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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内容来自俄罗斯作家丽吉雅·库兹明娜的著作《不为人知的留里卡——一个天才燃烧的心/同中国航空专家们的合作》。发表本文并不代表我们赞同或否定里面的内容，只是为读者展示另一个角度的看法，仅供参考。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大批中国代表团开始访问苏联/俄罗斯。1989年，解体前的苏联在莫斯科中央机场举办了航展，也就是原来的豪登斯基机场，在那里第一次展出了雕刻的真实的AL-31F实体模型。留里卡设计局主任设计师卡·尤·索罗金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准备了这件模型，模型上安装了一个自动开关，只要按动这个开关按钮，发动机就开始转动起来，发出发动机特有的声音，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主燃烧室和加力燃烧室此时会“飘动”起红色的电子火苗。几分钟以后，“工作”的发动机就会自动关闭。这件模型给观众们带来了惊喜，吸引了很多人，特别是孩子们。他们排着队，一遍又一遍地按动开关，“起动”这个大玩具——真实的发动机。
这件吸引人的展品也没有逃过成年人的目光，许多外国记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中央机场上的发动机模型照相。中国代表团对这件展品表现出特别的关心，可以说给这件雕刻的实体模型的每一寸都拍了照，以便事后根据这些照片分析这台发动机。但在当时，中国代表团还不清楚该发动机的内部构造。
1991年12月，这台实体模型又在意大利的航空和火箭展上展出，后来又参加了几次航展。就这样，作为20世纪战斗机所使用的最好的发动机，AL-31F终于展示给了全世界。
中国人也知道这一点。1991年10月，叶正大将军率领一个庞大的中国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叶将军本人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
叶将军时任主管中国军事技术的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副主任。代表团成员中包括当时航空工业部发动机局局长晏翔女士、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总设计师宋文骢，还有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的有关领导。
在访问留里卡设计局期间，总设计师切·米·切普金同代表团举行了会谈。通过谈话，设计局了解到中方正在研制的单座战斗机也需要类似AL-31F这样的发动机。切普金要求中方提供所需发动机的技术任务书。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总设计师组织了一个由阿纳托利·安德列耶夫为首的专家代表团，于1991年12月访问了北京。代表团成员包括卡·尤·索罗金、弗·格·谢苗诺夫和弗·格·涅斯捷洛夫。当时正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大变革调整时期，国家给予设计局的财政支持很少，工资大量拖欠。这时候，来自中国的订单可以说是一场及时雨，能帮助设计局度过困难时期。
经过这次会谈后，中方邀请留里卡设计局的专家们访问北京。前往当时的中国航空工业部，举行AL-31F发动机及技术引进的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是发动机局局长晏翔女士，留里卡-萨图恩公司方面派出的代表团团长是型号总设计师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安德列耶夫。
“当我们进入到谈判会会议大厅时，感到十分吃惊，”涅斯捷罗夫回忆说，“里面坐满了人，应该不少于50人。在我国，从来不会有这么多的专家参加谈判。后来我们了解到，中方之所以派出这么多专家参加谈判，大概是因为大多数专家对合作中的讲课感兴趣，他们是为了更多地了解AL-31F发动机。”
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和成飞公司派出了超过40人的专家队伍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谈判，带队的是总设计师宋文骢。谈判是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中方对发动机的各个系统、各方面特性都提出了很多问题。初次会谈时甚至能够感觉到他们对这台发动机研制者的某些不信任。
但这些困难都克服了，双方最终签订了为中方单座战斗机改进研制AL-31F发动机的合作意向书。除此之外，安德列耶夫还同宋文骢一起签订了关于这台发动机的技术任务书文件。技术任务书包括三项内容，分别用手写签署了两份俄语文件：一份留给成都，一份带到莫斯科。当时中方正在研制单座战斗机FX，中方知道，AL-31F发动机适合于这架单座战斗机。
我们的代表团受到了极好的招待：组织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游览了长城、民族文化宫等名胜古迹和标志性建筑。双方初步接触表明，东方人的事情是很微妙的。在中国，评价人或判断人往往不用语言，而是看别人的态度或手势。
例如，中国人用双手向您递名片，这是表明对接受名片的人的尊重。这时候，他也期望得到对方的尊重：接受名片的人也应当用双手接过名片。这对我们是不寻常的，也是不习惯的。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不得不学习在中国出席各种仪式时的礼节。
在谈判时，每个人面前的桌子上都摆着一个杯子，里面有茶水——绿茶或茉莉花茶，中国人认为饮茶有助于集中精力。现场提出来的所有问题及其解答，中国人都记录下来。如果今天的回答同昨天的不一样，他们就会问“为什么这样？”他们非常喜欢一直问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经常会被问到好几次，因此，谈判时间经常会拖得很长。
中国人对谈判进程是否满意，可以在午饭时间判断出来。如果午饭时上来的菜越多，说明中国人越满意。
中国的饮食习惯和烹调方法同我们国家有很大差别。在中国用筷子吃饭，我们的专家很快就掌握了这项技术，有些人甚至不比中国人差。中国菜绝对具有异国情调：青蛙、狗肉、蛇、猴脑等都可以做成美味佳肴，还有甲鱼汤、竹笋炖猪肉（红烧肉）。吃完饭后，还要继续喝绿茶。
双方互相获得认可的过程并不快，有时候谈判要进行到深夜，但这些长时间的谈判最终还是富有成效的。
双方会面是在北京和莫斯科交替进行的。
第一次访问北京时，总设计师切普金和他的同事们积极地与中方进行了多轮谈判，甚至1992年2月的中国春节期间他们都是在成都度过的。
1992年3月31日，双方正式签订合同，萨图恩公司将为中方单座战斗机提供9台发动机。在签订合同前，叶正大将军指出，中方代表团非常担心合同签订日期会推迟到下一天——4月1日，因为这一天是西方的愚人节，这一天不能相信任何人。由于中方所需要的发动机同AL-31F有所不同，所选择的是下置附件机匣，因此发动机命名为AL-31FN。这个研制项目任命型号总设计师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安德列耶夫负责领导，而马克·菲利普波维奇·沃里曼担任主任设计师，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工程师、优秀的组织者，设计局内称他为AL-31FN的妈妈。 设计局从批生产厂购买了10台AL-31F发动机，开始为中方改进研制AL-31FN发动机
这些发动机通过了全部规定的试验，发动机实体模型和9台已经改进完毕的AL-31FN发动机被运到成都。在此之前，留里卡设计局的专家们已经举办了多次讲座，向中方专家讲述发动机的特性和使用特点。
从1992年起，留里卡设计局开始与中方共同工作，他们协调飞机与发动机的布局、各系统的布置等，培训各单位专家和飞行员，进行交接考试，直到双方满意为止。接下来开始进行飞机上的发动机试车，调试飞机和发动机的各系统，在跑道上进行起飞和着陆滑跑试验。双方的会面和送别开始成为常事，一会儿在莫斯科，一会儿在成都。但这种常规互访被一次事故无情地打断了：在一次发动机试车时，压气机叶片被严重打坏，需要更换，而发动机必须运回到莫斯科去维修。
“事故原因是中方专家不重视我们提出的要求造成的，我们要求发动机开车前必须严格清洁进气道的各个腔，这些工作他们都是在夜间进行的，而且清洁后没有让我们去检查。”M.M.科斯坚纽克说。发生事故后，由于发动机损坏，大家开始研究找出落入到发动机的异物来自何处？检查结果发现，在进气道附近的空腔内存在很多金属屑，甚至还有小螺钉。中方人员没有注意到进气道临近各腔的清洁。此后，中方人员重新清扫进气道及其相邻各腔，安装上新发动机后，再一次起动发动机，压气机叶片又一次被打坏了。这台发动机又被送回到莫斯科去维修。检查分析表明，还是有残留的铁屑进入到发动机进气道，中方人员还是没有清洁彻底。发动机是一个大的吸尘器，起动时进气道内产生大约0.2个大气压的负压，同进气道联通的周围各腔内的异物都会被吸入进来。从此以后，中方开始认真对待留里卡设计局专家们规定的各项要求。但是有时候他们表现出很强的工作自主性，不同我们商量就自己处理问题。例如，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在发动机试车场修建挡火墙——为了挡住发动机试车时尾喷管喷出的火焰。在我国，挡火墙是这样建设的：为了保证喷出的气体导向远方，远离发动机和周围人群，挡火墙应与地面成45°角。但中方所修建的挡火墙是半弧形的，发动机喷出的气体因此被卷向上方，然后又往回跑。当出现不利风向时，发动机排出的未完全燃烧的黑色气体就会喷向飞机，通过进气道入口进入到发动机。结果导致压气机叶片和整个压气机变成黑乎乎的，它们是未完全燃烧的燃油挂到上面弄脏的。由此造成发动机推力下降，飞行员在抬前轮高速滑行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并把情况报告给飞机总设计师。发动机拆下来送到了沈阳发动机研究所进行清洗，在发动机试车台上清洗完毕后，重新安装到飞机上，发动机推力又恢复到原来水平。此后，中方人员按照留里卡设计局专家的建议，分别在成都的工厂和西安的试飞院重新修建了挡火墙。
在为中方进行AL-31FN发动机改型研制过程中，加入了一些新的技术改进措施，它们是根据中方专家提出的技术要求并协调后加入的。在相互合作的初期阶段，中方专家对新技术的认知情况与俄方有很大不同。
型号总设计师安德列耶夫领导的专家团队一直在寻找能够使双方都能接受的技术方案，并且不超出合同框架和总设计师切普金授予的职责权限。
合作工作有一个特点，任何一项工作都有大量中方人员参加。留里卡设计局的安德列耶夫、沃里曼经常要同大约30位的中方专家进行协调。他们分别来自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空军研究所和工厂的军代表。
在讨论飞机（包括发动机准备）的首飞放飞许可时，沃里曼、科斯坚纽克需要同大约40位中方专家进行协调。AL-31FN发动机实体模型进行展示时，由于中方人员的错误，模型的一边没有能和底座连接好，大家折腾了半个小时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最后只好找来20人，将模型抬起来才将模型摆正。
安装了AL-31FN发动机的FX飞机的首飞安排在1998年的3月23日。留里卡设计局参加首飞的人员包括科斯坚纽克、尼古拉耶夫和阿日金。首飞这一天，机场四周房子上站满了人，有专家，也有职工家属。首飞成功后，晚上举行了各种庆祝活动，如同过节一样。这种情景使我们想起了苏-27在茹科夫斯基市试飞院机场和共青城工厂首飞时的情景。首飞暴露出飞机电气系统与发动机之间工作不协调问题。当时将发动机上置机匣改成下置机匣时就存在这个问题。查明原因后，这些缺陷都消除了。
在中国进行发动机与进气道匹配的试车台试验时，加工了一个木制模型，其中通气部分与真实的进气道完全一样。模型被送到莫斯科进行评审，俄罗斯专家有些担心，怀疑试验时木制的进气道会发生破坏，特别是在发动机推力开到最大状态时。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试验进行得很顺利。
舵机和滑油系统室主任瓦吉姆·格里高利耶维奇·谢苗诺夫曾经多次随代表团访问中国，并参加了为中国研制发动机的第一次谈判。下面是他对访问中国的印象
“当时是1991年12月，已经是冬天。我们一下飞机就发现，当天北京的天空非常晴朗，是一个无雪的暖和天。如果是在莫斯科，冬天里的无雪天往往都是寒冷的。北京的现代气息与传统建筑的伟大结合令我感到震惊，市区里很干净，骑自行车的人很多。我们住在奥林匹克村宾馆（亚运村宾馆）。中国的菜肴更令我吃惊，有各式各样的饺子和各种叫不上名字的菜品。吃了几次饭以后我们就发现，在用筷子夹菜前一定要先问一下主人，这是什么菜，可不可以吃。
“宏伟壮观的长城也会令我震惊。在飞越北京上空时我们曾经俯视过它，现在亲眼看到长城，又登上城墙。在惊叹它的宏伟之余，我们很难理解：长城是如何建造起来的？尽管多次到过中国，但仍有许多新奇的东西令我吃惊。
“我们完成了发动机的改进，交给中方进行试验验证和使用，尽管在试制过程中遇到过很多问题，但都被我们克服了。在这段时间里，苏霍伊设计局对苏-27飞机进行了大量改进，发动机也采用了新的、伸出式的上置附件机匣，它的功能更强大。这些新机匣开始在空军飞机上使用，但也暴露出一些缺陷和问题。例如，涡轮起动机的关闭离合器不好用，但很快就查明了原因：在发放技术文件时出了差错，向离合器输送滑油的喷嘴管直径有误。当然还发生过许多其他不愉快的事情，但政府建立了一个飞机部件更换基金，俄罗斯空军所有现役飞机上的故障元件都更换了。设计局在分析技术文件时发现，为中国研制的发动机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好在中方尚未大规模使用我们的技术设备，而且当时飞机的飞行架次还很少。我们设计并加工了专用工具，送到中国完成了相应的改进。 “我们去中国出差，不仅可以完成飞机和发动机的对接工作，还有机会了解这个古老的、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许多东西是我们所不熟悉的——中式建筑、中国人的情感、麻辣的菜肴。在这个国家，人们使用筷子进餐，采用象形文字书写，互相交往采用中国式的理解，还有讨论问题时人数众多的中国专家。
“大部分合作工作是在成都进行的，这里是四川省的行政中心。四川省拥有超过一个亿的人口，冬天最低温度为2℃，一年内可以收获两季庄稼，所有适合耕种的地方都种上了农作物，即使是城市里也是如此（原文如此，或许是俄方专家对城市范围的误判——编者注）。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平房正在逐渐被多层建筑所取代——宾馆、办公楼、住宅小区。大街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三轮车。在成都开车是一项艺术，因为骑自行车的人按照自己的‘交通规则’行进。在修建道路时，首先要考虑自行车大军——修建专门的自行车道和交通枢纽。有一件事令我很惊讶：从成都机场到市区的道路是双层的，上层是高架的快速干道，没有自行车通行。真希望莫斯科也修建一条这样的公路，连接舍列梅捷耶夫机场到莫斯科中心区。”
中国人积极主动掌握了AL-31FN发动机的使用和维护知识。按照双方签订的工作计划，留里卡设计局需要对中国专家进行技术培训，每次讲课时，都有50到100名左右的中国专家参加。他们认真地记录、分析我们所讲述的内容，并且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考虑这些技术知识。
主管飞机研制的中方人员都是具有很高水平的技术专家，双方在一起讨论问题时，往往会忘记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工程师。飞机的型号总设计师张守一（原文如此——编者注）、主管总体和电气设备的彭副总师，以及各设计室和专业组领导经常与“萨图恩”公司的代表们——安德列耶夫、沃里曼、科斯坚纽克、索罗金、谢苗诺夫等一起讨论、解决所涉及的各种问题。
遇到最复杂、最难解决的问题时，两位总设计师宋文骢和查普金就要亲自出马了。例如，在协调解决某些关键条款，如飞机的最大飞行速度、最小飞行速度、发动机起飞推力等内容时，中方与俄罗斯方面的专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两位总设计师往往在北京进行私人性质的会面，在一个小时内将问题搞定。
“萨图恩”公司同中国签订的合作合同按时顺利完成了，这项工作丰富了该公司专家们的合作经验，特别是与国外订户进行交流的经验：双方必须形成清晰、明确的文件，规定好各方的责任，并严格执行，同时要真实可靠地评估自己的能力，然后再去考虑用户的要求。
安装了AL-31FN发动机的FX战斗机顺利地完成了各阶段的飞行试验。按照随后签署的补充合同，“萨图恩”公司的高水平专家们将跟踪发动机的使用，这些专家包括瓦列里·别拉孔尼、叶夫根尼·巴鲁克夫、亚历山大·阿维塔尔、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夫、叶夫根尼·瓦西里耶夫、根纳季·科济科夫等，他们经常到中国提供技术咨询和技术支持。
欧洲人学习汉语是很难的，但很多俄罗斯专家还是愿意学习这种语言，他们不仅学会了“你好”这样简单的打招呼用语，还能够进行简单的交流。他们一直与中国同行保持着友好愉快的良好关系。
编辑：石坚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大批中国代表团开始访问苏联/俄罗斯。1989年，解体前的苏联在莫斯科中央机场举办了航展，也就是原来的豪登斯基机场，在那里第一次展出了雕刻的真实的AL-31F实体模型。留里卡设计局主任设计师卡·尤·索罗金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准备了这件模型，模型上安装了一个自动开关，只要按动这个开关按钮，发动机就开始转动起来，发出发动机特有的声音，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主燃烧室和加力燃烧室此时会“飘动”起红色的电子火苗。几分钟以后，“工作”的发动机就会自动关闭。这件模型给观众们带来了惊喜，吸引了很多人，特别是孩子们。他们排着队，一遍又一遍地按动开关，“起动”这个大玩具——真实的发动机。
这件吸引人的展品也没有逃过成年人的目光，许多外国记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中央机场上的发动机模型照相。中国代表团对这件展品表现出特别的关心，可以说给这件雕刻的实体模型的每一寸都拍了照，以便事后根据这些照片分析这台发动机。但在当时，中国代表团还不清楚该发动机的内部构造。
1991年12月，这台实体模型又在意大利的航空和火箭展上展出，后来又参加了几次航展。就这样，作为20世纪战斗机所使用的最好的发动机，AL-31F终于展示给了全世界。
中国人也知道这一点。1991年10月，叶正大将军率领一个庞大的中国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叶将军本人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
叶将军时任主管中国军事技术的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副主任。代表团成员中包括当时航空工业部发动机局局长晏翔女士、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总设计师宋文骢，还有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的有关领导。
在访问留里卡设计局期间，总设计师切·米·切普金同代表团举行了会谈。通过谈话，设计局了解到中方正在研制的单座战斗机也需要类似AL-31F这样的发动机。切普金要求中方提供所需发动机的技术任务书。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总设计师组织了一个由阿纳托利·安德列耶夫为首的专家代表团，于1991年12月访问了北京。代表团成员包括卡·尤·索罗金、弗·格·谢苗诺夫和弗·格·涅斯捷洛夫。当时正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大变革调整时期，国家给予设计局的财政支持很少，工资大量拖欠。这时候，来自中国的订单可以说是一场及时雨，能帮助设计局度过困难时期。
经过这次会谈后，中方邀请留里卡设计局的专家们访问北京。前往当时的中国航空工业部，举行AL-31F发动机及技术引进的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是发动机局局长晏翔女士，留里卡-萨图恩公司方面派出的代表团团长是型号总设计师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安德列耶夫。
“当我们进入到谈判会会议大厅时，感到十分吃惊，”涅斯捷罗夫回忆说，“里面坐满了人，应该不少于50人。在我国，从来不会有这么多的专家参加谈判。后来我们了解到，中方之所以派出这么多专家参加谈判，大概是因为大多数专家对合作中的讲课感兴趣，他们是为了更多地了解AL-31F发动机。”
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和成飞公司派出了超过40人的专家队伍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谈判，带队的是总设计师宋文骢。谈判是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中方对发动机的各个系统、各方面特性都提出了很多问题。初次会谈时甚至能够感觉到他们对这台发动机研制者的某些不信任。
但这些困难都克服了，双方最终签订了为中方单座战斗机改进研制AL-31F发动机的合作意向书。除此之外，安德列耶夫还同宋文骢一起签订了关于这台发动机的技术任务书文件。技术任务书包括三项内容，分别用手写签署了两份俄语文件：一份留给成都，一份带到莫斯科。当时中方正在研制单座战斗机FX，中方知道，AL-31F发动机适合于这架单座战斗机。
我们的代表团受到了极好的招待：组织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游览了长城、民族文化宫等名胜古迹和标志性建筑。双方初步接触表明，东方人的事情是很微妙的。在中国，评价人或判断人往往不用语言，而是看别人的态度或手势。
例如，中国人用双手向您递名片，这是表明对接受名片的人的尊重。这时候，他也期望得到对方的尊重：接受名片的人也应当用双手接过名片。这对我们是不寻常的，也是不习惯的。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不得不学习在中国出席各种仪式时的礼节。
在谈判时，每个人面前的桌子上都摆着一个杯子，里面有茶水——绿茶或茉莉花茶，中国人认为饮茶有助于集中精力。现场提出来的所有问题及其解答，中国人都记录下来。如果今天的回答同昨天的不一样，他们就会问“为什么这样？”他们非常喜欢一直问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经常会被问到好几次，因此，谈判时间经常会拖得很长。
中国人对谈判进程是否满意，可以在午饭时间判断出来。如果午饭时上来的菜越多，说明中国人越满意。
中国的饮食习惯和烹调方法同我们国家有很大差别。在中国用筷子吃饭，我们的专家很快就掌握了这项技术，有些人甚至不比中国人差。中国菜绝对具有异国情调：青蛙、狗肉、蛇、猴脑等都可以做成美味佳肴，还有甲鱼汤、竹笋炖猪肉（红烧肉）。吃完饭后，还要继续喝绿茶。
双方互相获得认可的过程并不快，有时候谈判要进行到深夜，但这些长时间的谈判最终还是富有成效的。
双方会面是在北京和莫斯科交替进行的。
第一次访问北京时，总设计师切普金和他的同事们积极地与中方进行了多轮谈判，甚至1992年2月的中国春节期间他们都是在成都度过的。
1992年3月31日，双方正式签订合同，萨图恩公司将为中方单座战斗机提供9台发动机。在签订合同前，叶正大将军指出，中方代表团非常担心合同签订日期会推迟到下一天——4月1日，因为这一天是西方的愚人节，这一天不能相信任何人。由于中方所需要的发动机同AL-31F有所不同，所选择的是下置附件机匣，因此发动机命名为AL-31FN。这个研制项目任命型号总设计师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安德列耶夫负责领导，而马克·菲利普波维奇·沃里曼担任主任设计师，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工程师、优秀的组织者，设计局内称他为AL-31FN的妈妈。 设计局从批生产厂购买了10台AL-31F发动机，开始为中方改进研制AL-31FN发动机
这些发动机通过了全部规定的试验，发动机实体模型和9台已经改进完毕的AL-31FN发动机被运到成都。在此之前，留里卡设计局的专家们已经举办了多次讲座，向中方专家讲述发动机的特性和使用特点。
从1992年起，留里卡设计局开始与中方共同工作，他们协调飞机与发动机的布局、各系统的布置等，培训各单位专家和飞行员，进行交接考试，直到双方满意为止。接下来开始进行飞机上的发动机试车，调试飞机和发动机的各系统，在跑道上进行起飞和着陆滑跑试验。双方的会面和送别开始成为常事，一会儿在莫斯科，一会儿在成都。但这种常规互访被一次事故无情地打断了：在一次发动机试车时，压气机叶片被严重打坏，需要更换，而发动机必须运回到莫斯科去维修。
“事故原因是中方专家不重视我们提出的要求造成的，我们要求发动机开车前必须严格清洁进气道的各个腔，这些工作他们都是在夜间进行的，而且清洁后没有让我们去检查。”M.M.科斯坚纽克说。发生事故后，由于发动机损坏，大家开始研究找出落入到发动机的异物来自何处？检查结果发现，在进气道附近的空腔内存在很多金属屑，甚至还有小螺钉。中方人员没有注意到进气道临近各腔的清洁。此后，中方人员重新清扫进气道及其相邻各腔，安装上新发动机后，再一次起动发动机，压气机叶片又一次被打坏了。这台发动机又被送回到莫斯科去维修。检查分析表明，还是有残留的铁屑进入到发动机进气道，中方人员还是没有清洁彻底。发动机是一个大的吸尘器，起动时进气道内产生大约0.2个大气压的负压，同进气道联通的周围各腔内的异物都会被吸入进来。从此以后，中方开始认真对待留里卡设计局专家们规定的各项要求。但是有时候他们表现出很强的工作自主性，不同我们商量就自己处理问题。例如，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在发动机试车场修建挡火墙——为了挡住发动机试车时尾喷管喷出的火焰。在我国，挡火墙是这样建设的：为了保证喷出的气体导向远方，远离发动机和周围人群，挡火墙应与地面成45°角。但中方所修建的挡火墙是半弧形的，发动机喷出的气体因此被卷向上方，然后又往回跑。当出现不利风向时，发动机排出的未完全燃烧的黑色气体就会喷向飞机，通过进气道入口进入到发动机。结果导致压气机叶片和整个压气机变成黑乎乎的，它们是未完全燃烧的燃油挂到上面弄脏的。由此造成发动机推力下降，飞行员在抬前轮高速滑行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并把情况报告给飞机总设计师。发动机拆下来送到了沈阳发动机研究所进行清洗，在发动机试车台上清洗完毕后，重新安装到飞机上，发动机推力又恢复到原来水平。此后，中方人员按照留里卡设计局专家的建议，分别在成都的工厂和西安的试飞院重新修建了挡火墙。
在为中方进行AL-31FN发动机改型研制过程中，加入了一些新的技术改进措施，它们是根据中方专家提出的技术要求并协调后加入的。在相互合作的初期阶段，中方专家对新技术的认知情况与俄方有很大不同。
型号总设计师安德列耶夫领导的专家团队一直在寻找能够使双方都能接受的技术方案，并且不超出合同框架和总设计师切普金授予的职责权限。
合作工作有一个特点，任何一项工作都有大量中方人员参加。留里卡设计局的安德列耶夫、沃里曼经常要同大约30位的中方专家进行协调。他们分别来自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空军研究所和工厂的军代表。
在讨论飞机（包括发动机准备）的首飞放飞许可时，沃里曼、科斯坚纽克需要同大约40位中方专家进行协调。AL-31FN发动机实体模型进行展示时，由于中方人员的错误，模型的一边没有能和底座连接好，大家折腾了半个小时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最后只好找来20人，将模型抬起来才将模型摆正。
安装了AL-31FN发动机的FX飞机的首飞安排在1998年的3月23日。留里卡设计局参加首飞的人员包括科斯坚纽克、尼古拉耶夫和阿日金。首飞这一天，机场四周房子上站满了人，有专家，也有职工家属。首飞成功后，晚上举行了各种庆祝活动，如同过节一样。这种情景使我们想起了苏-27在茹科夫斯基市试飞院机场和共青城工厂首飞时的情景。首飞暴露出飞机电气系统与发动机之间工作不协调问题。当时将发动机上置机匣改成下置机匣时就存在这个问题。查明原因后，这些缺陷都消除了。
在中国进行发动机与进气道匹配的试车台试验时，加工了一个木制模型，其中通气部分与真实的进气道完全一样。模型被送到莫斯科进行评审，俄罗斯专家有些担心，怀疑试验时木制的进气道会发生破坏，特别是在发动机推力开到最大状态时。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试验进行得很顺利。
舵机和滑油系统室主任瓦吉姆·格里高利耶维奇·谢苗诺夫曾经多次随代表团访问中国，并参加了为中国研制发动机的第一次谈判。下面是他对访问中国的印象
“当时是1991年12月，已经是冬天。我们一下飞机就发现，当天北京的天空非常晴朗，是一个无雪的暖和天。如果是在莫斯科，冬天里的无雪天往往都是寒冷的。北京的现代气息与传统建筑的伟大结合令我感到震惊，市区里很干净，骑自行车的人很多。我们住在奥林匹克村宾馆（亚运村宾馆）。中国的菜肴更令我吃惊，有各式各样的饺子和各种叫不上名字的菜品。吃了几次饭以后我们就发现，在用筷子夹菜前一定要先问一下主人，这是什么菜，可不可以吃。
“宏伟壮观的长城也会令我震惊。在飞越北京上空时我们曾经俯视过它，现在亲眼看到长城，又登上城墙。在惊叹它的宏伟之余，我们很难理解：长城是如何建造起来的？尽管多次到过中国，但仍有许多新奇的东西令我吃惊。
“我们完成了发动机的改进，交给中方进行试验验证和使用，尽管在试制过程中遇到过很多问题，但都被我们克服了。在这段时间里，苏霍伊设计局对苏-27飞机进行了大量改进，发动机也采用了新的、伸出式的上置附件机匣，它的功能更强大。这些新机匣开始在空军飞机上使用，但也暴露出一些缺陷和问题。例如，涡轮起动机的关闭离合器不好用，但很快就查明了原因：在发放技术文件时出了差错，向离合器输送滑油的喷嘴管直径有误。当然还发生过许多其他不愉快的事情，但政府建立了一个飞机部件更换基金，俄罗斯空军所有现役飞机上的故障元件都更换了。设计局在分析技术文件时发现，为中国研制的发动机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好在中方尚未大规模使用我们的技术设备，而且当时飞机的飞行架次还很少。我们设计并加工了专用工具，送到中国完成了相应的改进。 “我们去中国出差，不仅可以完成飞机和发动机的对接工作，还有机会了解这个古老的、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许多东西是我们所不熟悉的——中式建筑、中国人的情感、麻辣的菜肴。在这个国家，人们使用筷子进餐，采用象形文字书写，互相交往采用中国式的理解，还有讨论问题时人数众多的中国专家。
“大部分合作工作是在成都进行的，这里是四川省的行政中心。四川省拥有超过一个亿的人口，冬天最低温度为2℃，一年内可以收获两季庄稼，所有适合耕种的地方都种上了农作物，即使是城市里也是如此（原文如此，或许是俄方专家对城市范围的误判——编者注）。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平房正在逐渐被多层建筑所取代——宾馆、办公楼、住宅小区。大街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三轮车。在成都开车是一项艺术，因为骑自行车的人按照自己的‘交通规则’行进。在修建道路时，首先要考虑自行车大军——修建专门的自行车道和交通枢纽。有一件事令我很惊讶：从成都机场到市区的道路是双层的，上层是高架的快速干道，没有自行车通行。真希望莫斯科也修建一条这样的公路，连接舍列梅捷耶夫机场到莫斯科中心区。”
中国人积极主动掌握了AL-31FN发动机的使用和维护知识。按照双方签订的工作计划，留里卡设计局需要对中国专家进行技术培训，每次讲课时，都有50到100名左右的中国专家参加。他们认真地记录、分析我们所讲述的内容，并且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考虑这些技术知识。
主管飞机研制的中方人员都是具有很高水平的技术专家，双方在一起讨论问题时，往往会忘记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工程师。飞机的型号总设计师张守一（原文如此——编者注）、主管总体和电气设备的彭副总师，以及各设计室和专业组领导经常与“萨图恩”公司的代表们——安德列耶夫、沃里曼、科斯坚纽克、索罗金、谢苗诺夫等一起讨论、解决所涉及的各种问题。
遇到最复杂、最难解决的问题时，两位总设计师宋文骢和查普金就要亲自出马了。例如，在协调解决某些关键条款，如飞机的最大飞行速度、最小飞行速度、发动机起飞推力等内容时，中方与俄罗斯方面的专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两位总设计师往往在北京进行私人性质的会面，在一个小时内将问题搞定。
“萨图恩”公司同中国签订的合作合同按时顺利完成了，这项工作丰富了该公司专家们的合作经验，特别是与国外订户进行交流的经验：双方必须形成清晰、明确的文件，规定好各方的责任，并严格执行，同时要真实可靠地评估自己的能力，然后再去考虑用户的要求。
安装了AL-31FN发动机的FX战斗机顺利地完成了各阶段的飞行试验。按照随后签署的补充合同，“萨图恩”公司的高水平专家们将跟踪发动机的使用，这些专家包括瓦列里·别拉孔尼、叶夫根尼·巴鲁克夫、亚历山大·阿维塔尔、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夫、叶夫根尼·瓦西里耶夫、根纳季·科济科夫等，他们经常到中国提供技术咨询和技术支持。
欧洲人学习汉语是很难的，但很多俄罗斯专家还是愿意学习这种语言，他们不仅学会了“你好”这样简单的打招呼用语，还能够进行简单的交流。他们一直与中国同行保持着友好愉快的良好关系。
编辑：石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