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不容乐观，贸易、工业增加值、用电量、财政收入、贷款等一系列数据远低于预期；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同时减速。世界银行亦披露将中国今年GDP增速预期从半年前的8.4%下调至8.2%。
　　在此情势下，5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此举在情理之中，也是必行之举。
　　然而，如何“稳增长”才是更为重要也是更为困难的关键。
　　可以明确的是，“稳增长”不应再走依赖政府投资的老路，不少人寄希望于经济结构性调整。5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
　　划》，提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正是向这方面的努力。
　　不过，产业结构性调整优化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为困难的事情。从2008年经济危机出现伊始，国内外许多人都在谈论产业结构调整，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四年过去了，哪一个国家找到了？
　　从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来看，只有那些能够改变整个人类自身生活方式的科技和产业革命---蒸汽机、电力和内燃机、无线通信技术、核能、航空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与互联网---才能推动整个社会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但这样的增长可遇不可求，只能是在市场中长期试错的结果，它既不能从各部委的批文中发现，也不能从专家纸上谈兵的言论中实现。
　　所以产业结构调整是缓慢且长期的过程，就目前来说，应该注重的是更为实际的问题。有人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央提出的“结构性减税”上来。可是“结构性减税”是一个更加容易让人混淆的概念，因为所谓“结构性减税”，说的是税“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并不等同于单纯的减税。这样一来问题便接踵而至，如何结构性调整，哪些需要减税，哪些需要增税？至少就短期而言，这些问题暂时不会有解。
　　细看这一次的“稳增长”：既要经济稳定地增长，还不能出现过高的通货膨胀；既要进行经济结构性调整，还要同时进行结构性减税。这一曲四手联弹，谈何容易。
　　可是经济形势的发展不等人，6月1日公布的中国5月PMI指数下滑至50.4；汇丰制造业PMI值降至48.4，连续第七个月处在荣枯分水岭下方。可以说，中国经济目前已经处在十字路口，需要“简而易行”的“短期”措施。
　　如果说“稳增长”的内涵指的是有质量的经济增长，那么如何才能算“有质量的增长”？曾经有位经济史学家说过，在2000年前的古罗马，只有贵族才能去公共澡堂洗澡，而200年前（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普通工人家庭也能去公共澡堂，这就叫做经济增长。换言之，有质量的经济增长就是民生的进步，促民生就是稳增长。
　　只有民生的改进才能提振消费需求。目前中国经济的形势在短期内要刺激投资需求并不乐观。因为中国当下遇到的是“注定要走向萧条的繁荣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真正的治疗方法是通过收入再分配或其他方法来提高消费倾向，从而，使维持一定水平的就业量所需要的现行投资量具有较小的数值”。
　　这是凯恩斯---不是凯恩斯主义者---当年为英国长期经济萧条开出的药方，但对于现在陷于“经济减速—政策刺激—投资过热—宏观调控—经济减速”怪圈周期的中国经济更为适用。
　　简而言之，“稳增长”的着眼点应当在于民生的改进。民生改进不需要政府进行大的财政收支结构性调整，只要在支出方面进行微调，例如增加公共服务投入，如扩大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支出。唯如此，才能释放出更多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使得人民有钱可消费。
　　通过消费的提振，逐步恢复稳健的投资，然后才能寻求结构性调整、结构性减税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