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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半生埋头写小说的人，才知道从心里流淌出的文字是“凝血带泪”的。
记得四十年前，当时我是二十多岁，在西安有一帮人都是一些业余作者，都非常狂热，当时组成了一个文学团社，我给这个文学团社取名“群木文学社”。
当时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一棵树长起来特别不容易，因为容易长歪长不高，一群树木一起往上长的时候，虽然拥挤，但是在拥挤之中都会往上长，容易长得高长得大。
现在陕西很多知名作家当时都是群木社的。那个时候我们条件特别差，但是热情特别高，也不梦想在各单位当什么科长、处长，那个时候很年轻也不急着谈恋爱，一心只是想着文学，一见面就是谈文学，要么就是写东西。
那个时候写东西就像小母鸡下蛋一样，焦躁不安，叫声连天，生下来还是一个小蛋，而且蛋皮上还带着血。从那个时候一路走过来，走到今天，回想起来有喜悦有悲苦，写出来作品就像莲开放一样喜悦，遇到了挫败就特别悲苦，这种悲苦是说不出来的。
上帝造人并不想让人进步太快，当一个父亲从123开始学起，慢慢学到什么东西都会了的时候，这个父亲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并不是从他父亲现有的知识基础上进步，又从123开始慢慢学起。
人的一生确实太短，根本做不了多少事情，即便是像我这样的人，大学一毕业就从事文学工作，我也是一路摸着石头过河，才稍稍懂得一点小说怎么写、散文怎么写的时候我就老了，没有了以往的那种精力和激情。
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整夜不睡觉，一篇散文基本上是一个小时就可以写完，那个时候文思泉涌，现在老了，现在最多写上两个小时，写一下就看看厨房里有没有什么吃的，就坚持不下来，精力和激情就大大消退了。
我在三十多歲的时候，写的时候有一种苦恼，有时候写着写着就觉得没有什么可写的，不知道接下来要写什么东西，为此和许多朋友有过交流。
我在文学圈的朋友交流不是很多，我在美术界的朋友特别多，我的文学观念很多是美术上过来的，有很多现代观念和传统观念都是从西方美术史和中国美术史吸收借鉴的。
痛感在选材的过程中是特别重要的，而在选材中能选择出这种具有痛感的题材，就需要你十分关注你所处的社会，了解它深究它。
中国社会特别复杂，很多问题不一定能看得清楚，好多事情你要往大里看，好多事情又要往小里看。
把国际上的事情当你们村的事情来看，把国家的事情当作你家的事情来看，要始终建立你和这个社会的新鲜感，对这个社会的敏感度，你对社会一直特别关注，有一种新鲜感，有一种敏感度的时候，你对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就拥有一定的把握，能把握住这个社会发展的趋势，你的作品就有了一定的前瞻性，你的作品中就有张力，作品与现实社会有一种紧张感，这样的作品就不会差到哪里去。
这种自觉意识一旦成了一种习惯，你必然就能找到你所需要的题材，而你所需要的题材也必然会向你涌来。我们常常说神奇，其实干任何事情干久了，神就上了身。
我拿我的一个同学来讲，我的一个小学同学，他后来成了我们村的阴阳先生，婚嫁、丧葬、盖房全是他一个人来看穴位和日期，凡是按他看的穴位和日期办事的，事情都很平顺，凡是不按他看的穴位和日期来办的时候都出事了，大家都说这个人是一个神人，但是我了解他，他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对《易经》也不是很精通，为什么他那么内行？就是这项工作干久了，神气就附了体。
写作也常有这种现象，如果你变成一个磁铁，钉子、螺丝帽、铁丝棍儿都往你身边来。当然对磁铁来说，木头、石头、土块就没有吸引力。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文学是记忆的，而生活是关系的，文学在叙述它的记忆的时候表达的又是生活，就是记忆的生活，写生活也就是写关系，写人和自然的关系，写人和物的关系，写人和人的关系。
有一个哲人讲过这样一句话：生活的艺术没有记忆的位置。如果把生活作为艺术来看，它里边没有记忆，因为记忆有分辨，把东西记下来肯定是有了分辨的。
在现实生活中以记忆来处理，比如我和领导的关系，这个领导和我是一起长大的，当时学习一般，为什么后来他当了领导呢？有了这个记忆，肯定就处理不好关系了。
文学本身是记忆的东西，你完全表现的是你记忆中的生活，而生活又是关系的。这两者之间的微妙处，你好好琢磨，你就会明白该写哪些东西，又如何写好那些东西。
因为文学本身就是记忆的东西，你完全表现的是你记忆中的生活，而生活是关系，你就要写出这种关系。现在到处都在强调深入生活，深入生活也就是深入了解关系，而任何关系都一样，你要把关系表现得完整、形象、生动，你就要细节，没有细节一切就等于零，而细节在于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观察。
比如说生死离别、喜怒哀乐，构成了人的全部存在形式，这一切都是人以应该如此或者是应该不如此来下结论，它采取了接纳或者不接纳、抗拒或者不抗拒，实际上从上天造人的角度来看，这些东西都是正常的。
但是人不是造物主，人就是芸芸众生，生死离别、喜怒哀乐就表现得特别复杂，这个人表现的和那个人的表现是不一样的，细节的观察就是在这种世界的你和我不一样、我和他不一样的复杂性中，既要有造物主的眼光，又要有芸芸众生的眼光，你才能观察到每个人的独特性。
人和人之间的独特性，表面上看是人和人的区别，实际上是共有的一些东西，只是表现的方面、时机、空间不一样罢了。
小说是啥？我理解小说就是说话，但说话里面有官腔、骂腔、笑腔、哭腔，有各种腔调，在我理解小说就是正常的跟人说话的腔调，你给读者说一件事情，首先把你的事情说清楚、说准确，然后想办法说得有趣，这就是好的语言，语言应该用很简单、很明白、很准确、很有趣味的话表达出特定时空里的那个人、那件事、那个物的情绪。
这种情绪要表达出来，就要掌握抑扬顿挫。
怎么把话说得有趣呢？就是巧说，其中有一点就是会说闲话，闲话和你讲的事情不一定准确，有时甚至是模糊的，但必须在对方明白你的意思的前提下进行。
就像敲钟一样，“咣”的敲一样，发的是“咣”的声音，接着是发出“嗡”的声音。文学感觉越强的人，越会说闲话，文学史上有好多作家是文体家，凡是文体家的作家，都是会说闲话的作家。
二胡大师拉二胡，弓弦拉得特别慢，感觉像有千斤重一样拉不过来。打太极也是一样的，缓而沉才有力量。写作的节奏一定要把握好，一定要柔，一定要慢，当然这种慢不是说故意的慢，而是把气憋着慢慢地放出去，但是也必须保证你肚子里有气，肚子里没有气也没有办法。
在你保持节奏的过程中，你要“耐烦”。写作经常让人不耐烦，为什么有的作品开头写得很好，写到中间就乱了，写到最后就开始跑开了，这是节奏不好。节奏不好也是功力问题。世上许多事情都是看你能不能耐住烦，耐住烦了你就成功了。
选自《故事生灵》
记得四十年前，当时我是二十多岁，在西安有一帮人都是一些业余作者，都非常狂热，当时组成了一个文学团社，我给这个文学团社取名“群木文学社”。
当时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一棵树长起来特别不容易，因为容易长歪长不高，一群树木一起往上长的时候，虽然拥挤，但是在拥挤之中都会往上长，容易长得高长得大。
现在陕西很多知名作家当时都是群木社的。那个时候我们条件特别差，但是热情特别高，也不梦想在各单位当什么科长、处长，那个时候很年轻也不急着谈恋爱，一心只是想着文学，一见面就是谈文学，要么就是写东西。
那个时候写东西就像小母鸡下蛋一样，焦躁不安，叫声连天，生下来还是一个小蛋，而且蛋皮上还带着血。从那个时候一路走过来，走到今天，回想起来有喜悦有悲苦，写出来作品就像莲开放一样喜悦，遇到了挫败就特别悲苦，这种悲苦是说不出来的。
上帝造人并不想让人进步太快，当一个父亲从123开始学起，慢慢学到什么东西都会了的时候，这个父亲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并不是从他父亲现有的知识基础上进步，又从123开始慢慢学起。
人的一生确实太短，根本做不了多少事情，即便是像我这样的人，大学一毕业就从事文学工作，我也是一路摸着石头过河，才稍稍懂得一点小说怎么写、散文怎么写的时候我就老了，没有了以往的那种精力和激情。
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整夜不睡觉，一篇散文基本上是一个小时就可以写完，那个时候文思泉涌，现在老了，现在最多写上两个小时，写一下就看看厨房里有没有什么吃的，就坚持不下来，精力和激情就大大消退了。
我在三十多歲的时候，写的时候有一种苦恼，有时候写着写着就觉得没有什么可写的，不知道接下来要写什么东西，为此和许多朋友有过交流。
我在文学圈的朋友交流不是很多，我在美术界的朋友特别多，我的文学观念很多是美术上过来的，有很多现代观念和传统观念都是从西方美术史和中国美术史吸收借鉴的。
痛感在选材的过程中是特别重要的，而在选材中能选择出这种具有痛感的题材，就需要你十分关注你所处的社会，了解它深究它。
中国社会特别复杂，很多问题不一定能看得清楚，好多事情你要往大里看，好多事情又要往小里看。
把国际上的事情当你们村的事情来看，把国家的事情当作你家的事情来看，要始终建立你和这个社会的新鲜感，对这个社会的敏感度，你对社会一直特别关注，有一种新鲜感，有一种敏感度的时候，你对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就拥有一定的把握，能把握住这个社会发展的趋势，你的作品就有了一定的前瞻性，你的作品中就有张力，作品与现实社会有一种紧张感，这样的作品就不会差到哪里去。
这种自觉意识一旦成了一种习惯，你必然就能找到你所需要的题材，而你所需要的题材也必然会向你涌来。我们常常说神奇，其实干任何事情干久了，神就上了身。
我拿我的一个同学来讲，我的一个小学同学，他后来成了我们村的阴阳先生，婚嫁、丧葬、盖房全是他一个人来看穴位和日期，凡是按他看的穴位和日期办事的，事情都很平顺，凡是不按他看的穴位和日期来办的时候都出事了，大家都说这个人是一个神人，但是我了解他，他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对《易经》也不是很精通，为什么他那么内行？就是这项工作干久了，神气就附了体。
写作也常有这种现象，如果你变成一个磁铁，钉子、螺丝帽、铁丝棍儿都往你身边来。当然对磁铁来说，木头、石头、土块就没有吸引力。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文学是记忆的，而生活是关系的，文学在叙述它的记忆的时候表达的又是生活，就是记忆的生活，写生活也就是写关系，写人和自然的关系，写人和物的关系，写人和人的关系。
有一个哲人讲过这样一句话：生活的艺术没有记忆的位置。如果把生活作为艺术来看，它里边没有记忆，因为记忆有分辨，把东西记下来肯定是有了分辨的。
在现实生活中以记忆来处理，比如我和领导的关系，这个领导和我是一起长大的，当时学习一般，为什么后来他当了领导呢？有了这个记忆，肯定就处理不好关系了。
文学本身是记忆的东西，你完全表现的是你记忆中的生活，而生活又是关系的。这两者之间的微妙处，你好好琢磨，你就会明白该写哪些东西，又如何写好那些东西。
因为文学本身就是记忆的东西，你完全表现的是你记忆中的生活，而生活是关系，你就要写出这种关系。现在到处都在强调深入生活，深入生活也就是深入了解关系，而任何关系都一样，你要把关系表现得完整、形象、生动，你就要细节，没有细节一切就等于零，而细节在于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观察。
比如说生死离别、喜怒哀乐，构成了人的全部存在形式，这一切都是人以应该如此或者是应该不如此来下结论，它采取了接纳或者不接纳、抗拒或者不抗拒，实际上从上天造人的角度来看，这些东西都是正常的。
但是人不是造物主，人就是芸芸众生，生死离别、喜怒哀乐就表现得特别复杂，这个人表现的和那个人的表现是不一样的，细节的观察就是在这种世界的你和我不一样、我和他不一样的复杂性中，既要有造物主的眼光，又要有芸芸众生的眼光，你才能观察到每个人的独特性。
人和人之间的独特性，表面上看是人和人的区别，实际上是共有的一些东西，只是表现的方面、时机、空间不一样罢了。
小说是啥？我理解小说就是说话，但说话里面有官腔、骂腔、笑腔、哭腔，有各种腔调，在我理解小说就是正常的跟人说话的腔调，你给读者说一件事情，首先把你的事情说清楚、说准确，然后想办法说得有趣，这就是好的语言，语言应该用很简单、很明白、很准确、很有趣味的话表达出特定时空里的那个人、那件事、那个物的情绪。
这种情绪要表达出来，就要掌握抑扬顿挫。
怎么把话说得有趣呢？就是巧说，其中有一点就是会说闲话，闲话和你讲的事情不一定准确，有时甚至是模糊的，但必须在对方明白你的意思的前提下进行。
就像敲钟一样，“咣”的敲一样，发的是“咣”的声音，接着是发出“嗡”的声音。文学感觉越强的人，越会说闲话，文学史上有好多作家是文体家，凡是文体家的作家，都是会说闲话的作家。
二胡大师拉二胡，弓弦拉得特别慢，感觉像有千斤重一样拉不过来。打太极也是一样的，缓而沉才有力量。写作的节奏一定要把握好，一定要柔，一定要慢，当然这种慢不是说故意的慢，而是把气憋着慢慢地放出去，但是也必须保证你肚子里有气，肚子里没有气也没有办法。
在你保持节奏的过程中，你要“耐烦”。写作经常让人不耐烦，为什么有的作品开头写得很好，写到中间就乱了，写到最后就开始跑开了，这是节奏不好。节奏不好也是功力问题。世上许多事情都是看你能不能耐住烦，耐住烦了你就成功了。
选自《故事生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