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全球视野为依托分析明清时期的白银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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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高考尘埃落地,白银在全国卷(Ⅱ)27题出现,考查的内容涉及明清商业繁荣。笔者带着疑问,深入挖掘2010至2019年全国卷试题,发现“白银”出现频率为5次,佐证了白银的重要性。对白银的研究是学术前沿的最新动态,这种金属也是经济活跃的润滑剂,在盛极则衰的经济周期性规律中其扮演的角色值得推敲。“货币在全球化的触角中,始终因贸易而勾结,贸易将中国与全球化齿轮加速下的世界联系在一起,而其中的‘润滑剂’自然是白银,白银持续流入中国,构成了一种新的贸易模式冲击朝贡贸易。” [1]据滨武下志的研究,15世纪前后的西太平洋地区出现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白银为统一货币、无关税壁垒的政治经济联盟,这也是当时世界上覆盖面最大、人口最多和结构稳定的区域性国际体系,即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的共荣体系。“然而自16世纪一场伟大的,以‘文艺复兴’为主题的启蒙运动拉开帷幕,同时,北欧和西欧各国开始外海大冒险,欧洲的经济轴心由南而北,从地中海沿岸向大西洋东岸地区转移,在政治革命、文化革命和科学革命的综合推动之下,‘世界时间’的钟摆终于从东方猛烈地动摇向西方。” [2]
  本论文主要探究17世纪白银危机与明王朝覆灭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从乾隆晚期深度依赖拉美白银,酿成了19世纪前期“银贵钱贱”危机;最后分析19世纪中期白银复盘及背后隐藏着学术流派的博弈,都显示了此时中国与世界白银供给的密切关系,印证了在全球世界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明末至清初时期在“海禁—朝贡”体制下,中国早起卷入全球化贸易浪潮之货币
  (1)东西方贸易的分野
  西方随着地理大发现与殖民贸易的推进,大西洋沿岸的三角贸易日趋繁荣,大量的白银涌入东西方市场,烘托出经济兴盛与危机端倪并存的局面。西方物价上涨,阶级出现错位现象,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西方历史进入拐角点。2011年(大纲全国卷)18题1603年,一位旅居西班牙的法国人说:“我在这里听到一个谚语:本地除白银外,所有东西都价格高昂。”主要是因为西班牙对殖民地疯狂掠夺白银,最终引发了通货膨胀。然而东方明朝隆庆元年(1567年),隆庆帝(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从此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随后大量海外白银的流入及张居正“一条鞭法”之类的改革措施冲击着洪武体制,这一宏大的潮流转换也决定明代的货币体系转变,从勉为其难的大名宝钞最终走向银本位的确立。明晚期为防范沿海倭寇,权贵们奉行“大陆孤立主义政策”,宣布“不许沿海军民人等私自下番交通外国”,海外贸易遭到毁灭性打击。同时马尼拉的帆船贸易戛然而止,“1634—1636西班牙决定限制西属拉丁美洲白银流入菲律宾的数量,在马尼拉西班牙人与中国人长期紧张关系最终爆发”[3],日本德川政府决定禁止从澳门来的商人在长崎进行贸易,切断了晚明强劲地吸纳全球白银的“大泵”[4],再加上17世纪整个世界的农耕区受到寒冷气候的困扰,全球性白银危机的出现,东西方采取迥异方式导致历史分流。
  (2)白银是全球化贸易的基石
  中国循規蹈矩地继续演绎王朝迭代的周期性规律,在混乱的东海沿海,郑氏集团迅速崛起,独霸南太平洋地区的贸易繁荣,马尼拉帆船贸易继续恢复往常的繁荣,大量白银从民间涌进大陆,据学者研究,从1567年到1644年这段时间,海外流入大明朝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也有学者估算,“由万历元年(1572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七十二年间,合计各国输入中国的银元由于贸易关系的至少远超过一万万元以上。”2014年(全国新课标Ⅰ卷)27题、2010年全国卷(Ⅰ卷)37题印证清初的对外贸易。
  2014年(全国新课标Ⅰ卷)27题,据记载,清初实施海禁前,“市井贸易,咸有外国货物,民间行使多以外国银钱,因而各省流行,所在皆有”。这一记载表明当时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优势地位,此题考点是人教版必修二《古代商业的发展》中的第三个子目标“官府控制下的对外贸易”,涉及明清转型之间的社会现象,中国延续王朝迭荡的痕迹,乱象局势滋生,东南沿海郑氏集团拥有与西班牙“无敌舰队”相匹敌的强大海军,垄断南海贸易,马尼拉帆船贸易继续恢复往常的繁荣,由此大量白银从民间涌进大陆,这反映了在传统对外贸易中,中国处于出超地位,白银大量流入。而2010年全国卷(Ⅰ卷)37题“明后期付元初在《论开洋禁书》中说:“西洋”(今泰国、柬埔寨等地)的苏木、胡椒、犀角、象牙,“皆中国所需要”;占有吕宋(今菲律宾)的葡萄牙、西班牙人,“好中国绫缎杂缯”,湖州丝在原产地一斤值白银一两,运至其地则“得价二倍”。中国手工产品在东南亚与东亚地区都保持其影响力,反映了贸易的区域化发展。
  18世纪后期,中国经济结构开始几乎全部依赖国际白银,呈现出“康乾盛世”,人口迅猛增加,白银从康熙800万两白银到乾隆7000万两,佐证中央财政日渐丰腴。2015年(新课标全国Ⅱ卷)45题说明清代前期正一品文官年薪俸银180两,正七品知县45两,正九品官员33两,这些银两除养家糊口外,还要支付随从、幕僚的酬金及办公费用,普遍入不敷出。雍正帝明确规定加征的税额,统一管理,用于发放以“养廉”为名的津贴,说明白银在清代官府的流通,侧面反映了工商业的繁荣,催生了新的阶层转变。据余英时考据,士与商的界限变得模糊,流行一种“弃儒就贾”的趋势,风气渐盛,引发了知识界的“思想地震”;总之士与商观念的转变主要是新经济的冲击,白银是新经济活跃的基石,在经济繁荣的光环之下,白银危机悄然地酝酿而成。
  二、1808—1856全球性的“银贵钱贱”危机的出现影响深远
  帝国银荒因何而起?“北京的蝴蝶拍动一下翅膀就能改变大西洋上空的空气环流,拿破仑战争欧洲处于四分五裂,应对日益繁重的财政危机,白银内需急求,自然无法维持正常的贸易,拉美独立运动以及全球经济的变化远远大于蝴蝶产生的作用,国际市场面临萧条的现象,他们从远方冲击影响了大清帝国的衰落,加剧中国的白银危机。”[5]白银危机驱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附庸,列强大量收购农副土特产品,大宗商品茶日趋商品化。为了扭转茶的供求关系,英国人还试图摆脱对中国茶叶的进口依赖,在印度北部人烟稀少的阿萨姆地区成立茶叶公司,驱逐从事游牧业的原住民,并且大量砍伐森林、开辟茶山,同时还投资建立铁路、公路等运输网,从此印度红茶取代中国茶叶成为欧美市场的主要货物基地。由此导致中国东南沿海经济结构的变动,依靠茶叶为生计的工业者,纷纷破产,加剧了阶级矛盾,激变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国内南北战争,长江流域的的产茶区毁之殆尽,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出现滞销现象,城乡网络的枢纽体系彻底崩裂,钱庄的桥梁作用失去应对的机制。与19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对比,清王朝的弊端是中央政府缺乏对货币的统一管理,导致国内市场混乱不堪。
  三、19世纪前中国银荒引发当时学者官员关于政府在货币政策或经济领域中应扮演何种角色焦虑
  19世纪前中期的银荒比公元前81年汉朝的《盐铁论》、1068年宋“延和殿廷辩”争辩更为激烈,背后则是不同群体(放任派与干预派)的思想模式,面对日益严重的银贵钱贱危机以及南方政局的对峙,干预派崛起,加强国家的对市场的干预,思潮逐渐向桐城学派转移。19世纪中后期白银复盘,提供了新的商业税收,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提供资源,2019(全国Ⅱ卷)27题称呼 “明代大商人的资本一般为白银数十万两,多者上百万两。到清代中期,大商人的资本一般在一百万两以上,甚至多达千万两”。这表明清代中期表明商业活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深层次是国际市场的复苏,欧洲需要大量中国商品以及拉美银矿的恢复供应,清代中期国内政局稳定,出现同治中兴,洋务新经济,大量白银进行回流,商业规模扩大化。
  综上所述,白银的沉浮透露出的是一国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大转轮,白银在历史上也是一国社会秩序紊乱、崩塌至王朝兴替的催化剂。高中真题频繁出现“白银”,恰巧反应以上现象,即商品的依赖性。我们应面对全球化浪潮,时刻警惕货币的危机。
  【注释】
  [1](日)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8页。
  [2]吴晓泼:《浩荡两千年》,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221页。
  [3]徐瑾:《白银帝国》,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130—131页。
  [4]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5]林满红:《银线》,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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