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时的文化圈，大凡有些年纪、带个头衔的人，不是被捧为“国宝”，就是被称作“大师”。笔者看了常常暗自窃笑，这些人实在是孤陋寡闻，没见识过真正的“国宝”和大师。余生也晚，但有幸在十年浩劫后进入大学，仍得以亲聆了不少大师的教诲，其中印象最深的则是苏渊雷先生。
　　苏先生不是一般的学者，而是“文史哲兼擅，诗书画三绝”的才子。他平生治学，力主融通，批判综合，兼收并蓄，熔文史哲于一炉。其中《名理新论》被太虚法师赞为“古今中外，学识淹贯，文笔条畅，乃一时杰作”。
　　苏先生尤精于佛学，晚年任全国佛教协会理事，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著有《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整理出版了禅宗要籍《五灯会元》，并留下半部《中国禅学史》，未及完稿即被病魔夺去生命。
　　苏渊雷自幼受外祖父徐笛秋熏陶。年十三，入读南雁荡山的会文书院，曾亲炙朱自清和词学家夏承焘，诗词造诣极高，为诗风格近元白、渔洋。钱钟书评曰：“发而为言外者，欲兼珠玉与剑气；蕴而为意内者，欲兼情韻与理趣。”
　　1986年，我大哥和苏先生一起随中国佛教代表团访日。大哥回来后告诉我：“日本高僧个个能吟诗作画。这次亏得有苏老师口占成章，称心而出，为中国佛教界挣回了面子。”苏先生博学多才，自称“余事书画，寄其逸兴”，属学者书法文人画。特别是行草俊爽飘逸，“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
　　先生晚年尤好以鸡毫笔作行草书，风韵别具，为海内外书家推崇备至。我去国前夕，先生让师妹沈诗醒送来若干幅书法作品，说是“流落海外，倘生计无着，或可变卖糊口”。
　　考入华东师大就听说，本系教授苏渊雷就是编选《李杜诗选》和《元白诗选》的苏仲翔（先生字仲翔）。我年轻时喜爱唐诗宋词，尤偏爱李白和白居易的诗，于是就登门拜访苏先生。那时的学生不懂什么规矩，想到要上哪位教师家拔脚就去，从不预约，教授们也不以为意。敲开苏先生的门，一位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的矮个子老人出来开门，这就是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他把我让进兼作书房的客厅坐定，屋子十分仄逼，但环看屋内，琳琅满目，都是书画，书卷气迎面扑来。满屋盆栽，那傲霜的菊花更倜然有凌轹秋芳的情致。笼中蓄着一只德国芙蓉，羽毛茸茸，作殷红色。鸟语花香，构成娴静雅适的境界。记不得第一次会面谈了些什么，记得苏先生浓重的温州口音，声细而语调悠长宛转，初听仿佛唱戏一般。
　　后来对佛学有了兴趣，往苏先生家就跑得更勤了，我们慢慢熟稔起来。断断续续地从苏先生的闲谈中了解了他传奇的一生。1926年，苏先生还在中学念书就加入了共产党。“四一二”清共政变后被捕入狱，判刑19年，直至1934年被保释出狱。在狱中7年发奋苦读。有一次，我问先生是哪所大学毕业的？他笑答：监狱大学。出狱后与钱俊瑞、徐雪寒等创办新知书店。抗战时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与贺麟、冯友兰一起教哲学课。此时他虽已脱党，却始终不渝地呼吁民主，反对独裁，为当局所嫉忌。到共产党坐天下时，却成了右派，流放东北边城数十年。“文革”中复遭冤屈，红卫兵逼他跳楼自杀。
　　苏先生曾对我说：“读书明理。这种疯狂的年代岂能长久。当时我如果自杀，这几十年的书不是白读了？”1971年10月被勒令退休，遣送还乡。1979年沉冤得白，重返华东师范大学。
　　苏先生一生喜交友。抗战时就曾辞去教职，在重庆北碚及上清寺开设“钵水斋”，又卖书，又卖酒，还办学术讨论会，成为当时陪都文人们的“精神家园”。由此结识了章士钊、沈尹默、柳诒徵、谢无量等耆宿大儒。先生为人豪爽，襟怀坦荡，国内文化圈内名人，如宗白华、徐森玉、赵朴初、傅抱石、吴湖帆、钱钟书等，几乎无人不识苏仲翔。
　　先生贪杯，每顿必饮，且非高粱酒不过瘾。有一次，我请他给青年史学社讲演。那天下午大家足足等了一个小时，还不见他来，我不得不让同学去催请。原来老先生中午喝酒，多贪了几杯，故而迟到。他在醺醺然的状态下，手舞足蹈，滔滔不绝地讲了近两个小时，广征博引，出神入化，此时我们方知何为饱学之士。
　　政治风波后，我赋闲在家，反倒和苏先生来往最多。我埋首撰写《中国佛教文化论稿》，常向他请教，先生还亲为拙著作序。后来苏先生和我邀集上海的几位学者在静安寺办了个“禅学沙龙”，每月一次谈禅论道。
　　和苏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是我出国前夕，约了他和王元化先生一起到我的新居“退思书屋”喝酒话别。他慢悠悠地喝着酒，不时放下杯子，听我们慷慨陈词，面色平和，仰脸，眯眼，远望。虽然苏先生去世已经16年了，但此情此景，依然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