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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光绪年间，主持京城风雅的人物前有吴中潘祖荫、翁同龢，后有宗室盛昱、福山王懿荣等，潘、翁二相被人誉作一代龙门，而盛、王二君则有厨、顾之名。他们借雅集之会，提倡金石考据之学，一时蔚为风气。关于潘、翁、王三人的金石、古籍收藏，学界的研究不少，而对盛昱的关注较少。其实盛氏郁华阁也是晚清藏书的一个重镇，民国初年其藏散出，也在京城引起了一段为时不短的书林骚动，燕市书贾处心积虑以求善价，以傅增湘、张元济为代表的津沪藏书家则与之暗中角力，至今思之，犹觉精彩纷呈。
爱新觉罗·盛昱（1850-1900），满洲镶白旗人，字伯熙，一作伯羲、伯兮、伯希，号韵莳、意园。门第华贵，学问博雅，庋藏金石图书处曰郁华阁，故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云：“天潢贵胄郁华阁，绝域空碑阙特勤。铁岭名贤冠一代，纳兰小令伯希文。”平心而论，意园诗文不能与纳兰词并论，倒是光绪末年他在京城扮演的角色与当初纳兰有些相似。意园本为其祖父文悫公敬征旧邸，内置处泰堂、漱芳榭、知止斋、尚芥舟、退思书屋、快晴簃、天光一碧楼等亭林之胜，尤以牡丹花著称，是当时京师士大夫论学、交游的一个中心。意园风雅，远承纳兰、法梧门，近接潘祖荫、翁同龢余绪，一意搜求金石书画，所交皆一时魁杰，如文廷式、李文田、张謇、柯劭忞、梁鼎芬、樊增祥、黄绍箕、王懿荣、杨钟羲等人皆是意园的座上宾。杨钟羲《意园事略》云：“天下魁垒之士，至京师者，莫不以为归。”可见当时意园的诗酒风流。意园本有旗人“小圣人”之称，又曾与王懿荣任满、汉国子祭酒，出入厂肆，常高车驷马，人未到，声先闻，“厂肆所售金石、书画、古铜、瓷玉、古钱、古陶器，下至零星砖甓，无不腾价蜚声”。
郁华阁所藏金文拓本至富，共分装四十余册，民国元年前后归罗振玉，再归燕京大学，王国维、顾廷龙皆曾校读一过，王誉之为“海内第一”，顾称“可谓巨观矣”。这批拓本或释文，或题识，语多精警，其中颇有溢出诸家著录者。顾廷龙先生《读郁华阁金文记》说：“所集墨本，至为广偏，藏家多钤印记，五色烂然，就之约核，因知得自吾吴藏家者居多，攀古楼器十之三，愙斋器十之一，其他则簠斋器为多，可十之二，无印记，不详藏家者，十之二，余如李山农、王廉生、吴子苾、朱建卿、齐吉金室、王兰溪、李竹朋、丁小农、韩筱亭、王念亭、顾子嘉、沈仲复、延熙堂、叶东卿诸家所藏者亦十之二，自藏之器，则不见印章，无可辨悉矣。”意园年轻时即以辨别“特勒”“特勤”著名，其金石水准也不低，只是没有著作传世罢了。此外，意园藏旧墨、古钱币亦富。
郁华阁藏书，宋元本数量不多，但皆是精本，精钞本尤多，太半得自怡亲王载垣旧藏，一部分得自韩小亭玉雨堂旧藏，还有一部分是他辛苦赶早得之。怡亲王藏书处曰乐善堂，其宋元精本多为毛子晋、钱尊王、徐健庵、季沧苇诸家旧藏，载垣败后，其子以鬻售藏书为生，三十年始尽，而精本散归聊城杨氏、常熟翁氏、吴县潘氏诸家，而郁华阁得之独伙（见震钧《天咫偶闻》卷三）。缪荃孙《琉璃厂后记》记其辛苦赶早事云：“伯希辞官以后，探得打磨厂兴隆店，外来书贾货车萃焉，五更开市，各书陈列于地，论堆估值，厂友悉趋之，伯希时时幞被住宿，遂得宋本七十卷之礼记注疏、杜诗黄鹤注、旧钞儒学警悟。余因伯希而往，亦得旧钞武溪集类编、长安志。”原来意园佳本得之非易，故秘本虽多，不轻易示人，唯独对梁鼎芬例外，函去书来。有一次梁鼎芬欲借宋本吕惠卿《庄子解》，意园不许，“再求之，限三日，不能毕，又宽两日。手录其序还之，曰：‘吾日以净布铺几上，洗手乃阅，夜则置诸枕边，恐有遗失。’伯希笑曰：‘借书如此，可以托孤寄命矣！’”（梁鼎芬《梁祠图书馆章程附借书约》，转引自王欣夫《藏书纪事诗》补）伦明也提到这本《庄子解》，遍询傅增湘等，俱不知其下落。《藏园群书题记》有吕惠卿《庄子义》残卷，海源阁原藏，不知与意园藏本有何关系。
一九一二年，郁华阁藏书大规模散出。意园卒后无子，以其侄善宝为嗣。善宝字寿彝，不甚知书，能在意园死后十余年方变卖鬻售，已属不易。郁华阁藏书售卖的消息一传出，就在京城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而居间运作的一个重要人物是景朴孙。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景廉》云：“意园风雅继梧门，一脉相承有朴孙。” 这诗的上一句没问题，下一句则把景廉和景朴孙弄混了。景廉（1824-1885），颜札氏，字秋坪，满洲正黄旗人，咸丰二年进士，由编修五迁至内阁学士，历任工部侍郎、伊犁参赞大臣等，《清史稿》有传。而景朴孙原名完颜景贤，字亨父，号朴孙，一号卯庵，别号小如盦，滿洲镶黄旗人，为盛京将军完颜崇实之孙。以家有唐虞永兴《庙堂碑》册、虞永兴《汝南公主墓志铭稿》卷、虞永兴《破邪论》卷，故以三虞堂名斋，有《三虞堂书画目》（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苏宗仁《三虞堂书画目序》云：“（景贤）精于赏鉴字画、书籍，书藏甚富，当时如端陶斋诸公皆尝与游，故所见益广，所收益富，惜身后遗物散失殆尽。”此书稿本后归苏宗仁，并由其与杨啸谷、杨钟羲相互讨论，加以编定。据苏氏按语，所谓“三虞”皆不真，唯有《张僧繇五星廿八宿神形图》确为唐画，为藏品之冠。即便如此，景朴孙所藏仍十分可观，琳琅满目，晋唐宋元以下不录，如《平复帖》《说文·木部》残卷等珍本皆曾藏三虞堂。张伯驹《春游琐谈》也说清末民初的书画收藏家首推景贤，不过据傅增湘致张元济函，景朴孙在民国初年已经成了琉璃厂一位手段不甚光明的破落户书商，与那位咸丰进士景廉实在没什么关系。景朴孙有旗人背景，与善宝游，颇得其欢心，故曾赚其订立契约，将郁华阁所藏宋版《礼记正义》、苏黄合璧之《寒食帖》、刁光胤之《牡丹图》等以一万二千金归为己有。此券为启功叔父得之琉璃厂，后由廉南湖影印流传，其文见于《骨董琐记续编》：
今将旧藏宋版《礼记》四十本，苏、黄合璧之《寒食帖》一卷，元人字册一十页，刁光胤《牡丹图》一轴及《礼堂图》一轴，情愿卖于景朴孙，价洋一万二千元正，绝无反悔。以后倘有亲友欲收回各件，必须倍价方能认可。空口无凭，立此为据。善宝（押）。旧历壬子年五月二十日。
此券亦见于启功《景贤买物券》（《启功题跋》，中华书局1999），文字相同。诚如启功所言，此数件皆“皇皇巨迹，莫非国宝，即在当时，所值亦不止此”。 不仅意园书画精品尽归景朴孙，藏书亦复如是，他是郁华阁旧藏散出之最大得利者，详情俱载《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一九一二年五月，郁华阁藏书开始流出，傅氏以为“宋元本多而精”，而正文斋谭笃生、宏远堂赵聘卿是主要经手人，后来耆寿民、宝瑞臣、景朴孙三位旗人子弟也加入进来，竞争变得激烈，其中谭、景、赵是主要经手者，而耆、宝则是打酱油的。耆龄，字寿民，《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有介绍；宝熙，字瑞臣，曾替宣统皇帝审定书画，日日游走于厂肆间，一言可以上下其价，与袁励准有袁大掌柜、宝二掌柜之称，此不多赘。傅增湘尺牍云：“即闻百二书已为谭正文等三数人串买得之（宋元本外抄本尚多），急往各处一搜。得见《于湖居士集》一部，宋刊薄棉纸精印，索价三千元，殊高，弟还以五百元，尚不肯让（四十卷，十二册，稍有抄配，精致）。又宋刊元补《南齐书》二十册，白麻纸印，宽大殊常，有礼部官印甚大，弟以百卅元购入，亦可谓重值矣。今日入城，又至一友人处，见书七种，弟还价五百元，恐未必能成也。别纸开列。闻精品略已出，惟《礼记正义》尚未售，索四千元，正文还八百元，未成交，恐此书未必卖也。谭等以诈伪巧取，内欺本家，外欺同行，至为凶狡可恨。闻诱其公子游荡，及贿通男女童仆方得手。临卖时约数人，诈称京津各书店人名投封，此等行径宜我辈之不工矣。”关于谭氏，书林有两种看法，一种与傅氏看法相近。伦明与谭氏极熟，说他“熟版本，光宣间执书业之牛耳”，以内监盗卖内府藏书起家，但好以赝本欺人。孙殿起《琉璃厂书肆三记》也持类似看法：“正文斋，谭锡庆，字笃生，冀县人，于光绪二十五年开设（先于光绪十六年在文昌会馆经营数年）。所藏多古本精钞家刻之书，惟往往鱼目混珠，略有失神必受其骗，盖仿旧钞本为其特长也。”他将宋本《方言》低价卖给藏园，实在是病中的无奈之举。谭笃生的另一副面孔来自这场盛筵的另一个分享者邓邦述的描述：
余自耽典籍，即知《大典》本薛《五代史》稿本，每条皆注所出，及武英殿刊行始悉去之。惟聚珍版尚存真面目，又惜其不易得也，梦想累年，未尝一见。壬子之春，郁华阁藏书尽出，其佳者大半为完颜朴孙以贱值收去，余则书友谭笃生与其友赵姓复以贱值捆载庋一近巷中，邀余往观。余时已贫不能自存，然积习故在，入丛残中收得此册，大喜过望，因与之约留三月，不能有，然后市与他人。笃生竟慨许之。荏苒及秋，笃生病痢将死矣，则语其家封存以待，勿失信也。余自津沽鬻借，如约赎之。笃生书贾中号为精核，然于此书独为余守皦日之盟，世之负然诺者，对之殆有愧矣。（《群碧楼善本书录·寒瘦山房鬻存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此《旧五代史》为邵晋涵原本、孔继涵旧藏，尤为罕见，而谭氏笃信守约，有古风，与傅增湘所言“诈伪巧取”有异。谭氏死后十年，邓氏为《巨鹿东观集》作跋，依然对谭氏“不独识古书，兼爱古书”感叹不止。其实意园藏书宋元本及明刻精本多为景朴孙经手，而抄本则由谭笃生经手，这些抄本后来主要归于邓氏群碧楼。景、谭斗法的过程中，有一种看法认为谭氏一度占有先机，将宋版《礼记》等书堆置一处，压低价格，却被景朴孙发现，以超出一倍的价格买走。等到谭氏回来，遂气得吐血而死。这或许有些太戏剧化了，不过也并非全是无稽之谈。意园书籍的售卖权之争，谭氏的确是个输家，再加上到东洋售书大不利，遂灰心丧气，一蹶不振，也是有可能的。据傅增湘宋本《方言》跋，郁华阁藏书最初由谭与宏远堂赵聘卿合资以两千金“捆载数十箧入市”，但是精本似多为谭所得，赵氏所得数量不多。赵宸选，字聘卿，冀县人，于光绪末年开设宏远堂，后其弟朝选字紫垣承其业，前后营业四十余年。
相比之下，景朴孙的手段更辣、更巧，傅增湘对他的看法也更糟，称之为“书行之蟊贼”。傅氏札云：
景朴孙处去三次，购得宋元三种，价极昂……景殊巧，渠不言己物，谓代我取阅。然闻其略购数十种，亦未必皆其物也（亦实有向盛取者）。
景二则日与盛公子游，所以交欢游说者，大抵欲其拆售，以便攫取，然则此举成否殊未可必……昨夜景送书一包来，极佳，还洋二百八十六元，未肯卖。今日又追进城去，恐亦谋此，此人真书行之蟊贼也。然价已不薄，而不能与市估争，则吾辈穷于伎矣。《方言》索六百五十元，还二百元不肯，只得再说。景二亦再三谋之，渠不藏书而专破坏人事，不知于意何居。
藏园奔走京津，出入众书贾间，述当时情事历历在目，历来叙述购书事宜的书札，多不若藏园这批书札活灵活现，将书贾嘴脸、藏书家心思一一描画出，见出书贾与藏書家之间的真实生态关系。景朴孙把意园“三友”之一的《礼记》，与《纂图互注周礼郑注》《张于湖集》《千家注杜诗》《王注苏诗》《春秋胡传》宋本六种以二万大洋求售，后来又与涵芬楼联系，欲以一万七千大洋出售宋本六种，被张元济拒绝，一心谋求重利，比谭笃生更贪心。据启功先生说，景朴孙不学，曾得梁武帝《异趣帖》，中有“永堕异趣”之语，乃沉沦恶道之意，朴孙乃以之名斋。朴孙身后亦藏物星散，《礼记》先归袁寒云，继归潘明训，《寒食帖》归日本人菊池惺堂，《牡丹图》归蒋孟苹，元人字册归赵叔彦。意园所藏著名的《睢阳五老图》，后来也归于景朴孙，后归蒋孟苹，并由蒋氏等人一分为五，贩售美国，至今未为完璧。而另一部景朴孙旧藏的元抄本《两汉策要》，则在前几年创下了中国古籍拍卖四千八百三十万的新纪录。至于善宝，邓之诚曾说他童娭无状，然而观其售卖藏书一事，虽不免为景朴孙所玩弄，然徐徐出之，分寸把控尤严，似非全然不知书之优劣。
这场盛筵还有两位参与者，在史料中却显得很低调。一位是大名鼎鼎的“二皇子”袁克文，其宋本《方言》跋云：
郁华阁所藏宋椠之精整完好者，惟黄唐本《礼记正义》与此书为巨擘。自壬子散出，多入景贤手，此则为燕超主人所获，否则亦随《礼记》诸书入我箧矣。盖景氏得书后，未几即统举宋本售诸文。其中有黄善夫刊《苏诗》，汀州本《群经音辨》，亦盛氏书中之上驷。然舍《礼记》外，无可与此书抗者。（《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此跋作于一九一六年八月，袁世凯刚刚呜呼哀哉。袁氏所藏，后归潘明训，为宝礼堂搜藏宋本之基。另一位在场者是莫伯骥，其《五千卷楼群书跋文》写道： 忆壬子之春，宗室盛祭酒遗书散出，余就意园中视之。北室五楹，南室三楹，钞刻新故，错杂纷糅。贾人第其甲乙，标为签号者凡百有七十号，上者充栋，下者委地，曾不之惜。即煊赫一时之宋刻《礼记正义》四十巨册，宣绫包角，藏金箋，亦散置几下，高可隐人。余竭一日之力，视其刻之古者，钞之善者，校勘之有名者，粗籍之于小册中。曾不匝月，而骎骎为厂市巧计篡取以尽。艺风前辈闻之，驰书属余物色《儒学警悟》所在。时宋元刻本之有名者，率为朋辈分携以去，此书以名字黯淡，巍然尚存于宏远书肆，乃以重值收之。此以见世人骛名炫实之多，而真赏之难遇有如此也。书留案头数月，嗣以事至海上，因携致焉。艺风忻喜过望，因言是乃古今丛书之祖，视《百川学海》早出七十余年，惟传只此明人写本，昔商之于意园，欲乞传钞一帙而不可得，今入吾箧，当付剞劂，与世人共之。
当时的莫氏尚未倾力购书，仅得《儒学警悟》《朝鲜诗选》数种而已。此外，吴昌绶也曾收得郁华阁藏书十余种，他写给缪荃孙的信中曾多次提及与此有关的琐事。
郁华阁藏书的售卖，至一九一三年初方才尘埃落定。傅增湘忙前忙后，收得宋本《方言》、宋抄《洪范政鉴》等数种，此外还从赵聘卿处购藏了宋刊元补版《南齐书》，数量不多，除明刊本《渭南文集》稍逊外，皆为上上品，也算不负苦心。在傅增湘的联络、审定下，张元济涵芬楼收得宋刊本《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诗》，元刊本《两汉诏令》，抄本《元朝秘史》《流寇长编》《夹漈遗稿》《宋国录流塘詹先生集》《元松乡先生文集》《国朝典故》，明刊本《大宋宣和遗事》《元史节要》《长安志》《墨子》等，收获颇丰。另一个这场盛筵的分享者是邓邦述，除以五百金得一部宋版《孔丛子》外，主要是钞稿本，包括稿本《篆丛》，抄本《旧五代史》《辽史拾遗》《江南野史》《述古堂书目》《金石录》《雍州金石记》《书画题跋记》《石画记》《玉壶清话》《河东柳仲涂先生文集》《小畜外集》《马石田文集》《东维子集》《鼓枻稿》《荪蕙堂稿》等等。郁华阁所藏《翁覃溪诗文杂著》手稿三十余册，后辗转归叶恭绰。
郁华阁藏书有《意园藏书目》一册。据郑伟章先生介绍，此目殆非全目，有可能是售书目录，“不分卷，钞本，不分类，仅依版本如宋板、元板、明板、钞校本、杂集、丛书、寻常本等，精者二百七十九种，寻常本三百五十二种”（《文献家通考》）。意园藏书题跋较少，多钤藏书印，见于诸家著录的有“宗室文慤公家世藏”“圣清宗室盛昱伯羲之印”“宗室盛昱收藏图书印”“不在朝廷又无经学”“盛昱之印”“郁华阁藏书记”“郁华阁金石文字记”等。
意园居官时弹章屡上，意在激励主政者奋勇进取，有所作为，不料却被慈禧太后利用，最终导致“甲申易枢”，初非意园本意。故辞官后十年家居，常忧心国事，郁郁寡欢，也是晚清政坛上一位伤心人。对他来说，藏书与收藏金石书画、登山临水一样，不过是聊以自遣的一种生活方式，未必以身后聚散为意，而身后聚散竟如此精彩如戏。
爱新觉罗·盛昱（1850-1900），满洲镶白旗人，字伯熙，一作伯羲、伯兮、伯希，号韵莳、意园。门第华贵，学问博雅，庋藏金石图书处曰郁华阁，故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云：“天潢贵胄郁华阁，绝域空碑阙特勤。铁岭名贤冠一代，纳兰小令伯希文。”平心而论，意园诗文不能与纳兰词并论，倒是光绪末年他在京城扮演的角色与当初纳兰有些相似。意园本为其祖父文悫公敬征旧邸，内置处泰堂、漱芳榭、知止斋、尚芥舟、退思书屋、快晴簃、天光一碧楼等亭林之胜，尤以牡丹花著称，是当时京师士大夫论学、交游的一个中心。意园风雅，远承纳兰、法梧门，近接潘祖荫、翁同龢余绪，一意搜求金石书画，所交皆一时魁杰，如文廷式、李文田、张謇、柯劭忞、梁鼎芬、樊增祥、黄绍箕、王懿荣、杨钟羲等人皆是意园的座上宾。杨钟羲《意园事略》云：“天下魁垒之士，至京师者，莫不以为归。”可见当时意园的诗酒风流。意园本有旗人“小圣人”之称，又曾与王懿荣任满、汉国子祭酒，出入厂肆，常高车驷马，人未到，声先闻，“厂肆所售金石、书画、古铜、瓷玉、古钱、古陶器，下至零星砖甓，无不腾价蜚声”。
郁华阁所藏金文拓本至富，共分装四十余册，民国元年前后归罗振玉，再归燕京大学，王国维、顾廷龙皆曾校读一过，王誉之为“海内第一”，顾称“可谓巨观矣”。这批拓本或释文，或题识，语多精警，其中颇有溢出诸家著录者。顾廷龙先生《读郁华阁金文记》说：“所集墨本，至为广偏，藏家多钤印记，五色烂然，就之约核，因知得自吾吴藏家者居多，攀古楼器十之三，愙斋器十之一，其他则簠斋器为多，可十之二，无印记，不详藏家者，十之二，余如李山农、王廉生、吴子苾、朱建卿、齐吉金室、王兰溪、李竹朋、丁小农、韩筱亭、王念亭、顾子嘉、沈仲复、延熙堂、叶东卿诸家所藏者亦十之二，自藏之器，则不见印章，无可辨悉矣。”意园年轻时即以辨别“特勒”“特勤”著名，其金石水准也不低，只是没有著作传世罢了。此外，意园藏旧墨、古钱币亦富。
郁华阁藏书，宋元本数量不多，但皆是精本，精钞本尤多，太半得自怡亲王载垣旧藏，一部分得自韩小亭玉雨堂旧藏，还有一部分是他辛苦赶早得之。怡亲王藏书处曰乐善堂，其宋元精本多为毛子晋、钱尊王、徐健庵、季沧苇诸家旧藏，载垣败后，其子以鬻售藏书为生，三十年始尽，而精本散归聊城杨氏、常熟翁氏、吴县潘氏诸家，而郁华阁得之独伙（见震钧《天咫偶闻》卷三）。缪荃孙《琉璃厂后记》记其辛苦赶早事云：“伯希辞官以后，探得打磨厂兴隆店，外来书贾货车萃焉，五更开市，各书陈列于地，论堆估值，厂友悉趋之，伯希时时幞被住宿，遂得宋本七十卷之礼记注疏、杜诗黄鹤注、旧钞儒学警悟。余因伯希而往，亦得旧钞武溪集类编、长安志。”原来意园佳本得之非易，故秘本虽多，不轻易示人，唯独对梁鼎芬例外，函去书来。有一次梁鼎芬欲借宋本吕惠卿《庄子解》，意园不许，“再求之，限三日，不能毕，又宽两日。手录其序还之，曰：‘吾日以净布铺几上，洗手乃阅，夜则置诸枕边，恐有遗失。’伯希笑曰：‘借书如此，可以托孤寄命矣！’”（梁鼎芬《梁祠图书馆章程附借书约》，转引自王欣夫《藏书纪事诗》补）伦明也提到这本《庄子解》，遍询傅增湘等，俱不知其下落。《藏园群书题记》有吕惠卿《庄子义》残卷，海源阁原藏，不知与意园藏本有何关系。
一九一二年，郁华阁藏书大规模散出。意园卒后无子，以其侄善宝为嗣。善宝字寿彝，不甚知书，能在意园死后十余年方变卖鬻售，已属不易。郁华阁藏书售卖的消息一传出，就在京城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而居间运作的一个重要人物是景朴孙。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景廉》云：“意园风雅继梧门，一脉相承有朴孙。” 这诗的上一句没问题，下一句则把景廉和景朴孙弄混了。景廉（1824-1885），颜札氏，字秋坪，满洲正黄旗人，咸丰二年进士，由编修五迁至内阁学士，历任工部侍郎、伊犁参赞大臣等，《清史稿》有传。而景朴孙原名完颜景贤，字亨父，号朴孙，一号卯庵，别号小如盦，滿洲镶黄旗人，为盛京将军完颜崇实之孙。以家有唐虞永兴《庙堂碑》册、虞永兴《汝南公主墓志铭稿》卷、虞永兴《破邪论》卷，故以三虞堂名斋，有《三虞堂书画目》（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苏宗仁《三虞堂书画目序》云：“（景贤）精于赏鉴字画、书籍，书藏甚富，当时如端陶斋诸公皆尝与游，故所见益广，所收益富，惜身后遗物散失殆尽。”此书稿本后归苏宗仁，并由其与杨啸谷、杨钟羲相互讨论，加以编定。据苏氏按语，所谓“三虞”皆不真，唯有《张僧繇五星廿八宿神形图》确为唐画，为藏品之冠。即便如此，景朴孙所藏仍十分可观，琳琅满目，晋唐宋元以下不录，如《平复帖》《说文·木部》残卷等珍本皆曾藏三虞堂。张伯驹《春游琐谈》也说清末民初的书画收藏家首推景贤，不过据傅增湘致张元济函，景朴孙在民国初年已经成了琉璃厂一位手段不甚光明的破落户书商，与那位咸丰进士景廉实在没什么关系。景朴孙有旗人背景，与善宝游，颇得其欢心，故曾赚其订立契约，将郁华阁所藏宋版《礼记正义》、苏黄合璧之《寒食帖》、刁光胤之《牡丹图》等以一万二千金归为己有。此券为启功叔父得之琉璃厂，后由廉南湖影印流传，其文见于《骨董琐记续编》：
今将旧藏宋版《礼记》四十本，苏、黄合璧之《寒食帖》一卷，元人字册一十页，刁光胤《牡丹图》一轴及《礼堂图》一轴，情愿卖于景朴孙，价洋一万二千元正，绝无反悔。以后倘有亲友欲收回各件，必须倍价方能认可。空口无凭，立此为据。善宝（押）。旧历壬子年五月二十日。
此券亦见于启功《景贤买物券》（《启功题跋》，中华书局1999），文字相同。诚如启功所言，此数件皆“皇皇巨迹，莫非国宝，即在当时，所值亦不止此”。 不仅意园书画精品尽归景朴孙，藏书亦复如是，他是郁华阁旧藏散出之最大得利者，详情俱载《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一九一二年五月，郁华阁藏书开始流出，傅氏以为“宋元本多而精”，而正文斋谭笃生、宏远堂赵聘卿是主要经手人，后来耆寿民、宝瑞臣、景朴孙三位旗人子弟也加入进来，竞争变得激烈，其中谭、景、赵是主要经手者，而耆、宝则是打酱油的。耆龄，字寿民，《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有介绍；宝熙，字瑞臣，曾替宣统皇帝审定书画，日日游走于厂肆间，一言可以上下其价，与袁励准有袁大掌柜、宝二掌柜之称，此不多赘。傅增湘尺牍云：“即闻百二书已为谭正文等三数人串买得之（宋元本外抄本尚多），急往各处一搜。得见《于湖居士集》一部，宋刊薄棉纸精印，索价三千元，殊高，弟还以五百元，尚不肯让（四十卷，十二册，稍有抄配，精致）。又宋刊元补《南齐书》二十册，白麻纸印，宽大殊常，有礼部官印甚大，弟以百卅元购入，亦可谓重值矣。今日入城，又至一友人处，见书七种，弟还价五百元，恐未必能成也。别纸开列。闻精品略已出，惟《礼记正义》尚未售，索四千元，正文还八百元，未成交，恐此书未必卖也。谭等以诈伪巧取，内欺本家，外欺同行，至为凶狡可恨。闻诱其公子游荡，及贿通男女童仆方得手。临卖时约数人，诈称京津各书店人名投封，此等行径宜我辈之不工矣。”关于谭氏，书林有两种看法，一种与傅氏看法相近。伦明与谭氏极熟，说他“熟版本，光宣间执书业之牛耳”，以内监盗卖内府藏书起家，但好以赝本欺人。孙殿起《琉璃厂书肆三记》也持类似看法：“正文斋，谭锡庆，字笃生，冀县人，于光绪二十五年开设（先于光绪十六年在文昌会馆经营数年）。所藏多古本精钞家刻之书，惟往往鱼目混珠，略有失神必受其骗，盖仿旧钞本为其特长也。”他将宋本《方言》低价卖给藏园，实在是病中的无奈之举。谭笃生的另一副面孔来自这场盛筵的另一个分享者邓邦述的描述：
余自耽典籍，即知《大典》本薛《五代史》稿本，每条皆注所出，及武英殿刊行始悉去之。惟聚珍版尚存真面目，又惜其不易得也，梦想累年，未尝一见。壬子之春，郁华阁藏书尽出，其佳者大半为完颜朴孙以贱值收去，余则书友谭笃生与其友赵姓复以贱值捆载庋一近巷中，邀余往观。余时已贫不能自存，然积习故在，入丛残中收得此册，大喜过望，因与之约留三月，不能有，然后市与他人。笃生竟慨许之。荏苒及秋，笃生病痢将死矣，则语其家封存以待，勿失信也。余自津沽鬻借，如约赎之。笃生书贾中号为精核，然于此书独为余守皦日之盟，世之负然诺者，对之殆有愧矣。（《群碧楼善本书录·寒瘦山房鬻存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此《旧五代史》为邵晋涵原本、孔继涵旧藏，尤为罕见，而谭氏笃信守约，有古风，与傅增湘所言“诈伪巧取”有异。谭氏死后十年，邓氏为《巨鹿东观集》作跋，依然对谭氏“不独识古书，兼爱古书”感叹不止。其实意园藏书宋元本及明刻精本多为景朴孙经手，而抄本则由谭笃生经手，这些抄本后来主要归于邓氏群碧楼。景、谭斗法的过程中，有一种看法认为谭氏一度占有先机，将宋版《礼记》等书堆置一处，压低价格，却被景朴孙发现，以超出一倍的价格买走。等到谭氏回来，遂气得吐血而死。这或许有些太戏剧化了，不过也并非全是无稽之谈。意园书籍的售卖权之争，谭氏的确是个输家，再加上到东洋售书大不利，遂灰心丧气，一蹶不振，也是有可能的。据傅增湘宋本《方言》跋，郁华阁藏书最初由谭与宏远堂赵聘卿合资以两千金“捆载数十箧入市”，但是精本似多为谭所得，赵氏所得数量不多。赵宸选，字聘卿，冀县人，于光绪末年开设宏远堂，后其弟朝选字紫垣承其业，前后营业四十余年。
相比之下，景朴孙的手段更辣、更巧，傅增湘对他的看法也更糟，称之为“书行之蟊贼”。傅氏札云：
景朴孙处去三次，购得宋元三种，价极昂……景殊巧，渠不言己物，谓代我取阅。然闻其略购数十种，亦未必皆其物也（亦实有向盛取者）。
景二则日与盛公子游，所以交欢游说者，大抵欲其拆售，以便攫取，然则此举成否殊未可必……昨夜景送书一包来，极佳，还洋二百八十六元，未肯卖。今日又追进城去，恐亦谋此，此人真书行之蟊贼也。然价已不薄，而不能与市估争，则吾辈穷于伎矣。《方言》索六百五十元，还二百元不肯，只得再说。景二亦再三谋之，渠不藏书而专破坏人事，不知于意何居。
藏园奔走京津，出入众书贾间，述当时情事历历在目，历来叙述购书事宜的书札，多不若藏园这批书札活灵活现，将书贾嘴脸、藏书家心思一一描画出，见出书贾与藏書家之间的真实生态关系。景朴孙把意园“三友”之一的《礼记》，与《纂图互注周礼郑注》《张于湖集》《千家注杜诗》《王注苏诗》《春秋胡传》宋本六种以二万大洋求售，后来又与涵芬楼联系，欲以一万七千大洋出售宋本六种，被张元济拒绝，一心谋求重利，比谭笃生更贪心。据启功先生说，景朴孙不学，曾得梁武帝《异趣帖》，中有“永堕异趣”之语，乃沉沦恶道之意，朴孙乃以之名斋。朴孙身后亦藏物星散，《礼记》先归袁寒云，继归潘明训，《寒食帖》归日本人菊池惺堂，《牡丹图》归蒋孟苹，元人字册归赵叔彦。意园所藏著名的《睢阳五老图》，后来也归于景朴孙，后归蒋孟苹，并由蒋氏等人一分为五，贩售美国，至今未为完璧。而另一部景朴孙旧藏的元抄本《两汉策要》，则在前几年创下了中国古籍拍卖四千八百三十万的新纪录。至于善宝，邓之诚曾说他童娭无状，然而观其售卖藏书一事，虽不免为景朴孙所玩弄，然徐徐出之，分寸把控尤严，似非全然不知书之优劣。
这场盛筵还有两位参与者，在史料中却显得很低调。一位是大名鼎鼎的“二皇子”袁克文，其宋本《方言》跋云：
郁华阁所藏宋椠之精整完好者，惟黄唐本《礼记正义》与此书为巨擘。自壬子散出，多入景贤手，此则为燕超主人所获，否则亦随《礼记》诸书入我箧矣。盖景氏得书后，未几即统举宋本售诸文。其中有黄善夫刊《苏诗》，汀州本《群经音辨》，亦盛氏书中之上驷。然舍《礼记》外，无可与此书抗者。（《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此跋作于一九一六年八月，袁世凯刚刚呜呼哀哉。袁氏所藏，后归潘明训，为宝礼堂搜藏宋本之基。另一位在场者是莫伯骥，其《五千卷楼群书跋文》写道： 忆壬子之春，宗室盛祭酒遗书散出，余就意园中视之。北室五楹，南室三楹，钞刻新故，错杂纷糅。贾人第其甲乙，标为签号者凡百有七十号，上者充栋，下者委地，曾不之惜。即煊赫一时之宋刻《礼记正义》四十巨册，宣绫包角，藏金箋，亦散置几下，高可隐人。余竭一日之力，视其刻之古者，钞之善者，校勘之有名者，粗籍之于小册中。曾不匝月，而骎骎为厂市巧计篡取以尽。艺风前辈闻之，驰书属余物色《儒学警悟》所在。时宋元刻本之有名者，率为朋辈分携以去，此书以名字黯淡，巍然尚存于宏远书肆，乃以重值收之。此以见世人骛名炫实之多，而真赏之难遇有如此也。书留案头数月，嗣以事至海上，因携致焉。艺风忻喜过望，因言是乃古今丛书之祖，视《百川学海》早出七十余年，惟传只此明人写本，昔商之于意园，欲乞传钞一帙而不可得，今入吾箧，当付剞劂，与世人共之。
当时的莫氏尚未倾力购书，仅得《儒学警悟》《朝鲜诗选》数种而已。此外，吴昌绶也曾收得郁华阁藏书十余种，他写给缪荃孙的信中曾多次提及与此有关的琐事。
郁华阁藏书的售卖，至一九一三年初方才尘埃落定。傅增湘忙前忙后，收得宋本《方言》、宋抄《洪范政鉴》等数种，此外还从赵聘卿处购藏了宋刊元补版《南齐书》，数量不多，除明刊本《渭南文集》稍逊外，皆为上上品，也算不负苦心。在傅增湘的联络、审定下，张元济涵芬楼收得宋刊本《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诗》，元刊本《两汉诏令》，抄本《元朝秘史》《流寇长编》《夹漈遗稿》《宋国录流塘詹先生集》《元松乡先生文集》《国朝典故》，明刊本《大宋宣和遗事》《元史节要》《长安志》《墨子》等，收获颇丰。另一个这场盛筵的分享者是邓邦述，除以五百金得一部宋版《孔丛子》外，主要是钞稿本，包括稿本《篆丛》，抄本《旧五代史》《辽史拾遗》《江南野史》《述古堂书目》《金石录》《雍州金石记》《书画题跋记》《石画记》《玉壶清话》《河东柳仲涂先生文集》《小畜外集》《马石田文集》《东维子集》《鼓枻稿》《荪蕙堂稿》等等。郁华阁所藏《翁覃溪诗文杂著》手稿三十余册，后辗转归叶恭绰。
郁华阁藏书有《意园藏书目》一册。据郑伟章先生介绍，此目殆非全目，有可能是售书目录，“不分卷，钞本，不分类，仅依版本如宋板、元板、明板、钞校本、杂集、丛书、寻常本等，精者二百七十九种，寻常本三百五十二种”（《文献家通考》）。意园藏书题跋较少，多钤藏书印，见于诸家著录的有“宗室文慤公家世藏”“圣清宗室盛昱伯羲之印”“宗室盛昱收藏图书印”“不在朝廷又无经学”“盛昱之印”“郁华阁藏书记”“郁华阁金石文字记”等。
意园居官时弹章屡上，意在激励主政者奋勇进取，有所作为，不料却被慈禧太后利用，最终导致“甲申易枢”，初非意园本意。故辞官后十年家居，常忧心国事，郁郁寡欢，也是晚清政坛上一位伤心人。对他来说，藏书与收藏金石书画、登山临水一样，不过是聊以自遣的一种生活方式，未必以身后聚散为意，而身后聚散竟如此精彩如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