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到“海外”是1980年代初，周志兴去了香港。那时他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拿着国家发的500元制装费，做了一身黑色西装。在香港见到王光英，对方第一句话就是：“别看你穿一身西装，一看你就是共产党干部。”
　　样貌被人戏称有“党干部”和“农民”气质的周志兴，最高学历初中，当过兵，下过工厂。改革开放之初，因缘际会进入中央文献研究室，并创办了中央文献出版社。编撰领袖文集画册，在那个年代按理是稳打稳扎、看得到仕途进阶的美差。但他待不住。“那些工作对国家很重要，但天天坐在办公室，对着一盏绿色台灯，整理着黄色的旧稿子，对我实在有点勉为其难。”
　　在刘长乐的邀请下，他在凤凰卫视、《凤凰周刊》和凤凰网做了7年管理，视野变得更宽，资源也更丰富。12年前，他开始创业：从《财经文摘》到定位高端读者的《领导者》杂志，再到5年前上线的共识网。去年，又启动了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从思想平台延伸到了民间智库。
　　学者丁东评价，“在中国大陆主办的思想文化网站很多，就信息捕捉的广度和提炼的深度而言，共识网首屈一指”。上海师大历史系教授萧功秦认为，共识网最大的特征是包容和平衡：“比如说（旅美华裔评论者）曹长青这样的人在别处很难出现，他的观点在共识网也有表达。张春桥的文章这里也登。但人家不觉得他（共识网）在贩卖左和右的东西。”

　　3月21日，每月一期的共识内部读书会讨论《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刚出差回京的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司巡视员牟广丰把行李放在车里，直接从机场奔到会场。“这是我的精神家园。”牟广丰说。
　　建了共识网之后，周志兴和妻子喻杉在京郊的自家宅子杉园里，打造了会所“共识堂”。在这间立着中、美、日、德等多面国旗的大厅里，驻华使馆官员作离华前的告别，傅高义和读者热议邓小平与改革话题，学者们和跨国公司高管“围炉夜话”，大陆和台湾的青年创业营在此结业，种苹果的农民和城市外来务工者也是座上宾，亲友在杉园的青山绿树间举行婚礼，“效果也很好”。
　　有人称周志兴为“永葆活力的媒体折腾分子”，经济学博士陈浩武给他一个封号“超级链接人”，民革黑龙江省委秘书长袁伟东认为，周志兴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推动改革。周志兴对自己的定位则是，“我没那么高境界。共识网和相关的书会、论坛，就是希望搭建一个思想平台和思想市场，希望有思想的人活得不那么难看。但我不是什么思想家、媒体人，就是个爱调动大家的组织者。”
　　近代史学者马勇认为，今时今日的中国，尤其需要周志兴这样的角色，协调左中右，沟通庙堂与江湖。“他在体制内外待过，有学识、人脉和阅历，有线上和实体的聚集空间，更重要的是这个人有很强的粘合力和聚众力。能理解持各种观点的知识分子，又能体谅官方的视角，他会用巧妙的方式让各方都有机会发声，同处一室而不彼此尴尬，这是他的过人之处。”

飞越黄河

　　周志兴个子不高，眼睛不大，额头光亮，说起话来有着江浙人的温润柔和，没有压迫感，但很能抓住要点。
　　如今的他被称为“举重若轻”，拥有非凡的组织和协调能力。但只有和他交往近二十年的人才知道，他曾遭遇过一次备受煎熬的砥砺。
　　那是1996年，正在出版社为前途徘徊的他，突然接到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的电话，让他担任柯受良飞越黄河的活动总策划、现场总指挥。

　　“这就是凤凰风格，没什么长时间酝酿，也没有价钱可讲，干脆利索，不拖泥带水。”他在新书《我创办了共识网》里写道。虽然直到今天，他也没想明白，这事儿和香港回归有什么关系，不过凤凰那种直接“粗暴”的风格，他喜欢。
　　很快，他便从考察中领会到这件事的非一般难度。“柯受良能飞过去吗？跑道架在什么地方？舞台怎么搭建？现场观众的秩序怎么维护？”而且，这是一个诞生不久的香港电视台，协调山西、陕西两省的旅游局、延安市政府、临汾地区行署、央视等机构组织的庞杂活动。航拍，要找空管部门审批;进口车辆，要找海关办手续。从政府批文，到明星接待、观众安全，挂万而易漏一。他自嘲“我可指挥不了山西、陕西两省”，把“总指挥”的名头改成了“总协调”。
　　柯受良一开始找的陕西方面合作者是建设厅，周志兴凭经验认定，做这种事情还须和当地旅游部门合作。他辗转找到了陕西省旅游局的电话，但打局办公室和值班室电话统统没人接。直到半夜，他接通副局长张小可家里电话，第一件事就是投诉：“‘你们旅游局怎么没人上班？每个办公室都没人接电话？’然后我再说飞越黄河的事情。”
　　在张小可看来，求我办事的人居然上来就指责自己，看来有“特色”。两人后来成了莫逆之交。
　　当地有保险公司主动提出免保费为柯受良团队办保险，刘长乐没有赞成也没反对，周志兴自行拍板决定。更多时候，身在现场的“总策划”除了决断力，也需要“屈伸”。和时任吉县旅游局（兼壶口乡）“总管”的高国稳见面，主人家端着小酒壶，“先劝你把面前的酒杯喝干，然后连给你倒三杯酒，再请你干掉，然后才是主人和客人干一杯。”算出来，这是“主人一杯换了客人五杯”，他全都领了。
　　1997年6月1日，经过一次让人屏息的刹车之后，柯受良驾着摩托成功飞过咆哮奔流的壶口瀑布，全场一片欢呼。周志兴却一下子蹲在沸腾的人群后边，“止不住的眼泪滚落下来，一会儿，又变成了嚎啕大哭。” 　　当着大庭广众放声痛哭，这是仅有的一次。这事儿太难了，以至于之后很久，每每遇到困难时，他还经常以此为衡量难易的尺度：这事有“飞黄”难吗？

头等舱谈下广告

　　“飞黄”之后，周志兴正式到了凤凰，起先在卫视设在内地的神州公司，1999至2000年受命创办《凤凰周刊》，担任社长。“这里是更纯粹的市场，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战场，要赚钱，要扩大知名度，还要面对形形色色的人。”
　　曾任《凤凰周刊》首任主编的邓康延回忆，创刊前半年，刘长乐和周志兴允许他反复试验：“定成月刊、半月刊，还是旬刊，是做文娱还是时政，主打港台还是内地，后来讨论每期附送凤凰卫视的节目光盘，来回折腾，想法也多，他们都不介意。尺度很大。”
　　当时在《凤凰周刊》负责美术设计的杨小宝觉得，周志兴总是不满足于把一件事做小。刚创刊不久，他就同时筹备《风尚》《大视野》等另外几本刊物，“希望能多点渠道养活大家。”虽然这两本刊物夭折，但在同事眼中，他总是很乐观，“东方不亮西方亮，一定能找得到其他事儿。”
　　《凤凰周刊》做了两年就基本收支持平，邓康延记得，那时经济上没有什么压力。一次他审稿一看，“一期杂志，文章那么少，广告居然二十多个。我就告到周总那里，广告固然重要，但如果影响读者阅读，得不偿失，建议往后匀点。”周志兴也允了。
　　有一年神州公司开年会，大家开玩笑地送了董事长一把刀子，寓意“再不涨薪就见刀子”。而员工给周志兴的礼物，则是两把刷子。
　　一个被津津乐道的例子是，2000年，周志兴就替杂志“拿到”了万科1600平米的一层楼作办公场地。那个位于深圳荔枝湖畔的写字樓，时价是一层约1300万元。周志兴用杂志广告抵掉一半，剩下的650万用月供的办法，8年供完。“现在这个楼已经翻了不知多少倍，这是《凤凰周刊》仅有的一笔不动产，也是特别划算的一笔。”杨小宝说。
　　另一个故事是，周志兴在出差坐头等舱时，轻松谈下一笔广告。“我旁边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开始两个人都不说话，吃饭时，他要了一杯红酒。我本来不爱喝酒，但也要了一杯，说很难得啊，咱们在飞机上干一杯。我们俩就开始聊天，越聊越近，原来他们家跟我父亲当年一样，都是做原子弹的。我就跟他说起我们做的杂志。结果他下了飞机就去我们公司要了杂志，然后下单投了广告。”
　　周志兴不会那种口若悬河，或者姿态张扬的表达。他和所有的客户都不主动去说广告，“我更愿意跟他们去谈时事，聊体育，或者其他话题。”他旗下几个媒体的广告，都是靠着这类“精神交换”，为公司拉来收益。
　　做《领导者》，他的目标是影响那些“最重要的决策者和影响社会的人”。定价150元一本，就是为了控制发行量。“我只发5000册，但只要这5000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人，就行了。”他给杂志编号，在封面贴上亲自撰写的寄语，例如杂志和公司的新年计划，“像是和读者的一个对话。”

“希望它是彩虹的”

　　定位为“在大变革的时代寻找共识”的网站，初衷只是按《领导者》的官网来设计。“因为办《领导者》杂志，接触了大量学者、官员、企业家，他们有学识有地位，关心祖国的前途，同时，也有许多不同的观点。我想，起码要得到最初级共识，或者再退一步，朝着有共识的方向去努力。于是渐渐成为一个以取得共识为目的的交流和讨论的平台。”
　　原本预设为给杂志读者服务的小网站，上线不久阅读量不断攀升。很快，2M的流量不够，改为5M，不久又改为10M、20M。一年的时间，贴出了近16000篇文章，有一千万人次阅读。
　　5年来，共识网聚集了一批忠实而广泛的作者和读者群。去年年底，在北京科技大学的读书会，一个读者从东北赶来。他只上过小学，但家里有胡适全集，爱读书。听说周志兴是共识网的创办者，过来深深鞠了一躬说，“共识网像一个火炉，我们都围着取暖。”
　　炉火也吸引到了一些退休和在职官员。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在共识网发表文章，回顾和思考80年代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在共识网撰文谈几次重要的三中全会和他参与起草的《决定》。
　　共识网的logo是两个有交集的空心箭头，一个朝左，一个往右。“这是我们美编的设计，我很喜欢。”周志兴一直强调这个网站的“四无”：无立场、无倾向、无资金背景、无党派。“还是想把网站做得更加‘靠中间’一些。”在获得《新周刊》的年度新媒体奖时，他做了发言，“我们追求的是柔软的力量，比如，像一条纽带，连接各个方面;像一个舞台，让各种角色登场。就算是玫瑰，也尽可能不要用刺扎痛别人。”
　　共识网上，不光有马勇、秦晖的文章，曹长青的《高墙鸡蛋，我选择站高墙一边》、司马南的《我不是反美斗士》、孔庆东的《党魂与国魂》也得以刊发。
　　阅读之后，读者可以用不同的表情符号来表达某篇文章“理性”“犀利”“深刻”“务实”，或是让自己“存疑”“吃惊”“犯晕”“冷汗”。但所有的文章，都不会遭遇无边的谩骂和人身攻击。
　　现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工作的杨传银说，自己初到共识网工作时，多少有点愤青。周志兴给了他们很多引导。“如果只关注某方面，很容易变成两极的极端。”几乎每周，他都会和共识网的年轻人开一次会，分析形势，从历史和全局的角度来分析社会现象，避免片面和偏激。
　　共识网副总编袁训会告诉我，虽然那些历史花边性质的猎奇文章受读者欢迎，但编辑会避免发这种点击量大的政治八卦。今天，杨传银在自己做的思想潮网站上，放着哈贝马斯的名句：“只有在多元性的声音中，理性的同一性才是可以理解的。”
　　研究苏联和东欧的学者金雁回忆，她每次在看波兰圆桌会议的图片时，都有感慨：“中国有没有这样，各个派别坐在一起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可以坐下来谈。就像米奇尼克说的，我们只有一个波兰，没办法分成左派的波兰、右派的波兰，所以我们一定要坐下来谈。这是代价最小的，也可能是对整个民族最有利的途径。每次看到这个，我都在想中国。” 　　在和自由撰稿人翁一聊“共识”时，周志兴谈到，左右知识分子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分歧，他们在很多问题的看法上是有一致性的，也具备就宏观上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但是，今天不同思想派别中的“极端人士”，几乎坐不到一起，遑论交流？“起码要先坐在一张桌子前，先互相混个脸熟，先了解对方在想些什么，表达的观点究竟有什么内涵，有没有合理性蕴藏其中。”他曾试着在私下组织，但也承认这需要合适的契机。
　　时评人郭松民说，因为一些历史事件导致的分歧，近些年知识界之间是有不同意见之人不相往来的局面。微博的出现让有些人更容易“翻脸，一点就着”，加上粉丝的围观和起哄，说出“伤感情”的话。
　　“中国的网民，表面上看起来，获得各种信息容易。但其实，反而有自我封闭的倾向，左派的只上左派的网站，对自由派的不屑一顾。反之亦然。”郭松民有时会把一些看起来偏“左”的文章推荐给共识网，希望读者能打开眼界，了解对方究竟说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共识网还是起了一个好作用，不那么极端。”但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不满和期许，“如果把共识网按光谱分成10份，目前它还是蓝色的，左翼只占1-2份，还很不够。应该再多些红色、粉红色。我希望它最终是彩虹的。”学者黄纪苏则认为，各种“主义”在现实中都有其道理。“共识网能把自由主义的道理讲得更充分，观察网能把民族主义的道理讲得更充分，乌有之乡能把左派道理讲得更充分。都有独到之处，但也都有不到之处。共识网整合各方的意图是好的，但尚未达到这样的境界。这不取决于良好的目的，取决于中国社会利益分裂的现实。”
　　马勇认识的周志兴夫妇，对于极端的言论都很谨慎。周志兴面试员工，节奏短平快。但他很在意应试者愛读什么书，会问“你对毛泽东怎么看”这样的问题。把毛泽东批得体无完肤，或是无限崇拜的，他都不会录用。
　　“我一直是个比较冷静、平和，不那么会相信宣传东西的人。包括文献上写的东西，我也会想，到底事实是不是这样。”周志兴说，他对毛泽东没有那么深的感情，“但人们也不要拿现在的观点和标准来看那个时候……不要简单地标签化，非此即彼，不是一座高山，就是一抔黄土。”
　　在韩国和朋友唱歌聚会时，周志兴唱了一首毛泽东的《清平乐·六盘山》。下来后，司马南问他：你也唱毛泽东诗词？周志兴说，这没什么奇怪的。“词雄壮，曲好听，我会唱，就这么简单。不能简单地批评这些怀念者为‘毛粉’。同样，也不能因为怀念者越来越多而认为这是大家希望回到毛时代。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倒退没有可能。”

一轨半交流

　　思想平台搭建数年，周志兴渐感“实干”的重要，也在考虑共识传媒的转型之道。2013年，他参与创办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并在第二年举办了规格和质量不俗的大梅沙创新论坛。克林顿的亚洲事务顾问李侃如、美国东西方研究所的方大为、波士顿大学教授傅士卓都曾受其邀请来到杉园，与中国学者对话。李侃如到访时，周志兴对他说，你不要穿西服。后来吃饭的时候又跟他说，今天你是在我家吃饭，不许打官腔。“于是，大家的聊天很轻松愉快。”
　　去年年初，共识网组织国内学者到美国智库研讨，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学生交流，在美中关系委员会和哈佛大学做演讲。周志兴在旅美日记中写道，“中美关系现在很微妙，也许费正清中心的教授们手中那根教鞭就是一支搅拌棒，把这五味搅拌均匀，弄出新的美味来……如果说，交流需要搭平台，那么，添一块砖、递一根木头也很重要。搭台子的人和用台子的人都离不开。”
　　不久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别助理和几位美国军方背景的反恐专家来到共识堂，和国内反恐专家举行了一次闭门研讨会。“美国现在非常重视这种一轨半的交流。”周志兴解释，“所谓一轨半，是说官方是一轨，民间是二轨，一轨半是介于民间和官方之间的交流，既能够比较轻松地表达观点，也可以增进相互之间的友谊。”
　　他在东京采访了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和首相安倍的老师冈崎久彦，并和日本财团达成了一个3年的合作协议，每年组织两批中国学者到日本。共识网还向读者发起有关中日关系的征文，收到270多篇文章。马勇受邀和周志兴一同出行海外几次，深感公共外交的必要和益处：“从1860年开始，这150年里中国的外交中断了那么多年。周志兴这种做法，像古代的士大夫那样，利用其在社会上的感召力，和外国同行举行一些官方交往中不适宜的多轨对话，多层面地了解人家，也能表达中国对世界的理解。”
　　下一步，他还想尝试做更具体的公共政策。“会更加接地气一些，许多话题群众关心，也是有可能通过讨论得出结论和通过实验取得成果的。例如，医疗、教育、住房、社保、就业等等。”他坦承这不是共识传媒的长项：“国家的改革在扎实地小步进行，共识网的编辑们的提高，也要扎实地小步进行。”
　　署名李三的撰稿人对周志兴的评价是，“他做事往往别开生面，更能出奇制胜。虽然他没有留洋经历，但具有宏大的国际观，总是能适时地做出调整。老周行事，变是基本规律，虽然经常难以为继，但他总是能开辟一条新路。他的聪明、勤奋、敢想敢干、船小好掉头，对中国当前的舆论环境和媒体发展而言，都是特别需要的，也是特别难的。”

根本停不下来

　　每个和周志兴相处过的人都会提到他旺盛的精力和过人的激情：不管是出差美国还是日本，行程再紧凑繁忙，他也坚持每天写一两千字的日记，当天发出;从海外出差回京，不用倒时差，直接到单位开完会，又接着出门拜访朋友。一年来，他每天早晨6点起床，还未洗漱就开始练习书法;最近又爱上了肖像绘画，甚至由此琢磨着做一个书画作品分享的网站，并且进入软件内侧阶段——从起意到实操，不过一月有余。 　　春节后，他在共识网的APP开了音频栏目《周说心语》，90后编辑们都当他是一时起兴，“没想到真坚持了下来。一分钟说270个汉字，他往往一遍就过。”
　　63岁的他是最早用智能手机的一拨人。他将编辑部的年轻同事直呼“小伙伴”，在微信和朋友圈里经常会用各种表情符号来卖萌。
　　前年，他和好朋友、媒体人何力在香港看了沙叶新的话剧《邓丽君》，激动地想把这部刻着青春烙印的戏搬回北京上演。他的雷厉风行和组织力又一次得到施展。他从自己认识的媒体人、企业人和各行业朋友里找了一帮邓丽君的话剧发烧友，只用48小时排练，删节版的《邓丽君》就在共识堂上演。据说这个“不算专业，但演得卖力”的版本，把作者沙叶新都看哭了。
　　戏散了，这个演出團队从此停不下来，组了微信群“同趣会”。排话剧、搞时装秀、诗歌朗诵、沙漠越野、玩平板支撑，不亦乐乎。“他像海，把我们聚拢和吸收过来，他自己也是个随时进入状态的老顽童。不过大家唱歌跳舞、起劲乐呵的时候，他就在一旁静静看着，把时间和舞台都给这些有才华的表演者了。”会员王秋云说。
　　去年的大梅沙创新论坛开幕式，主持人刚宣布结束，“埋伏”在两侧的论坛工作人员和好友突然出现，走到来宾身边，清唱起云南民歌《小河淌水》，接着是同样旋律悠长的《斯卡布罗集市》和《茉莉花》，让见惯了严肃论坛的学者官员们瞪大了眼、纷纷拍照。最后也参与合唱的政协前副主席张梅颖笑着调侃中改院院长迟福林，“你们搞那么多活动，没一个像这个这么有趣！”——这个前卫的“快闪”念头也是出自周志兴。
　　20年前，他和妻子喻杉在京郊白蛇山下盖了占地十几亩的杉园，“杉”取自妻子之名。灰色的古式建筑共识堂，常年宾客络绎不绝。王秋云说，周志兴对朋友豪气大方，但自己的吃穿并不讲究。他经常跟杉园的客人说他的两个原则，“第一是不脱鞋，永远都不脱鞋;第二是男生可以上山去方便。夏天的时候，我们在葡萄树下坐着聊天，有一次，一堆企业家坐在一起，有个人说想去上厕所，后来我说山上去尿吧，找一棵树，我说我相信你已经很多年没有这种经验了。”
　　他的好友、商人刘道明认为，周志兴是个有智慧的人，“而且他身上有股强烈的被需要感。他想得最多的是，人家能在我这里获得什么。他为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和空间，让不同领域的人找到共同的志趣，能聚、能玩。在这种轻松的氛围里，不同观点的人互相吸取和启发，接受起对方来也相对容易。”
　　去年圣诞夜，儿子出去玩，周志兴在家里喝茶，感到如同自己和母亲的差别，上下两代人变化已经很大。“时代的进步，有时候感觉不到，觉得总是停滞。其实回头看看，轻舟已过万重山。短期看，新的一年里，一定会有很多新的变化。从长期看，历史长河始终会载着时代之船前进，这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