为什么要摄影》是2011年出版的，但其实很多谈话在80年代就开始了。我跟他们，走到哪儿谈到哪儿，飞机、火车、汽车，田埂上、小饭馆儿，有的有长长的采访提纲，更多的就记在小纸片上……他们头脑非常清晰，思想单纯，行动力强，珍惜情谊，重视名誉。我们一直有着共同的立场、情怀、目标，像兄弟姐妹一样，彼此鼓励、彼此欣赏、彼此推动，还有，彼此掩护。
　　我是一个生逢其时的编辑，李媚（摄影活动家、策展人）到中国照片档案馆看我的工作，说：“小波你是全中国最幸福的图片编辑。”我说：“媚姐，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图片编辑啊。”到现在我一分钟也没有厌倦过我的工作。因为这份工作，让我走遍大山大河，认识了那么多好朋友，天天都可以到历史深处去看那么多的历史照片……我特别幸运。
　　现在我和这些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啊，很少说摄影了，我们更多在谈论对万事万物的态度，谈论看世界的方法，我们会谈音乐，谈体育，谈我们走过的路。
　　就像是大树的根系，我们看似彼此独立的个体，却在最深处手拉着手。时间越长，大树根系越茂盛、缠得越牢。在那里，我们的手，拉得更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