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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欧文在英国买下一个村庄，实验他心中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富足的社会主义。后来，他又远赴美国，创办了“新和谐公社”。大约100年后，北京工读互助团也投入追求“新生活”的社会实验，并带动其他一些地方试行工读互助主义，为中国近现代史留下了值得深思的一笔。
开启改造社会的“新生活”
近代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最早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以极其残酷、尖锐的形式暴露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调和的固有矛盾。五四运动则让更多志士仁人看清了西方列强的虚伪、蛮横及其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真面目。他们对曾经向往的资本主义感到失望，开始把目光投向苏俄十月革命，形成了一股谈论社会主义的热潮。
工读互助主义便来自这股社会主义思潮。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很模糊，没有多少人能分清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各种改良主义。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王光祈也是如此。
王光祈1914年进入中国大学攻读法律;1918年毕业后，任成都《群报》《川报》驻京记者;同年夏，与李大钊等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7月学会成立后，任执行部主任。五四运动前后，他广泛接触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成为外来新思想的积极鼓吹者、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家。
王光祈曾写道，一战结束后，中国青年“对于旧社会、旧家庭、旧信仰、旧组织以及一切旧制度，处处皆在怀疑，时时皆思改造，万口同声的要求一个‘新生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19年4月，周作人在《新青年》系统介绍新村主义，描述无政府、无剥削、无强权，既读书又劳动的田园诗般的“新生活”，迅速吸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
这年夏天，受到启发的王光祈在《少年中国》杂志提出在乡间搞“菜园新生活”的设想，希望“创造一种新生活的组织”。不过，这种桃花源式的幻想尚未付诸实施就化为泡影。随后，他又筹划将其移植到城市。12月4日，他在《晨报》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提出在城市中成立工读互助团。这显然比“新村”更加切实可行。
王光祈提出的工读互助团，实际上糅合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倡导旅法勤工俭学的工读主义和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等社会思潮，带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和空想社会主义色彩。从根本上说，它是欧洲空想社会主义与东方桃花源式理想的结合，迎合了当时的社会主义热潮，打动了许多向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理想社会的青年。
王光祈四处奔走游说，很快得到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戴季陶、顾孟余等文化名人的支持，还得到一些国会议员甚至官僚政客的资助，不到半月就募集到1300元经费，其中张澜、蒋介石、张静江等都曾捐款。很多青年，包括恽代英、毛泽东、赵世炎、何孟雄等，都密切关注甚至亲身参与工读互助团，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产生很大影响。
在大力倡导工读的名人中，北大校长蔡元培、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出力最多，一批青年男女积极响应。《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发表的当月月底，工读互助团便在北京正式成立，参加者达数十人。大家立志要终身做工、终身读书、改造社会、建设“新生活”，并表示要脱离家庭关系、婚姻关系和学校关系。
1920年1月，王光祈在《少年中国》杂志发表题为《工读互助团》的著名文章，提出：“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他将“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称作“平和的经济革命”，由此正式开启了北京工读互助团的社会实验。
新文化斗士慕名而来
在这群追求“新生活”的青年中，有一位特地从浙江赶来，他就是因发表《非孝》一文而引起“一师风潮”的施存统。施存统是浙江金华人，1917年，19岁的施存统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是浙江教育界领袖，受北大校长蔡元培影响，聘用进步教师，进行学生自治、职员专任、改授白话文等教育改革，一师因此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受此影响，施存统推崇《新青年》，认定“凡是《新青年》所说的话，总是不错的了”，热衷“真自由、真平等”的无政府主义，向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
1919年施存统写了《非孝》一文，并于11月7日发表在《浙江新潮》第2期上。文章認为，一味尽孝是不合理的，要以父母和子女间平等的“爱”代替不平等的“孝”。这篇文章充满对封建旧传统的反叛精神，触动了千百年来“三从四德”的传统观念。《浙江新潮》是浙江省几所学校学生共同编辑出版的进步刊物。
在当局眼里，《非孝》是大逆不道的歪理邪说。刊载《非孝》的《浙江新潮》第2期出版后，浙江省公署很快发出训令，责成省教育厅查办。随后，省政府下令查封《浙江新潮》。
《浙江新潮》被查封前，施存统等人看到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消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北京是他们向往已久的新文化运动发源地，王光祈提出的通过工读互助建设“新生活”是他们渴望实现的理想。于是，杂志被查封后，施存统、俞秀松、傅彬然、周伯棣四位《浙江新潮》编辑部成员慕名来到北京。
分组展开工读互助
施存统等人到北京时，北京工读互助团刚刚建立，得到以北大为首的教育文化界大力支持，以及社会各界的声援资助，一切都充满着热情，洋溢着希望。
北京工读互助团声势很大，开始成立两个组，随后又成立两个组。第一组设在北大附近的东城骑河楼斗鸡坑7号，主要经营食堂、洗衣及石印等，成员有何孟雄、张树荣、施存统、俞秀松、傅彬然、周伯棣、陈公培、仰煦、张伯根等13人。
第二组设在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法文专修馆、北京师范学校附近的西城翠花街北狗尾巴胡同5号，主要经营食堂、洗衣、小工艺（如糨糊、墨水等），还接办附设在法文专修馆的平民补习学校，团员有王恕、郭会楷、张衡沛、张纯、刘晦、刘豪、罗汉、李实等11人。 第三组全由女子组成，又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原计划设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近，后租定东城北河沿17号，主要经营缝纫、织袜、刺绣和小工艺。女子工读互助团1920年1月21日即在《晨报》刊发宣言和简章，3月底才租好房子、初步启动，其间经历不少困难，最为曲折的是招募团员。报名者目的各异，很少有人真正认同工读精神。贫苦的人以为这是慈善事业，女儿在家横竖要“吃白饭”，不如在这里把孩子养大，十三四岁的女孩子被送来，大多是出于这个原因;一些人听说团员可以进入女高师学习，不考试就能得个“女学生”的美名，于是兴冲冲地跑来报名;还有一些“太太”“小姐”听说这是女子解放的先声，认为是谋自由的好机会，可是得知要住在团里，自己洗衣煮饭，便打了退堂鼓。最终，致殊、冰如、张人瑞、田维、缪伯英、钱初雅、何琛媛、韩德浩（朝鲜裔）等十余人陆续加入，国会议员易夔龙的女儿易群仙曾脱离家庭、短暂参与。
第四组位于东城松公府夹道8号，主要是法文专修馆的一些学生因赴法勤工俭学遇到困难，便把国外工读改成国内工读，发起者是刘伯庄（后赴法）、张俊杰、赖庆褆、杜大勖、赵鸿恩、李深荫、刘鑫、张遂能、蒲照魂和吴时英。这十位同学筹集了500元，于2月4日成立售卖食品和杂货的消费社“食劳轩”。
上述四组中，设在北大附近的第一组开展活动最多、影响最大，因而最引人注目。该组先后设立了食堂股、电影股、洗衣股、英算专修馆和石印股，团员们吃住在斗鸡坑7号，热火朝天地实践他们的“新生活”，每天工作四小时，学习四小时。
施存统、俞秀松、傅彬然、周伯棣到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后，陈独秀特地来看望他们，询问“一师风潮”的发展情况，各方面也都很关心他们，四个人很快在北京大学注册、听课，做工方面则是洗衣服、制作信封信纸。随后，该组又来了几位浙江一师的学生。加入这一组的还有后来成为小说家的王鲁彦，他原是上海一家洋纸行的小伙计，白天做事，晚上参加爱国活动，贴标语反对奸商贩卖日本纸，感觉自己的进步活动可能被老板发现了，就投奔工读互助团而来。
没过多久，第一组筹到580元经费，首先开办“俭节食堂”，在北大二院对门的沙滩东口7号租了三间房子，摆了五张餐桌，墙上贴有一副对联：“宁流额上汗，毋染手中血。”这是对当时打内战、敲剥人民骨髓以自肥的军阀的一种抗议。来吃饭的主要是北大师生。除了一位厨师外，掌柜、采购、煮饭、跑堂、洗碗及其他清洁工作都由七名团员分两班轮值。早班是上午七点到下午两点，晚班是下午两点到晚上九点。何孟雄、施存统等都在食堂跑堂端盘、煮饭切菜。
其他几股中，电影股有四位团员，每周一、二、三、六、日晚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专门招待女宾）、北大二院大讲堂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操场放映电影，周四、五则没有固定的放映地点;洗衣股也有四位团员，常到北大宿舍等地揽活，每天大概洗60件;石印股是后办的，人员不固定，主要印刷信纸和信封，几位团员曾去西城晨报馆向印刷工人学习排字拣字，英国诗人爱德华·卡彭特《爱的成年》中译本的字，就有一大半是傅彬然拣的;英算专修馆原打算邀请胡适、张申府教英文和算术，但只招收到七名学生，因而改由工读互助团成员授课。
各地实验接连失败
为了推广工读互助团，王光祈通过少年中国学会作了很多努力。他写信给会员恽代英，希望武昌“有个同样的事业”。恽代英正有此意，于1920年2月創办了利群书社，成员包括林育南、萧楚女等。不久，恽代英来到北京了解工读互助团情况，与第一组团员们深入交谈。
毛泽东第二次来京期间，1920年1月加入少年中国学会，2月到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三组即女子工读互助团参观，并在一封信中表示“觉得很有趣味”。3月，他与陈独秀、王光祈、左舜生、张国焘、刘清扬等25人联名发起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同时，他致信新民学会周世钊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我想我们两人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邹泮清或者也会加入。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
理想很美好，现实却很残酷。正当各地逐渐形成工读互助热潮之时，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却遭遇挫折。因不善经营、没有经验，“俭节食堂”营业不到两个月就遇到经济困难，不仅没有盈余，反而赔了本钱。为解决“经济危机”，团员们想过一些办法，包括登报寻找业余教师的工作，傅彬然曾到西城一个熊姓大官僚家给小孩补习英文、数学，然而这些努力最终还是无补于事。
面对做工入不敷出、工读难以继续的困境，再加上亲友和社会上的种种非议，团员们精神涣散，有人动摇甚至选择退出。1920年3月23日，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召开全体团员会议，决定就地解散，各人自寻出路，该组的工读实验宣告破产。第二组不久后也解散了，第三、第四组艰难支撑到10月，此后再无声息，“新生活”成了过眼云烟。
除北京外，其他一些地方也开展了类似实验，比较有影响的是在上海成立的两个互助团。一是得到陈独秀、王光祈等人赞助的上海工读互助团。该团从1920年2月27日开始筹备，随即遇到种种困难，最终放弃。
二是一些旅沪湖南学生发起的沪滨工读互助团。这些学生认为，北京工读互助团的经济困难在上海或许不存在，因为上海是“经济会枢”，经济问题比较好解决。1920年5月，离京到沪的毛泽东曾参加该团洗衣服、送报纸的工作。不过，他很快发现这种小团体生活的弊端，并立刻写信告知友人：“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沪滨工读互助团坚持到1921年2月，团员们得出结论：“资本制度不打破，工读互助团决没有存在的余地，无力读书的青年决没有自立求学的机会。”
此外，各地发起的工读互助团还有中国大学工读互助团、北京毅士工读互助团、上海女子工读互助团、广东女子工读互助团、武昌工学互助团、天津工读印刷社、扬州第八中学工读互助团和南京师范学校工读互助团等。这些互助团不是被当局解散，就是筹备期间夭折;1920年下半年失去发展势头，1921年后便销声匿迹。坚持最久的武昌利群书社，1921年6月毁于兵变火灾之中。 在反思中另寻出路
北京工读互助团在各地工读互助实验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它的失败对中国思想界震动很大，各地报刊纷纷发文探讨原因。亲身参与的何孟雄和施存统感受更加深刻，何孟雄警告青年们不要上当受骗：“我在这里忠告我们青年们，自己慎重点，社会的黑暗比家庭更黑暗呢！不要听文化运动功臣们的门面话。自己没有本领，只管蓄本领去，不要上当呢！”施存统也认为失败是必然的，并得出两大教训：“（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的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与他们二人有所不同的是，王光祈在反思时认为，工读互助团的方向是对的，失败完全是“人”的问题，是因为团员没有工读精神，也不夠团结。李大钊则在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失败时认为，这是城市里地皮、房租太贵造成的，建议改到农村去进行。当然，随着各组连连失败，他也完全摒弃了工读互助主义。
各组的接连失败击碎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团员们的“新生活”理想，他们只能另寻出路，不少人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力量，例如何孟雄、张树荣、缪伯英等加入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早期共产党人。
至于远道而来的四位浙江一师学子，傅彬然回了浙江，后来参加革命;施存统、俞秀松、周伯棣去了上海，其中周伯棣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后成为研究财政货币的知名教授。施存统和俞秀松则经李大钊介绍。在星期评论社工作，与陈独秀、戴季陶等人频繁接触，参与陈独秀发起成立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五人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这五位最早的共产党人中，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三人都曾参与北京工读互助团，而且都出自影响最大的第一组。
尽管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大部分团员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但他们青年时代追求的“新生活”却成为照亮其人生的理想之光，激励着他们在现实社会中永葆救国之心，成为各行各业的进步力量。也有个别人“坚持到底”，如张伯根后来成为无政府主义者。
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失败后不久，1920年4月1日，王光祈远赴德国留学，考察欧美工读主义。他在法兰克福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同时兼任《申报》《晨报》驻德通讯员，身体力行地通过勤工俭学而非申请庚款完成了学业。1923年后，他改学音乐，后任教于德国波恩大学，1936年病逝于波恩。
各地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打碎了很多青年的乌托邦幻想，推动了社会主义派别及成员的大分化与大改组。1920年夏季起，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施存统、何孟雄等早期共产主义者普遍接受“根本改造”的革命观点，开始了与无政府主义的大论战和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
与此同时，作为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发起组织的工读互助实验的失败，加速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分裂，“主义”问题不可避免地被摆在了会员面前。1921年7月，学会内部发生激烈争论，革命和改良两派明显分化。参加会议的刘仁静前往上海，与会员毛泽东、周佛海参加中共一大，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王光祈、宗白华等另一派则希望走出一条“中间道路”，以改良的方式改造中国。还有一部分会员选择国家主义，组建了中国青年党。1925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再次爆发激烈争论，余家菊、曾琦、左舜生、陈启天等坚持国家主义，邓中夏、恽代英、沈泽民表示反对，最终双方分道扬镳。分手之际，邓中夏对左舜生说：“我们以后疆场上相见吧。”自此，少年中国学会解散，成员彻底分化，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回首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失败，直接原因似乎是经济问题和“人”的问题。事实上，这种带有浓厚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改良方案脱离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无异于空中楼阁、海市蜃楼，失败是其必然结局。只有投身现实社会、深入工农群众，才能找到“根本改造”的出路，挽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这条出路正是早期共产党人几经比较后所选择的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责任编辑 赵鹏）
作者：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第二研究处二级调研员
开启改造社会的“新生活”
近代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最早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以极其残酷、尖锐的形式暴露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调和的固有矛盾。五四运动则让更多志士仁人看清了西方列强的虚伪、蛮横及其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真面目。他们对曾经向往的资本主义感到失望，开始把目光投向苏俄十月革命，形成了一股谈论社会主义的热潮。
工读互助主义便来自这股社会主义思潮。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很模糊，没有多少人能分清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各种改良主义。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王光祈也是如此。
王光祈1914年进入中国大学攻读法律;1918年毕业后，任成都《群报》《川报》驻京记者;同年夏，与李大钊等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7月学会成立后，任执行部主任。五四运动前后，他广泛接触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成为外来新思想的积极鼓吹者、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家。
王光祈曾写道，一战结束后，中国青年“对于旧社会、旧家庭、旧信仰、旧组织以及一切旧制度，处处皆在怀疑，时时皆思改造，万口同声的要求一个‘新生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19年4月，周作人在《新青年》系统介绍新村主义，描述无政府、无剥削、无强权，既读书又劳动的田园诗般的“新生活”，迅速吸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
这年夏天，受到启发的王光祈在《少年中国》杂志提出在乡间搞“菜园新生活”的设想，希望“创造一种新生活的组织”。不过，这种桃花源式的幻想尚未付诸实施就化为泡影。随后，他又筹划将其移植到城市。12月4日，他在《晨报》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提出在城市中成立工读互助团。这显然比“新村”更加切实可行。
王光祈提出的工读互助团，实际上糅合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倡导旅法勤工俭学的工读主义和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等社会思潮，带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和空想社会主义色彩。从根本上说，它是欧洲空想社会主义与东方桃花源式理想的结合，迎合了当时的社会主义热潮，打动了许多向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理想社会的青年。
王光祈四处奔走游说，很快得到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戴季陶、顾孟余等文化名人的支持，还得到一些国会议员甚至官僚政客的资助，不到半月就募集到1300元经费，其中张澜、蒋介石、张静江等都曾捐款。很多青年，包括恽代英、毛泽东、赵世炎、何孟雄等，都密切关注甚至亲身参与工读互助团，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产生很大影响。
在大力倡导工读的名人中，北大校长蔡元培、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出力最多，一批青年男女积极响应。《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发表的当月月底，工读互助团便在北京正式成立，参加者达数十人。大家立志要终身做工、终身读书、改造社会、建设“新生活”，并表示要脱离家庭关系、婚姻关系和学校关系。
1920年1月，王光祈在《少年中国》杂志发表题为《工读互助团》的著名文章，提出：“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他将“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称作“平和的经济革命”，由此正式开启了北京工读互助团的社会实验。
新文化斗士慕名而来
在这群追求“新生活”的青年中，有一位特地从浙江赶来，他就是因发表《非孝》一文而引起“一师风潮”的施存统。施存统是浙江金华人，1917年，19岁的施存统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是浙江教育界领袖，受北大校长蔡元培影响，聘用进步教师，进行学生自治、职员专任、改授白话文等教育改革，一师因此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受此影响，施存统推崇《新青年》，认定“凡是《新青年》所说的话，总是不错的了”，热衷“真自由、真平等”的无政府主义，向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
1919年施存统写了《非孝》一文，并于11月7日发表在《浙江新潮》第2期上。文章認为，一味尽孝是不合理的，要以父母和子女间平等的“爱”代替不平等的“孝”。这篇文章充满对封建旧传统的反叛精神，触动了千百年来“三从四德”的传统观念。《浙江新潮》是浙江省几所学校学生共同编辑出版的进步刊物。
在当局眼里，《非孝》是大逆不道的歪理邪说。刊载《非孝》的《浙江新潮》第2期出版后，浙江省公署很快发出训令，责成省教育厅查办。随后，省政府下令查封《浙江新潮》。
《浙江新潮》被查封前，施存统等人看到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消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北京是他们向往已久的新文化运动发源地，王光祈提出的通过工读互助建设“新生活”是他们渴望实现的理想。于是，杂志被查封后，施存统、俞秀松、傅彬然、周伯棣四位《浙江新潮》编辑部成员慕名来到北京。
分组展开工读互助
施存统等人到北京时，北京工读互助团刚刚建立，得到以北大为首的教育文化界大力支持，以及社会各界的声援资助，一切都充满着热情，洋溢着希望。
北京工读互助团声势很大，开始成立两个组，随后又成立两个组。第一组设在北大附近的东城骑河楼斗鸡坑7号，主要经营食堂、洗衣及石印等，成员有何孟雄、张树荣、施存统、俞秀松、傅彬然、周伯棣、陈公培、仰煦、张伯根等13人。
第二组设在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法文专修馆、北京师范学校附近的西城翠花街北狗尾巴胡同5号，主要经营食堂、洗衣、小工艺（如糨糊、墨水等），还接办附设在法文专修馆的平民补习学校，团员有王恕、郭会楷、张衡沛、张纯、刘晦、刘豪、罗汉、李实等11人。 第三组全由女子组成，又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原计划设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近，后租定东城北河沿17号，主要经营缝纫、织袜、刺绣和小工艺。女子工读互助团1920年1月21日即在《晨报》刊发宣言和简章，3月底才租好房子、初步启动，其间经历不少困难，最为曲折的是招募团员。报名者目的各异，很少有人真正认同工读精神。贫苦的人以为这是慈善事业，女儿在家横竖要“吃白饭”，不如在这里把孩子养大，十三四岁的女孩子被送来，大多是出于这个原因;一些人听说团员可以进入女高师学习，不考试就能得个“女学生”的美名，于是兴冲冲地跑来报名;还有一些“太太”“小姐”听说这是女子解放的先声，认为是谋自由的好机会，可是得知要住在团里，自己洗衣煮饭，便打了退堂鼓。最终，致殊、冰如、张人瑞、田维、缪伯英、钱初雅、何琛媛、韩德浩（朝鲜裔）等十余人陆续加入，国会议员易夔龙的女儿易群仙曾脱离家庭、短暂参与。
第四组位于东城松公府夹道8号，主要是法文专修馆的一些学生因赴法勤工俭学遇到困难，便把国外工读改成国内工读，发起者是刘伯庄（后赴法）、张俊杰、赖庆褆、杜大勖、赵鸿恩、李深荫、刘鑫、张遂能、蒲照魂和吴时英。这十位同学筹集了500元，于2月4日成立售卖食品和杂货的消费社“食劳轩”。
上述四组中，设在北大附近的第一组开展活动最多、影响最大，因而最引人注目。该组先后设立了食堂股、电影股、洗衣股、英算专修馆和石印股，团员们吃住在斗鸡坑7号，热火朝天地实践他们的“新生活”，每天工作四小时，学习四小时。
施存统、俞秀松、傅彬然、周伯棣到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后，陈独秀特地来看望他们，询问“一师风潮”的发展情况，各方面也都很关心他们，四个人很快在北京大学注册、听课，做工方面则是洗衣服、制作信封信纸。随后，该组又来了几位浙江一师的学生。加入这一组的还有后来成为小说家的王鲁彦，他原是上海一家洋纸行的小伙计，白天做事，晚上参加爱国活动，贴标语反对奸商贩卖日本纸，感觉自己的进步活动可能被老板发现了，就投奔工读互助团而来。
没过多久，第一组筹到580元经费，首先开办“俭节食堂”，在北大二院对门的沙滩东口7号租了三间房子，摆了五张餐桌，墙上贴有一副对联：“宁流额上汗，毋染手中血。”这是对当时打内战、敲剥人民骨髓以自肥的军阀的一种抗议。来吃饭的主要是北大师生。除了一位厨师外，掌柜、采购、煮饭、跑堂、洗碗及其他清洁工作都由七名团员分两班轮值。早班是上午七点到下午两点，晚班是下午两点到晚上九点。何孟雄、施存统等都在食堂跑堂端盘、煮饭切菜。
其他几股中，电影股有四位团员，每周一、二、三、六、日晚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专门招待女宾）、北大二院大讲堂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操场放映电影，周四、五则没有固定的放映地点;洗衣股也有四位团员，常到北大宿舍等地揽活，每天大概洗60件;石印股是后办的，人员不固定，主要印刷信纸和信封，几位团员曾去西城晨报馆向印刷工人学习排字拣字，英国诗人爱德华·卡彭特《爱的成年》中译本的字，就有一大半是傅彬然拣的;英算专修馆原打算邀请胡适、张申府教英文和算术，但只招收到七名学生，因而改由工读互助团成员授课。
各地实验接连失败
为了推广工读互助团，王光祈通过少年中国学会作了很多努力。他写信给会员恽代英，希望武昌“有个同样的事业”。恽代英正有此意，于1920年2月創办了利群书社，成员包括林育南、萧楚女等。不久，恽代英来到北京了解工读互助团情况，与第一组团员们深入交谈。
毛泽东第二次来京期间，1920年1月加入少年中国学会，2月到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三组即女子工读互助团参观，并在一封信中表示“觉得很有趣味”。3月，他与陈独秀、王光祈、左舜生、张国焘、刘清扬等25人联名发起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同时，他致信新民学会周世钊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我想我们两人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邹泮清或者也会加入。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
理想很美好，现实却很残酷。正当各地逐渐形成工读互助热潮之时，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却遭遇挫折。因不善经营、没有经验，“俭节食堂”营业不到两个月就遇到经济困难，不仅没有盈余，反而赔了本钱。为解决“经济危机”，团员们想过一些办法，包括登报寻找业余教师的工作，傅彬然曾到西城一个熊姓大官僚家给小孩补习英文、数学，然而这些努力最终还是无补于事。
面对做工入不敷出、工读难以继续的困境，再加上亲友和社会上的种种非议，团员们精神涣散，有人动摇甚至选择退出。1920年3月23日，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召开全体团员会议，决定就地解散，各人自寻出路，该组的工读实验宣告破产。第二组不久后也解散了，第三、第四组艰难支撑到10月，此后再无声息，“新生活”成了过眼云烟。
除北京外，其他一些地方也开展了类似实验，比较有影响的是在上海成立的两个互助团。一是得到陈独秀、王光祈等人赞助的上海工读互助团。该团从1920年2月27日开始筹备，随即遇到种种困难，最终放弃。
二是一些旅沪湖南学生发起的沪滨工读互助团。这些学生认为，北京工读互助团的经济困难在上海或许不存在，因为上海是“经济会枢”，经济问题比较好解决。1920年5月，离京到沪的毛泽东曾参加该团洗衣服、送报纸的工作。不过，他很快发现这种小团体生活的弊端，并立刻写信告知友人：“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沪滨工读互助团坚持到1921年2月，团员们得出结论：“资本制度不打破，工读互助团决没有存在的余地，无力读书的青年决没有自立求学的机会。”
此外，各地发起的工读互助团还有中国大学工读互助团、北京毅士工读互助团、上海女子工读互助团、广东女子工读互助团、武昌工学互助团、天津工读印刷社、扬州第八中学工读互助团和南京师范学校工读互助团等。这些互助团不是被当局解散，就是筹备期间夭折;1920年下半年失去发展势头，1921年后便销声匿迹。坚持最久的武昌利群书社，1921年6月毁于兵变火灾之中。 在反思中另寻出路
北京工读互助团在各地工读互助实验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它的失败对中国思想界震动很大，各地报刊纷纷发文探讨原因。亲身参与的何孟雄和施存统感受更加深刻，何孟雄警告青年们不要上当受骗：“我在这里忠告我们青年们，自己慎重点，社会的黑暗比家庭更黑暗呢！不要听文化运动功臣们的门面话。自己没有本领，只管蓄本领去，不要上当呢！”施存统也认为失败是必然的，并得出两大教训：“（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的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与他们二人有所不同的是，王光祈在反思时认为，工读互助团的方向是对的，失败完全是“人”的问题，是因为团员没有工读精神，也不夠团结。李大钊则在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失败时认为，这是城市里地皮、房租太贵造成的，建议改到农村去进行。当然，随着各组连连失败，他也完全摒弃了工读互助主义。
各组的接连失败击碎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团员们的“新生活”理想，他们只能另寻出路，不少人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力量，例如何孟雄、张树荣、缪伯英等加入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早期共产党人。
至于远道而来的四位浙江一师学子，傅彬然回了浙江，后来参加革命;施存统、俞秀松、周伯棣去了上海，其中周伯棣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后成为研究财政货币的知名教授。施存统和俞秀松则经李大钊介绍。在星期评论社工作，与陈独秀、戴季陶等人频繁接触，参与陈独秀发起成立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五人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这五位最早的共产党人中，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三人都曾参与北京工读互助团，而且都出自影响最大的第一组。
尽管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大部分团员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但他们青年时代追求的“新生活”却成为照亮其人生的理想之光，激励着他们在现实社会中永葆救国之心，成为各行各业的进步力量。也有个别人“坚持到底”，如张伯根后来成为无政府主义者。
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失败后不久，1920年4月1日，王光祈远赴德国留学，考察欧美工读主义。他在法兰克福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同时兼任《申报》《晨报》驻德通讯员，身体力行地通过勤工俭学而非申请庚款完成了学业。1923年后，他改学音乐，后任教于德国波恩大学，1936年病逝于波恩。
各地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打碎了很多青年的乌托邦幻想，推动了社会主义派别及成员的大分化与大改组。1920年夏季起，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施存统、何孟雄等早期共产主义者普遍接受“根本改造”的革命观点，开始了与无政府主义的大论战和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
与此同时，作为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发起组织的工读互助实验的失败，加速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分裂，“主义”问题不可避免地被摆在了会员面前。1921年7月，学会内部发生激烈争论，革命和改良两派明显分化。参加会议的刘仁静前往上海，与会员毛泽东、周佛海参加中共一大，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王光祈、宗白华等另一派则希望走出一条“中间道路”，以改良的方式改造中国。还有一部分会员选择国家主义，组建了中国青年党。1925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再次爆发激烈争论，余家菊、曾琦、左舜生、陈启天等坚持国家主义，邓中夏、恽代英、沈泽民表示反对，最终双方分道扬镳。分手之际，邓中夏对左舜生说：“我们以后疆场上相见吧。”自此，少年中国学会解散，成员彻底分化，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回首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失败，直接原因似乎是经济问题和“人”的问题。事实上，这种带有浓厚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改良方案脱离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无异于空中楼阁、海市蜃楼，失败是其必然结局。只有投身现实社会、深入工农群众，才能找到“根本改造”的出路，挽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这条出路正是早期共产党人几经比较后所选择的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责任编辑 赵鹏）
作者：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第二研究处二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