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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指出谈话节目具有建构理性沟通的公共领域的天然节目优势功能,而当下的谈话节目偏离了这一优势功能。全球性的消费意识的影响及中国市民社会建构的内在要求呼唤谈话节目这一功能的彰显。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包括谈话节目在内的其它许多节目样式的指向,需要传播者把传媒作为新系统考量,需要传播者职业自觉意识的把握。
关键词谈话节目 公共领域 全球化 职业自觉意识
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4-188-02
当下,有关“公共性”问题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其中如何促进当代公共领域的建构是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已有的相关讨论中,研究者经常假定公共领域“是一个由自由平等公民互动所构成的空间,并认为公共领域中公民主要的互动方式是理性讨论与沟通,虽然意见的不同会使参与者产生争辩或对抗,但争辩和对抗也仍不脱理性的诉求。”这样的假定显然内含公共领域应该进行理性沟通的理论预设。然而,应该进行理性沟通的理论预设是以公共领域中理性沟通的是否可能作为前提,因此,公共领域中理性沟通的可能性问题便成为这一系列理論问题中一个前提性的问题。
有论者经过研究认为:公共领域理性沟通确实具有可能性,但可能性产生则需要满足四个条件:“存在共同关心的议题、愿意了解他人的想法、以言语进行互动、接受较佳论证的效力。”
参照上述四个条件,笔者发现:谈话节目这一传播形式其实天然地内含这四个方面的条件。或者说谈话节目具有构建符合上述假定的、有理性沟通能力的公共领域的节目功能优势。其实,谈话节目这一功能优势在谈话节目研究者的研究中已有较充分阐释,如美国学者吉妮·格拉汉姆·斯克特在其著作《脱口秀——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威力与影响》中曾有过相关论述:“广播电视谈话节目不仅是听众放松身心和表达自己的愤怒和痛苦的一个途径……还起着古老时代社区议事场的作用”。这里的“古老时代社区议事场的作用”与上文所分析谈话节目具有构建公共理性沟通空间的功能优势,在意义上是相通的。然而,考察现实可以发现谈话节目的当下实践并非按照优势功能的指向来运作。这可以在目前国内谈话节目的实践操作中找到例证,如:“国内电视谈话节目的节目谈话现场缺乏论说色彩,讨论的深度不够,未能展现足够多的不同观点,难以形成真正意义的理性沟通;节目注重个案的分析和展示,多讲述少论说,成为一种谈话表演;节目中引入过多的娱乐因素,使电视谈话节目成为全民化的娱乐通道”等,国内相关研究者也一再指责谈话节目的娱乐倾向,指其沦为浅薄的狂欢。由此便引发了这样的问题:谈话节目为何偏离自己的节目优势功能而另择它途?难道构建公共领域不需要大众媒体及谈话节目的参与?
那么,我国当下通过大众传媒构建的公共领域是否必要?回答是肯定的,其原因在于:
其一,我国当下通过大众传媒构建具有理性沟通能力的公共领域是全球化大背景下的现实呼唤。
随着中国入世而来的全球性消费意识,通过与我国大众文化相互渗透、融合,使正处于变革中的国内社会发展增加了复杂性与挑战。对全球性消费意识在文化纬度上对我国社会可能的型塑的认知,将有助于认识我国当下通过大众传媒构建公共领域的必要性。
消费文化对人们精神的物化是我国当下乃至世界性的问题。消费,按照法国著名思想家波德里亚的话来说,“是当代社会关于自身的一种言说,是我们社会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随着西方社会从传统的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向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的转变,社会关于自身的言说主要表现为向消费社会转型后的人们的物化。
物化的表现不仅仅是物的大规模的消费,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物化。“生活在消费社会中的人们和他们的前辈的根本差异,并不在于物质需要以及满足这种需要的方式有了改变,而在于今天人们的生活目的、愿望、抱负和梦想发生了改变,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了改变,最终是作为人的本体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改变。因此,这种改变不仅是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式的转变,同时也是一种整体性的文化转变。”这种转变后的文化被称为消费文化。
按照通行的观点,消费文化是“一切文化产品都以商品的形式被生产、交换和消费,就像商品一样”,这种文化形式自出现以来一直饱受批判,因为消费文化发展的结果将可能因“物化的现实使人丧失了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使人产生错觉,以为主体与客体、个人与他消费的物之间已经融合无间,这种认同实际表明,个人已经完全被物化了。”马尔库塞认为物化对人类精神存在很大的侵蚀力,这种侵蚀力使人有异化的危险,因为“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人非但不满足于物质享受,而且力图摆脱物的束缚,追求更加高尚的境界。而在现代社会,人们却把物质需要当成了自己基本的需要。”
由上所述,虽然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消费文化对人们的精神物化已到了后果不堪设想的地步,但是,学者所批判的消费文化对社会的文化影响力、对人们精神的侵蚀力应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在当前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社会大背景下,这种“一般在第一世界国家——首先在美国——得到发展,而现在系统地在全世界蔓延”的消费文化——即全球性消费意识,正逐步在文化纬度上影响许多国家。作为全球性文化的把关者,民族政府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一方面,它们必须加快适应国外的文化变迁,但是,另一方面,它们需要保留本国文化遗产中的一些因素。”
作为全球性文化把关者之一的中国政府,可能也会遇到同样的考验。“全球化是我国不得不接受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和新的世界秩序”。为了避免随全球化而来的全球性消费意识所可能形成的负面影响,通过大众传媒构建具有理性沟通能力的公共领域来提防精神的严重物化,以及以一种容易被认同的方式来保留本国文化遗产中的一些因素,应是必要的。
其二,当下通过大众传媒构建具有理性沟通能力的公共领域是我国建构市民社会的内在要求。
有关中国建构市民社会的问题,是当下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有论者提出:“我们在认真的思考和反思后,认为有必要建立中国市民社会的理论。”认为有必要的理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需要。相关学者的研究建构了对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认识:“中国市民社会乃是非官方的公域和私域的合成。私域在这里主要是指不受国家行政手段超常干预的经济领域;……非官方的公域是指在国家政治安排以外市民社会能对国家立法及决策产生影响的各种活动空间。例如,在电视、广播、报纸、刊物、书籍等传媒中表达意见和观点,在沙龙、讨论会和集会中零散地面对面交换意见等等。”在上述对国内市民社会建构的阐述中其实已内含了对大众传媒构建具有理性沟通能力公共领域的必要性的认识认识。
无论是从全球化发展背景,还是本国发展需求角度看,通过大众传媒建构具理性沟通能力的公共领域空间应成为媒体传播者的一种自觉追求,谈话节目因其具有的天然功能优势理应成为成为进行相互理性沟通意见与观点的公共领域的一部分。事实上,这种追求在国内传媒领域曾经存在,如最早在中国电视媒体领域引入国外“脱口秀”节目样式的原《实话实说》制片人时间,在《实话实说》开播不久就坦言:“一个最根本的冲动就是要实现尊重人的主张,而尊重人的标志就是让人说话。”“在这里我们创造了可供老百姓表现个性的空间,我们追求的是谈话过程的真实和生动,不主张给人结论,而是隐藏我们的主观倾向,把判断权还给老百姓。”“我们希望中国未来的电视能给观众独立思考的权利和能力。”然而,事实的发展表明传播者的这种自觉追求在传播实践中逐渐失落,2009年《实话实说》的最终出局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在文化生产的定位提倡多元化的今日,为什么传播者没有充分采用既符合受众要求又能发挥节目优势功能的价值取向?令人深思。
笔者认为,其原因固然是复杂的,但其直接原因应是传播者由于受国家或市场的控制导致缺乏将公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勇气或职业自觉意识而导致的,或者可以说传播者的职业自觉意识过于政治化或市场化所致。也许有人会认为,在既有的政治语境下,传播者难以超越政治而讲求职业直觉意识。然而,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必须重新考量传媒系统及传媒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文化建构的突出作用。因为,“媒体本身现在就是成了第二跨国帝国”,民族国家将遇到全球化文化的挑战,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如果回归到谈话节目这一节目样式具体来谈,媒体传播者应发挥谈话节目的优势功能,为营造理性沟通的公共领域服务。由此推及媒体的其他节目或栏目,从普遍性的角度来考察,笔者认为:当下乃至今后,媒体的传播者应将传媒系统作为新系统对待,重新思考、审视、建构传播者的职业自觉意识、职业理想,应尽量回归社会发展、文明进程的方向,尽量回归到人的内在需要的方向,这样的大众传媒文化取向对人类文化的贡献才有可能进入良性循环阶段。
注释:
江宜桦.公共领域中理性沟通的可能性.许纪霖主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72,190.
[美] Gini Granham Scott.脱口秀——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威力与影响.新华出版社.1999.
于丽爽,宋茜.脱口成风.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30.
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226.
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18,19.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论全球化的影响.李惠斌主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6.
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译林出版社.2001.165.
胡正荣.后WTO时代我国媒介产业重组及其资本化结果.新闻大学.2003秋.
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10.
时间等.实话实说的实话.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8.
黄平.全球化时代社会科学遇到的挑战.论文集《问题》第1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215.
关键词谈话节目 公共领域 全球化 职业自觉意识
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4-188-02
当下,有关“公共性”问题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其中如何促进当代公共领域的建构是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已有的相关讨论中,研究者经常假定公共领域“是一个由自由平等公民互动所构成的空间,并认为公共领域中公民主要的互动方式是理性讨论与沟通,虽然意见的不同会使参与者产生争辩或对抗,但争辩和对抗也仍不脱理性的诉求。”这样的假定显然内含公共领域应该进行理性沟通的理论预设。然而,应该进行理性沟通的理论预设是以公共领域中理性沟通的是否可能作为前提,因此,公共领域中理性沟通的可能性问题便成为这一系列理論问题中一个前提性的问题。
有论者经过研究认为:公共领域理性沟通确实具有可能性,但可能性产生则需要满足四个条件:“存在共同关心的议题、愿意了解他人的想法、以言语进行互动、接受较佳论证的效力。”
参照上述四个条件,笔者发现:谈话节目这一传播形式其实天然地内含这四个方面的条件。或者说谈话节目具有构建符合上述假定的、有理性沟通能力的公共领域的节目功能优势。其实,谈话节目这一功能优势在谈话节目研究者的研究中已有较充分阐释,如美国学者吉妮·格拉汉姆·斯克特在其著作《脱口秀——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威力与影响》中曾有过相关论述:“广播电视谈话节目不仅是听众放松身心和表达自己的愤怒和痛苦的一个途径……还起着古老时代社区议事场的作用”。这里的“古老时代社区议事场的作用”与上文所分析谈话节目具有构建公共理性沟通空间的功能优势,在意义上是相通的。然而,考察现实可以发现谈话节目的当下实践并非按照优势功能的指向来运作。这可以在目前国内谈话节目的实践操作中找到例证,如:“国内电视谈话节目的节目谈话现场缺乏论说色彩,讨论的深度不够,未能展现足够多的不同观点,难以形成真正意义的理性沟通;节目注重个案的分析和展示,多讲述少论说,成为一种谈话表演;节目中引入过多的娱乐因素,使电视谈话节目成为全民化的娱乐通道”等,国内相关研究者也一再指责谈话节目的娱乐倾向,指其沦为浅薄的狂欢。由此便引发了这样的问题:谈话节目为何偏离自己的节目优势功能而另择它途?难道构建公共领域不需要大众媒体及谈话节目的参与?
那么,我国当下通过大众传媒构建的公共领域是否必要?回答是肯定的,其原因在于:
其一,我国当下通过大众传媒构建具有理性沟通能力的公共领域是全球化大背景下的现实呼唤。
随着中国入世而来的全球性消费意识,通过与我国大众文化相互渗透、融合,使正处于变革中的国内社会发展增加了复杂性与挑战。对全球性消费意识在文化纬度上对我国社会可能的型塑的认知,将有助于认识我国当下通过大众传媒构建公共领域的必要性。
消费文化对人们精神的物化是我国当下乃至世界性的问题。消费,按照法国著名思想家波德里亚的话来说,“是当代社会关于自身的一种言说,是我们社会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随着西方社会从传统的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向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的转变,社会关于自身的言说主要表现为向消费社会转型后的人们的物化。
物化的表现不仅仅是物的大规模的消费,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物化。“生活在消费社会中的人们和他们的前辈的根本差异,并不在于物质需要以及满足这种需要的方式有了改变,而在于今天人们的生活目的、愿望、抱负和梦想发生了改变,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了改变,最终是作为人的本体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改变。因此,这种改变不仅是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式的转变,同时也是一种整体性的文化转变。”这种转变后的文化被称为消费文化。
按照通行的观点,消费文化是“一切文化产品都以商品的形式被生产、交换和消费,就像商品一样”,这种文化形式自出现以来一直饱受批判,因为消费文化发展的结果将可能因“物化的现实使人丧失了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使人产生错觉,以为主体与客体、个人与他消费的物之间已经融合无间,这种认同实际表明,个人已经完全被物化了。”马尔库塞认为物化对人类精神存在很大的侵蚀力,这种侵蚀力使人有异化的危险,因为“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人非但不满足于物质享受,而且力图摆脱物的束缚,追求更加高尚的境界。而在现代社会,人们却把物质需要当成了自己基本的需要。”
由上所述,虽然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消费文化对人们的精神物化已到了后果不堪设想的地步,但是,学者所批判的消费文化对社会的文化影响力、对人们精神的侵蚀力应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在当前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社会大背景下,这种“一般在第一世界国家——首先在美国——得到发展,而现在系统地在全世界蔓延”的消费文化——即全球性消费意识,正逐步在文化纬度上影响许多国家。作为全球性文化的把关者,民族政府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一方面,它们必须加快适应国外的文化变迁,但是,另一方面,它们需要保留本国文化遗产中的一些因素。”
作为全球性文化把关者之一的中国政府,可能也会遇到同样的考验。“全球化是我国不得不接受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和新的世界秩序”。为了避免随全球化而来的全球性消费意识所可能形成的负面影响,通过大众传媒构建具有理性沟通能力的公共领域来提防精神的严重物化,以及以一种容易被认同的方式来保留本国文化遗产中的一些因素,应是必要的。
其二,当下通过大众传媒构建具有理性沟通能力的公共领域是我国建构市民社会的内在要求。
有关中国建构市民社会的问题,是当下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有论者提出:“我们在认真的思考和反思后,认为有必要建立中国市民社会的理论。”认为有必要的理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需要。相关学者的研究建构了对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认识:“中国市民社会乃是非官方的公域和私域的合成。私域在这里主要是指不受国家行政手段超常干预的经济领域;……非官方的公域是指在国家政治安排以外市民社会能对国家立法及决策产生影响的各种活动空间。例如,在电视、广播、报纸、刊物、书籍等传媒中表达意见和观点,在沙龙、讨论会和集会中零散地面对面交换意见等等。”在上述对国内市民社会建构的阐述中其实已内含了对大众传媒构建具有理性沟通能力公共领域的必要性的认识认识。
无论是从全球化发展背景,还是本国发展需求角度看,通过大众传媒建构具理性沟通能力的公共领域空间应成为媒体传播者的一种自觉追求,谈话节目因其具有的天然功能优势理应成为成为进行相互理性沟通意见与观点的公共领域的一部分。事实上,这种追求在国内传媒领域曾经存在,如最早在中国电视媒体领域引入国外“脱口秀”节目样式的原《实话实说》制片人时间,在《实话实说》开播不久就坦言:“一个最根本的冲动就是要实现尊重人的主张,而尊重人的标志就是让人说话。”“在这里我们创造了可供老百姓表现个性的空间,我们追求的是谈话过程的真实和生动,不主张给人结论,而是隐藏我们的主观倾向,把判断权还给老百姓。”“我们希望中国未来的电视能给观众独立思考的权利和能力。”然而,事实的发展表明传播者的这种自觉追求在传播实践中逐渐失落,2009年《实话实说》的最终出局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在文化生产的定位提倡多元化的今日,为什么传播者没有充分采用既符合受众要求又能发挥节目优势功能的价值取向?令人深思。
笔者认为,其原因固然是复杂的,但其直接原因应是传播者由于受国家或市场的控制导致缺乏将公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勇气或职业自觉意识而导致的,或者可以说传播者的职业自觉意识过于政治化或市场化所致。也许有人会认为,在既有的政治语境下,传播者难以超越政治而讲求职业直觉意识。然而,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必须重新考量传媒系统及传媒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文化建构的突出作用。因为,“媒体本身现在就是成了第二跨国帝国”,民族国家将遇到全球化文化的挑战,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如果回归到谈话节目这一节目样式具体来谈,媒体传播者应发挥谈话节目的优势功能,为营造理性沟通的公共领域服务。由此推及媒体的其他节目或栏目,从普遍性的角度来考察,笔者认为:当下乃至今后,媒体的传播者应将传媒系统作为新系统对待,重新思考、审视、建构传播者的职业自觉意识、职业理想,应尽量回归社会发展、文明进程的方向,尽量回归到人的内在需要的方向,这样的大众传媒文化取向对人类文化的贡献才有可能进入良性循环阶段。
注释:
江宜桦.公共领域中理性沟通的可能性.许纪霖主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72,190.
[美] Gini Granham Scott.脱口秀——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威力与影响.新华出版社.1999.
于丽爽,宋茜.脱口成风.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30.
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226.
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18,19.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论全球化的影响.李惠斌主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6.
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译林出版社.2001.165.
胡正荣.后WTO时代我国媒介产业重组及其资本化结果.新闻大学.2003秋.
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10.
时间等.实话实说的实话.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8.
黄平.全球化时代社会科学遇到的挑战.论文集《问题》第1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