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斌案背后的拉锯战

来源 :南都周刊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h725bin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念斌和姐姐念建兰两人的证件照。7年前发生在福建平潭的一起中毒案,让念斌前后被判了4次死刑。

  7月4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念斌“投毒杀人案”第九次庭审,这是最漫长的一次庭审,持续了四天时间。
  庭审前一天,作为犯罪嫌疑人念斌的姐姐——念建兰在宾馆面对记者时,没有掩饰自己的忐忑不安,她说“我不知道会是什么结局,这就像是一场赌博。”
  她留着短发,干净利落,穿着打扮更像一个男孩子,为了给弟弟“伸冤”,她将自己从一个茫然而柔弱的女人,变成了一个坚定而执拗的“上访者”。
  她忘记了自我的存在,在对外宣传中,她使用的都不是自己的名字,而是“念斌姐姐”。
  七年时间就在焦虑当中一晃而过,今年,她已经38岁了,至今未婚。面对即将到来的庭审,她的心理十分矛盾,曾经福建省高院对念斌案两次延期庭审,她当时着急了,最大愿望就是法院早一点开庭。现在真正等到了开庭的日子,她又害怕起来了。
  “明明是一个彻底的冤案,但我的弟弟却被判了四次死刑,我已经没勇气承受第五次了。”念建兰说。
  7月4日庭审那天,福州烈日当空,“死磕派”律师杨金柱、伍雷等旁听被拒,多家媒体记者等被挡在了法院门外。法庭内旁听席上一共有48个座位,而两边家属都只领取了三张旁听证。
  在法庭外,念建兰在法院外被一个老年妇女用棍棒追打,据说那是被害人亲属。悬而未决的“念斌投毒案”,将两个家庭都卷入到痛苦和崩溃的边缘。

“择期宣判”


  两个月前,福建省高院刚宣判“福清纪委爆炸案”的犯罪嫌疑人吴昌龙无罪,在念建兰看来,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本次庭审也是邀请出庭证人最多的一次,10名在该案侦查阶段进行讯问、现场勘验及鉴定的警察受控辩双方申请将出庭接受双方质证,另有两名鉴定专家作为专家辅助证人出庭。
  念斌的辩护律师阵容豪华,他们均是中国律师界活跃的“大状”,张燕生、李肖霖、张青松、斯伟江作为念斌案的出庭律师。“死磕派”杨金柱作为“打酱油的”也到了福州围观,但是他未能进入法院旁听。
  这不是本案第一次在法律与权力之间的较量。七年來,中国无数名律师都通过撰文或者研讨会上大声疾呼,认为这是“冤案”。
  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四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没有核准福建当地法院对念斌的死刑判决。
  即便如此,丝毫没有影响到福建法院方面对此案的判决。
  从某种意义而言,这次庭审之于念斌家属和福建相关公权力部门而言都是“最后一次机会”。
  本次庭审中双方依然各持己见,福州检方认为念斌投放危险物质犯罪证据确实、充分,一审判决认定正确;念斌坚称自己被刑讯逼供才屈打成招,但相关警察均表示,当年办案过程“文明合法”,仅对被告人做了“思想政策教育工作”,而念斌当年的咬舌自尽行为,是在“思想工作”后,被告人自行实施的。念斌的辩护律师为其作无罪辩护,指检方指控念斌作案除了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念斌作案。
  但是最大突破在于,警方证人承认当年制作现场勘查笔录时,存在“造假”行为,包括物证准确的取证和笔录所记载时间互相矛盾,现场勘查笔录所记载的笔录制作时间与真实制作时间相互矛盾。
  法院也未回应律师以下发现:侦查人员翁某涉嫌造假,将经过剪裁拼接的同名录像带送公安部鉴定,并把该鉴定报告送到法庭,意图掩盖其刑讯逼供真相;将关键证人陈炎娇的关键证词“做饭菜用的是红塑料桶里的水”刻意隐匿了起来……
  经过了四天的庭审,福建省高院最后宣布——“择期宣判”。

变故


  现在念建兰有些暗自着急——“择期宣判”意味着太多不确定性,她想尽快结束这场噩梦。
  最让她牵挂的是,监狱中的念斌,作为死囚犯,常年身戴死刑枷锁,只能佝偻着腰,浑身关节变得僵硬,疼痛不止,承受着肉体和精神上双重摧残。才三十几岁,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
  “希望命运不要再这么折磨他了。”念建兰说。时光可以“倒流”,命运不能预设,美好生活在七年前已被“打碎了”。
  七年前,念斌没什么远大理想,他租下陈炎娇的房子,开了家食杂店,离他一墙之隔的丁云虾,也开了一间经营品种相似的食杂店。
  2006年7月27日晚上10点多,福建平潭县澳前村夜色已深,丁云虾家里却一片忙乱,10岁大儿子俞攀和8岁的女儿俞悦相继出现腹疼、头疼、呕吐和抽搐等症状,起初家人以为着凉了,用尽了各种偏方,均无济于事。送往平潭县医院后,被诊断为食物中毒,经医生抢救无效死亡。
  当日见到丁云虾的小孩中毒,念斌还曾帮忙叫车送医院抢救,后半夜见丁一家没有回来,还帮她把水果摊收拾好,折起窗户上的遮光篷。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几天后戏剧性地成为“投毒者”。
  福建平潭警方经过侦查,确定是人为投入氟乙酸盐鼠药所致,并认为其邻居念斌存在重大作案嫌疑。同年8月8日,念斌才“交代了作案经过”。
  据警方提供的案卷资料,念斌投毒动机是,2006年7月26日晚,一名顾客来买香烟,被丁云虾招呼到她的店里,抢了念斌生意,因此怀恨在心,想教训一下丁云虾,“让她肚子疼,拉拉稀”。遂于次日凌晨将鼠药投入邻居家的铝壶中,造成了2死4伤。
  而念斌,只是因为被侦查人员所说的“神色可疑”就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
  丁家和念家,本是澳前村的两大姓,其间相互通婚,亲戚朋友重重叠叠,2006年8月10日,当公安人员去封念斌的食杂店,当着百多名村民的面,宣布投毒案成功告破,凶手是念斌。这话犹如一条引线,顿时点燃了两家的仇恨,愤怒的丁家人和俞家人纠集数百人,打砸了念斌与父母、哥哥共居的家。念建兰见状,只得带着父母和侄子匆匆逃到福州躲避。   据当地媒体报道,2006年8月23日,平潭县委、县政府召开表彰大会,对侦破“7·27”投毒杀人案等3起特大刑事案件的有功人员通报表彰,并向3个专案组奖励现金5.6万元。主办此案的平潭县公安局侦查员翁某某,也因此提拔为刑侦大队的中队长。
在被捕入狱后,念斌托人给姐姐带了一封信,他在信中称自己在审讯中挨打:“我生不如死,请相信我没做这件事。”

有罪供述


  跟凯歌高奏的警方相比,恐惧和无助弥漫着整个念家,无法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念建兰手足无措。
  父亲曾经是很能干的人,办过几个工厂,让家里维持不错的经济条件,也曾帮助过很多人。事发后,这位老人每天难以入眠,只能睡两个小时,他最了解自己的孩子,他不相信那是念斌干的。事发四个多月后,他委屈地离开了人世。
  父亲临终前说,这事要是念斌干的千刀万剐也不冤,如果不是他干的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救。
  2007年3月,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本案开庭审理,念斌当庭翻供,“我是冤枉的,公安把我吊起来打,我讲的都是公安教的”。然而,法院并未采信他的庭审陈述。
  在念建兰的内心世界,她不相信弟弟会投毒。在她印象中,“弟弟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从来没有与乡亲发生过任何矛盾冲突,甚至于多说一句话脸就会红”。
  在被捕入狱后,念斌托人给她带出了一封信,他在信中称自己在审讯中挨打,“我生不如死,请相信我没做这件事”。
  2008年2月,福州中院一审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念斌死刑。念斌当庭翻供,并提起上诉。
  他声称没有投毒,口供是被侦查人员刑讯逼供出来的,刑讯方式为吊起来打,采用了“隔山打牛”,即用书垫着上身用锤子打,用竹片插肋间,生不如死,他甚至曾咬舌自尽。最可怕的是,翁某还扬言将他老婆也抓进来,这让他极为恐惧,害怕老婆受到牵连。
  死刑的消息对念家而言,犹如晴天霹雳,当时念建兰正在福州的医院做阑尾炎手术,还没拆线就赶到法院,匆匆拟好上诉状让念斌签字。上诉状送至福州市中院后,从没出过远门的她揣着手术后仅余的2000元钱,坐火车赶至北京,多方寻觅之下找到了律师张燕生。七年来,张燕生一直坚持为念斌作无罪辩护。
  同年12月,福建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福州中院重审。

美丽的谎言


  念建兰说,她的性格并不是一个坚强的人,在弟弟身陷囹圄、父亲在恐惧和委屈中撒手人寰的时候,她都忍住悲伤,因为她知道自己是这个家庭唯一的力量和希望。
  她的希望来自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个世界一定有讲理的地方”。尽管好几次她都感觉自己“被抽空”,但这种信念一直支撑着她。
  2009年6月,当福州中院再次判处念斌死刑时,她接到张燕生律师的电话,她彻底崩溃了。
  她茫然而麻木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感覺自己生命进入“倒计时”。两个哥哥得了癌症后撒手人寰,留下了四个孩子,弟弟念斌本来承诺要照顾好侄子,结果自己又入狱,这将父母推进了绝望的境地,最后父亲又离开了人世,这连续的悲剧让患食道癌的母亲终于支撑不下去,疯了。
  她努力维护着这个已经支离破碎的家,念斌被逮捕时,他的孩子才四岁,孩子是看着爸爸在饭桌上被警察带走的。
  为了害怕孩子有心理阴影,她一直隐瞒着这个秘密,欺骗孩子说爸爸去国外打工了。这是一个极容易露出破绽的谎言,她在谎言和真相面前左右为难,最后选择的方式就是回避。
  这让她现在想起来很后悔,“童年很短暂,我们那时候根本没有顾忌孩子的心灵。现在这孩子缺乏安全感,不愿意跟人说话。这个案子伤害到他了,伤害到我家几代人了。”
  张燕生律师也参与了进来,她每次到英国看望女儿或者出差,都会模拟念斌的口吻写好一封信,带到英国,最后在英国连同买好的玩具再寄回来,这样不至于让孩子起疑心。
  维护这个秘密是极为艰难的,它的信心是建立在“念斌不会判死刑”的根基之上,如果念斌放出来了,对孩子而言,这是最完美的故事结局。
  事与愿违,司法现实不停打击着这种美好的期待。七年里,念斌四次被判死刑,这对谁而言都是挑战心理承受能力的极限,念建兰也一次次在希望和绝望的交织中度过。
  最值得安慰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将死刑复核权收回,并且在2010年10月28就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死刑不核准裁定。
  这让念建兰再次燃起了希望,她辞去工作,全身心投入,多次到福建当地各级部门,包括奔赴北京上访,打击接踵而至。但福州中院在没有任何新事实、证据和理由情况下,于2011年11月24日第四次判处念斌死刑。
  在法庭上,念建兰情绪失控,她当庭声泪俱下大声控诉法院让自己家破人亡。
  这也是念斌第一次知道父亲已经去世了5年,此前他一直被蒙在鼓里。双重打击之下,他回到监所即病倒,后来他写信告诉姐姐:“一次次被判死刑,要得了我的人,征服不了我的心。”

从理性到非理性


  念建兰这些年为弟弟“伸冤”,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媒体和法律界成为重要声援力量,希望福建相关部门能在念斌案当中体现司法精神。   她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已经让相关部门备感压力,反作用力开始出现了。
  张燕生律师承担着同样的压力,在庭审当天,法院外被害人亲属多人身披特制黄色挂袍,在法院门口一字排开,打出横幅骂她是“凶手律师”,并“谴责媒体和凶手律师联合”……
  “感谢他们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张燕生律师自嘲道,她已经习惯于这样的场面。
  七年来,她一直都是念斌案的代理人,作为法官出身的律师,她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她开玩笑说:“我是一步步被套牢的,被绑架了。”
  张燕生律师是地道的北京人,在她的认知中,平潭县是一座不起眼的边城,她一辈子都不可能到那个地方去。
  对于弟弟的案子,念建兰向她表明了决心:“拼死也要闹一个水落石出,绝不袒护我弟弟,如果真是他干的,就该处理。如果不是他,我也绝对不允许他们把我弟弟的生命夺走。”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一下打动了我,就是这种人性的感染力,非常强烈地触动了我,”张燕生律师说。
  她认为律师查案件跟考古学家极为相似,不存在个人感情,只是一种挖掘,她不断地发现了这个案件问题。
  在最初时,她对该案充满了信心,她自我评价是“特别能理解别人的想法,逻辑能力很强。”经过实地调查和严密的分析,她发现了很多细节问题,而且“抓一个是一个”。
  “我看案卷的时候和预审人员是有对话的,跟制作这些东西的人内心上是有沟通的,”张燕生律师说,她很享受这个推理的过程。
  在福建省高院二审时,案件审理得非常平顺,法官也很有水平,感觉胜利就在眼前了。
  那次开完庭,他们开着车回来的,一路上有说有笑,半夜还在江边给念斌放了許愿灯,当时非常开心。果然福建省高院判决是“发回重审”。
  这极大刺伤了受害人家属的心理,二次庭审时,法庭上就出现了闹庭现象,扔瓶子、骂人……张燕生律师听到了对方用方言骂了她一句“X你妈”,所有人都怔住了。
  从那以后,理性的庭审氛围就没有了。
  她曾经将公安机关编造的事实,列成一个表格,让念建兰去举报。此事招来了反抗,网络水军开始了对她公开的谩骂。曾经百度搜索她的名字,显示的信息都是好的,从那以后都是对她的负面。“杀人犯律师”、“无良律师”、“丧失职业道德的律师”……
  对此,张燕生都能保持平常的心态,她很理解对方的心情,但是她认为在生命和尊严面前,这些不足挂齿。
  “能鼓舞我坚持下去的,很大程度上是我带给了他们(念家)的希望。他们信任的眼神、对你的敬慕和感谢,都是由衷的。他们无助到把你当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抓住,只有你能帮他。这时候会有一种使命感。不断的新发现也会给我一种使命感。”
  2010年4月,福建省高院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裁定维持对念斌的死刑判决,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那是她律师岁月最难忘的片段,她和念建兰都不敢接对方的电话,有一次,念建兰在电话里疯狂地哭,她说:“那声音太扎心,受不了。”
  她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差不多,她说法院当时也相当于判了她的死刑,希望破灭了。所以,她不敢跟任何人提这个案子,“一提就哭”。

死磕


  作为一个法律人,张燕生认为公安机关所有的漏洞是明摆着的,但是法院居然可以视而不见。在一次公开的演讲活动中,她的题目就是《刑辩的绝境》,以此表达自己的痛苦。
  “一个人的正义不能伸张是非常痛苦的。这就是我的痛苦。不要说人,连猴子都知道要公平。作为法律人,我需要的鼓励是,发现了真正的问题,能得到纠正。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鼓励。到头来发现,所有东西都是违背良知的,没有公正感可言,内心是一种扭曲,人性的扭曲,非常痛苦,摧残一个人的良心。”
  说这段话的时候,眼前这个坚强的女人,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
  她说:“这种痛苦是本能的,就像是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不认识的人在他身旁死去时触动的痛苦。这种痛苦不需要教化。人类经历了百万年,生存下来,需要这种同类间的同情和帮助。”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起,她发誓要 “死磕到底”。
  她坦言,“刚开始我计划跟念家收10万元,后来降到五万,最后我说不要钱了。这时,死磕已经是我本人的需要了。我自掏腰包买机票,也会给其他愿意过来的律师买机票。”
  她将自己比喻成一只猴子,看到同类被一群狼包围着,唯一能做的就是死磕。
  最让她感恩的是,她发现这一次她不再是“孤军作战”,更多律师参与到这个案件当中。2012年1月,北京曾举行了一次念斌案论证会,中国众多重量级专家和律师均到场。同年8月,多位知名律师组成念斌案的律师团,陈有西、钱列阳、李肖霖、朱明勇、杨金柱、张青松、斯伟江等律师均为重要成员。
  在7月份的庭审之中,她和斯伟江、李肖霖等几位律师配合,有人唱红脸有人唱白脸,现场固定了几个关键证词。
  念斌压抑多年的情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他说“原来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这次庭审其间,在张燕生入住酒店没多久,就来了几拨相关部门的人到酒店调查入住情况。在法庭休息时,也曾有人威胁她,“张律师,我告诉你,你们今天必须走!今天晚上有人会抄你们的老底。今天不走,明天就甭想走了。”
  对此,她只是回答了一句“谢谢你”。
其他文献
释义:指拥有大批粉丝、被指控有在网络上造谣、传谣嫌疑的微博大V。  出处:因编造散布7·23动车事故赔偿外籍游客2亿元、雷锋生活奢侈、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等谣言,北京尔玛互动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创办人杨秀宇(网名“拆二立四”)、前员工秦志晖(网名“秦火火”)及公司其他2名成员被北京警方抓获。据媒体报道,下一步,警方将调查与“秦火火”协议转发微博的大V。一时间,“大谣”成为官媒火力的众矢之的。  官方这一
我在周末穿上了西装去当招聘主考官,因为人力资源部说要穿正装以示端庄。回想起上一次穿西装,已经是5年前结婚时。中国人讲究仪式感,所以你看不到哪个新郎或面试官是穿大裤衩的,但在内心里,即便西装革履的面试官,只怕亦不喜欢包裹得跟粽子一般的应聘者。多年前,我在北京招主持人,面试完一班北广学生之后,选了一个胸口最低、露出半壁斜阳的女生。  不是每个人都注重仪式。10年前,我离开广西赴广州,为给新同事留下好印
马可·波米奥还记得2006年6月的那个周日早晨。  波米奥是一所学校的校长,业余时间还兼职登山向导,所以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正跟当地一家新成立的导游团体一起,在高山牧场上进行祈愿活动。“突然之间风起云涌,”波米奥回忆道,“通常来说,那是下雪的先兆。但当时可是6月!”然后他们发现,那并不是雪,而是漫天的岩石碎屑与尘埃:在他们眼前,有一部分山体已然崩塌,正轰隆隆地翻滚而下。  山脚下坐落着瑞士小镇格林
“离婚”对新闻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鲁伯特·默多克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位已经有过三段婚姻的传媒大亨马上又要恢复单身了。6月13日,82岁的默多克以“关系已无可挽救地破裂”为由正式向法院提交了与妻子邓文迪离婚的申请。  14年前,默多克为了邓文迪与第二任妻子安娜·托芙离婚时,被分走了17亿美元的财产,包括1.1亿美元现金,是当时“分手费”最高的一宗离婚案。这一次,老爷子的算盘早早打好,资产瓜分大战
去博物馆拍婚纱照,上图书馆参加亲子活动,在美术馆约会,虽然有些“不务正业”,却未尝不是一种另辟蹊径的感受和体验文化生活的方式。    从2008年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实现全面免费开放到今天已经三年,越来越多人愿意去博物馆,可大多数是隔着玻璃看看展品,然后在门口拍张照片,能做的事确实少之又少。  而在国外,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所都在提倡休闲化娱乐化,在我们看来有些“不务正业”,却正是人家视之为发挥博物馆
中国的汽车市场,度过了两年史无前例的繁荣之后,突然失去了动力。形势的突变考验着上海通用高层的决策能力。  按照规划,到2015年年底,上海通用将达到200万辆的年销量,依靠现有的营销体系,已经无法实现这么高的销售规模。  如何实现跨越?在今年2月迈锐宝的上市仪式上,上海通用副总经理蔡宾隐晦给出了答案:上海通用在酝酿体系上的变革。随后的上海通用经销商年度大会上,别克品牌的营销体系率先动刀,从6个销售
Navimate  潜水电脑  Navimate为潜水爱好者放出了一台可以佩戴在手腕上的电脑。它的造型像一个大号手表,能精确记录你的经纬度,并绘制一幅详细的水下地图。如果你有同伴,它还会标出他们的位置,并记录你的航线。要知道,在海中迷路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Atomic Aquatics Split Fins Pro  脚蹼  这双脚蹼非常轻捷,却可以提供可观的持续推进力,并减少对氧气的消耗。它采
莫愁头顶许多耀眼光环:名牌大学博士研究生、国际知名教授的学生、写得一手漂亮文章的科普作家、国际学术论坛上的英文演讲者、活跃的校园活动组织者……再罗列下去,估计会被定性为炫耀帖了。  江湖有传言:大专生是赵敏,本科生是黄蓉,硕士生是李莫愁,博士生是灭绝师太,博士后更可怕,是东方不败!”   “世界上有三类人,男人、女人、女博士”。   大家也许想象不到,这个学术女既像古灵精怪的黄蓉,又像单纯脱俗的小
领导们经常喜欢说一句话,叫做“守土有责”。也就是要求大家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像保卫国土一样神圣,一样责任重大、不容有失。这样来提升责任感,当然没错。不过糟糕在于,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角度来看,真实意义上的大片国土,其实已经“沦陷”了。“守土”二字,现在变得令人尴尬、沉重和酸楚。  这里说的“沦陷”不是说外敌入侵攻城略地,而是说土壤污染。农药、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重金属、垃圾,甚至放射性材料等等,经年累月
近农夫山泉与北京媒体之间的“华山论剑”,引起了人们对于新闻伦理的思考,也让我想起了台湾的一些旧事。  上个世纪70年代,曾是台湾首富的王永庆投资入股《联合报》,但两年后又匆匆将股份卖出,不是因为报纸不赚钱,而是悟出了道理:“办报容易得罪人”,“弄不好的话是要杀头的”,还是老老实实做生意赚钱就好。  在戒严时期,台湾记者固然没有充分的新闻言论自由,但有笔如刀,人见人怕。记者被称作“文化流氓”,用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