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学术史上具有卓著的贡献和巨大的影响,他的研究从哲学到文学,再由文学而史学,促使现代学术规范和品格的确立。王国维的文学研究方法首先在他的《<红楼梦>评论》中体现出来,它被认为是新文艺理论的先导之作,具有跨时代的巨大意义。
关键词:王国维;红楼梦;审美;悲剧;解脱
一、《<红楼梦>评论》的来源
《<红楼梦>评论》是他汲取西方思想美学原理,来说明和解释中国的文学现象的著作。他在评论《红楼梦》时主要运用唯意志论哲学家叔本华的观点,正如他自己所说《<红楼梦>评论》“全以叔氏为立脚点”[1]226。而在王国维之前,《红楼梦》评论多是文人随感式的评点,朴素而直观,王国维的这一著述在理论和美学意义上远远地超越前人,比如其后的蔡元培、胡适和俞平伯等,他们大多拘泥于小说批评、索隐或考证,未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诞生在新旧红学交递的时期,在哲学、美学深度上均为新旧红学家所不及,具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位。
二、《<红楼梦>评论》的重点
《红楼梦的评论》的重点是探究《红楼梦》的审美价值。根据叔本华关于美的本源的认识,王国维认为,“美术家先天中有美之预想”,而“美”则是“预想”的客观化。他还把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加以发挥,结合对生活本质的论述,解释美的本质,认为都是源于“欲”,“欲”是生生不已,“一欲既终,他欲随之”[2]2。当“欲”得不到满足,自然会产生痛苦。而当“欲”如愿以偿,却“更无所欲之对象”,于是“倦乏之情,即起而乘之”,仍然是一种痛苦。“努力”是一种痛苦,“快乐”亦是一种痛苦,况且“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则痛苦弥深,人生就是“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
三、《<红楼梦>评论》的审美核心
审美的核心在于悲剧观点的引入。王国维从叔本华那里套用了悲观主义理论,把“欲与生活与苦痛”作了同一性的解释:生活就是欲,欲就是苦痛,循环往复,以致无穷。在这种痛苦说的基础上,他根据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探讨了《红楼梦》的悲剧美。他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2]12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的悲剧美是和优美、壮美联系在一起的,而壮美多于优美:“此书中壮美之部分,较多于优美之部分,而眩惑之原质殆绝焉。”[2]14其中宝玉和黛玉最后一次见面是最壮美的。壮美的悲剧性的审美作用,是以情感的打动,引起人们相似的审美经验体验,从而达到引起读者心中的共鸣,使读者将全部情感投入到作品中,然后反观生活又会发现它与现实是惊人的相似。
王国维从西方的悲剧美学入手,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和“悲剧中的悲剧”。
王国维认为文学作品抑或人生有三种悲剧形态。“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2]14《红楼梦》悲剧的文学价值,正在于它把第三种悲剧处理得很平淡,顺理成章而且真实可信:贾母出于对宝钗性情的喜爱和对宝玉生命的看重,王夫人出于姐妹亲情,凤姐出于个人的权势欲,袭人出于自我未来的担忧,都远黛玉而取宝钗,而宝玉虽爱着黛玉,却不敢也不能做出违反上述众人的行为。他们的行为所遵从的是他们所奉行的道德准则和思维惯式,而这准则和惯式又绝对异于恶人构陷,其行动和思维也并非盲目顺从命运的支使,结局的变异又非是意外变故。他们的初衷,并不是为借金玉良缘来害死黛玉、逼走宝玉,而不过是出于自已的亲情或私心,做了他们所认为的有益于宝玉、有益于家族的事情。宝玉黛玉自已也因各种的重负和机缘,对改变现实、争取幸福无能为力。这一切,“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
王国维对《红楼梦》悲剧的成因和性质的分析是相当精辟的。恰如曹雪芹所说的“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人生是从空白开始,以空白结束,世界的本源就是空洞无物的。
四、《<红楼梦>评论》的解脱之道
王国维根据政治、国民、历史和哲学、宇宙、文学这两个不同层面上的精神境界,提出了两种基本的小说创作模式:一是汲汲于喧闹的表象人生,是繁华的、乐感的、动乱的、流动的情节堆积;一是孜孜于深沉的内在的人生万象,是凄凉的、悲剧的、平静的、永恒的心灵困境。前者如《桃花扇》,一种对历史的模仿,与生活平行的故事再现;后者如《红楼梦》,是对历史的超越和创造,是穿越了生活表面现实的具有极强再创性的世界。王国维用对比方式来分析《红楼梦》的解脱之道。
首先,从中国古代小说作品的比较上来看,他认为《桃花扇》的解脱不及《红楼梦》。原因有三:一是主人公的悟道并非出于“正悟”而是出于他人“启悟”,心灵缺乏自我历练的过程;二是男主历经九死一生只为见女主一面,刚刚相聚,闻他人之言而即抛舍所有爱欲出家入道,这种解脱过于突然,缺乏现实逻辑基础;三是该剧并非以描写人生为事,而是有明显的政治历史的功利目的,缺乏哲学的高度与文學的真实性。因此,《桃花扇》的解脱便不那么真实可信符合于性格发展的规律了。比起《红楼梦》来,它的悲剧价值要逊色得多。“故《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而《红楼梦》之解脱,自律的也。······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2]12
其次,从中西小说对比来看,他认为《法斯德》的解脱之道不及《红楼梦》。王国维认为审美的任务不仅在于描写人生的悲剧,更在于它的解脱之道。平凡之人处于纷繁复杂的世界,解脱就要是逃离一切欲求和斗争达到心灵的安稳,在欧洲文学中,《法斯德》是解脱之道的最高者,源于它独到精妙地描写了主人公的痛苦及其解脱的途径。《红楼梦》写宝玉则更高一筹,因为“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2]10越平凡人的痛苦,越有更多人在经历,那么越需要去解脱,而天才的苦痛绝非一般人所能历经和理解的,它的解脱不具有一种普遍性和共鸣的色彩。
总观全文,《<红楼梦>评论》确实是一篇有严密理论体系、有层次、有组织的论作。在文中,理论与作品之间是互证互释的,作者以叔本华的理论来解读《红楼梦》,为作品的意义阐释提供了一种“眼界”,一种“理论视野”,使读者有可能对《红楼梦》作出了全新的意义的阐释。
参考文献:
[1]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2]王国维著:《<红楼梦>评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关键词:王国维;红楼梦;审美;悲剧;解脱
一、《<红楼梦>评论》的来源
《<红楼梦>评论》是他汲取西方思想美学原理,来说明和解释中国的文学现象的著作。他在评论《红楼梦》时主要运用唯意志论哲学家叔本华的观点,正如他自己所说《<红楼梦>评论》“全以叔氏为立脚点”[1]226。而在王国维之前,《红楼梦》评论多是文人随感式的评点,朴素而直观,王国维的这一著述在理论和美学意义上远远地超越前人,比如其后的蔡元培、胡适和俞平伯等,他们大多拘泥于小说批评、索隐或考证,未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诞生在新旧红学交递的时期,在哲学、美学深度上均为新旧红学家所不及,具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位。
二、《<红楼梦>评论》的重点
《红楼梦的评论》的重点是探究《红楼梦》的审美价值。根据叔本华关于美的本源的认识,王国维认为,“美术家先天中有美之预想”,而“美”则是“预想”的客观化。他还把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加以发挥,结合对生活本质的论述,解释美的本质,认为都是源于“欲”,“欲”是生生不已,“一欲既终,他欲随之”[2]2。当“欲”得不到满足,自然会产生痛苦。而当“欲”如愿以偿,却“更无所欲之对象”,于是“倦乏之情,即起而乘之”,仍然是一种痛苦。“努力”是一种痛苦,“快乐”亦是一种痛苦,况且“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则痛苦弥深,人生就是“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
三、《<红楼梦>评论》的审美核心
审美的核心在于悲剧观点的引入。王国维从叔本华那里套用了悲观主义理论,把“欲与生活与苦痛”作了同一性的解释:生活就是欲,欲就是苦痛,循环往复,以致无穷。在这种痛苦说的基础上,他根据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探讨了《红楼梦》的悲剧美。他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2]12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的悲剧美是和优美、壮美联系在一起的,而壮美多于优美:“此书中壮美之部分,较多于优美之部分,而眩惑之原质殆绝焉。”[2]14其中宝玉和黛玉最后一次见面是最壮美的。壮美的悲剧性的审美作用,是以情感的打动,引起人们相似的审美经验体验,从而达到引起读者心中的共鸣,使读者将全部情感投入到作品中,然后反观生活又会发现它与现实是惊人的相似。
王国维从西方的悲剧美学入手,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和“悲剧中的悲剧”。
王国维认为文学作品抑或人生有三种悲剧形态。“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2]14《红楼梦》悲剧的文学价值,正在于它把第三种悲剧处理得很平淡,顺理成章而且真实可信:贾母出于对宝钗性情的喜爱和对宝玉生命的看重,王夫人出于姐妹亲情,凤姐出于个人的权势欲,袭人出于自我未来的担忧,都远黛玉而取宝钗,而宝玉虽爱着黛玉,却不敢也不能做出违反上述众人的行为。他们的行为所遵从的是他们所奉行的道德准则和思维惯式,而这准则和惯式又绝对异于恶人构陷,其行动和思维也并非盲目顺从命运的支使,结局的变异又非是意外变故。他们的初衷,并不是为借金玉良缘来害死黛玉、逼走宝玉,而不过是出于自已的亲情或私心,做了他们所认为的有益于宝玉、有益于家族的事情。宝玉黛玉自已也因各种的重负和机缘,对改变现实、争取幸福无能为力。这一切,“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
王国维对《红楼梦》悲剧的成因和性质的分析是相当精辟的。恰如曹雪芹所说的“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人生是从空白开始,以空白结束,世界的本源就是空洞无物的。
四、《<红楼梦>评论》的解脱之道
王国维根据政治、国民、历史和哲学、宇宙、文学这两个不同层面上的精神境界,提出了两种基本的小说创作模式:一是汲汲于喧闹的表象人生,是繁华的、乐感的、动乱的、流动的情节堆积;一是孜孜于深沉的内在的人生万象,是凄凉的、悲剧的、平静的、永恒的心灵困境。前者如《桃花扇》,一种对历史的模仿,与生活平行的故事再现;后者如《红楼梦》,是对历史的超越和创造,是穿越了生活表面现实的具有极强再创性的世界。王国维用对比方式来分析《红楼梦》的解脱之道。
首先,从中国古代小说作品的比较上来看,他认为《桃花扇》的解脱不及《红楼梦》。原因有三:一是主人公的悟道并非出于“正悟”而是出于他人“启悟”,心灵缺乏自我历练的过程;二是男主历经九死一生只为见女主一面,刚刚相聚,闻他人之言而即抛舍所有爱欲出家入道,这种解脱过于突然,缺乏现实逻辑基础;三是该剧并非以描写人生为事,而是有明显的政治历史的功利目的,缺乏哲学的高度与文學的真实性。因此,《桃花扇》的解脱便不那么真实可信符合于性格发展的规律了。比起《红楼梦》来,它的悲剧价值要逊色得多。“故《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而《红楼梦》之解脱,自律的也。······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2]12
其次,从中西小说对比来看,他认为《法斯德》的解脱之道不及《红楼梦》。王国维认为审美的任务不仅在于描写人生的悲剧,更在于它的解脱之道。平凡之人处于纷繁复杂的世界,解脱就要是逃离一切欲求和斗争达到心灵的安稳,在欧洲文学中,《法斯德》是解脱之道的最高者,源于它独到精妙地描写了主人公的痛苦及其解脱的途径。《红楼梦》写宝玉则更高一筹,因为“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2]10越平凡人的痛苦,越有更多人在经历,那么越需要去解脱,而天才的苦痛绝非一般人所能历经和理解的,它的解脱不具有一种普遍性和共鸣的色彩。
总观全文,《<红楼梦>评论》确实是一篇有严密理论体系、有层次、有组织的论作。在文中,理论与作品之间是互证互释的,作者以叔本华的理论来解读《红楼梦》,为作品的意义阐释提供了一种“眼界”,一种“理论视野”,使读者有可能对《红楼梦》作出了全新的意义的阐释。
参考文献:
[1]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2]王国维著:《<红楼梦>评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