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散文，有种种区分。先说文体之分。现代以来，文学上流行四分法，即诗歌、散文、小说及戏剧。这其中不属于诗歌与小说及戏剧而又具有文学质素的，都归入散文。如此散文中就不止一体，而是多体共存。与传统相比，有些文体仍然延续下来，如日记、书信、游记、传记等。有的则有了变化，比如小品与随笔。当然也产生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文体，如杂文、报告文学等。
　　再说纯散之分。朱自清在散文集《背影》的序中说：“中国文学向来大抵以散文学为正宗；散文的发达，正是顺势。而小品散文的体制，旧来的散文学里也尽有；只精神面目，颇不相同罢了。”这里的散文学与纯文学相对，而为体现文学质素，作者特地标举了抒情散文。“我只觉得体制的分别有时虽然很难确定，但从一般见地说，各体实在有着个别的特性；这种特性有着不同的价值。抒情的散文和纯文学的诗，小说，戏剧相比，便可见出这种分别。我们可以说，前者是自由些，后者是谨严些。诗的字句，音节，小说的描写，结构，戏剧的剪裁与对话，都有种种规律（广义的，不限于古典派的），必须精心结撰，方能有成。散文就不同了，选材与表现，比较可随便些；所谓‘闲话’，在一种意义里，便是它的很好的诠释。它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别。”作者所说的纯散之分，是着眼于抒情的。从表达来看，散文也有抒情、叙事、说理之分，但抒情却显得格外突出。
　　所谓的纯，从行文上看多指文中的抒情。或许正是念念不忘散文之纯，才有抒情散文的长足进展，直到形成了杨朔模式。杨朔把散文当成诗来写，就是过于看重抒情。以为只有如此抒情，才是文学意味的散文，即纯散文。至于让小事情攀上大主题，仍旧想由小而大。但不是小中见大，因为那种大往往是人为的强加。其实散文的纯与不纯，并不取决于文中抒情的多少。文章写作，大都有情感的投入。情感作为一条线索在文中有隐有显，但大多情况下仍是隐多于显，即为间接抒情。若以抒情在文中的多少来作为纯与不纯的区分，则是一个不无简单的做法。抒情只是文章构成的一种质素，正如在表达上，抒情也只是方式之一。散文中的抒情与叙事及说理，往往各有侧重，又互为交叉。抒情越多，好似文学的质素越丰富，这也只是大致如此，因为还得顾及限度。若是越过了限度，则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至如滥情煽情之类，更不可取。
　　散文中，除纯散之分外，又有广狭之分。孙犁在《关于散文》中认为：“随便翻开一部古人的文集，总是分记、序、传、书、墓志等等门类，其实都是散文。”而在《读一篇散文》中又说：“历代大作家的文集，除去韵文，就都是散文。现在只承认一种所谓抒情散文，其余都被看作杂文，不被重视，哪里有那么多情抒呢？于是无情而强抒，散文又一变为长篇抒情诗。”除韵文外，众多文体都是从散文中分化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散文颇有母体之义。但散文虽可催生出文体来，其本身仍是一体，即一种极富弹性的文体。狭义的散文，即抒情散文，不见得就能代表散文的写作。余光中在《不老的缪斯》中说：“散文分狭义与广义二类。狭义的散文指个人抒情志感的小品文，篇幅较短，取材较狭，份量较轻。广义的散文天地宏阔，凡韵文不到之处，都是它的领土，论其题材则又千汇万状，不胜枚举。”散文有着广大的包容，本不必定于一尊。若这样来看待散文，才有更多写作上的可能。至于散文的纯散之别，仍可依据文学的质素，而不是在文体上趋于一律。如果说小说是以文体的纯来表达心灵的丰富，也即是以一来包容多；那散文就是由多归一，即不同的文体都可用来表达丰富的心灵。比如应用文中的写作，若一样有较好的表情达意，仍可回到散文中来。
　　散文之分，还可从言说的方式上看出来。朱光潜在《论小品文》中说到：“我常觉得文章只有三种，最上乘的是自言自语，其次是向一个人说话，再其次是向许多人说话。”作者的看法，自是涵盖了整个写作活动而言的。但不妨以散文为代表，因为散文的文体，正是有着最大可能的涵盖。第一人称的写作，凡所观感，都源于一个心灵的独语。比如何其芳的独语，其可贵正在于个性意识的觉醒。行文中所要表达的不再是代圣贤或代什么立言，而是一个敏感心灵的独白。文中多有第二人称的，在现代散文中也颇风行，那就是有别于独语体的闲话体。其实周作人、林语堂等，都甚为关注这种闲话文风或家常文体。闲话不是散漫的谈话，而是基于心灵的沟通。擅长于闲话的，都是心中存有一个交谈的对象。那是一个虚拟的对象，却可与作者展开交流。闲话风的散文，只不过是心灵向外迈出了一步，从而渴望在现实中有所沟通。若是交流的对象过于宽泛，就转为面对第三者的他了，那显然是多数。而有所言说，往往视说话的场合而定，甚为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