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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知名澳门企业家马万祺，因病于25日傍晚6时，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与李嘉诚、霍英东等香港商界巨贾相比，在澳门发家的马万祺财富并不算显赫，但其政治分量却不可忽略。马万祺自1993年起，连续四届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而且其与中共的友谊更是久远。北京官方对其的简介称：1950年，马万祺便已开始协助驻澳门国有机构抢购战略物资，支援解放海南和广西。
此外，马万祺与中共元老叶剑英，红色资本家、曾位居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私交甚好——叶剑英是马万祺次子马有恒的媒人，为马有恒介绍荣毅仁的女儿荣智婉认识，最终促使荣家与马家联姻。作为澳门三大家族之一，马家是目前唯一还未有子孙担任澳门特首的家族，另外两个家族的掌门人是澳门前任行政长官何厚铧的父亲何贤，现任特首崔世安的叔父崔德祺。何贤与崔德祺二位分别于1983年及2007年过世。
在马万祺逝世后，北京官方对其的评价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爱国人士，澳门工商界知名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这与2006年另外一位著名港澳商人，也曾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过世时评价几乎一致，只是对马万祺，官方称为澳门工商界知名人士，霍英东被认为是“香港知名实业家”。主流红色电视剧《中共地下党》中，还有广州“红色医生”、原中山大学医学院院长柯麟等中共地下党员与何贤、马万祺等澳门商人“在白区紧密合作”的剧情。
值得一提的是，马万祺是在北京301医院过世，其重病期间，大部分时间在北京留医，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曾到医院探望。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黄克诚、王震等都先后在301医院接受手术和治疗，可见官方对马万祺的重视程度。
在港澳尚未回归之时，北京与港澳商人就建立了紧密的关系。香港大公报社长姜在忠曾回忆，与全国政协副主席、澳门前特首何厚铧会面时，何曾称，他们从小是看《大公报》长大的，他的父亲何贤，是在大公报老社长费彝民手把手的教导下走上了“爱国的道路”。《大公报》是爱国爱党人的旗幟，他们团结在《大公报》的旗帜下。
冷战时期，红色中国面临诸多封锁，香港、澳门成为红色政权唯一的对外窗口与渠道，这一时期的政治选择奠定了香港一代富豪们的未来之路。马万祺等港澳商人的发家，一方面受益于香港和澳门在战后的经济腾飞，另外一方面，他们与北京的特殊关系也为其发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北京因此获得了外汇，而港澳爱国商人在帮助北京、接受统战的同时，也因此更加富有且为日后获得更好的政治资源打好了铺垫。
1954年，马万祺曾受邀到北京参加国庆庆祝活动。在这之前几年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马曾代理了内地国企在澳门的商品销售和进出口生意。马万祺的大儿子马有建、二儿子马有恒在小学毕业后都被送到内地学习。1965年，马有建在西安冶金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首钢工作，“文革”期间曾备受叶剑英的保护和照顾。也因此，这些港澳商人被北京视为“亲密的朋友”。其承担的角色，已经不是普通商人可为之。
港澳红顶商人与北京在内地改革开放及港澳刚回归的头几年进入蜜月期。1970年代末，港澳商人初登内地，成为第一波外资，被歌颂为“爱国商人”，比台湾地区资本及欧美日资本大举进入中国内地时间上要早许多。90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视察后，更多的港商选择投资内陆市场，1991年上半年，内地吸收的港澳资本占同期吸收外资的60%。给予“荣誉市民 政协委员”头衔的模式，在相当长时间内，甚至成为内地地方政府吸引港澳商人前来投资的惯用模式。
在马云、雷军等新生代内地“本土产”企业家还未出现在人民大会堂成为记者们追逐的代表委员时，香港红色资本家是第一波进入政协，并且获得高位的非体制内人士。1993年，马万祺、霍英东分别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李嘉诚长子李泽钜亦曾担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等。
今天，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象征北京的长安街除了中南海、国家部委、央企外，剩下的便是港澳商人的物业。1990年，香港红色资本家霍英东在北京饭店靠近天安门方向的西侧，投资修建贵宾楼，开启了外资入驻长安街的滥觞。资本的力量挤进了长安街——这个一切服从政治安排的世界，改变的起源还是港澳商人。此后，李嘉诚在距天安门仅1200米的王府井边上兴建了东方广场，它的兴建，让长安街上20多个部级单位、40余市级单位、100余区级单位为之让路，主动拆迁搬走。
不过在蜜月期过后，因进入内地的资本的多元化，超国民待遇不断减少，越来越多普通港澳商人败走内地。最著名的案例当属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投资广东南沙的失败案例。1993年到2003年，10年间，霍英东曾受尽“地头蛇”南沙区委书记梁柏楠敲诈勒索。虽然此后梁柏楠因贪腐案发，但该案例被一些港澳媒体多次进行负面解读。近年来，港澳与内地关系时而紧张，这些红顶商人在此间曾多次发言力挺特区政府和北京。这些大财团虽然不再像过去，如马万祺与叶剑英、霍英东与邓小平那样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友谊，但港澳商人中的大企业和大财团依然会得到北京的一些承诺。
随着马万祺、霍英东、也曾官至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安子介撒手西去，以及几位的老友何贤在1983年最先去世，曾经红极一时的香港澳门风云人物渐次远去，香江与澳门从此无大佬。虽然他们的后代也开始陆续出现在北京，如马万祺之子马有礼曾是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但是大佬们离去后的空白，短时内将无人替代。唯一还剩一位大佬李嘉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继承财富的人并不就能保证继承政治人脉，而与北京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也非一日之功。唯一不变的是，长安街上伫立着曾经代表第一代港商黄金时代的一幢幢地标建筑——最近的贵宾楼就在天安门红墙东侧。
与李嘉诚、霍英东等香港商界巨贾相比，在澳门发家的马万祺财富并不算显赫，但其政治分量却不可忽略。马万祺自1993年起，连续四届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而且其与中共的友谊更是久远。北京官方对其的简介称：1950年，马万祺便已开始协助驻澳门国有机构抢购战略物资，支援解放海南和广西。
此外，马万祺与中共元老叶剑英，红色资本家、曾位居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私交甚好——叶剑英是马万祺次子马有恒的媒人，为马有恒介绍荣毅仁的女儿荣智婉认识，最终促使荣家与马家联姻。作为澳门三大家族之一，马家是目前唯一还未有子孙担任澳门特首的家族，另外两个家族的掌门人是澳门前任行政长官何厚铧的父亲何贤，现任特首崔世安的叔父崔德祺。何贤与崔德祺二位分别于1983年及2007年过世。
在马万祺逝世后，北京官方对其的评价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爱国人士，澳门工商界知名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这与2006年另外一位著名港澳商人，也曾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过世时评价几乎一致，只是对马万祺，官方称为澳门工商界知名人士，霍英东被认为是“香港知名实业家”。主流红色电视剧《中共地下党》中，还有广州“红色医生”、原中山大学医学院院长柯麟等中共地下党员与何贤、马万祺等澳门商人“在白区紧密合作”的剧情。
值得一提的是，马万祺是在北京301医院过世，其重病期间，大部分时间在北京留医，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曾到医院探望。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黄克诚、王震等都先后在301医院接受手术和治疗，可见官方对马万祺的重视程度。
在港澳尚未回归之时，北京与港澳商人就建立了紧密的关系。香港大公报社长姜在忠曾回忆，与全国政协副主席、澳门前特首何厚铧会面时，何曾称，他们从小是看《大公报》长大的，他的父亲何贤，是在大公报老社长费彝民手把手的教导下走上了“爱国的道路”。《大公报》是爱国爱党人的旗幟，他们团结在《大公报》的旗帜下。
冷战时期，红色中国面临诸多封锁，香港、澳门成为红色政权唯一的对外窗口与渠道，这一时期的政治选择奠定了香港一代富豪们的未来之路。马万祺等港澳商人的发家，一方面受益于香港和澳门在战后的经济腾飞，另外一方面，他们与北京的特殊关系也为其发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北京因此获得了外汇，而港澳爱国商人在帮助北京、接受统战的同时，也因此更加富有且为日后获得更好的政治资源打好了铺垫。
1954年，马万祺曾受邀到北京参加国庆庆祝活动。在这之前几年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马曾代理了内地国企在澳门的商品销售和进出口生意。马万祺的大儿子马有建、二儿子马有恒在小学毕业后都被送到内地学习。1965年，马有建在西安冶金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首钢工作，“文革”期间曾备受叶剑英的保护和照顾。也因此，这些港澳商人被北京视为“亲密的朋友”。其承担的角色，已经不是普通商人可为之。
港澳红顶商人与北京在内地改革开放及港澳刚回归的头几年进入蜜月期。1970年代末，港澳商人初登内地，成为第一波外资，被歌颂为“爱国商人”，比台湾地区资本及欧美日资本大举进入中国内地时间上要早许多。90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视察后，更多的港商选择投资内陆市场，1991年上半年，内地吸收的港澳资本占同期吸收外资的60%。给予“荣誉市民 政协委员”头衔的模式，在相当长时间内，甚至成为内地地方政府吸引港澳商人前来投资的惯用模式。
在马云、雷军等新生代内地“本土产”企业家还未出现在人民大会堂成为记者们追逐的代表委员时，香港红色资本家是第一波进入政协，并且获得高位的非体制内人士。1993年，马万祺、霍英东分别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李嘉诚长子李泽钜亦曾担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等。
今天，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象征北京的长安街除了中南海、国家部委、央企外，剩下的便是港澳商人的物业。1990年，香港红色资本家霍英东在北京饭店靠近天安门方向的西侧，投资修建贵宾楼，开启了外资入驻长安街的滥觞。资本的力量挤进了长安街——这个一切服从政治安排的世界，改变的起源还是港澳商人。此后，李嘉诚在距天安门仅1200米的王府井边上兴建了东方广场，它的兴建，让长安街上20多个部级单位、40余市级单位、100余区级单位为之让路，主动拆迁搬走。
不过在蜜月期过后，因进入内地的资本的多元化，超国民待遇不断减少，越来越多普通港澳商人败走内地。最著名的案例当属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投资广东南沙的失败案例。1993年到2003年，10年间，霍英东曾受尽“地头蛇”南沙区委书记梁柏楠敲诈勒索。虽然此后梁柏楠因贪腐案发，但该案例被一些港澳媒体多次进行负面解读。近年来，港澳与内地关系时而紧张，这些红顶商人在此间曾多次发言力挺特区政府和北京。这些大财团虽然不再像过去，如马万祺与叶剑英、霍英东与邓小平那样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友谊，但港澳商人中的大企业和大财团依然会得到北京的一些承诺。
随着马万祺、霍英东、也曾官至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安子介撒手西去，以及几位的老友何贤在1983年最先去世，曾经红极一时的香港澳门风云人物渐次远去，香江与澳门从此无大佬。虽然他们的后代也开始陆续出现在北京，如马万祺之子马有礼曾是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但是大佬们离去后的空白，短时内将无人替代。唯一还剩一位大佬李嘉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继承财富的人并不就能保证继承政治人脉，而与北京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也非一日之功。唯一不变的是，长安街上伫立着曾经代表第一代港商黄金时代的一幢幢地标建筑——最近的贵宾楼就在天安门红墙东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