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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刘雪庵是中国早期的著名作曲家，与贺绿汀、陈田鹤、江定仙并称黄自“四大弟子”。他一生作曲无数，曾因当年创作了一首舞曲（后经填词并被改名为《何日君再来》）而红遍上海滩，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因为这首作品，刘雪庵先后在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初和“文革”中，被误解为卖国媚日的汉奸、黄色歌曲的作者而遭受磨难，他的大名和作品几度从中国的歌坛消失。
其实，所谓的电影插曲《何日君再来》，原本只是一段没有歌词的舞曲音乐，乐曲本身只有抽象的情感含义，并没有确切的叙事指向，是刘雪庵在上海国立音专求学期间，应邀为学校举办的舞会即兴谱写的。最早由学校的管弦乐队演奏，并未引起多少人的关注。
不久，刘雪庵应剧作家潘孑农的邀请，为他的影片《弹性女儿》写一首跳舞场里用的音乐。为了能体会创作此类音乐的感觉，刘雪庵多次去舞厅聆听探戈、华尔兹、布鲁斯、伦巴和吉特巴等各种节奏的舞曲音乐，大受启发。此时他的脑海里交织流动着各种音乐样式的旋律，于是他随手就写下了《双双燕》《满园春色》等几首轻松活泼、样式新颖的舞曲音乐，连同那首歌曲《何日君再来》的音乐旋律，一起提供选用。最终，潘孑农根据自己剧本所需采用了新创作的两首舞曲。由于刘雪庵创作的舞曲旋律优美、节奏鲜明又形式多样，使人耳目一新，这些舞曲很快就在市面上流行起来。
刘雪庵在上海影坛的声名日隆。当时，上海艺华影业公司正在拍摄一部模仿好莱坞风格的歌舞片《三星伴月》。影片的导演方沛霖，也慕名请刘雪庵为影片中马陋芬和周璇饰演的男女主角别离时的那场戏写段音乐。在那个年代，跳交谊舞和看电影是一种生活时尚。而当时刘雪庵的学习和音乐创作都很繁忙，他本人也对所谓的时尚生活方式不屑一顾，因而对这次的约稿并不太重视，便把现成的那段《何日君再来》的音乐给了导演。影片的剧本刘雪庵根本没看过，对故事内容全不知晓，但他写的这首布鲁斯节奏的音乐，却让影片主创都非常满意。编剧黄嘉谟想借此发挥歌星周璇在影片中更大的作用，于是在未经曲作者同意的情况下，为这段音乐填写了四段歌词，起歌名为《何日君再来》。
待到影片《三星伴月》公演前夕，刘雪庵看了样片后才知道此事，但碍于情面，他当时并未提出异议，只是觉得填写的歌词比较颓废，便把作曲的署名改为“晏如”，词作者黄嘉谟也化名“贝林”。
影片上映后一炮打响，观众趋之若鹜。人们不仅冲着这部影片曲折的故事和男女主角出色的表演，也有很多人是为了聆听片中周璇演唱的那首缠绵悱恻的歌曲《何日君再来》而去影院的。百代唱片公司也不失时机地旋即灌制了唱片发行。此作很快红遍十里洋场，大街小巷到处传唱。周璇也因此成了上海歌坛的焦点人物，原本悬挂在百代唱片公司大厅上方的一代名伶梅兰芳的大幅照片，竟也被正在崛起的周璇的照片所替代。这部作品当年的社会影响可见一斑。
不久，《何日君再来》又被蔡楚生执导的新片《孤岛儿女》用作插曲，由主演黎莉莉演唱。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远在东北伪满洲国的满映也看中了这首作品，并在其拍摄的美化日军侵华的影片《白兰之歌》和《患难之交》中也选用了这首作品，演唱者是当红的歌星李香兰。显然，日伪是将这首歌用作了心战工具。远在国统区大后方的刘雪庵得知此事心急如焚，但又有口难辩。很快，更灾难性的事情发生了。日寇将此首作品的标题《何日君再来》改成《贺日军再来》，歌词和内容也作了大幅修改，并在他们占领的地区到处演唱。至此，一首原本只是描写爱情的电影歌曲变成了“反动歌曲”“汉奸歌曲”“卖国歌曲”。国民政府情报人员发现这一情况后马上汇报给了重庆方面。蒋介石亲自下令全国禁唱这首歌曲，所有电台禁播此歌，所有库存唱片也一律就地销毁。由此，《何日君再来》也由极盛走向衰亡，很快就沉寂了。但刘雪庵却因此背上了一辈子的黑锅，不仅毁掉了他的音乐创作生涯，更给他以后的人生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和痛楚，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抗战胜利前夕，李香兰在上海大光明影院举办独唱会，也因演唱《何日君再来》招来了麻烦。当时，汪伪政府的巡捕房在音乐会结束后传唤了李香兰，怀疑她演唱此歌是为重庆政府招魂。李香兰辩解说：这只是一首好听的情歌，没有任何政治含义。但当局认为，演出舞台的背景是蓝色的，而李香兰又身着白色礼服，两相映衬，有“青天白日”的效果。审问李香兰的中国警员根本就不知道李香兰是日本人，这又是一个不该发生的大笑话。
所有事件其实都与刘雪庵本人并没多大关联，事发之初只要尽早说明真相，便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既不会有社会舆论的压力，也不会惊动所谓的上层，更不会给敌伪日寇可趁之机大做文章。但知情者及其他一些相关人员，先怀着侥幸心理，想蒙混过关，后又甩锅他人。事情最终愈闹愈大，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为了明哲保身，更怕引火烧身，他们更是从此缄默不言了，致使刘雪庵蒙冤受难几十年，从此再没安生。
新中国成立后，因“极左”思潮的原因，原本上海滩的那些老歌都已成了靡靡之音而被打入冷宫，已不再是人们生活中的主流音乐。刘雪庵还是因為那首《何日君再来》让他说不清、更道不明。非但得不到重用，又几度蒙冤受屈。但此时的香港邵氏影业公司拍摄的影片《蓝与黑》中，还在用《何日君再来》作为片中的插曲和主题音乐。
“文革”结束后，曾经遭禁的港台歌曲大量地涌入内地，其中以邓丽君的作品为代表。她清新脱俗、朗朗上口的演唱风格雅俗共赏又沁人心脾，那些甜美亲切、易学易唱的歌曲，让内地民众耳目一新，因此很快赢得了大陆的市场。一时邓氏歌曲到处传唱，已融入当时人们的生活。在邓丽君的作品中，当年的上海老歌占据很大比例，《何日君再来》是邓丽君1979年翻唱的，她的演绎别有风情、撩人心魄，禁演几十年的歌曲经她传唱后，在中国大陆又重新风靡。由此也带来了褒贬不一、众说纷纭的激烈争论，为此，《北京晚报》在1980年初开辟专栏，专门来讨论这首作品。整个事件也由此一点点浮出水面，逐渐清晰起来。与此同时，知晓这首作品来龙去脉的电影编导潘孑农，可能觉得时机已经成熟，终于发话了，撰写了以正视听的文章，真相才大白于天下。但此时的刘雪庵已双目失明、风烛残年，但终究在其去世前还了他一个清白。 十多年前，日本NHK电视台经过很多年的筹备和收集素材，以紀录片的形式，详尽披露了《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曲这么多年来在日本与中国的遭遇。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曾经彼此敌对的政权，都曾以差不多相同的理由来查禁此歌。这真是开了一个天大的历史玩笑。
一桩近似荒唐的冤案，几乎完全断送了才华横溢的作曲家刘雪庵的锦绣前程。但他在蒙冤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即使已完全失去了展示自己才华、抱负的平台和机会，仍初衷不改，一直追求潜心于心中的音乐。刘雪庵的无端出局，不啻是中国乐坛的巨大损失，更是一种悲哀。
贰
1905年，刘雪庵出生在四川铜梁（今属重庆市）的一户绅士家庭。他自幼父母双亡，年幼时就在同父异母的兄长私塾中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因此他的古典文学基础很好，这也为他今后的歌词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雪庵聪慧好学，从小喜爱艺术。青年时代入读成都私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钢琴、小提琴和作曲，同时兼学唱昆曲。有着远大抱负的刘雪庵，并不甘于长期在闭塞偏远的巴蜀地区学习发展。1929年，他只身出川，来到当时的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学习。起初进入陈望道创办的中华艺术大学，受教于戏剧大家欧阳予倩、洪深等。翌年又考入上海国立音专，师从萧友梅、黄自学习理论作曲中的曲式与和声。在校期间，求知欲强烈的刘雪庵一刻也不停歇，他跟随俄籍钢琴家吕维钿夫人学习钢琴，又师从朱英学琵琶，向吴伯超学指挥，去龙榆生处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和诗词，还追随李惟宁学赋格和复调;所学科目之多之全，在上海国立音专的学生几乎无出其右者，可谓“学贯中西、习通古今”。
因为刘雪庵的古典诗词功底好，所以他在学习作曲的同时，也创作了很多新体歌词。1933年，黄自和应尚能等音专教授，受商务印书馆之托，编写一套中学音乐教科书。黄自为这本教材专门谱写了许多歌曲，其中用学生刘雪庵写的歌词最多。有《农家乐》《游戏》《踏雪寻梅》《总理逝世纪念》等十首。诚然，最具代表的作品当属朗朗上口的《踏雪寻梅》，温婉灵动的曲调、隽永优美的旋律，沁人心田。歌词更是典雅质朴、直抒胸臆，一直是我们艺术院校声乐教材里的必选作品，更是传唱至今的经典之作。刘雪庵也因此作引起乐坛的关注。
刘雪庵在上海国立音专求学期间以及他的音乐创作生涯之初，正是中国有声电影在上海蓬勃发展之时，当年几乎所有中国作曲家都参与了电影音乐的创作，既有展示才能的平台，又能获得不菲的酬劳，从而还能具备财力来维持其他音乐样式的创作，可谓一举三得。不甘落后的刘雪庵也应邀为许多电影谱写过配乐和插曲，其中就包括《父母子女》《桃花扇》《十里街头》《新婚大血案》《满园春色》《弹性女儿》和《双双燕》等多部娱乐故事片，以及《关山万里》《中华儿女》《孤岛天堂》和《保卫家乡》等多部抗战影片。刘雪庵的电影音乐样式独到、旋律优美、风格各异，可谓独树一帜，由他谱写的许多插曲和主题歌，譬如《长城谣》《满园春色》《思故乡》和《飘零的落花》等，都曾传唱一时。
其实从内心来说，除了那些抗战影片的歌曲，刘雪庵对自己创作的这类迎合市民口味和心理、同时又要渲染并引起人们共鸣的音乐并不太认同，尤其对自己的舞曲音乐被改编成电影插曲《何日君再来》更是不满意的。他曾在1934年的上海《音乐杂志》第三期上撰文抨击黎锦晖的音乐创作方向及其他的时代曲。刘雪庵认为：黎氏音乐不应成为上海民众的主流音乐。他主张：把祖国各地的民歌和民间音乐包括戏曲音乐都收集起来，根据现有的作曲的技巧进行改编、整理、再创作，使之能适合广大民众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这样久而久之，就能创作一种新的乐风，成为新的国民音乐，中国也可以此在国际乐坛争得相当的地位。
为此，刘雪庵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的。他早年就谱写了《早行乐》《采莲谣》《布谷》《西子姑娘》和《淮南民谣》等许多委婉动听、通俗易唱又极具生活气息的民族风情歌曲，以及《菊花黄》《枫桥夜泊》和《红豆词》等一批意境深远、曲调典雅又充满艺术韵味的传世之作。其中《红豆词》至今还是中国屈指可数的著名艺术歌曲，许多歌唱家都争相演绎。这首创作于1943年的作品，原本是为话剧《隋垒》写的一首插曲。刘雪庵把自己一直以来热爱《红楼梦》的情结和痛惜林黛玉的心情，全部倾注在这首《红豆词》中，如泣如诉的音乐，催人泪下。诚然，刘雪庵的创作风格深受黄自和赵元任的影响。
叁
1934年，中国乐坛发生了一件大事：俄裔美籍音乐家齐尔品与上海国立音专校长萧友梅商定：由齐尔品出资，聘请一批著名音乐家担任评委，在上海音专内举办一次有中国风味的钢琴作品创作大赛。消息一出，就在上音激起了千层浪。全校师生热情高涨，几乎都参与了此次大赛。比赛是好戏连台，佳作频出。最终黄自的几位弟子脱颖而出。贺绿汀以一曲《牧童短笛》独占鳌头，他的同门师兄陈田鹤也有斩获。而另一位同门师兄刘雪庵的参赛作品《中国组曲》虽未进入三甲，但也引起了齐尔品的关注和好评。
钢琴作品《中国组曲》是刘雪庵创作的第一首器乐曲。它由“头场大闹”“傀儡舞俑”“西楼怀远”和“少年中国进行曲”四个乐章组成。“头场大闹”是以钢琴的敲击性演奏来模仿四川的锣鼓音乐;“傀儡舞俑”则取材于四川民间木偶戏的音乐素材;“西楼怀远”是一段抒情的慢板音乐;而“少年中国进行曲”又采用了回旋曲式的结构。齐尔品对这首未获奖的作品非常喜欢、评价甚高。他认为：刘雪庵在钢琴和音乐创作上是有巨大潜力的，他的创作风格已具有了鲜明的民族性，这是难能可贵的。齐尔品是个非常喜欢中国音乐的世界级音乐大师，他在欧美许多钢琴独奏音乐会上，多次演奏了刘雪庵的《中国组曲》，也正因为齐尔品的力荐，《中国组曲》的乐谱先后在巴黎和纽约等地出版，影响广泛。
生逢乱世的刘雪庵是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面对日寇对自己祖国和民族猖狂的侵略和践踏，愤怒的刘雪庵用音乐作为武器与之战斗。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刚进入音专的刘雪庵义愤填膺地与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示威抗议日寇侵略，同时还在学校出墙报、组织抗战演讲等等。上海的“一·二八”抗战后，音专老师龙榆生写了一首揭露日寇在上海卑劣行径的新体歌词《过闸北旧居》，刘雪庵知情后便主动为这首新词谱曲，这也是他谱写的第一首抗日歌曲。 1935年，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弟弟、曾留学德国的音乐家近卫秀麿访問上海，并专程到上海音专演讲。由于中日两国当时正处于战争状态，萧友梅校长认为：近卫用日语演讲会伤害中国人民的情感，因此要求他用德语。但近卫的演说结束后，愤怒的刘雪庵要求发言。他历数了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有理有节地强烈谴责控诉了日寇的侵略行径。刘雪庵的即兴精彩演讲，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和威风，也赢得了在场音专师生的喝彩。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后，中日爆发了全面战争，此时的上海已掀起了一个全民参与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抗日歌曲此刻已成了抗战中的一种很重要的武器。为了更好、更多地谱写抗日救亡歌曲，并且能更广泛地传播，刘雪庵和音专的同学陈田鹤、江定仙、谭小麟等一起组织成立了“中国作曲家协会”，同时又创办了专门刊登抗日救亡歌曲的刊物《战歌》。协会的会址和《战歌》的编辑部都设在刘雪庵租住的寓所内。刘雪庵拿出自己谱写电影音乐所得的积蓄，用于创办歌刊《战歌》所用。
由刘雪庵主编的《战歌》是当时一本非常有影响的进步音乐杂志。它与麦新、孟波创办的《大众歌声》彼此遥相呼应，是抗战时期传播抗日救亡歌曲最重要的两本刊物。《战歌》先后在上海、武汉和重庆出版过十八期。刊登过聂耳、吕骥、贺绿汀、向隅、张曙、任光、夏之秋、沙梅等当时几乎所有革命音乐家创作的抗日救亡歌曲，唯独没有登载过新音乐代表人物冼星海的作品，其原因是刘雪庵与冼星海这位昔日上海音专校友，在音乐创作理念上有很大分歧，由此产生了一些芥蒂。刘雪庵在晚年曾感慨：因为自己的好恶，当年《战歌》没有登载冼星海的一些佳作，实际对抗战是不利的。他表示了一种遗憾和歉意。
刘雪庵曾创作过《募寒衣》《前进曲》《满江红》《保卫大上海》《前线去》《民族至上》《游击队歌》和《伤兵慰劳歌》等一百多首抗日歌曲。张寒晖词曲的《松花江上》在关内流传后，刘雪庵旋即续写了《流亡》和《上前线》两首作品，与前者组成了《流亡三部曲》，此作当年影响甚广。
1938年8月，上海艺华影业公司拍摄爱国影片《关山万里》，由潘孑农编剧导演，刘雪庵应邀担任作曲。此片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寇统治下的一位京剧老艺人，为了生活携妻拖女流浪关内，过着居无定所的凄苦生活。片中有一场艺人养女在电台演唱的戏，她演唱的歌曲《长城谣》就是刘雪庵根据她养父口述的曲调改编的。不久，随着影片的播映和电台的播放，《长城谣》的歌声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仅激励着亿万军民投身伟大的抗日洪流，还成了家喻户晓、人人喜爱的爱国歌曲。翌年，歌唱家周小燕在出国留学途经新加坡时，在当地灌录了《长城谣》的唱片，发行后在海外的华侨中反响强烈，他们纷纷捐钱捐物支援抗战。
上海沦陷后，刘雪庵又随大批进步文艺人士转移至武汉。在那里，他参加了由吕骥、冼星海、张曙、贺绿汀等革命音乐家组织的“中华全国歌咏协会”。那时的武汉和当年的上海一样，抗日救亡的群众歌咏活动也是如火如荼。无疑，抗日救亡歌曲是那个时代的民族最强音。
1938年冬，武汉被日寇占领后，刘雪庵又来到陪都重庆。先在国民党军队里担任音乐教官，在此期间，他创作了《空军军歌》《巩固统一》和《中国海军军歌》等。上海沦为孤岛之后，国民政府在重庆又创办了一个青木关国立音乐院，自1941年起，刘雪庵受聘担任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教授。次年，重庆的进步人士排演郭沫若的新编历史剧《屈原》，以此借古喻今来推动抗日。导演陈鲤庭认为剧中的几场戏，如“橘颂”“雷电颂”等场景需要音乐的强烈烘托，因此，此剧的音乐创作很重要。于是潘孑农就建议邀请刘雪庵来担任创作。受邀后的刘雪庵在与导演陈鲤庭和主演金山等主创人员反复研讨音乐的设计后，花了三天三夜才完成任务。同时，刘雪庵还组织了一支管弦乐队现场演奏，自己还亲自担任指挥。话剧《屈原》公演后，旋即在国统区引起反响。不久，刘雪庵又受邀为另一部借古讽今的话剧《李秀成之死》谱写音乐，也大获成功。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抵消话剧《屈原》《李秀成之死》的社会影响，也推出话剧《苏武牧羊》，请刘雪庵作曲。但刘雪庵在研读了剧本后，觉得此剧的故事内容与史实相距甚远，而且剧情也不利于眼下的抗战，因而婉拒了这一邀约。但刘雪庵很快就遭到了报复，被政府无端解除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教授一职。
1953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将郭沫若的历史话剧《屈原》再度搬上舞台，演员队伍基本维持了当年的原班人马。但此时该剧的曲作者已换成了马思聪，主演也成了赵丹。对此刘雪庵顿生疑窦，他专程去询问编剧郭沫若和导演陈鲤庭换人的缘由，但得到的答案都是模棱两可、不置可否。殊不知真正的原因，还是刘雪庵的历史问题。但对此剧一直情有独钟的刘雪庵，先后在1962年和1980年两度重写话剧《屈原》的音乐和插曲，他一直想在舞台上树立一个更新的屈原的音乐形象……
肆
刘雪庵一生先后在国立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苏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及中国音乐学院等大专院校任教，可谓桃李满园。即使在他饱受屈辱的漫长岁月里，他也并未放弃手中那支为祖国、为民族大众呐喊歌唱的笔。新中国成立后，他谱写了许多贴近工农兵的歌曲，其中就有组歌《人民解放大合唱》及《挖去千年老穷根》《来唱个翻身乐》《歌唱人民新生活》和《我要爱祖国最可爱的人》等歌曲。
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敢于说真话的刘雪庵完全忘却了自己的“严重历史问题”，发表了许多自己心中积累多年的对乐坛状况真实看法的言论。趁着大鸣大放，他把自己内心所有真实想法和盘托出。也许因为他的言论有些“过激”，更重要的是他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反而招来了灾祸，最终被打成音乐界的大右派，由一级教授降至六级，被调往图书馆当资料员。但刘雪庵即使在逆境中也没完全消沉，他又为多首毛主席诗词谱曲，还创作了《雷锋组歌》和钢琴曲《我爱北京天安门》，并译配了法国著名歌剧《卡门》的全部唱段。
在“文革”中，刘雪庵全家罹难。妻子乔景云为了保护丈夫而被打得皮开肉绽，不治身亡。刘雪庵作为大右派和历史反革命，更是厄运连连。他先被关进牛棚受折磨，随后又被押解到农场劳动改造，由于身心疲惫、劳累过度，不久便双目失明了。晚年的刘雪庵更是凄惨，他陋室残破、中风瘫痪。除了睡眠外，整日就坐在一辆装有便桶的轮椅上，一旁挂两个馒头，另一旁挂瓶水，饿了渴了就啃几口馒头，喝点水……有亲朋好友来探望，这也是孤独的刘雪庵最期盼的幸福时光。当大家互诉衷肠时，刘雪庵总是泪流满面、哽咽在喉，多少往事仿佛又在眼前，令在场者潸然泪下、唏嘘不已。他即使在这样屈辱的生活中艰难度日，却还是坚信：光明是一定会到来的。
1985年3月15日，已经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刘雪庵因多种疾病并发，在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去逝，享年79岁。刘雪庵的人生虽然是场悲剧，但他全心全意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尽心尽力地创作爱国歌曲、倾尽一生从事音乐教育工作，对中国音乐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还是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肯定。尤其他创作的《长城谣》《踏雪寻梅》和《红豆词》等许多不朽的旋律，已流淌在亿万国人的心中，人民是不会忘却刘雪庵的。
刘雪庵是中国早期的著名作曲家，与贺绿汀、陈田鹤、江定仙并称黄自“四大弟子”。他一生作曲无数，曾因当年创作了一首舞曲（后经填词并被改名为《何日君再来》）而红遍上海滩，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因为这首作品，刘雪庵先后在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初和“文革”中，被误解为卖国媚日的汉奸、黄色歌曲的作者而遭受磨难，他的大名和作品几度从中国的歌坛消失。
其实，所谓的电影插曲《何日君再来》，原本只是一段没有歌词的舞曲音乐，乐曲本身只有抽象的情感含义，并没有确切的叙事指向，是刘雪庵在上海国立音专求学期间，应邀为学校举办的舞会即兴谱写的。最早由学校的管弦乐队演奏，并未引起多少人的关注。
不久，刘雪庵应剧作家潘孑农的邀请，为他的影片《弹性女儿》写一首跳舞场里用的音乐。为了能体会创作此类音乐的感觉，刘雪庵多次去舞厅聆听探戈、华尔兹、布鲁斯、伦巴和吉特巴等各种节奏的舞曲音乐，大受启发。此时他的脑海里交织流动着各种音乐样式的旋律，于是他随手就写下了《双双燕》《满园春色》等几首轻松活泼、样式新颖的舞曲音乐，连同那首歌曲《何日君再来》的音乐旋律，一起提供选用。最终，潘孑农根据自己剧本所需采用了新创作的两首舞曲。由于刘雪庵创作的舞曲旋律优美、节奏鲜明又形式多样，使人耳目一新，这些舞曲很快就在市面上流行起来。
刘雪庵在上海影坛的声名日隆。当时，上海艺华影业公司正在拍摄一部模仿好莱坞风格的歌舞片《三星伴月》。影片的导演方沛霖，也慕名请刘雪庵为影片中马陋芬和周璇饰演的男女主角别离时的那场戏写段音乐。在那个年代，跳交谊舞和看电影是一种生活时尚。而当时刘雪庵的学习和音乐创作都很繁忙，他本人也对所谓的时尚生活方式不屑一顾，因而对这次的约稿并不太重视，便把现成的那段《何日君再来》的音乐给了导演。影片的剧本刘雪庵根本没看过，对故事内容全不知晓，但他写的这首布鲁斯节奏的音乐，却让影片主创都非常满意。编剧黄嘉谟想借此发挥歌星周璇在影片中更大的作用，于是在未经曲作者同意的情况下，为这段音乐填写了四段歌词，起歌名为《何日君再来》。
待到影片《三星伴月》公演前夕，刘雪庵看了样片后才知道此事，但碍于情面，他当时并未提出异议，只是觉得填写的歌词比较颓废，便把作曲的署名改为“晏如”，词作者黄嘉谟也化名“贝林”。
影片上映后一炮打响，观众趋之若鹜。人们不仅冲着这部影片曲折的故事和男女主角出色的表演，也有很多人是为了聆听片中周璇演唱的那首缠绵悱恻的歌曲《何日君再来》而去影院的。百代唱片公司也不失时机地旋即灌制了唱片发行。此作很快红遍十里洋场，大街小巷到处传唱。周璇也因此成了上海歌坛的焦点人物，原本悬挂在百代唱片公司大厅上方的一代名伶梅兰芳的大幅照片，竟也被正在崛起的周璇的照片所替代。这部作品当年的社会影响可见一斑。
不久，《何日君再来》又被蔡楚生执导的新片《孤岛儿女》用作插曲，由主演黎莉莉演唱。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远在东北伪满洲国的满映也看中了这首作品，并在其拍摄的美化日军侵华的影片《白兰之歌》和《患难之交》中也选用了这首作品，演唱者是当红的歌星李香兰。显然，日伪是将这首歌用作了心战工具。远在国统区大后方的刘雪庵得知此事心急如焚，但又有口难辩。很快，更灾难性的事情发生了。日寇将此首作品的标题《何日君再来》改成《贺日军再来》，歌词和内容也作了大幅修改，并在他们占领的地区到处演唱。至此，一首原本只是描写爱情的电影歌曲变成了“反动歌曲”“汉奸歌曲”“卖国歌曲”。国民政府情报人员发现这一情况后马上汇报给了重庆方面。蒋介石亲自下令全国禁唱这首歌曲，所有电台禁播此歌，所有库存唱片也一律就地销毁。由此，《何日君再来》也由极盛走向衰亡，很快就沉寂了。但刘雪庵却因此背上了一辈子的黑锅，不仅毁掉了他的音乐创作生涯，更给他以后的人生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和痛楚，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抗战胜利前夕，李香兰在上海大光明影院举办独唱会，也因演唱《何日君再来》招来了麻烦。当时，汪伪政府的巡捕房在音乐会结束后传唤了李香兰，怀疑她演唱此歌是为重庆政府招魂。李香兰辩解说：这只是一首好听的情歌，没有任何政治含义。但当局认为，演出舞台的背景是蓝色的，而李香兰又身着白色礼服，两相映衬，有“青天白日”的效果。审问李香兰的中国警员根本就不知道李香兰是日本人，这又是一个不该发生的大笑话。
所有事件其实都与刘雪庵本人并没多大关联，事发之初只要尽早说明真相，便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既不会有社会舆论的压力，也不会惊动所谓的上层，更不会给敌伪日寇可趁之机大做文章。但知情者及其他一些相关人员，先怀着侥幸心理，想蒙混过关，后又甩锅他人。事情最终愈闹愈大，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为了明哲保身，更怕引火烧身，他们更是从此缄默不言了，致使刘雪庵蒙冤受难几十年，从此再没安生。
新中国成立后，因“极左”思潮的原因，原本上海滩的那些老歌都已成了靡靡之音而被打入冷宫，已不再是人们生活中的主流音乐。刘雪庵还是因為那首《何日君再来》让他说不清、更道不明。非但得不到重用，又几度蒙冤受屈。但此时的香港邵氏影业公司拍摄的影片《蓝与黑》中，还在用《何日君再来》作为片中的插曲和主题音乐。
“文革”结束后，曾经遭禁的港台歌曲大量地涌入内地，其中以邓丽君的作品为代表。她清新脱俗、朗朗上口的演唱风格雅俗共赏又沁人心脾，那些甜美亲切、易学易唱的歌曲，让内地民众耳目一新，因此很快赢得了大陆的市场。一时邓氏歌曲到处传唱，已融入当时人们的生活。在邓丽君的作品中，当年的上海老歌占据很大比例，《何日君再来》是邓丽君1979年翻唱的，她的演绎别有风情、撩人心魄，禁演几十年的歌曲经她传唱后，在中国大陆又重新风靡。由此也带来了褒贬不一、众说纷纭的激烈争论，为此，《北京晚报》在1980年初开辟专栏，专门来讨论这首作品。整个事件也由此一点点浮出水面，逐渐清晰起来。与此同时，知晓这首作品来龙去脉的电影编导潘孑农，可能觉得时机已经成熟，终于发话了，撰写了以正视听的文章，真相才大白于天下。但此时的刘雪庵已双目失明、风烛残年，但终究在其去世前还了他一个清白。 十多年前，日本NHK电视台经过很多年的筹备和收集素材，以紀录片的形式，详尽披露了《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曲这么多年来在日本与中国的遭遇。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曾经彼此敌对的政权，都曾以差不多相同的理由来查禁此歌。这真是开了一个天大的历史玩笑。
一桩近似荒唐的冤案，几乎完全断送了才华横溢的作曲家刘雪庵的锦绣前程。但他在蒙冤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即使已完全失去了展示自己才华、抱负的平台和机会，仍初衷不改，一直追求潜心于心中的音乐。刘雪庵的无端出局，不啻是中国乐坛的巨大损失，更是一种悲哀。
贰
1905年，刘雪庵出生在四川铜梁（今属重庆市）的一户绅士家庭。他自幼父母双亡，年幼时就在同父异母的兄长私塾中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因此他的古典文学基础很好，这也为他今后的歌词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雪庵聪慧好学，从小喜爱艺术。青年时代入读成都私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钢琴、小提琴和作曲，同时兼学唱昆曲。有着远大抱负的刘雪庵，并不甘于长期在闭塞偏远的巴蜀地区学习发展。1929年，他只身出川，来到当时的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学习。起初进入陈望道创办的中华艺术大学，受教于戏剧大家欧阳予倩、洪深等。翌年又考入上海国立音专，师从萧友梅、黄自学习理论作曲中的曲式与和声。在校期间，求知欲强烈的刘雪庵一刻也不停歇，他跟随俄籍钢琴家吕维钿夫人学习钢琴，又师从朱英学琵琶，向吴伯超学指挥，去龙榆生处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和诗词，还追随李惟宁学赋格和复调;所学科目之多之全，在上海国立音专的学生几乎无出其右者，可谓“学贯中西、习通古今”。
因为刘雪庵的古典诗词功底好，所以他在学习作曲的同时，也创作了很多新体歌词。1933年，黄自和应尚能等音专教授，受商务印书馆之托，编写一套中学音乐教科书。黄自为这本教材专门谱写了许多歌曲，其中用学生刘雪庵写的歌词最多。有《农家乐》《游戏》《踏雪寻梅》《总理逝世纪念》等十首。诚然，最具代表的作品当属朗朗上口的《踏雪寻梅》，温婉灵动的曲调、隽永优美的旋律，沁人心田。歌词更是典雅质朴、直抒胸臆，一直是我们艺术院校声乐教材里的必选作品，更是传唱至今的经典之作。刘雪庵也因此作引起乐坛的关注。
刘雪庵在上海国立音专求学期间以及他的音乐创作生涯之初，正是中国有声电影在上海蓬勃发展之时，当年几乎所有中国作曲家都参与了电影音乐的创作，既有展示才能的平台，又能获得不菲的酬劳，从而还能具备财力来维持其他音乐样式的创作，可谓一举三得。不甘落后的刘雪庵也应邀为许多电影谱写过配乐和插曲，其中就包括《父母子女》《桃花扇》《十里街头》《新婚大血案》《满园春色》《弹性女儿》和《双双燕》等多部娱乐故事片，以及《关山万里》《中华儿女》《孤岛天堂》和《保卫家乡》等多部抗战影片。刘雪庵的电影音乐样式独到、旋律优美、风格各异，可谓独树一帜，由他谱写的许多插曲和主题歌，譬如《长城谣》《满园春色》《思故乡》和《飘零的落花》等，都曾传唱一时。
其实从内心来说，除了那些抗战影片的歌曲，刘雪庵对自己创作的这类迎合市民口味和心理、同时又要渲染并引起人们共鸣的音乐并不太认同，尤其对自己的舞曲音乐被改编成电影插曲《何日君再来》更是不满意的。他曾在1934年的上海《音乐杂志》第三期上撰文抨击黎锦晖的音乐创作方向及其他的时代曲。刘雪庵认为：黎氏音乐不应成为上海民众的主流音乐。他主张：把祖国各地的民歌和民间音乐包括戏曲音乐都收集起来，根据现有的作曲的技巧进行改编、整理、再创作，使之能适合广大民众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这样久而久之，就能创作一种新的乐风，成为新的国民音乐，中国也可以此在国际乐坛争得相当的地位。
为此，刘雪庵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的。他早年就谱写了《早行乐》《采莲谣》《布谷》《西子姑娘》和《淮南民谣》等许多委婉动听、通俗易唱又极具生活气息的民族风情歌曲，以及《菊花黄》《枫桥夜泊》和《红豆词》等一批意境深远、曲调典雅又充满艺术韵味的传世之作。其中《红豆词》至今还是中国屈指可数的著名艺术歌曲，许多歌唱家都争相演绎。这首创作于1943年的作品，原本是为话剧《隋垒》写的一首插曲。刘雪庵把自己一直以来热爱《红楼梦》的情结和痛惜林黛玉的心情，全部倾注在这首《红豆词》中，如泣如诉的音乐，催人泪下。诚然，刘雪庵的创作风格深受黄自和赵元任的影响。
叁
1934年，中国乐坛发生了一件大事：俄裔美籍音乐家齐尔品与上海国立音专校长萧友梅商定：由齐尔品出资，聘请一批著名音乐家担任评委，在上海音专内举办一次有中国风味的钢琴作品创作大赛。消息一出，就在上音激起了千层浪。全校师生热情高涨，几乎都参与了此次大赛。比赛是好戏连台，佳作频出。最终黄自的几位弟子脱颖而出。贺绿汀以一曲《牧童短笛》独占鳌头，他的同门师兄陈田鹤也有斩获。而另一位同门师兄刘雪庵的参赛作品《中国组曲》虽未进入三甲，但也引起了齐尔品的关注和好评。
钢琴作品《中国组曲》是刘雪庵创作的第一首器乐曲。它由“头场大闹”“傀儡舞俑”“西楼怀远”和“少年中国进行曲”四个乐章组成。“头场大闹”是以钢琴的敲击性演奏来模仿四川的锣鼓音乐;“傀儡舞俑”则取材于四川民间木偶戏的音乐素材;“西楼怀远”是一段抒情的慢板音乐;而“少年中国进行曲”又采用了回旋曲式的结构。齐尔品对这首未获奖的作品非常喜欢、评价甚高。他认为：刘雪庵在钢琴和音乐创作上是有巨大潜力的，他的创作风格已具有了鲜明的民族性，这是难能可贵的。齐尔品是个非常喜欢中国音乐的世界级音乐大师，他在欧美许多钢琴独奏音乐会上，多次演奏了刘雪庵的《中国组曲》，也正因为齐尔品的力荐，《中国组曲》的乐谱先后在巴黎和纽约等地出版，影响广泛。
生逢乱世的刘雪庵是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面对日寇对自己祖国和民族猖狂的侵略和践踏，愤怒的刘雪庵用音乐作为武器与之战斗。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刚进入音专的刘雪庵义愤填膺地与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示威抗议日寇侵略，同时还在学校出墙报、组织抗战演讲等等。上海的“一·二八”抗战后，音专老师龙榆生写了一首揭露日寇在上海卑劣行径的新体歌词《过闸北旧居》，刘雪庵知情后便主动为这首新词谱曲，这也是他谱写的第一首抗日歌曲。 1935年，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弟弟、曾留学德国的音乐家近卫秀麿访問上海，并专程到上海音专演讲。由于中日两国当时正处于战争状态，萧友梅校长认为：近卫用日语演讲会伤害中国人民的情感，因此要求他用德语。但近卫的演说结束后，愤怒的刘雪庵要求发言。他历数了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有理有节地强烈谴责控诉了日寇的侵略行径。刘雪庵的即兴精彩演讲，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和威风，也赢得了在场音专师生的喝彩。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后，中日爆发了全面战争，此时的上海已掀起了一个全民参与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抗日歌曲此刻已成了抗战中的一种很重要的武器。为了更好、更多地谱写抗日救亡歌曲，并且能更广泛地传播，刘雪庵和音专的同学陈田鹤、江定仙、谭小麟等一起组织成立了“中国作曲家协会”，同时又创办了专门刊登抗日救亡歌曲的刊物《战歌》。协会的会址和《战歌》的编辑部都设在刘雪庵租住的寓所内。刘雪庵拿出自己谱写电影音乐所得的积蓄，用于创办歌刊《战歌》所用。
由刘雪庵主编的《战歌》是当时一本非常有影响的进步音乐杂志。它与麦新、孟波创办的《大众歌声》彼此遥相呼应，是抗战时期传播抗日救亡歌曲最重要的两本刊物。《战歌》先后在上海、武汉和重庆出版过十八期。刊登过聂耳、吕骥、贺绿汀、向隅、张曙、任光、夏之秋、沙梅等当时几乎所有革命音乐家创作的抗日救亡歌曲，唯独没有登载过新音乐代表人物冼星海的作品，其原因是刘雪庵与冼星海这位昔日上海音专校友，在音乐创作理念上有很大分歧，由此产生了一些芥蒂。刘雪庵在晚年曾感慨：因为自己的好恶，当年《战歌》没有登载冼星海的一些佳作，实际对抗战是不利的。他表示了一种遗憾和歉意。
刘雪庵曾创作过《募寒衣》《前进曲》《满江红》《保卫大上海》《前线去》《民族至上》《游击队歌》和《伤兵慰劳歌》等一百多首抗日歌曲。张寒晖词曲的《松花江上》在关内流传后，刘雪庵旋即续写了《流亡》和《上前线》两首作品，与前者组成了《流亡三部曲》，此作当年影响甚广。
1938年8月，上海艺华影业公司拍摄爱国影片《关山万里》，由潘孑农编剧导演，刘雪庵应邀担任作曲。此片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寇统治下的一位京剧老艺人，为了生活携妻拖女流浪关内，过着居无定所的凄苦生活。片中有一场艺人养女在电台演唱的戏，她演唱的歌曲《长城谣》就是刘雪庵根据她养父口述的曲调改编的。不久，随着影片的播映和电台的播放，《长城谣》的歌声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仅激励着亿万军民投身伟大的抗日洪流，还成了家喻户晓、人人喜爱的爱国歌曲。翌年，歌唱家周小燕在出国留学途经新加坡时，在当地灌录了《长城谣》的唱片，发行后在海外的华侨中反响强烈，他们纷纷捐钱捐物支援抗战。
上海沦陷后，刘雪庵又随大批进步文艺人士转移至武汉。在那里，他参加了由吕骥、冼星海、张曙、贺绿汀等革命音乐家组织的“中华全国歌咏协会”。那时的武汉和当年的上海一样，抗日救亡的群众歌咏活动也是如火如荼。无疑，抗日救亡歌曲是那个时代的民族最强音。
1938年冬，武汉被日寇占领后，刘雪庵又来到陪都重庆。先在国民党军队里担任音乐教官，在此期间，他创作了《空军军歌》《巩固统一》和《中国海军军歌》等。上海沦为孤岛之后，国民政府在重庆又创办了一个青木关国立音乐院，自1941年起，刘雪庵受聘担任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教授。次年，重庆的进步人士排演郭沫若的新编历史剧《屈原》，以此借古喻今来推动抗日。导演陈鲤庭认为剧中的几场戏，如“橘颂”“雷电颂”等场景需要音乐的强烈烘托，因此，此剧的音乐创作很重要。于是潘孑农就建议邀请刘雪庵来担任创作。受邀后的刘雪庵在与导演陈鲤庭和主演金山等主创人员反复研讨音乐的设计后，花了三天三夜才完成任务。同时，刘雪庵还组织了一支管弦乐队现场演奏，自己还亲自担任指挥。话剧《屈原》公演后，旋即在国统区引起反响。不久，刘雪庵又受邀为另一部借古讽今的话剧《李秀成之死》谱写音乐，也大获成功。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抵消话剧《屈原》《李秀成之死》的社会影响，也推出话剧《苏武牧羊》，请刘雪庵作曲。但刘雪庵在研读了剧本后，觉得此剧的故事内容与史实相距甚远，而且剧情也不利于眼下的抗战，因而婉拒了这一邀约。但刘雪庵很快就遭到了报复，被政府无端解除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教授一职。
1953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将郭沫若的历史话剧《屈原》再度搬上舞台，演员队伍基本维持了当年的原班人马。但此时该剧的曲作者已换成了马思聪，主演也成了赵丹。对此刘雪庵顿生疑窦，他专程去询问编剧郭沫若和导演陈鲤庭换人的缘由，但得到的答案都是模棱两可、不置可否。殊不知真正的原因，还是刘雪庵的历史问题。但对此剧一直情有独钟的刘雪庵，先后在1962年和1980年两度重写话剧《屈原》的音乐和插曲，他一直想在舞台上树立一个更新的屈原的音乐形象……
肆
刘雪庵一生先后在国立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苏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及中国音乐学院等大专院校任教，可谓桃李满园。即使在他饱受屈辱的漫长岁月里，他也并未放弃手中那支为祖国、为民族大众呐喊歌唱的笔。新中国成立后，他谱写了许多贴近工农兵的歌曲，其中就有组歌《人民解放大合唱》及《挖去千年老穷根》《来唱个翻身乐》《歌唱人民新生活》和《我要爱祖国最可爱的人》等歌曲。
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敢于说真话的刘雪庵完全忘却了自己的“严重历史问题”，发表了许多自己心中积累多年的对乐坛状况真实看法的言论。趁着大鸣大放，他把自己内心所有真实想法和盘托出。也许因为他的言论有些“过激”，更重要的是他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反而招来了灾祸，最终被打成音乐界的大右派，由一级教授降至六级，被调往图书馆当资料员。但刘雪庵即使在逆境中也没完全消沉，他又为多首毛主席诗词谱曲，还创作了《雷锋组歌》和钢琴曲《我爱北京天安门》，并译配了法国著名歌剧《卡门》的全部唱段。
在“文革”中，刘雪庵全家罹难。妻子乔景云为了保护丈夫而被打得皮开肉绽，不治身亡。刘雪庵作为大右派和历史反革命，更是厄运连连。他先被关进牛棚受折磨，随后又被押解到农场劳动改造，由于身心疲惫、劳累过度，不久便双目失明了。晚年的刘雪庵更是凄惨，他陋室残破、中风瘫痪。除了睡眠外，整日就坐在一辆装有便桶的轮椅上，一旁挂两个馒头，另一旁挂瓶水，饿了渴了就啃几口馒头，喝点水……有亲朋好友来探望，这也是孤独的刘雪庵最期盼的幸福时光。当大家互诉衷肠时，刘雪庵总是泪流满面、哽咽在喉，多少往事仿佛又在眼前，令在场者潸然泪下、唏嘘不已。他即使在这样屈辱的生活中艰难度日，却还是坚信：光明是一定会到来的。
1985年3月15日，已经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刘雪庵因多种疾病并发，在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去逝，享年79岁。刘雪庵的人生虽然是场悲剧，但他全心全意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尽心尽力地创作爱国歌曲、倾尽一生从事音乐教育工作，对中国音乐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还是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肯定。尤其他创作的《长城谣》《踏雪寻梅》和《红豆词》等许多不朽的旋律，已流淌在亿万国人的心中，人民是不会忘却刘雪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