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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振,资深电影制片人。
曾在美国俄勒冈大学学习建筑,后转入纽约大学电影研究所。
1978年返港,进入嘉禾公司任制片。
1979年加盟香港丽的电视任制片部行政总监。
1981年转投麦当雄制片公司任制片人,成功在海外运作、发行了《靓妹仔》(Lonely 15)、《神探光头妹》(Dragon force)等港片。
1986年加盟德宝影业负责发行,成功挖掘李小龙之子李国豪和马来西亚影星杨紫琼。
1988年进入徐克的电影工作室(Film Workshop)任总经理,期间成功将《喋血双雄》《英雄本色III:夕阳之歌》等片推向海外。
1990年,张家振与导演吴宇森联合组建Milestone Pictures,先后制作《纵横四海》和《辣手神探》。
1993年,张家振赴美帮助吴宇森制作了后者的首部美国电影《终极标靶》(Hard Target)。次年两人成立WCG公司,先后制作了《断箭》(Broken Arrow)、《变脸》(Face/Off)和《碟中谍2》(Mission: Impossible II)等片。
1997年,创立狮子山制片公司(Lion Rock),作品包括米高梅投资的《风语者》(Windtalkers)、派拉蒙的《致命报酬》(Paycheck),以及周润发领衔主演的《防弹武僧》(Bulletproof Monk)。
2004年返回亚洲发展,先后监制了《天堂口》、日本动画片《苹果核战记II》以及2008年在亚洲创下卖座纪录的《赤壁》。
最新的监制作品是9月即将上映的《剑雨》,以及吴宇森执导的《飞虎》。
提到张家振,很多人想到的都是“吴宇森搭档”,不过他自己的故事也一样精彩:三十年前,还在美国念大学的张家振独自一人回香港打拼;十多年前,他又和吴宇森携手闯荡好莱坞;六年前,张家振只身回到内地,做出了一套亚洲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电影《赤壁》……
在华语电影界,张家振是出了名的nice长者。采访的前一天晚上,他刚从澳大利亚飞回来,接着又要动身去威尼斯——老友吴宇森将在本届电影节上接受终身成就奖,期间两人监制的新片《剑雨》要做全球首映,“得去捧场啊。”
采访的地点是狮子山制片公司(Lion Rock)北京办公室。两年前,吴宇森正是在这里剪辑完成了《赤壁》。
现在:工作重心在内地
在鸿篇巨制《赤壁》之后,张家振和吴宇森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给两岸三地的青年导演当监制上。
之前被很多人问到在美取得成功的经验时,张家振的回答是:“要成功就要融入,就是不能再当自己是香港人。要做英语片,就要变成一个美国人。没有这种心态,很难在那边立足。”现在回到国内,同样要“融入”,因为华语片和内地成了新的工作重心,虽然“洛杉矶那边的办公室还在,英语片也没放弃”,但“现在我们做英语片也要做有中国或者是亚洲元素的”。
在鸿篇巨制《赤壁》之后,张家振和吴宇森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给两岸三地的青年导演当监制上。他说这非刻意为之,而是“自然而然”。之前和新人的合作都是出于不同的机缘。比如《剑雨》的导演苏照彬,“我是看重他编剧的才华,之前《1949》就是找他写的,写得很好,所以后来又找他专门为杨紫琼写了一个武侠本子。”至于《窈窕绅士》的导演李巨源,最初是李先找到当时还在星城国际的张家振物色演员,“我那时根本不认识他,他跑来说想找星城签约的林熙蕾演戏。我问他片子是哪家公司投资的,他居然说还没人投,我说没人投资还来找我要演员。”不过,张家振在听了李巨源的剧本故事后,觉得这个类型值得尝试,最终帮后者完成了心愿。
作为制片人,张家振说目前自己的主要工作还是聚焦于项目筹备和剧本阶段。“我的方式是先确定项目方向,剧本差不多了再找导演,不会单纯为了捧新导演去弄本子。”
张家振也不是在拍摄现场特别强势的制片人。“对吴宇森从来都没办法管,对年轻导演我则会多提供一些意见。”
之前张家振合作过的年轻导演中也有“不听话的”,“吴宇森亲自帮他设计了很多动作戏,谁知道拍到一半他跑来跟我说想改拍成文艺片。”虽然对之前和这位年轻导演的合作结果非常失望,但张家振现在还在帮这位导演拍新片。原因是:“詹姆斯·卡梅隆和奥利佛·斯通这样优秀的导演,第一部电影都是大烂片”,年轻人需要多一些机会,“还是要让他拍自己想拍的东西”。
在张家振看来,拍商业电影其实很难,因为“要兼顾的事情太多”,而目前两岸三地很多青年导演还是更习惯个人化的视角,这使得与其合作的制片人往往比较吃力。回到内地监制的首部电影《天堂口》就让张家振很失望,“当时找了那么多大牌,但因为导演缺乏经验,加上当时我在筹备《赤壁》,没那么多时间管。”片子最终很不理想。在他看来,对青年导演“必须花时间盯着。”
张家振说自己现在年纪大了,“《赤壁》把身体也弄坏了”,不能每天去现场盯了,所以他现在更希望和有电影经验的导演合作。在他看来,拍MV和广告出身的导演对电影的整体把握还是有所欠缺,尤其是对戏剧的感觉,而“电影最重要的是剧情和人物 ,技术在其次”,因此“我们现在更看重导演的编剧能力,比如苏照彬这样的,技术和执行上我们有很成熟的力量可以帮助他”。
海外销售一直是张家振及其团队擅长的。虽然近几年华语武侠片的行情不佳,但《剑雨》还是在上映之前就售出了北美等主要市场的版权,目前的收入已经可以打平成本。不过华语电影的根本还在华语市场。在张家振看来,目前的一大难度是两岸三地的市场口味差异很大,“而且越来越大,以前还没这么明显。”这就对导演的市场触觉提出了更高要求。很多电影也在尝试找当地的电视剧导演,但一些拍电视剧非常成功的导演转拍电影并不是都能成功。“之前的《孔子》就是这样,电影毕竟不止是讲故事。”张家振更看好那些经验不深的年轻电视剧导演,采访中他一再提到台湾导演钮承泽和他的《艋舟甲》,“片子的电影感很强,其实《天堂口》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早年:和电影及吴宇森的初相逢
他给香港的两家大电影公司邵氏和嘉禾写了求职信,并都得到了回复。当时邵氏回信的人是“方逸华”(邵逸夫的太太),不谙世事的张家振对此大惑不解,“不是那个歌手吗?”于是他选择了“看上去好像要专业些”的嘉禾。
和时下的很多年轻电影人一样,张家振最初也是跨界入的电影这一行。大学时他原本就读于俄勒冈大学建筑系,后来转到纽约大学电影研究所。“一方面是自己很喜欢,另外年轻也不会考虑那么多,反正当时学建筑也不好找工作。”
纽约的艺术氛围给张家振留下了深刻印象,“那里的戏剧、电影和展览等都是最好的,吸收的东西一生受用。”还在上学期间,张家振就开始四处找工作。他给香港的两家大电影公司邵氏和嘉禾写了求职信,并都得到了回复。当时邵氏的回信人是“方逸华”(邵逸夫的太太),不谙世事的张家振对此大惑不解,“不是那个歌手吗?”于是他选择了“看上去好像要专业些”的嘉禾。
1978年,张家振回到香港,从头做起。
当时嘉禾分别有中文制片部和英语制片部,“本来想让我去英语部,但我说回香港当然要做中文片。”于是他去了嘉禾的中文制片部做了一名制片,“其实就是制片主任。”
他参与的第一部影片是张艾嘉主演的《黄面老虎》。一上来老板就让他重新剪辑这部早就拍完了的电影。“没想到片子最后卖得不错。” 在嘉禾的头一年,张家振还参与了《死亡塔II》和《神偷妙探手多多》两部影片的制作。接下来,他担任了一部名为《龙潭老鼠》影片的制片工作,该片导演正是吴宇森。
当时吴宇森已经凭借喜剧片在嘉禾成名,但张家振最初对吴宇森不太感冒。“觉得他的喜剧不好笑,但奇怪当时就是很卖座。说实话我也不是很喜欢《英雄本色》,搞不懂当时为什么那么疯狂。”两人初次合作的《龙潭老鼠》是一部喜剧片,片名是英文“long time no see”的谐音。只可惜这次合作最终流产。“看景、演员什么都弄好了,结果开拍前一天吴宇森跟老板大吵一架,不拍了。”
初次合作虽然告吹,但经过多次接触,吴宇森给张家振留下了深刻印象。嘉禾当时有不少从邵氏出来的老员工,小圈子气氛很重。初来乍到的张家振很受排挤,“我那时是受歧视的,比如道具,你要什么就不给你什么。”同事里面“只有吴宇森对我非常好”,两人谈电影谈理想很有交集。这段交往为两人后来的亲密合作打下了基础。
成长:电影万金油
“老板问卖了多少,我说100多万。老板说能卖这么多港币不容易了,我说是美金。老板高兴坏了,从此就让我放开了干。”
不久,张家振继吴宇森之后也离开了嘉禾,他和吴宇森的再次相见要等到十年后。
吴宇森转投新艺城后陷入低谷,被老板发配到了台湾,其间几部电影也以失败告终。彼时的张家振也在不断摸索,离开嘉禾后他做过很多工作,干过制片,跑过发行,做过行政管理,还做过经纪人——带过著名编剧李碧华以及鼎盛时期的周润发,“糊里糊涂地干了很多事。”科班出身的张家振最初也想做导演,“在学校时就没人愿意当制片。”1984年张家振执导了一部名为《逃出珊瑚海》的电影,“那个很烂啦。”这惟一一次导演经历他不愿多谈,“没有资金没有剧本。监制跑来剧组,觉得好玩自己硬要拍,结果六场主要的戏都不能要,片子最后根本连不上。”
即便处女作遭遇失败,但当时的张家振还是想当导演,“觉得那次经历对我很不公平”。当尝试过多种角色后,张家振渐渐觉得自己不适合当导演,“不是兴趣问题,而是做导演并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长处。”
回忆之前的经历,张家振说自己从电影发行工作中获益最多,尤其是海外发行。 1981年张家振加盟了麦当雄的制片公司,那一年两人第一次去了戛纳电影节,“当时的戛纳几乎看不到华人,只有嘉禾有一点海外业务。”张家振头一次去戛纳只做了一件事——“看片,吸收养分。”回到香港,麦当雄趁热打铁拍了部忍者题材的英语片《神探光头妹》。第二年,张家振又带着这部非常粗糙的“垃圾片”来到戛纳卖片,“也没有什么放映,就是摆个摊位在那里卖。”
很早就开始跑影展,让张家振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多资源。1986年,他被请到香港的知名电影公司德宝负责发行事务。当时德宝签有李小龙之子李国豪和初出茅庐的杨紫琼,但他们主演的片子海外发行方都不太感兴趣。张家振接管了相关影片的海外发行业务,效果非常不错——“老板问卖了多少,我说100多万。老板说能卖这么多港币不容易了,我说是美金。老板高兴坏了,从此就让我放开了干。”
搭档吴宇森
《断箭》(Broken Arrow)给吴宇森带来了转机。这个剧本其实早就定下了另一位导演,是张家振半路抢下来的。
1988年,做海外发行有了一定名气的张家振受徐克、施南生之邀,来到徐克的电影工作室担任总经理。在这里,他再次遇见了吴宇森。吴当时已凭两部《英雄本色》大红大紫,但与徐克的关系日渐微妙。张家振并未受此影响,“我都是一视同仁。《英雄本色2》和徐克的《上海之夜》当时是交给一家德国公司做海外发行,做得很差,后来我对《上海之夜》做了艺术片的包装,结果海外市场拓展不错。”在此期间,他的另一个主要成绩是帮助吴宇森的《喋血双雄》打入国际市场。1990年,两人正式结成搭档,开办了Milestone公司,先后拍摄了《纵横四海》和《辣手神探》,前者也是吴宇森在港片时期票房最成功的电影,“不过也是他自己最不喜欢的一部。”
《喋血双雄》真正让吴宇森在欧美电影界打响了知名度。
“1990年后我们去了多伦多、圣丹斯,从那时开始好莱坞不断打电话来。拍《纵横四海》时我在法国,奥利佛·斯通和福克斯都打来了电话。”1993年,两人应福克斯之邀赴美拍摄《终极标靶》( Hard Target)。当时的吴宇森踌躇满志,一心要在美国打出一番天地,“《辣手神探》后期还没做完他就跑掉了,房子什么的都卖了。”
吴宇森虽然踌躇满志,但美国方面其实还是有所担心,“差一点不让他拍,毕竟当时他连英语都不会。”开拍前3周,影片才开始启动真正的筹备,班底全是美国人,拍摄难度很大。
《终极标靶》市场反响不温不火,吴宇森虽然仍极受福克斯的礼遇,但新片却迟迟不能开拍。张家振只好陪着老友坐冷板凳。张家振当时并不想留在美国,“在香港还有很多人和项目在找我,包括内地的陈凯歌。”但吴宇森要他不要走,最后张家振干脆一狠心也把香港的房子卖了,专心留在美国。随后在他的牵线下,周润发也来到北美发展,其在美国拍摄的《安娜与国王》(Anna and the King)等片,张家振都是执行制片人。
1996年,《断箭》(Broken Arrow)给吴宇森带来了转机。这个剧本其实早就定下了另一位导演,是张家振半路抢下来的。当时吴宇森对这部片子不是特别感兴趣。谈到当时的选择,张家振说:“第二部片很关键”。虽然《终极标靶》并不赔钱,但很多美国的批评都说这是一部披着英语片外衣的港片,这让张家振意识到,“要在好莱坞发展就必须破釜沉舟,跟以前划清界限。”而《断箭》就是一个极好的契机,“因为这是一个很美国化的剧本。”最终,该片的商业成功为两人的好莱坞事业打开了局面,随后1998年的《变脸》( Face/Off)被广泛认为是吴宇森在美国最成熟也是最优秀的作品。2000年,吴宇森执导的《碟中谍2》( Mission: Impossible II)更是一举登上了当年卖座冠军的宝座。
艰难的《赤壁》
“别人还以为亚洲票房那么好你们发了,其实没赚到一分钱。”原因就是影片大幅超支,“解决办法就是我和吴宇森都不要片酬了。”
成功之后出现了新的问题,吴张搭档完成的几部影片大卖后,吴宇森的状态有了改变。“所有大明星都要找他合作,一群人天天围着他说好听的。”拍片一贯随性的吴宇森在片场也再度不受控制起来。张家振表示,随后《风语者》( Windtalkers)和《致命报酬》( Paycheck)的失败与此不无关系。“当时,《风语者》的一个副导演想当编剧但没机会,他就利用吴宇森对他的信任撺掇改剧本。”该片耗资巨大,“一开始是用13个摄影机拍。”两周后,米高梅吃不消了,“撤了7部机器,他就很不高兴。”随后又遇到恶劣天气,大雨使得外景拍摄格外艰难。影片最终票房失败,由此吴宇森也遇到了创作瓶颈。
对于老友当时的状态,张家振表示理解:虽然成功了,但始终没能真正融入,“其实他与美国主流文化还是脱节的,没有美国朋友,也不会开车,每天在家里炒菜,还有就是喜欢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另一方面,虽然找上门的公司还很多,但吴宇森不愿再接动作片,“别人叫他action director,他心里很不服气。”此外,《卧虎藏龙》和《英雄》的成功也刺激了吴宇森,他开始催着张家振回国帮自己实现拍三国的梦想。“他以前在香港就老讲想拍三国,但当时没条件。”
对于“拍三国”,张家振最初没太当回事,毕竟在好莱坞的基业来之不易,“当时手上还有很多计划,而且他只是说要拍三国,但具体的剧本、计划什么都还没有,怎么做啊?”
其间,两人请来美国的江志强吃饭,席间吴宇森当着张家振的面请江志强监制三国。被激将了的张家振决定回国,“岂有此理,做给你看。”
当时的华语制片形势已有所变化。《卧虎藏龙》创造出一个华语合拍片的可行模式。《卧虎藏龙》和随后的《英雄》在海内外市场上都获得了成功,这使得张家振看到了操作《赤壁》的可行性。
2004年夏天,张家振第一次到北京。当时他手上只有一张时任中影集团董事长杨步亭的名片,“还是2002年吴宇森在戛纳当评委时拿的。”后来几经辗转,保利的朋友介绍了保利华亿的董平和他见面洽谈,影片题材最终确定为“赤壁”,由此项目正式开始筹备。
《赤壁》后来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电影项目。不过对于张家振,其意味更多是辛苦而非荣耀。
“交了很多学费。”其实影片最初的预算是不超过3500万美元,“后来老板宣传时夸大到了5000万美元,吴宇森看见后说,好,那就当5000万花。”剧本初步定型,就发现本子太长、人物太多的问题,张家振力劝吴宇森改短一些,“他当时答应的好好的,回头一看,却越改越长了,他还说我要怎样就怎样。”压力巨大的张家振发高烧住进了医院,“真不知道怎么办了。”想出的办法是分成两集,“以前跟他提过没听,后来是拉着中影的董事长韩三平去说的。”
最终,《赤壁》的成本超过了8000万美元,资金主要来自亚洲,美国的尖峰娱乐(Summit Entertainment)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张家振说最初没想那么多,“当时只觉得单靠亚洲市场回不了本,一定要有海外市场。”其间在年底的AFM(美国电影市场)上,他接洽了尖峰娱乐,“当时剧本还没确定,就叫叶锦添画了一些很漂亮的概念图”。尖峰最终答应投资,虽然不多,但他们的加入“等于是海外市场的一个评估和担保,没有他们别人也进不来”。亚洲各国的融资在这期间也基本完成:韩国的Showbox的投资也是在AFM其间加入的。日本的合作方当时还是Rentrack,后来换成了Avex。
《赤壁》在西方市场虽然版权交易价格非常高,但最终票房不理想,尤其是北美,在媒体评论非常好的情况下,影片最终只有77万美元的票房收入,“太让人失望了。”张家振认为这只能说北美观众的兴趣变化了。国外观众的的视角毕竟和我们不同,其实《赤壁》在北美上映时是重新剪辑了的,删去了很多情节,“比如关羽放曹操那一段——这种时候了还在送人情,美国人不会理解这些的。”张家振认为现在华语武侠片要做海外市场,应该尽量避免历史、史诗这个方向;此外尽量不要拍得太长,“长片更难做。”
作为惟一能进入西方市场的华语类型片,武侠片这两年的国际市场行情明显在下滑,“这几年海外市场几乎没有了。”另一方面,《赤壁》在亚洲的巨大成功似乎也预示当前的合拍并不一定需要欧美市场。不过,《赤壁》的案例有特殊性,“因为三国故事在中日韩都家喻户晓。”但显然不是每个中国的传统故事都有这样的号召力,“《西游记》当然行,但改编金庸可能在韩国就卖不掉了。”除了题材,另一个困难是明星,“现在找一个三地市场都认的明星非常困难,内地的很多年轻明星其实在国内都没有什么票房号召力。”“《赤壁》也是好在有梁朝伟和金城武,其在各地都很有分量。”但现在这样的明星越来越少。
张家振说《赤壁》是自己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一部电影,花费了5年精力。一番辛苦下来,还没挣到钱,“别人还以为亚洲票房那么好你们发了,其实没赚到一分钱。”原因就是影片大幅超支,“解决办法就是我和吴宇森都不要片酬了。”
接下来的新片《飞虎》又是一部规模很大的中美合拍片,“动作戏比较多,需要筹备的东西很多。”投资自然也很高,但张家振说:“我真的希望不要再比《赤壁》还贵了。”
曾在美国俄勒冈大学学习建筑,后转入纽约大学电影研究所。
1978年返港,进入嘉禾公司任制片。
1979年加盟香港丽的电视任制片部行政总监。
1981年转投麦当雄制片公司任制片人,成功在海外运作、发行了《靓妹仔》(Lonely 15)、《神探光头妹》(Dragon force)等港片。
1986年加盟德宝影业负责发行,成功挖掘李小龙之子李国豪和马来西亚影星杨紫琼。
1988年进入徐克的电影工作室(Film Workshop)任总经理,期间成功将《喋血双雄》《英雄本色III:夕阳之歌》等片推向海外。
1990年,张家振与导演吴宇森联合组建Milestone Pictures,先后制作《纵横四海》和《辣手神探》。
1993年,张家振赴美帮助吴宇森制作了后者的首部美国电影《终极标靶》(Hard Target)。次年两人成立WCG公司,先后制作了《断箭》(Broken Arrow)、《变脸》(Face/Off)和《碟中谍2》(Mission: Impossible II)等片。
1997年,创立狮子山制片公司(Lion Rock),作品包括米高梅投资的《风语者》(Windtalkers)、派拉蒙的《致命报酬》(Paycheck),以及周润发领衔主演的《防弹武僧》(Bulletproof Monk)。
2004年返回亚洲发展,先后监制了《天堂口》、日本动画片《苹果核战记II》以及2008年在亚洲创下卖座纪录的《赤壁》。
最新的监制作品是9月即将上映的《剑雨》,以及吴宇森执导的《飞虎》。
提到张家振,很多人想到的都是“吴宇森搭档”,不过他自己的故事也一样精彩:三十年前,还在美国念大学的张家振独自一人回香港打拼;十多年前,他又和吴宇森携手闯荡好莱坞;六年前,张家振只身回到内地,做出了一套亚洲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电影《赤壁》……
在华语电影界,张家振是出了名的nice长者。采访的前一天晚上,他刚从澳大利亚飞回来,接着又要动身去威尼斯——老友吴宇森将在本届电影节上接受终身成就奖,期间两人监制的新片《剑雨》要做全球首映,“得去捧场啊。”
采访的地点是狮子山制片公司(Lion Rock)北京办公室。两年前,吴宇森正是在这里剪辑完成了《赤壁》。
现在:工作重心在内地
在鸿篇巨制《赤壁》之后,张家振和吴宇森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给两岸三地的青年导演当监制上。
之前被很多人问到在美取得成功的经验时,张家振的回答是:“要成功就要融入,就是不能再当自己是香港人。要做英语片,就要变成一个美国人。没有这种心态,很难在那边立足。”现在回到国内,同样要“融入”,因为华语片和内地成了新的工作重心,虽然“洛杉矶那边的办公室还在,英语片也没放弃”,但“现在我们做英语片也要做有中国或者是亚洲元素的”。
在鸿篇巨制《赤壁》之后,张家振和吴宇森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给两岸三地的青年导演当监制上。他说这非刻意为之,而是“自然而然”。之前和新人的合作都是出于不同的机缘。比如《剑雨》的导演苏照彬,“我是看重他编剧的才华,之前《1949》就是找他写的,写得很好,所以后来又找他专门为杨紫琼写了一个武侠本子。”至于《窈窕绅士》的导演李巨源,最初是李先找到当时还在星城国际的张家振物色演员,“我那时根本不认识他,他跑来说想找星城签约的林熙蕾演戏。我问他片子是哪家公司投资的,他居然说还没人投,我说没人投资还来找我要演员。”不过,张家振在听了李巨源的剧本故事后,觉得这个类型值得尝试,最终帮后者完成了心愿。
作为制片人,张家振说目前自己的主要工作还是聚焦于项目筹备和剧本阶段。“我的方式是先确定项目方向,剧本差不多了再找导演,不会单纯为了捧新导演去弄本子。”
张家振也不是在拍摄现场特别强势的制片人。“对吴宇森从来都没办法管,对年轻导演我则会多提供一些意见。”
之前张家振合作过的年轻导演中也有“不听话的”,“吴宇森亲自帮他设计了很多动作戏,谁知道拍到一半他跑来跟我说想改拍成文艺片。”虽然对之前和这位年轻导演的合作结果非常失望,但张家振现在还在帮这位导演拍新片。原因是:“詹姆斯·卡梅隆和奥利佛·斯通这样优秀的导演,第一部电影都是大烂片”,年轻人需要多一些机会,“还是要让他拍自己想拍的东西”。
在张家振看来,拍商业电影其实很难,因为“要兼顾的事情太多”,而目前两岸三地很多青年导演还是更习惯个人化的视角,这使得与其合作的制片人往往比较吃力。回到内地监制的首部电影《天堂口》就让张家振很失望,“当时找了那么多大牌,但因为导演缺乏经验,加上当时我在筹备《赤壁》,没那么多时间管。”片子最终很不理想。在他看来,对青年导演“必须花时间盯着。”
张家振说自己现在年纪大了,“《赤壁》把身体也弄坏了”,不能每天去现场盯了,所以他现在更希望和有电影经验的导演合作。在他看来,拍MV和广告出身的导演对电影的整体把握还是有所欠缺,尤其是对戏剧的感觉,而“电影最重要的是剧情和人物 ,技术在其次”,因此“我们现在更看重导演的编剧能力,比如苏照彬这样的,技术和执行上我们有很成熟的力量可以帮助他”。
海外销售一直是张家振及其团队擅长的。虽然近几年华语武侠片的行情不佳,但《剑雨》还是在上映之前就售出了北美等主要市场的版权,目前的收入已经可以打平成本。不过华语电影的根本还在华语市场。在张家振看来,目前的一大难度是两岸三地的市场口味差异很大,“而且越来越大,以前还没这么明显。”这就对导演的市场触觉提出了更高要求。很多电影也在尝试找当地的电视剧导演,但一些拍电视剧非常成功的导演转拍电影并不是都能成功。“之前的《孔子》就是这样,电影毕竟不止是讲故事。”张家振更看好那些经验不深的年轻电视剧导演,采访中他一再提到台湾导演钮承泽和他的《艋舟甲》,“片子的电影感很强,其实《天堂口》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早年:和电影及吴宇森的初相逢
他给香港的两家大电影公司邵氏和嘉禾写了求职信,并都得到了回复。当时邵氏回信的人是“方逸华”(邵逸夫的太太),不谙世事的张家振对此大惑不解,“不是那个歌手吗?”于是他选择了“看上去好像要专业些”的嘉禾。
和时下的很多年轻电影人一样,张家振最初也是跨界入的电影这一行。大学时他原本就读于俄勒冈大学建筑系,后来转到纽约大学电影研究所。“一方面是自己很喜欢,另外年轻也不会考虑那么多,反正当时学建筑也不好找工作。”
纽约的艺术氛围给张家振留下了深刻印象,“那里的戏剧、电影和展览等都是最好的,吸收的东西一生受用。”还在上学期间,张家振就开始四处找工作。他给香港的两家大电影公司邵氏和嘉禾写了求职信,并都得到了回复。当时邵氏的回信人是“方逸华”(邵逸夫的太太),不谙世事的张家振对此大惑不解,“不是那个歌手吗?”于是他选择了“看上去好像要专业些”的嘉禾。
1978年,张家振回到香港,从头做起。
当时嘉禾分别有中文制片部和英语制片部,“本来想让我去英语部,但我说回香港当然要做中文片。”于是他去了嘉禾的中文制片部做了一名制片,“其实就是制片主任。”
他参与的第一部影片是张艾嘉主演的《黄面老虎》。一上来老板就让他重新剪辑这部早就拍完了的电影。“没想到片子最后卖得不错。” 在嘉禾的头一年,张家振还参与了《死亡塔II》和《神偷妙探手多多》两部影片的制作。接下来,他担任了一部名为《龙潭老鼠》影片的制片工作,该片导演正是吴宇森。
当时吴宇森已经凭借喜剧片在嘉禾成名,但张家振最初对吴宇森不太感冒。“觉得他的喜剧不好笑,但奇怪当时就是很卖座。说实话我也不是很喜欢《英雄本色》,搞不懂当时为什么那么疯狂。”两人初次合作的《龙潭老鼠》是一部喜剧片,片名是英文“long time no see”的谐音。只可惜这次合作最终流产。“看景、演员什么都弄好了,结果开拍前一天吴宇森跟老板大吵一架,不拍了。”
初次合作虽然告吹,但经过多次接触,吴宇森给张家振留下了深刻印象。嘉禾当时有不少从邵氏出来的老员工,小圈子气氛很重。初来乍到的张家振很受排挤,“我那时是受歧视的,比如道具,你要什么就不给你什么。”同事里面“只有吴宇森对我非常好”,两人谈电影谈理想很有交集。这段交往为两人后来的亲密合作打下了基础。
成长:电影万金油
“老板问卖了多少,我说100多万。老板说能卖这么多港币不容易了,我说是美金。老板高兴坏了,从此就让我放开了干。”
不久,张家振继吴宇森之后也离开了嘉禾,他和吴宇森的再次相见要等到十年后。
吴宇森转投新艺城后陷入低谷,被老板发配到了台湾,其间几部电影也以失败告终。彼时的张家振也在不断摸索,离开嘉禾后他做过很多工作,干过制片,跑过发行,做过行政管理,还做过经纪人——带过著名编剧李碧华以及鼎盛时期的周润发,“糊里糊涂地干了很多事。”科班出身的张家振最初也想做导演,“在学校时就没人愿意当制片。”1984年张家振执导了一部名为《逃出珊瑚海》的电影,“那个很烂啦。”这惟一一次导演经历他不愿多谈,“没有资金没有剧本。监制跑来剧组,觉得好玩自己硬要拍,结果六场主要的戏都不能要,片子最后根本连不上。”
即便处女作遭遇失败,但当时的张家振还是想当导演,“觉得那次经历对我很不公平”。当尝试过多种角色后,张家振渐渐觉得自己不适合当导演,“不是兴趣问题,而是做导演并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长处。”
回忆之前的经历,张家振说自己从电影发行工作中获益最多,尤其是海外发行。 1981年张家振加盟了麦当雄的制片公司,那一年两人第一次去了戛纳电影节,“当时的戛纳几乎看不到华人,只有嘉禾有一点海外业务。”张家振头一次去戛纳只做了一件事——“看片,吸收养分。”回到香港,麦当雄趁热打铁拍了部忍者题材的英语片《神探光头妹》。第二年,张家振又带着这部非常粗糙的“垃圾片”来到戛纳卖片,“也没有什么放映,就是摆个摊位在那里卖。”
很早就开始跑影展,让张家振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多资源。1986年,他被请到香港的知名电影公司德宝负责发行事务。当时德宝签有李小龙之子李国豪和初出茅庐的杨紫琼,但他们主演的片子海外发行方都不太感兴趣。张家振接管了相关影片的海外发行业务,效果非常不错——“老板问卖了多少,我说100多万。老板说能卖这么多港币不容易了,我说是美金。老板高兴坏了,从此就让我放开了干。”
搭档吴宇森
《断箭》(Broken Arrow)给吴宇森带来了转机。这个剧本其实早就定下了另一位导演,是张家振半路抢下来的。
1988年,做海外发行有了一定名气的张家振受徐克、施南生之邀,来到徐克的电影工作室担任总经理。在这里,他再次遇见了吴宇森。吴当时已凭两部《英雄本色》大红大紫,但与徐克的关系日渐微妙。张家振并未受此影响,“我都是一视同仁。《英雄本色2》和徐克的《上海之夜》当时是交给一家德国公司做海外发行,做得很差,后来我对《上海之夜》做了艺术片的包装,结果海外市场拓展不错。”在此期间,他的另一个主要成绩是帮助吴宇森的《喋血双雄》打入国际市场。1990年,两人正式结成搭档,开办了Milestone公司,先后拍摄了《纵横四海》和《辣手神探》,前者也是吴宇森在港片时期票房最成功的电影,“不过也是他自己最不喜欢的一部。”
《喋血双雄》真正让吴宇森在欧美电影界打响了知名度。
“1990年后我们去了多伦多、圣丹斯,从那时开始好莱坞不断打电话来。拍《纵横四海》时我在法国,奥利佛·斯通和福克斯都打来了电话。”1993年,两人应福克斯之邀赴美拍摄《终极标靶》( Hard Target)。当时的吴宇森踌躇满志,一心要在美国打出一番天地,“《辣手神探》后期还没做完他就跑掉了,房子什么的都卖了。”
吴宇森虽然踌躇满志,但美国方面其实还是有所担心,“差一点不让他拍,毕竟当时他连英语都不会。”开拍前3周,影片才开始启动真正的筹备,班底全是美国人,拍摄难度很大。
《终极标靶》市场反响不温不火,吴宇森虽然仍极受福克斯的礼遇,但新片却迟迟不能开拍。张家振只好陪着老友坐冷板凳。张家振当时并不想留在美国,“在香港还有很多人和项目在找我,包括内地的陈凯歌。”但吴宇森要他不要走,最后张家振干脆一狠心也把香港的房子卖了,专心留在美国。随后在他的牵线下,周润发也来到北美发展,其在美国拍摄的《安娜与国王》(Anna and the King)等片,张家振都是执行制片人。
1996年,《断箭》(Broken Arrow)给吴宇森带来了转机。这个剧本其实早就定下了另一位导演,是张家振半路抢下来的。当时吴宇森对这部片子不是特别感兴趣。谈到当时的选择,张家振说:“第二部片很关键”。虽然《终极标靶》并不赔钱,但很多美国的批评都说这是一部披着英语片外衣的港片,这让张家振意识到,“要在好莱坞发展就必须破釜沉舟,跟以前划清界限。”而《断箭》就是一个极好的契机,“因为这是一个很美国化的剧本。”最终,该片的商业成功为两人的好莱坞事业打开了局面,随后1998年的《变脸》( Face/Off)被广泛认为是吴宇森在美国最成熟也是最优秀的作品。2000年,吴宇森执导的《碟中谍2》( Mission: Impossible II)更是一举登上了当年卖座冠军的宝座。
艰难的《赤壁》
“别人还以为亚洲票房那么好你们发了,其实没赚到一分钱。”原因就是影片大幅超支,“解决办法就是我和吴宇森都不要片酬了。”
成功之后出现了新的问题,吴张搭档完成的几部影片大卖后,吴宇森的状态有了改变。“所有大明星都要找他合作,一群人天天围着他说好听的。”拍片一贯随性的吴宇森在片场也再度不受控制起来。张家振表示,随后《风语者》( Windtalkers)和《致命报酬》( Paycheck)的失败与此不无关系。“当时,《风语者》的一个副导演想当编剧但没机会,他就利用吴宇森对他的信任撺掇改剧本。”该片耗资巨大,“一开始是用13个摄影机拍。”两周后,米高梅吃不消了,“撤了7部机器,他就很不高兴。”随后又遇到恶劣天气,大雨使得外景拍摄格外艰难。影片最终票房失败,由此吴宇森也遇到了创作瓶颈。
对于老友当时的状态,张家振表示理解:虽然成功了,但始终没能真正融入,“其实他与美国主流文化还是脱节的,没有美国朋友,也不会开车,每天在家里炒菜,还有就是喜欢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另一方面,虽然找上门的公司还很多,但吴宇森不愿再接动作片,“别人叫他action director,他心里很不服气。”此外,《卧虎藏龙》和《英雄》的成功也刺激了吴宇森,他开始催着张家振回国帮自己实现拍三国的梦想。“他以前在香港就老讲想拍三国,但当时没条件。”
对于“拍三国”,张家振最初没太当回事,毕竟在好莱坞的基业来之不易,“当时手上还有很多计划,而且他只是说要拍三国,但具体的剧本、计划什么都还没有,怎么做啊?”
其间,两人请来美国的江志强吃饭,席间吴宇森当着张家振的面请江志强监制三国。被激将了的张家振决定回国,“岂有此理,做给你看。”
当时的华语制片形势已有所变化。《卧虎藏龙》创造出一个华语合拍片的可行模式。《卧虎藏龙》和随后的《英雄》在海内外市场上都获得了成功,这使得张家振看到了操作《赤壁》的可行性。
2004年夏天,张家振第一次到北京。当时他手上只有一张时任中影集团董事长杨步亭的名片,“还是2002年吴宇森在戛纳当评委时拿的。”后来几经辗转,保利的朋友介绍了保利华亿的董平和他见面洽谈,影片题材最终确定为“赤壁”,由此项目正式开始筹备。
《赤壁》后来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电影项目。不过对于张家振,其意味更多是辛苦而非荣耀。
“交了很多学费。”其实影片最初的预算是不超过3500万美元,“后来老板宣传时夸大到了5000万美元,吴宇森看见后说,好,那就当5000万花。”剧本初步定型,就发现本子太长、人物太多的问题,张家振力劝吴宇森改短一些,“他当时答应的好好的,回头一看,却越改越长了,他还说我要怎样就怎样。”压力巨大的张家振发高烧住进了医院,“真不知道怎么办了。”想出的办法是分成两集,“以前跟他提过没听,后来是拉着中影的董事长韩三平去说的。”
最终,《赤壁》的成本超过了8000万美元,资金主要来自亚洲,美国的尖峰娱乐(Summit Entertainment)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张家振说最初没想那么多,“当时只觉得单靠亚洲市场回不了本,一定要有海外市场。”其间在年底的AFM(美国电影市场)上,他接洽了尖峰娱乐,“当时剧本还没确定,就叫叶锦添画了一些很漂亮的概念图”。尖峰最终答应投资,虽然不多,但他们的加入“等于是海外市场的一个评估和担保,没有他们别人也进不来”。亚洲各国的融资在这期间也基本完成:韩国的Showbox的投资也是在AFM其间加入的。日本的合作方当时还是Rentrack,后来换成了Avex。
《赤壁》在西方市场虽然版权交易价格非常高,但最终票房不理想,尤其是北美,在媒体评论非常好的情况下,影片最终只有77万美元的票房收入,“太让人失望了。”张家振认为这只能说北美观众的兴趣变化了。国外观众的的视角毕竟和我们不同,其实《赤壁》在北美上映时是重新剪辑了的,删去了很多情节,“比如关羽放曹操那一段——这种时候了还在送人情,美国人不会理解这些的。”张家振认为现在华语武侠片要做海外市场,应该尽量避免历史、史诗这个方向;此外尽量不要拍得太长,“长片更难做。”
作为惟一能进入西方市场的华语类型片,武侠片这两年的国际市场行情明显在下滑,“这几年海外市场几乎没有了。”另一方面,《赤壁》在亚洲的巨大成功似乎也预示当前的合拍并不一定需要欧美市场。不过,《赤壁》的案例有特殊性,“因为三国故事在中日韩都家喻户晓。”但显然不是每个中国的传统故事都有这样的号召力,“《西游记》当然行,但改编金庸可能在韩国就卖不掉了。”除了题材,另一个困难是明星,“现在找一个三地市场都认的明星非常困难,内地的很多年轻明星其实在国内都没有什么票房号召力。”“《赤壁》也是好在有梁朝伟和金城武,其在各地都很有分量。”但现在这样的明星越来越少。
张家振说《赤壁》是自己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一部电影,花费了5年精力。一番辛苦下来,还没挣到钱,“别人还以为亚洲票房那么好你们发了,其实没赚到一分钱。”原因就是影片大幅超支,“解决办法就是我和吴宇森都不要片酬了。”
接下来的新片《飞虎》又是一部规模很大的中美合拍片,“动作戏比较多,需要筹备的东西很多。”投资自然也很高,但张家振说:“我真的希望不要再比《赤壁》还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