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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史学奥林匹克”之称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将在山东济南举行，我们乘火车前往，车上大多是中年汉子的乘务员，对每位乘客都称呼：“老师！”让我们领略了孔孟之乡的一视同仁和见贤思齐。
2015年8月23日下午，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山东会堂正式开幕。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宣读了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并发表重要讲话。主题演讲开始之前，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主席玛丽亚塔·希耶塔拉提议全场起立，为被极端武装“伊斯兰国”杀害的叙利亚考古学家哈立德·阿萨德肃立默哀。在风云变幻的现代世界，历史学家并没有置身世外，而是为我们守望着文明，诚如2015年1月22日，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新闻发布会的布告所言：History， our past and future，即：历史，我们共同的过去和未来。
本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演讲主题是：自然与人类历史。意大利佛罗伦萨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安德里亚·贾尔迪纳在“罗马世界的帝国主义、经济及生态”的主题演讲中，引用古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自然史》中的话：“山是大自然自己出于牢固维系地球框架而做出的内部零件，与此同时，也使她制服了河流与大海的暴力，大自然用自己做的最坚硬的物质去遏制她最不安分的因素，而我们去开采这些大山并心血来潮地运走它们……”令人深思人类活动与自然秩序之间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夏明方在“寻家之旅：人与自然的生态联姻”中，借用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与妻子——著名女画家管道昇的爱情故事，“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来形容人与自然的悲欢离合。
8月24日白天，大会分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和“书写情感的历史”两个主题会议举行，我参加了后者。会议的召集人来自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情感史中心和澳大利亚西澳大学情感史高级研究中心，看来对国内学者而言稍感陌生的情感史，在国外已发展得较为成熟。捷克帕拉茨基大学Radmila ？va？í？ková Slabáková博士的“自我文献的情感与记忆：从来往信件到口述历史”提到，使人耳目一新，她以日记、信件和口述记载为研究对象，抓住其中的悲伤、痛苦等感情，揭示出记忆情感是一个建构的过程。牛津大学出版社参加了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文化展示长廊，其中就有2015年刚从德文被译成英文的Jan Plamper的《The History of Emotions： An Introduction》，由于与该主题会议的议题极为相关，我就购买了此书，粗翻此书的图片，有小布什流泪的照片，看来即使细微的情感变化，也进入了情感史捕捉的视野。国内学者熟知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者、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睛佳也在2015年8月23日《光明日报》第6版发表“当代史学的‘情感转折’”，介绍了情感史在西方的发展概况。后来，在会议茶憩，我又碰上Slabáková博士，我向她展示了我刚买的《The History of Emotions： An Introduction》，她说她已经看过这本书了。我问她：“情感史研究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研究有什么区别？”Slabáková博士说：“弗洛伊德主要研究的是梦境，对情感史研究很有帮助，但是现在情感史研究已有多种路径进行探索，不仅仅是梦境了。”我接着问：“博士，您在研究中使用了著名人士的日记，那么您会不会也使用身份较低人物的‘自我文献’？”Slabáková博士回答道：“由于著名人士的文献保存较多，所以在研究中会首先关注，但是身份较低人物的文献也会在情感史研究中运用。”
晚间会议的题目为：“价值的转变与转变的价值：口述史中全球视野下的社会变迁”，芬兰议会图书馆议会口述史档案馆Joni Krekola的“内部代议制民主：芬兰资深议员口述史访谈的特色”令人印象深刻，芬兰资深议员口述史访谈项目针对刚离职的议员，访谈人数众多，不仅对历史研究，而且对现实政治都有所裨益。
本文作者与英国伯明翰大学斯旺森教授合影
本文作者与挪威卑尔根市档案局史为案局长合影
晚间会议的题目是“全球范围内推动数字化的历史”，由意大利欧洲大学研究院的Serge Noiret教授主持，他兼任国际公共史学会主席。发言人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Patrick Murray-John，他似乎是本次国际史学大会上唯一一位长发披肩的男士。在白天主题会议上频繁提问的那位高大威猛的欧洲男士，也出现在晚间会议，他照例也提了问题，只是会议结束时，被我截住了。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他说明档案数字化的优点，他也承认档案的数字化确实有助于便捷地利用档案，但是电子化保存档案比只保存纸本要昂贵得多。进一步了解后，才知道这位威猛先生竟是挪威卑尔根市档案局局长Arne Skivenes先生，他有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字：史为案，这也和他从事的工作非常贴切。史为案先生会用中文读自己的名字，也会几个简单的日常用语，但是听不懂别人用中文说的话。史为案先生是大会的积极参与者，在多场会议上，都能发现他的身影。
8月26日、27日和28日，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专题会议、联合会议、圆桌会议、特别会议，以及国际历史学会附属组织会议和直属组织会议的时间，大会每天被分成40组以上，就广泛的议题展开讨论。26日上午，我首先参加了第14场专题会议，其议题是“在放逐中书写历史：结构、议程、个性”。会议间隙，我又转向第一场专题会议“书写行为与书写文化的历史”去旁听，但是只能听一半了。
26日中午，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文化展示长廊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展位，与英国伯明翰大学罗伯特·斯旺森教授不期而遇，分外高兴，和教授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因为我2009年出国时，正是斯旺森教授发的邀请函，我在伯明翰期间，教授多有关照，并两次请我们上他家里做客，圣诞节前夕，还带我们游览伯明翰著名的Aston Hall，这里曾用作英王的行宫，其独具特色的烛光游览，极富盛名。
26日下午，我参加的是第19场专题会议，其议题是“世界博览会的历史研究：对比较文化史的贡献”，作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总规划师，同济大学吴志强教授演讲的题目是“上海世博会及城市未来”，他以丰富生动的例子阐明了世博会对上海发展的影响，提及“绿色建筑”等有趣问题，指出中国城市面临由劳动型城镇化向智力型城镇化的转变，进而将《孟子》中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演绎为“劳心城市治人，劳力城市治于人”，建议上海向“劳心城市”发展。
26日晚上，是首届“国际历史学会—积家国际历史学奖”颁奖典礼，来自法国的塞尔日·格鲁津斯基教授摘取了这顶“史学诺贝尔奖”的桂冠。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主席玛丽亚塔·希耶塔拉
国际历史学会秘书长罗伯特 · 弗兰克
28日中午，英国伯明翰大学罗伯特·斯旺森教授、南京大学于文杰教授共进午餐，我有幸作陪，两位教授商讨了进一步合作的前景。 28日下午，我参加了国际历史学会直属组织之一——国际公共史学联合会的第三场会议，题目是“数字化公共史学”，美国西佛罗里达大学Patrick Moore演讲的题目是“历史类应用软件《下个出口的历史》的多面孔：教室与社区”，介绍了将智能手机app应用于公共史学的案例。提问环节，我讲了一个小故事，并提出我的疑惑：我认识一个民间收藏人士，他收集有千余件抗日战争时期的物品，每次访客到他家里，总要穿上日军制服，挥舞日军武器，他们认为这就是抗日战争，可是由于收藏者是退伍军人，文化水平不高，他竟不能释读已收藏的一块抗日战争时期重要的石碑，所以有些错误的知识在他们中流传。因此我问：“公共史学的领导者是历史学家、历史教师，还是收藏家？公共史学的目的，是要告诉人们一些关于历史的知识，还是要传播正确的知识，进而有新的发现呢？”围绕这个问题，一些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想不到，一位日本学者也参加了这场会议，他就是日本东北大学的小田中直树教授，会后，他主动找到我，讨论我在会议期间的提问。小田中直树教授来自日本的仙台，于是我们就聊起曾在仙台求学的鲁迅先生，以及他的名作《藤野先生》，教授对这两人都很熟悉，侃侃而谈，让我长了不少见识。
28日晚，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近尾声，许多国内外学者已经离会，但是以“历史和伦理”为题的晚间会议依然吸引了大批听众。会议召集人为韩国学者，主题发言人为德国学者，题目是“历史学的跨国转向——新的伦理挑战”，四位评议人分别来自美国、德国、土耳其和日本，这种使多国学者参与的设计，充分体现了该议题的跨国性。会议的间歇，我偶然碰上国际历史学会主席玛丽亚塔？希耶塔拉女士，以及国际历史学会秘书长罗伯特·弗兰克先生，便请求与他们合影留念，他们爽快地答应了。
8月29日中午，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闭幕式，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圣昆仑音乐厅举行，中国历史学会主席张海鹏教授自豪地说，中国兑现了2010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时的承诺，办好了这次大会！
纵观本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情感史”在国外已有较大发展，“历史学的数字化”成为大势所趋，公共史学也欣欣向荣，蓬勃发展。在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召开之际，山东大学课题组翻译出版了国际历史学会前主席卡尔·迪特里希·埃德曼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百年历程（1898—2000）》，书中称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为“历史学家的全球共同体”，当中国日益走向世界的时候，在中国传统文化浓郁的齐鲁大地、孔孟之乡，我们看到更多的中国学者参与并有贡献于这个“历史学家的全球共同体”。
2015年8月23日下午，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山东会堂正式开幕。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宣读了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并发表重要讲话。主题演讲开始之前，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主席玛丽亚塔·希耶塔拉提议全场起立，为被极端武装“伊斯兰国”杀害的叙利亚考古学家哈立德·阿萨德肃立默哀。在风云变幻的现代世界，历史学家并没有置身世外，而是为我们守望着文明，诚如2015年1月22日，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新闻发布会的布告所言：History， our past and future，即：历史，我们共同的过去和未来。
本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演讲主题是：自然与人类历史。意大利佛罗伦萨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安德里亚·贾尔迪纳在“罗马世界的帝国主义、经济及生态”的主题演讲中，引用古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自然史》中的话：“山是大自然自己出于牢固维系地球框架而做出的内部零件，与此同时，也使她制服了河流与大海的暴力，大自然用自己做的最坚硬的物质去遏制她最不安分的因素，而我们去开采这些大山并心血来潮地运走它们……”令人深思人类活动与自然秩序之间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夏明方在“寻家之旅：人与自然的生态联姻”中，借用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与妻子——著名女画家管道昇的爱情故事，“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来形容人与自然的悲欢离合。
8月24日白天，大会分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和“书写情感的历史”两个主题会议举行，我参加了后者。会议的召集人来自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情感史中心和澳大利亚西澳大学情感史高级研究中心，看来对国内学者而言稍感陌生的情感史，在国外已发展得较为成熟。捷克帕拉茨基大学Radmila ？va？í？ková Slabáková博士的“自我文献的情感与记忆：从来往信件到口述历史”提到，使人耳目一新，她以日记、信件和口述记载为研究对象，抓住其中的悲伤、痛苦等感情，揭示出记忆情感是一个建构的过程。牛津大学出版社参加了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文化展示长廊，其中就有2015年刚从德文被译成英文的Jan Plamper的《The History of Emotions： An Introduction》，由于与该主题会议的议题极为相关，我就购买了此书，粗翻此书的图片，有小布什流泪的照片，看来即使细微的情感变化，也进入了情感史捕捉的视野。国内学者熟知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者、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睛佳也在2015年8月23日《光明日报》第6版发表“当代史学的‘情感转折’”，介绍了情感史在西方的发展概况。后来，在会议茶憩，我又碰上Slabáková博士，我向她展示了我刚买的《The History of Emotions： An Introduction》，她说她已经看过这本书了。我问她：“情感史研究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研究有什么区别？”Slabáková博士说：“弗洛伊德主要研究的是梦境，对情感史研究很有帮助，但是现在情感史研究已有多种路径进行探索，不仅仅是梦境了。”我接着问：“博士，您在研究中使用了著名人士的日记，那么您会不会也使用身份较低人物的‘自我文献’？”Slabáková博士回答道：“由于著名人士的文献保存较多，所以在研究中会首先关注，但是身份较低人物的文献也会在情感史研究中运用。”
晚间会议的题目为：“价值的转变与转变的价值：口述史中全球视野下的社会变迁”，芬兰议会图书馆议会口述史档案馆Joni Krekola的“内部代议制民主：芬兰资深议员口述史访谈的特色”令人印象深刻，芬兰资深议员口述史访谈项目针对刚离职的议员，访谈人数众多，不仅对历史研究，而且对现实政治都有所裨益。
晚间会议的题目是“全球范围内推动数字化的历史”，由意大利欧洲大学研究院的Serge Noiret教授主持，他兼任国际公共史学会主席。发言人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Patrick Murray-John，他似乎是本次国际史学大会上唯一一位长发披肩的男士。在白天主题会议上频繁提问的那位高大威猛的欧洲男士，也出现在晚间会议，他照例也提了问题，只是会议结束时，被我截住了。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他说明档案数字化的优点，他也承认档案的数字化确实有助于便捷地利用档案，但是电子化保存档案比只保存纸本要昂贵得多。进一步了解后，才知道这位威猛先生竟是挪威卑尔根市档案局局长Arne Skivenes先生，他有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字：史为案，这也和他从事的工作非常贴切。史为案先生会用中文读自己的名字，也会几个简单的日常用语，但是听不懂别人用中文说的话。史为案先生是大会的积极参与者，在多场会议上，都能发现他的身影。
8月26日、27日和28日，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专题会议、联合会议、圆桌会议、特别会议，以及国际历史学会附属组织会议和直属组织会议的时间，大会每天被分成40组以上，就广泛的议题展开讨论。26日上午，我首先参加了第14场专题会议，其议题是“在放逐中书写历史：结构、议程、个性”。会议间隙，我又转向第一场专题会议“书写行为与书写文化的历史”去旁听，但是只能听一半了。
26日中午，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文化展示长廊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展位，与英国伯明翰大学罗伯特·斯旺森教授不期而遇，分外高兴，和教授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因为我2009年出国时，正是斯旺森教授发的邀请函，我在伯明翰期间，教授多有关照，并两次请我们上他家里做客，圣诞节前夕，还带我们游览伯明翰著名的Aston Hall，这里曾用作英王的行宫，其独具特色的烛光游览，极富盛名。
26日下午，我参加的是第19场专题会议，其议题是“世界博览会的历史研究：对比较文化史的贡献”，作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总规划师，同济大学吴志强教授演讲的题目是“上海世博会及城市未来”，他以丰富生动的例子阐明了世博会对上海发展的影响，提及“绿色建筑”等有趣问题，指出中国城市面临由劳动型城镇化向智力型城镇化的转变，进而将《孟子》中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演绎为“劳心城市治人，劳力城市治于人”，建议上海向“劳心城市”发展。
26日晚上，是首届“国际历史学会—积家国际历史学奖”颁奖典礼，来自法国的塞尔日·格鲁津斯基教授摘取了这顶“史学诺贝尔奖”的桂冠。
28日中午，英国伯明翰大学罗伯特·斯旺森教授、南京大学于文杰教授共进午餐，我有幸作陪，两位教授商讨了进一步合作的前景。 28日下午，我参加了国际历史学会直属组织之一——国际公共史学联合会的第三场会议，题目是“数字化公共史学”，美国西佛罗里达大学Patrick Moore演讲的题目是“历史类应用软件《下个出口的历史》的多面孔：教室与社区”，介绍了将智能手机app应用于公共史学的案例。提问环节，我讲了一个小故事，并提出我的疑惑：我认识一个民间收藏人士，他收集有千余件抗日战争时期的物品，每次访客到他家里，总要穿上日军制服，挥舞日军武器，他们认为这就是抗日战争，可是由于收藏者是退伍军人，文化水平不高，他竟不能释读已收藏的一块抗日战争时期重要的石碑，所以有些错误的知识在他们中流传。因此我问：“公共史学的领导者是历史学家、历史教师，还是收藏家？公共史学的目的，是要告诉人们一些关于历史的知识，还是要传播正确的知识，进而有新的发现呢？”围绕这个问题，一些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想不到，一位日本学者也参加了这场会议，他就是日本东北大学的小田中直树教授，会后，他主动找到我，讨论我在会议期间的提问。小田中直树教授来自日本的仙台，于是我们就聊起曾在仙台求学的鲁迅先生，以及他的名作《藤野先生》，教授对这两人都很熟悉，侃侃而谈，让我长了不少见识。
28日晚，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近尾声，许多国内外学者已经离会，但是以“历史和伦理”为题的晚间会议依然吸引了大批听众。会议召集人为韩国学者，主题发言人为德国学者，题目是“历史学的跨国转向——新的伦理挑战”，四位评议人分别来自美国、德国、土耳其和日本，这种使多国学者参与的设计，充分体现了该议题的跨国性。会议的间歇，我偶然碰上国际历史学会主席玛丽亚塔？希耶塔拉女士，以及国际历史学会秘书长罗伯特·弗兰克先生，便请求与他们合影留念，他们爽快地答应了。
8月29日中午，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闭幕式，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圣昆仑音乐厅举行，中国历史学会主席张海鹏教授自豪地说，中国兑现了2010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时的承诺，办好了这次大会！
纵观本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情感史”在国外已有较大发展，“历史学的数字化”成为大势所趋，公共史学也欣欣向荣，蓬勃发展。在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召开之际，山东大学课题组翻译出版了国际历史学会前主席卡尔·迪特里希·埃德曼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百年历程（1898—2000）》，书中称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为“历史学家的全球共同体”，当中国日益走向世界的时候，在中国传统文化浓郁的齐鲁大地、孔孟之乡，我们看到更多的中国学者参与并有贡献于这个“历史学家的全球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