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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学术史上具有卓著的贡献和巨大的影响，他的研究从哲学到文学，再由文学而史学，促使现代学术规范和品格的确立。王国维的文学研究方法首先在他的《<红楼梦>评论》中体现出来，它被认为是新文艺理论的先导之作，具有跨时代的巨大意义。
关键词：王国维；红楼梦；审美；悲剧；解脱
一、《<红楼梦>评论》的来源
《<红楼梦>评论》是他汲取西方思想美学原理，来说明和解释中国的文学现象的著作。他在评论《红楼梦》时主要运用唯意志论哲学家叔本华的观点，正如他自己所说《<红楼梦>评论》“全以叔氏为立脚点”[1]226。而在王国维之前，《红楼梦》评论多是文人随感式的评点，朴素而直观，王国维的这一著述在理论和美学意义上远远地超越前人，比如其后的蔡元培、胡适和俞平伯等，他们大多拘泥于小说批评、索隐或考证，未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诞生在新旧红学交递的时期，在哲学、美学深度上均为新旧红学家所不及，具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位。
二、《<红楼梦>评论》的重点
《红楼梦的评论》的重点是探究《红楼梦》的审美价值。根据叔本华关于美的本源的认识，王国维认为，“美术家先天中有美之预想”，而“美”则是“预想”的客观化。他还把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加以发挥，结合对生活本质的论述，解释美的本质，认为都是源于“欲”，“欲”是生生不已，“一欲既终，他欲随之”[2]2。当“欲”得不到满足，自然会产生痛苦。而当“欲”如愿以偿，却“更无所欲之对象”，于是“倦乏之情，即起而乘之”，仍然是一种痛苦。“努力”是一种痛苦，“快乐”亦是一种痛苦，况且“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则痛苦弥深，人生就是“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
三、《<红楼梦>评论》的审美核心
审美的核心在于悲剧观点的引入。王国维从叔本华那里套用了悲观主义理论，把“欲与生活与苦痛”作了同一性的解释：生活就是欲，欲就是苦痛，循环往复，以致无穷。在这种痛苦说的基础上，他根据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探讨了《红楼梦》的悲剧美。他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2]12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的悲剧美是和优美、壮美联系在一起的，而壮美多于优美：“此书中壮美之部分，较多于优美之部分，而眩惑之原质殆绝焉。”[2]14其中宝玉和黛玉最后一次见面是最壮美的。壮美的悲剧性的审美作用，是以情感的打动，引起人们相似的审美经验体验，从而达到引起读者心中的共鸣，使读者将全部情感投入到作品中，然后反观生活又会发现它与现实是惊人的相似。
王国维从西方的悲剧美学入手，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和“悲剧中的悲剧”。
王国维认为文学作品抑或人生有三种悲剧形态。“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2]14《红楼梦》悲剧的文学价值，正在于它把第三种悲剧处理得很平淡，顺理成章而且真实可信：贾母出于对宝钗性情的喜爱和对宝玉生命的看重，王夫人出于姐妹亲情，凤姐出于个人的权势欲，袭人出于自我未来的担忧，都远黛玉而取宝钗，而宝玉虽爱着黛玉，却不敢也不能做出违反上述众人的行为。他们的行为所遵从的是他们所奉行的道德准则和思维惯式，而这准则和惯式又绝对异于恶人构陷，其行动和思维也并非盲目顺从命运的支使，结局的变异又非是意外变故。他们的初衷，并不是为借金玉良缘来害死黛玉、逼走宝玉，而不过是出于自已的亲情或私心，做了他们所认为的有益于宝玉、有益于家族的事情。宝玉黛玉自已也因各种的重负和机缘，对改变现实、争取幸福无能为力。这一切，“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
王国维对《红楼梦》悲剧的成因和性质的分析是相当精辟的。恰如曹雪芹所说的“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人生是从空白开始，以空白结束，世界的本源就是空洞无物的。
四、《<红楼梦>评论》的解脱之道
王国维根据政治、国民、历史和哲学、宇宙、文学这两个不同层面上的精神境界，提出了两种基本的小说创作模式：一是汲汲于喧闹的表象人生，是繁华的、乐感的、动乱的、流动的情节堆积；一是孜孜于深沉的内在的人生万象，是凄凉的、悲剧的、平静的、永恒的心灵困境。前者如《桃花扇》，一种对历史的模仿，与生活平行的故事再现；后者如《红楼梦》，是对历史的超越和创造，是穿越了生活表面现实的具有极强再创性的世界。王国维用对比方式来分析《红楼梦》的解脱之道。
首先，从中国古代小说作品的比较上来看，他认为《桃花扇》的解脱不及《红楼梦》。原因有三：一是主人公的悟道并非出于“正悟”而是出于他人“启悟”，心灵缺乏自我历练的过程；二是男主历经九死一生只为见女主一面，刚刚相聚，闻他人之言而即抛舍所有爱欲出家入道，这种解脱过于突然，缺乏现实逻辑基础；三是该剧并非以描写人生为事，而是有明显的政治历史的功利目的，缺乏哲学的高度与文學的真实性。因此，《桃花扇》的解脱便不那么真实可信符合于性格发展的规律了。比起《红楼梦》来，它的悲剧价值要逊色得多。“故《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而《红楼梦》之解脱，自律的也。······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2]12
其次，从中西小说对比来看，他认为《法斯德》的解脱之道不及《红楼梦》。王国维认为审美的任务不仅在于描写人生的悲剧，更在于它的解脱之道。平凡之人处于纷繁复杂的世界，解脱就要是逃离一切欲求和斗争达到心灵的安稳，在欧洲文学中，《法斯德》是解脱之道的最高者，源于它独到精妙地描写了主人公的痛苦及其解脱的途径。《红楼梦》写宝玉则更高一筹，因为“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2]10越平凡人的痛苦，越有更多人在经历，那么越需要去解脱，而天才的苦痛绝非一般人所能历经和理解的，它的解脱不具有一种普遍性和共鸣的色彩。
总观全文，《<红楼梦>评论》确实是一篇有严密理论体系、有层次、有组织的论作。在文中，理论与作品之间是互证互释的，作者以叔本华的理论来解读《红楼梦》，为作品的意义阐释提供了一种“眼界”，一种“理论视野”，使读者有可能对《红楼梦》作出了全新的意义的阐释。
参考文献：
[1]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2]王国维著：《<红楼梦>评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关键词：王国维；红楼梦；审美；悲剧；解脱
一、《<红楼梦>评论》的来源
《<红楼梦>评论》是他汲取西方思想美学原理，来说明和解释中国的文学现象的著作。他在评论《红楼梦》时主要运用唯意志论哲学家叔本华的观点，正如他自己所说《<红楼梦>评论》“全以叔氏为立脚点”[1]226。而在王国维之前，《红楼梦》评论多是文人随感式的评点，朴素而直观，王国维的这一著述在理论和美学意义上远远地超越前人，比如其后的蔡元培、胡适和俞平伯等，他们大多拘泥于小说批评、索隐或考证，未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诞生在新旧红学交递的时期，在哲学、美学深度上均为新旧红学家所不及，具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位。
二、《<红楼梦>评论》的重点
《红楼梦的评论》的重点是探究《红楼梦》的审美价值。根据叔本华关于美的本源的认识，王国维认为，“美术家先天中有美之预想”，而“美”则是“预想”的客观化。他还把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加以发挥，结合对生活本质的论述，解释美的本质，认为都是源于“欲”，“欲”是生生不已，“一欲既终，他欲随之”[2]2。当“欲”得不到满足，自然会产生痛苦。而当“欲”如愿以偿，却“更无所欲之对象”，于是“倦乏之情，即起而乘之”，仍然是一种痛苦。“努力”是一种痛苦，“快乐”亦是一种痛苦，况且“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则痛苦弥深，人生就是“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
三、《<红楼梦>评论》的审美核心
审美的核心在于悲剧观点的引入。王国维从叔本华那里套用了悲观主义理论，把“欲与生活与苦痛”作了同一性的解释：生活就是欲，欲就是苦痛，循环往复，以致无穷。在这种痛苦说的基础上，他根据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探讨了《红楼梦》的悲剧美。他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2]12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的悲剧美是和优美、壮美联系在一起的，而壮美多于优美：“此书中壮美之部分，较多于优美之部分，而眩惑之原质殆绝焉。”[2]14其中宝玉和黛玉最后一次见面是最壮美的。壮美的悲剧性的审美作用，是以情感的打动，引起人们相似的审美经验体验，从而达到引起读者心中的共鸣，使读者将全部情感投入到作品中，然后反观生活又会发现它与现实是惊人的相似。
王国维从西方的悲剧美学入手，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和“悲剧中的悲剧”。
王国维认为文学作品抑或人生有三种悲剧形态。“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2]14《红楼梦》悲剧的文学价值，正在于它把第三种悲剧处理得很平淡，顺理成章而且真实可信：贾母出于对宝钗性情的喜爱和对宝玉生命的看重，王夫人出于姐妹亲情，凤姐出于个人的权势欲，袭人出于自我未来的担忧，都远黛玉而取宝钗，而宝玉虽爱着黛玉，却不敢也不能做出违反上述众人的行为。他们的行为所遵从的是他们所奉行的道德准则和思维惯式，而这准则和惯式又绝对异于恶人构陷，其行动和思维也并非盲目顺从命运的支使，结局的变异又非是意外变故。他们的初衷，并不是为借金玉良缘来害死黛玉、逼走宝玉，而不过是出于自已的亲情或私心，做了他们所认为的有益于宝玉、有益于家族的事情。宝玉黛玉自已也因各种的重负和机缘，对改变现实、争取幸福无能为力。这一切，“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
王国维对《红楼梦》悲剧的成因和性质的分析是相当精辟的。恰如曹雪芹所说的“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人生是从空白开始，以空白结束，世界的本源就是空洞无物的。
四、《<红楼梦>评论》的解脱之道
王国维根据政治、国民、历史和哲学、宇宙、文学这两个不同层面上的精神境界，提出了两种基本的小说创作模式：一是汲汲于喧闹的表象人生，是繁华的、乐感的、动乱的、流动的情节堆积；一是孜孜于深沉的内在的人生万象，是凄凉的、悲剧的、平静的、永恒的心灵困境。前者如《桃花扇》，一种对历史的模仿，与生活平行的故事再现；后者如《红楼梦》，是对历史的超越和创造，是穿越了生活表面现实的具有极强再创性的世界。王国维用对比方式来分析《红楼梦》的解脱之道。
首先，从中国古代小说作品的比较上来看，他认为《桃花扇》的解脱不及《红楼梦》。原因有三：一是主人公的悟道并非出于“正悟”而是出于他人“启悟”，心灵缺乏自我历练的过程；二是男主历经九死一生只为见女主一面，刚刚相聚，闻他人之言而即抛舍所有爱欲出家入道，这种解脱过于突然，缺乏现实逻辑基础；三是该剧并非以描写人生为事，而是有明显的政治历史的功利目的，缺乏哲学的高度与文學的真实性。因此，《桃花扇》的解脱便不那么真实可信符合于性格发展的规律了。比起《红楼梦》来，它的悲剧价值要逊色得多。“故《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而《红楼梦》之解脱，自律的也。······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2]12
其次，从中西小说对比来看，他认为《法斯德》的解脱之道不及《红楼梦》。王国维认为审美的任务不仅在于描写人生的悲剧，更在于它的解脱之道。平凡之人处于纷繁复杂的世界，解脱就要是逃离一切欲求和斗争达到心灵的安稳，在欧洲文学中，《法斯德》是解脱之道的最高者，源于它独到精妙地描写了主人公的痛苦及其解脱的途径。《红楼梦》写宝玉则更高一筹，因为“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2]10越平凡人的痛苦，越有更多人在经历，那么越需要去解脱，而天才的苦痛绝非一般人所能历经和理解的，它的解脱不具有一种普遍性和共鸣的色彩。
总观全文，《<红楼梦>评论》确实是一篇有严密理论体系、有层次、有组织的论作。在文中，理论与作品之间是互证互释的，作者以叔本华的理论来解读《红楼梦》，为作品的意义阐释提供了一种“眼界”，一种“理论视野”，使读者有可能对《红楼梦》作出了全新的意义的阐释。
参考文献：
[1]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2]王国维著：《<红楼梦>评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