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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1日，吴幼坚的儿子郑远涛接受广州电视台采访，成为广州第一位在电视上公开自己同性恋身份的人。
2005年11月，吴幼坚以同性恋者母亲的身份出现在南方电视台的节目当中，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媒体上公开支持同性恋者的母亲。
11月24日，周六，广州梅花村的早晨，一幢上世纪60年代建的老楼，剥蚀的墙面露出数方红砖，一棵野杨梅树紧贴楼体而生。郑家三口住在一楼一套50平米的房子里。
郑远涛靠在他的床上，手里捧着一本英文版《战争与和平》，桌上的乳白色音箱里传出意大利花腔女中音切奇莉亚·芭托莉的歌剧唱段。
与郑远涛房间一墙之隔，他的父亲郑成波坐在床上翻阅《知音》杂志。床边是一个变了形的大号塑料矿泉水瓶，瓶里装的是啤酒。看几页，他就喝上一口，一天要喝4瓶。豆豆在他面前望着他，时不时用脚挠挠耳朵。豆豆是条小土狗，郑成波前段时间没和家人商量，花了80块钱把它带回家。
郑远涛的母亲吴幼坚站在另外一个房间的床前，用数码相机给房间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床占去了绝大部分空间。她多数时间住在离家不远的工作室。卧室的各面墙上都挂着照片，大多数是她的个人照，其中一张是裸照，照片中，一袭红色轻纱绕过脖颈，从胸前垂至脚踝。
“咚咚——”敲门声响了，“叔叔——”几个小女孩站在门前喊。
吴幼坚打开门，郑成波把豆豆从房间里缓缓抱出来，递到小女孩手上。他轻轻捏了捏一个小女孩的脸蛋，说：“你最调皮了。”小女孩高兴地抱着豆豆坐到门外小区的椅子上。阳光下，豆豆温驯地让她们抚摸。自从豆豆来到这里，小区的孩子经常来和它玩耍。星期六，小区里到处都是孩子，以及陪在他们身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中午，吃完午饭，吴幼坚回到她的工作室，冲一杯加奶的咖啡，打开电脑。
她电脑里不乏电子邮件，其中包括采访邀请函，最近的一封来自某省级电视台，请她录制2008年元旦特别节目，希望她以同性恋者母亲的身份出现在镜头前。
八年前
邦远涛已记不清向母亲吴幼坚“出柜”(公开同性恋身份)的确切日期。模糊的记忆现场大概是1999年4月的一个夜晚，红棉花已经开了。
那天夜晚，吴幼坚给儿子说了说自己的一些感情经历。“其实没有准备好就在当天跟妈妈说，只是和妈妈聊得比较投入，就借着这个机会跟她说了。我了解家人，不会因为说了这些而被逐出家门啊什么的。”郑远涛回忆。
吴幼坚坚持说，她当时听了儿子这些话之后“并没有感到什么惊讶”。“我说，是不是现在你还没有遇到优秀的女孩子值得你爱，如果你将来遇到一个优秀的女孩子呢?你还没上大学，大学里可能有呢?或者再晚一点，工作的时候就遇到了呢?儿子说，我不可能因为对方优秀就爱上她的。他打比方说，妈妈你有很多女朋友，你会不会因为她们优秀你就爱上她们呢?他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了。”
吴幼坚关心儿子，问，喜欢男人的男人不是很多吧，又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好不好找呢?
高三学生郑远涛觉得，自己还小，不着急。“儿子对我说，异性恋就很容易找吗，有的人找了一辈子也都没找到合适的人。”
过了几天，吴幼坚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丈夫郑成波。“我一点都不害怕，如果我害怕的话，当天晚上就告诉我先生了。”
这是这个家庭的习惯，母亲是儿子与父亲之间沟通的桥梁，父子之间的话由母亲传达。
“他总是跟他妈妈说的，男人之间，这样的事情不好说。”郑成波这样说。
郑成波听到这些，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但也没有觉得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情。
“男的喜欢男的，历史上也有。为什么喜欢?说不清楚。即使是异性之间，一个人为什么喜欢另一个人，也很难说得清楚。我有个女亲戚，身材好又有文化，但她的老公却跟保姆好了，这怎么说?男人喜欢男人也一样，很多事情是别人没办法理解的。像张国荣那样，人又帅又有钱，男的女的都喜欢，挺好的啊。”这是郑成波在八年后说的话。
八年前，听妻子转述了儿子的话之后，郑成波说，他现在还小，没有定型，长大以后会转变的。
“现在媒体都问我当时有没有压力啊，其实这些都是媒体设想的压力，我当时都还没见到什么具体的压力，如果说他当时马上要就业了，遇到因为是同性恋而不好找工作什么的，我可能会考虑一下，但没有什么具体的压力摆在面前啊。”吴幼坚有些激动地说。
“我最烦别人非要把什么痛苦啊、挣扎啊、反思啊强加在我身上，真是受不了。有家媒体在给我的电子邮件里说，同性恋对于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什么叫不言而喻?我看到这些就烦，好像把结果就给你定死了，好像你们这些父母一定会怎么怎么样。一个网友在网上对我说，你的儿子是同性恋，是不幸的，你作为同性恋的母亲，你也是不幸的，你应该告诉其他母亲，以你的经验，如何防止同性恋的产生……凭什么说我不幸，凭什么说同性恋就是没教育好产生的?真是气人。”吴幼坚越说越激动。
郑成波考虑过，会不会存在对儿子后天影响的问题。他思考的结果是——没有。儿子小时候，既没有被当成女儿来装扮，也没有发现他遇到过什么不良的引导……
郑成波甚至想到自己。“我小学的时候也很崇拜一个男同学，足球踢得真棒，人又很好，我都把他写到自己作文里了，但这是对一个男人的爱慕吗?小学生哪懂得什么爱啊，还有，我喜欢女同学啊。”
不管自己怎么考虑，眼前的事实是，儿子是喜欢男人的。
“柜”里来的人
郑远涛房间的书架上满是书和碟，中外文皆有。他在大学里学的是英文专业。“从小对文学艺术比较感兴趣，还经常跟外公谈谈历史。”
桌上一盘林忆莲的CD比较显眼。“这次从北京回到广州，到香港看了林忆莲的演唱会，才唱了两小时，有些短。”他会听周璇、李香兰，这些年代久远的女歌星。黄耀明，他是喜欢的，一个同性恋歌手。
郑远涛在明白自己的性取向之前，已经了解同性恋是怎么回事了。他没有许多同性恋者曾有过的感觉——全世界就我一个人和别人不一样。
“小学的时候，喜欢电影，在广州能看到香港的电影杂志，杂志上会说到香港的同志电影节，这也是了解同性恋的途径，知道了很多关于同性恋的信息。”
郑远涛说话柔和，声音有磁性，彬彬有礼。“小时候没变声音之前，我说话听起来有些像女孩子。”
很多男孩子小时候喜欢玩枪玩炮，“但我不喜欢，我喜欢毛绒玩具和洋娃娃。”
郑远涛读小学的时候，对自己的性取向朦朦胧胧，进入初中之后，越来越明白。“上体育课的时候，男生湿透的衣服，突出来的胸部轮廓，会吸引我，有时候还开玩笑地用支笔把他们的衣服撩开。”郑远 涛笑。
悄然而至的青春期，当许多男生在梦中与异性云雨一番而遗精的时候，“我的梦中出现的是男生。”郑远涛说。
郑远涛高中的时候，有位女生与他很要好，经常在一起。“两人的学习成绩都很好，不是他第一名，就是她第一名，不相上下。我和先生注意到他们俩关系密切，心里觉得挺好的。”
“其实那个女同学有男朋友，我只是和她有共同的兴趣，聊得来。”郑远涛说。
吴幼坚和郑成波以为，儿子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处在恋爱之中。实际的情况是，早在父母之前，郑远涛已告诉这位女孩子，自己是同性恋。“我对她的喜欢是友情，不是爱情。我有很多要好的女同学，都是这样的。”
高一的时候，一位身材高大的男生成为了郑远涛的同桌。“喜欢他的性格，放得开，勇于承担，不会有什么畏惧，爽朗，和我很不一样。”
远涛陷入了对这位男生的迷恋。“当时并不是想追求他，只是想表达我喜欢他，因为我知道他完全是异性恋。”
他决定向这位男生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意。于是，他给他写了一封信。
写信的结果是，“他还是比较害怕”。这位男生告诉郑远涛，他将信撕掉了。“他并不是忿恨，而是怕别人看到，特别是怕被他爸妈看到，对我不利，他愿意为我保留这个秘密。”
后来分班，一个理科，一个文科。
“当时他避开我，难过是有的，但也比较理解，自己会有些孤独感，也会和女性朋友说自己的心情，但高中比较忙，也没去想太多。”
这个男生开始拉开与郑远涛的生活距离。后来，两人各自上了不同的大学，渐渐没了联系。
郑远涛在广州外语外贸大学英文专业就读的时候，以自己的经历为原型，写了一篇英文小说《The Last Night》(《最后一夜》)。这篇小说打动了教他们作文的英文老师，老师让他在全班面前宣读。“读的时候。紧张，声音都是抖的，好在还是读完了。”当时，他还没有对大学同学“出柜”。小说读完，“有些敏感的同学猜到了。”
男朋友们
进入大学的郑远涛，通过网络认识了很多“同志”。读大二那年，他与从事美术设计的“扬”相爱了。
吴幼坚和郑成波不久就知道儿子有了男朋友。吴幼坚生日那天，“扬”买花前来祝贺，算是与家长见面。
“他的男朋友来到家里，就当是朋友，热情招待聊天，不谈这些事情(同性恋)，谈普通的家长里短，这样也不尴尬。”郑成波说。
在了解了“扬”的一些情况后，吴幼坚觉得他俩在一起很合适，“我挺喜欢这样的孩子。”
事情并没有在吴幼坚想象的轨道上前行，“扬”在跟郑远涛相恋不久后，又交了一个女朋友。“扬”自己说他对女与男的兴趣是三七开，他是个双性恋。“扬”来自一个军人家庭，他的父母不会接受他的同性之爱，他说他会选择与女性结婚。
“他甚至说他可以背着女朋友和我保持关系，这把我当成什么了。”郑远涛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决定结束自己的初恋。
这段感情对郑远涛打击很大，他说，在与“扬”分手的那个暑假里，为排遣郁闷，他走马灯似的跟多个男性来往，其中不乏一夜情。
不过，这样的日子止于那个暑假。
“单纯的性满足重复下去没多大意思，缺少回味和温暖。”郑远涛认为同志本身需要自尊与自爱。
过了两年，郑远涛已经工作。他有了新的男朋友，他与在广州一所高校当外教的新西兰青年“森”相爱了。“森”，比他大15岁。
“他既然喜欢这个人，也不好反对，主要还是尊重他的意见。”郑成波说，“如果年龄相当自然好了，不相当也不反对，他成年了，这是他的自由。”
“森”的母亲从新西兰来中国时，与郑家三口见了面。广州流花湖公园，两家人同游，这在同性恋者世界里是难得一见的景象。以往学过些法语英语的郑成波能与“森”的母亲简单交谈。新西兰老太太兜里放着几张便条，是刚学会的中文会话，不时拿出来说上几句。
两家人挺投缘，都对儿子的男朋友感到满意，这情状，透着些要“谈婚论嫁”的意思。
“看到他俩牵着手的样子，好像自己多了个儿子。”吴幼坚形容当时的感觉。
然而，郑远涛后来还是和“森”分手了，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两人并不是那么合适。
2005年，从广州去北京工作的郑远涛认识了“小周”，开始了他们延续至今的恋情。
每当“小周”在山西的父母要到北京看望儿子前，“小周”和郑远涛都会将房屋重新收拾一遍。最关键的是如何将床整理得像是两个人睡在各自的被窝里。这些“预防”工作做得不错，在小周的父母看来，郑远涛只是和儿子同租一屋的室友。
倘若是郑远涛的父母来北京的话，上述情形并不会出现。2007年春节，“小周”南下广州，见了郑远涛父母，在家里住了几天。
个人影集
郑远涛第一次在媒体上“出柜”是在2004年。
2004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郑远涛接受广州电视台采访，为同性恋者艾滋病预防项目做公益宣传。
郑远涛并不介意用自己的真名出现，但电视台还只是用了“阿涛”。
“亲戚看了电视后，问我，那个‘阿涛’怎么这么像远涛啊，又不敢确定。”吴幼坚说。
吴幼坚觉得还不是公开儿子性取向的好时机，支吾几句就过去了。
陆续有媒体找到郑远涛采访，向吴幼坚询问儿子情况的人越来越多，吴幼坚开始陆陆续续地告诉亲朋好友们实际情况。
这让很多人惊诧不已。
吴幼坚觉得自己不是专家，没办法用非常专业的知识跟他们说清楚，但她认为，儿子做的不是错事、坏事、丑事，她尊重和支持儿子。
“朋友们听了也就不好再说什么，毕竟这是我的儿子嘛。”吴幼坚说。
2005年11月，南方电视台找到郑远涛。南方电视台认为，既然父母支持的话，你是不是可以让父母来说一下。郑远涛向妈妈转述了电视台的意思。
“我一听，觉着这件事情就比较大了。”吴幼坚说，“广州是我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有数不清的熟人，我又是当编辑的，联系着大批作者，还有娘家和婆家几十位亲戚，我在电视上出现，他们会怎么看?”
吴幼坚认为，促使她下决心的，“是一个人、一句话、一件事。”她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和14年前的夏天。
14年前，1993年，46岁的吴幼坚出版了包含250多帧照片、280多首诗的个人影集——《这一株三色堇》。
吴幼坚回忆，1992年夏秋季节。在与两位同事的闲谈中，她告诉同事，曾与先生商议，到她50岁时要出版一本影集。“这两位编辑觉得，这是体现90年代中国知识女性精神风貌的一本书，是反映普通人自我意识觉醒的创举，他俩鼓励我不要再等5年，想做就去做吧。”
“我后来才知道，刘晓庆、周洁这些 大明星的个人写真集都还出在我的后面。”吴幼坚笑言。
为了出这本影集，吴幼坚和郑成波把仅有的两万块钱积蓄拿出来了，儿子也把自己积攒的压岁钱都贡献了出来。但这两万块钱还不够，亲戚朋友和社会上的其他人士还捐助了5万块钱。
“都不敢跟家里亲人说，家里人会说，都穷得叮当响了，还做这些不赚钱的事情。”吴幼坚回忆当时的情况。
影集里有一张照片，正是一直挂在她卧室床头那张裸照。
“这是1983年拍的，当时我已经36岁，趁着体型还比较好，我让先生给我拍了这张照片，原来就是留着自己看的，也没想着要发表。”吴幼坚说。
据吴幼坚回忆，当时参与影集配诗的一对夫妇建议她增补一张背面裸照，使影集更真实全面，于是，她和丈夫从十年前拍的照片中选了这张正面的、近似体操动作的裸照。
即将签印时，郑成波有些犹豫，担心这页会成为全书败笔。“我问他为什么犹豫，他说影集毕竟是要公开的，让那么多学生和作者、读者看到你的身体……怕出书后有人写文章攻击。我说，有什么好顾虑的，自己的照片真实地表现一下自己，想清楚就别动摇。”吴幼坚说。
书印好了，首发式在即。“我下班后经过自家的客厅，看到母亲倚在沙发上发呆，父亲在看《羊城晚报》。”
吴幼坚的父亲吴有恒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和妻子曾珍都是1936年香港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的成员。两人当年从假夫妻成为真伴侣。1945年，吴有恒曾步行11个省抵达延安，参加中共“七大”。1949年后，吴有恒曾担任广州市委书记、《羊城晚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他同样是个性坚强的人。1956年。吴有恒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公开批评斯大林对于价值规律的观点，轰动一时。
“斯大林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已经不起作用了，而我的岳父反对这样的观点，他当时任广州市委书记，了解经济工作的状况，他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同样起作用。”郑成波说。
1980年5月，吴有恒任总编辑的《羊城晚报》发表《最后的二十七天》，率先披露刘少奇之死……
制作影集准备了很长时间，吴幼坚没有告诉过自己的父亲。“第二天就要首发了，觉得既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也不怕说了。”
“我先生晚饭时问父亲，幼坚出这么本书，有没有那么一点意思?父亲说了三个字：有意思。”
吴有恒收下了有女儿女婿签名盖章的写真集。
“首发式第二天，我下班回到家里，父亲正在看报纸。我问，你抽空看了看影集吧?他答，我全看了，都是真诗，都有真情。”吴幼坚说她当时大感轻松，一块石头落了地。
家族的看法
“我曾有勇气做了那么件有意思的事，今天怎么就犹豫了?”吴幼坚说，“如果父亲健在，他一定会鼓励我——有意思。”
儿子站出来为同性恋说话，吴幼坚觉得作为母亲，应该与他站在一起。
就这样，吴幼坚出镜接受了采访。母亲公开在电视上支持同性恋儿子，这在全中国是头一回。
节目播出当天上午，吴幼坚给许多亲友、作者打了电话，又给单位全体同事写了公开信，叫大家晚上抽空看看南方电视台的《封面故事》。
一些人通过电视认识了这对母子。“第二天，出租车司机对坐车的儿子说，你就是电视上那位吧?我和儿子到餐厅吃饭，服务员对我们说，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们了。”
“亲戚朋友知道远涛的事情，大部分不理解。”郑成波说。
吴幼坚有七兄弟姐妹，聚会时没有人提起这个话题。“他们知道我们家三口都很有个性，不便说。”吴幼坚笑道。
“人家都从电视上看到了，我们才知道，我们不是说不理解不赞成，还是很喜欢远涛，不会因为他是同性恋而对他不好，但不必说出去呀。”郑远涛的姑妈说。
有人在吴幼坚的博客上留言：“一个玷污了她父亲英名的无耻女人——吴幼坚。毛主席啊，你当年的革命者互相称呼‘同志’，可是，今天，‘同志’一词被同性恋所玷污，所取代。多么悲哀啊。”
“稍有阅历的人都不难判断，这样的行文出自哪类人之手。”吴幼坚气愤地说。
如果吴有恒还在世，他会接受自己外孙的同性恋身份吗?
“按照他外公的思想，肯定是不会干涉他(郑远涛)的自由的。1992年，我辞掉暨南大学教师的工作下海开摄影店，1993年，我老婆出写真集，他都没有反对啊。他的思想是很前进、很开放的。他的历史知识这么丰富，肯定知道历史上很多人是同性恋。”郑成波说，“只要是对历史对人性有了解的话，都能够理解的，而不会把他们当怪物看。”
吴幼坚和郑远涛同意郑成波的看法。
传宗接代的问题
一位湘西的朋友给吴幼坚打电话说，难道你不想当奶奶吗?远涛的生命由谁来延续啊?
“这个朋友40多岁，生有三个男孩，他对没有人给我传宗接代很不可理解。很多人都问同性恋怎么传宗接代呢?我说，万一我们两个人当初没生出远涛来呢，是不是就不用活了。即使我的儿子是异性恋者，他如果不愿意结婚呢，也逼着他结婚么?如果结了婚，两口子又不想要孩子，那怎么办呢?这其实不是同性恋的问题，这是关于什么是幸福的问题。要求别人家的孩子应该怎么做，就更没有道理了。”吴幼坚说话时，给人的感觉是“密不透风”，别人很难插上话。
郑远涛的父亲郑成波是他那一代家中惟一的男丁，郑远涛又是他惟一的儿子，从传宗接代来说，两代都是单传。
郑成波是越南归侨，1940年出生在越南海防。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母亲改嫁他人。他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弟弟后来病死了，他和姐姐跟着家中有众多子女的姑妈过日子。
郑成波从懂事的时候就不知道自己父母是谁。他的姑姑也没有告诉过他。“姑姑记忆力很差，常喝酒。整个人经常是不清醒的。”郑成波说。
1957年秋，17岁的郑成波决定告别越南海防，前往故土——中国广东。
郑成波在广州进入华侨补习学校时，需要填写自己的生日和父母的姓名。活了这么多年，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是哪天生日、父母叫什么名字。他想了想，想到了儿童节，于是写下自己的生日：1940年6月1日。他还给父母起了名字，父亲叫郑德诚，母亲叫阮秀莲。
“谁见过儿子给父母起名字的?你见过吗?……”郑成波说到这里时笑了，笑声中混杂着沧桑与不堪。
1967年，暨南大学学生郑成波成了东方红公社的成员，他们到老干部吴有恒家调查情况。吴有恒给他们谈了很多，郑成波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老同志。
在这个家出入，他认识了吴有恒的二女儿吴幼坚。当时，吴幼坚已经改名叫毛钢坚，与领袖同姓，名则更加坚硬。 1968年，郑成波要到江苏南通的农场劳动前夕，向吴幼坚表白爱情。“当时只是口头承诺了，六年之后，他没有找其他人，两人就在一起了。”吴幼坚说。
1977年，两人在湛江相聚。
经常下船工作的吴幼坚流产过两次。1979年，两人调回广州工作，吴幼坚才第三次怀上了孩子。1980年9月，孩子出生了，被取名为“远涛”。这年，吴幼坚33岁，郑成波40岁。
“我从小到大都是独来独往，我姐姐也在越南，后来才回来。家族观念很淡，传宗接代的观念也没有。”郑成波说。“我自己是自生自灭的一个人，有我没关系，没我也没关系。我从来不跟远涛讲家谱，讲爷爷怎么样啊，我自己都不知道，往事不堪提。”
“很多事情都不是按照你想的那样的，将来会怎样，不要想那么多，能过好今天就过好今天。”
“父母是需要帮助的”
很多“同志”会羡慕郑远涛，因为大多数“同志”不得不在“柜子”里继续他们的生活。
11月6日，吴幼坚和儿子一起去看望脚伤未愈的同性恋朋友阿强。
阿强是“同志”里的知名人物，他的博客“夫夫生活”已经很火了。阿强的一个遗憾是，他的母亲至死都还不知道他是同性恋。
在阿强做东的聚会上，小东专门带着自己的男朋友小辉来看吴幼坚。小东说他是带着私心来的，因为他准备向自己的母亲“出柜”，他希望到时吴幼坚能做做自己母亲的开导工作。
吴幼坚的举动其实已经影响了一些人。
电影编剧程青松认为吴幼坚对他的人生有重要影响。1994年，从四川省云阳县电影公司停薪留职的程青松在家写小说。1995年，程青松将小说《明天》投到《广州文艺》得以发表，责任编辑是吴幼坚。“她给了我很多鼓舞，让我没有放弃文学这条道路。1995年，我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主考官正是看了我已经发表的几篇小说，决定要录取我。”
2003年10月，程青松无意中看到吴幼坚和同性恋儿子郑远涛一起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新闻。
“这个新闻给了我极大的震动，我没想到我认识多年的一个老师，会勇敢地跟儿子一起公开面对媒体。我把这个报道也给了我的父母看，他们也同样震动。随后我通过广州的记者朋友找到了远涛和吴老师的电话。我父母跟吴老师通了电话。大家感觉像失散很久的家人。某一天，父母突然很平静地跟我说，他们会像吴老师支持远涛一样支持我。他们认可了我的同志身份。正是吴老师和父母给了我‘出柜’的勇气。一个多月后，我在新浪博客上公开了自己的同志身份。”
如今，关于同性恋的话题仍然无法轻松地放在普通中国人自家的餐桌上互相讨论，父母与子女的交谈似乎经常维持在单线的状态，就像电影《喜宴》里面那样。同一个家庭里，每两个人之间都有秘密，这是人与人之间奇妙的沟通景观。
即便是在郑远涛的家里，时至今日，这一家二三口仍然没有同时在一起谈论过关于同性恋的任何话题。
2005年11月，吴幼坚以同性恋者母亲的身份出现在南方电视台的节目当中，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媒体上公开支持同性恋者的母亲。
11月24日，周六，广州梅花村的早晨，一幢上世纪60年代建的老楼，剥蚀的墙面露出数方红砖，一棵野杨梅树紧贴楼体而生。郑家三口住在一楼一套50平米的房子里。
郑远涛靠在他的床上，手里捧着一本英文版《战争与和平》，桌上的乳白色音箱里传出意大利花腔女中音切奇莉亚·芭托莉的歌剧唱段。
与郑远涛房间一墙之隔，他的父亲郑成波坐在床上翻阅《知音》杂志。床边是一个变了形的大号塑料矿泉水瓶，瓶里装的是啤酒。看几页，他就喝上一口，一天要喝4瓶。豆豆在他面前望着他，时不时用脚挠挠耳朵。豆豆是条小土狗，郑成波前段时间没和家人商量，花了80块钱把它带回家。
郑远涛的母亲吴幼坚站在另外一个房间的床前，用数码相机给房间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床占去了绝大部分空间。她多数时间住在离家不远的工作室。卧室的各面墙上都挂着照片，大多数是她的个人照，其中一张是裸照，照片中，一袭红色轻纱绕过脖颈，从胸前垂至脚踝。
“咚咚——”敲门声响了，“叔叔——”几个小女孩站在门前喊。
吴幼坚打开门，郑成波把豆豆从房间里缓缓抱出来，递到小女孩手上。他轻轻捏了捏一个小女孩的脸蛋，说：“你最调皮了。”小女孩高兴地抱着豆豆坐到门外小区的椅子上。阳光下，豆豆温驯地让她们抚摸。自从豆豆来到这里，小区的孩子经常来和它玩耍。星期六，小区里到处都是孩子，以及陪在他们身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中午，吃完午饭，吴幼坚回到她的工作室，冲一杯加奶的咖啡，打开电脑。
她电脑里不乏电子邮件，其中包括采访邀请函，最近的一封来自某省级电视台，请她录制2008年元旦特别节目，希望她以同性恋者母亲的身份出现在镜头前。
八年前
邦远涛已记不清向母亲吴幼坚“出柜”(公开同性恋身份)的确切日期。模糊的记忆现场大概是1999年4月的一个夜晚，红棉花已经开了。
那天夜晚，吴幼坚给儿子说了说自己的一些感情经历。“其实没有准备好就在当天跟妈妈说，只是和妈妈聊得比较投入，就借着这个机会跟她说了。我了解家人，不会因为说了这些而被逐出家门啊什么的。”郑远涛回忆。
吴幼坚坚持说，她当时听了儿子这些话之后“并没有感到什么惊讶”。“我说，是不是现在你还没有遇到优秀的女孩子值得你爱，如果你将来遇到一个优秀的女孩子呢?你还没上大学，大学里可能有呢?或者再晚一点，工作的时候就遇到了呢?儿子说，我不可能因为对方优秀就爱上她的。他打比方说，妈妈你有很多女朋友，你会不会因为她们优秀你就爱上她们呢?他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了。”
吴幼坚关心儿子，问，喜欢男人的男人不是很多吧，又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好不好找呢?
高三学生郑远涛觉得，自己还小，不着急。“儿子对我说，异性恋就很容易找吗，有的人找了一辈子也都没找到合适的人。”
过了几天，吴幼坚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丈夫郑成波。“我一点都不害怕，如果我害怕的话，当天晚上就告诉我先生了。”
这是这个家庭的习惯，母亲是儿子与父亲之间沟通的桥梁，父子之间的话由母亲传达。
“他总是跟他妈妈说的，男人之间，这样的事情不好说。”郑成波这样说。
郑成波听到这些，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但也没有觉得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情。
“男的喜欢男的，历史上也有。为什么喜欢?说不清楚。即使是异性之间，一个人为什么喜欢另一个人，也很难说得清楚。我有个女亲戚，身材好又有文化，但她的老公却跟保姆好了，这怎么说?男人喜欢男人也一样，很多事情是别人没办法理解的。像张国荣那样，人又帅又有钱，男的女的都喜欢，挺好的啊。”这是郑成波在八年后说的话。
八年前，听妻子转述了儿子的话之后，郑成波说，他现在还小，没有定型，长大以后会转变的。
“现在媒体都问我当时有没有压力啊，其实这些都是媒体设想的压力，我当时都还没见到什么具体的压力，如果说他当时马上要就业了，遇到因为是同性恋而不好找工作什么的，我可能会考虑一下，但没有什么具体的压力摆在面前啊。”吴幼坚有些激动地说。
“我最烦别人非要把什么痛苦啊、挣扎啊、反思啊强加在我身上，真是受不了。有家媒体在给我的电子邮件里说，同性恋对于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什么叫不言而喻?我看到这些就烦，好像把结果就给你定死了，好像你们这些父母一定会怎么怎么样。一个网友在网上对我说，你的儿子是同性恋，是不幸的，你作为同性恋的母亲，你也是不幸的，你应该告诉其他母亲，以你的经验，如何防止同性恋的产生……凭什么说我不幸，凭什么说同性恋就是没教育好产生的?真是气人。”吴幼坚越说越激动。
郑成波考虑过，会不会存在对儿子后天影响的问题。他思考的结果是——没有。儿子小时候，既没有被当成女儿来装扮，也没有发现他遇到过什么不良的引导……
郑成波甚至想到自己。“我小学的时候也很崇拜一个男同学，足球踢得真棒，人又很好，我都把他写到自己作文里了，但这是对一个男人的爱慕吗?小学生哪懂得什么爱啊，还有，我喜欢女同学啊。”
不管自己怎么考虑，眼前的事实是，儿子是喜欢男人的。
“柜”里来的人
郑远涛房间的书架上满是书和碟，中外文皆有。他在大学里学的是英文专业。“从小对文学艺术比较感兴趣，还经常跟外公谈谈历史。”
桌上一盘林忆莲的CD比较显眼。“这次从北京回到广州，到香港看了林忆莲的演唱会，才唱了两小时，有些短。”他会听周璇、李香兰，这些年代久远的女歌星。黄耀明，他是喜欢的，一个同性恋歌手。
郑远涛在明白自己的性取向之前，已经了解同性恋是怎么回事了。他没有许多同性恋者曾有过的感觉——全世界就我一个人和别人不一样。
“小学的时候，喜欢电影，在广州能看到香港的电影杂志，杂志上会说到香港的同志电影节，这也是了解同性恋的途径，知道了很多关于同性恋的信息。”
郑远涛说话柔和，声音有磁性，彬彬有礼。“小时候没变声音之前，我说话听起来有些像女孩子。”
很多男孩子小时候喜欢玩枪玩炮，“但我不喜欢，我喜欢毛绒玩具和洋娃娃。”
郑远涛读小学的时候，对自己的性取向朦朦胧胧，进入初中之后，越来越明白。“上体育课的时候，男生湿透的衣服，突出来的胸部轮廓，会吸引我，有时候还开玩笑地用支笔把他们的衣服撩开。”郑远 涛笑。
悄然而至的青春期，当许多男生在梦中与异性云雨一番而遗精的时候，“我的梦中出现的是男生。”郑远涛说。
郑远涛高中的时候，有位女生与他很要好，经常在一起。“两人的学习成绩都很好，不是他第一名，就是她第一名，不相上下。我和先生注意到他们俩关系密切，心里觉得挺好的。”
“其实那个女同学有男朋友，我只是和她有共同的兴趣，聊得来。”郑远涛说。
吴幼坚和郑成波以为，儿子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处在恋爱之中。实际的情况是，早在父母之前，郑远涛已告诉这位女孩子，自己是同性恋。“我对她的喜欢是友情，不是爱情。我有很多要好的女同学，都是这样的。”
高一的时候，一位身材高大的男生成为了郑远涛的同桌。“喜欢他的性格，放得开，勇于承担，不会有什么畏惧，爽朗，和我很不一样。”
远涛陷入了对这位男生的迷恋。“当时并不是想追求他，只是想表达我喜欢他，因为我知道他完全是异性恋。”
他决定向这位男生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意。于是，他给他写了一封信。
写信的结果是，“他还是比较害怕”。这位男生告诉郑远涛，他将信撕掉了。“他并不是忿恨，而是怕别人看到，特别是怕被他爸妈看到，对我不利，他愿意为我保留这个秘密。”
后来分班，一个理科，一个文科。
“当时他避开我，难过是有的，但也比较理解，自己会有些孤独感，也会和女性朋友说自己的心情，但高中比较忙，也没去想太多。”
这个男生开始拉开与郑远涛的生活距离。后来，两人各自上了不同的大学，渐渐没了联系。
郑远涛在广州外语外贸大学英文专业就读的时候，以自己的经历为原型，写了一篇英文小说《The Last Night》(《最后一夜》)。这篇小说打动了教他们作文的英文老师，老师让他在全班面前宣读。“读的时候。紧张，声音都是抖的，好在还是读完了。”当时，他还没有对大学同学“出柜”。小说读完，“有些敏感的同学猜到了。”
男朋友们
进入大学的郑远涛，通过网络认识了很多“同志”。读大二那年，他与从事美术设计的“扬”相爱了。
吴幼坚和郑成波不久就知道儿子有了男朋友。吴幼坚生日那天，“扬”买花前来祝贺，算是与家长见面。
“他的男朋友来到家里，就当是朋友，热情招待聊天，不谈这些事情(同性恋)，谈普通的家长里短，这样也不尴尬。”郑成波说。
在了解了“扬”的一些情况后，吴幼坚觉得他俩在一起很合适，“我挺喜欢这样的孩子。”
事情并没有在吴幼坚想象的轨道上前行，“扬”在跟郑远涛相恋不久后，又交了一个女朋友。“扬”自己说他对女与男的兴趣是三七开，他是个双性恋。“扬”来自一个军人家庭，他的父母不会接受他的同性之爱，他说他会选择与女性结婚。
“他甚至说他可以背着女朋友和我保持关系，这把我当成什么了。”郑远涛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决定结束自己的初恋。
这段感情对郑远涛打击很大，他说，在与“扬”分手的那个暑假里，为排遣郁闷，他走马灯似的跟多个男性来往，其中不乏一夜情。
不过，这样的日子止于那个暑假。
“单纯的性满足重复下去没多大意思，缺少回味和温暖。”郑远涛认为同志本身需要自尊与自爱。
过了两年，郑远涛已经工作。他有了新的男朋友，他与在广州一所高校当外教的新西兰青年“森”相爱了。“森”，比他大15岁。
“他既然喜欢这个人，也不好反对，主要还是尊重他的意见。”郑成波说，“如果年龄相当自然好了，不相当也不反对，他成年了，这是他的自由。”
“森”的母亲从新西兰来中国时，与郑家三口见了面。广州流花湖公园，两家人同游，这在同性恋者世界里是难得一见的景象。以往学过些法语英语的郑成波能与“森”的母亲简单交谈。新西兰老太太兜里放着几张便条，是刚学会的中文会话，不时拿出来说上几句。
两家人挺投缘，都对儿子的男朋友感到满意，这情状，透着些要“谈婚论嫁”的意思。
“看到他俩牵着手的样子，好像自己多了个儿子。”吴幼坚形容当时的感觉。
然而，郑远涛后来还是和“森”分手了，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两人并不是那么合适。
2005年，从广州去北京工作的郑远涛认识了“小周”，开始了他们延续至今的恋情。
每当“小周”在山西的父母要到北京看望儿子前，“小周”和郑远涛都会将房屋重新收拾一遍。最关键的是如何将床整理得像是两个人睡在各自的被窝里。这些“预防”工作做得不错，在小周的父母看来，郑远涛只是和儿子同租一屋的室友。
倘若是郑远涛的父母来北京的话，上述情形并不会出现。2007年春节，“小周”南下广州，见了郑远涛父母，在家里住了几天。
个人影集
郑远涛第一次在媒体上“出柜”是在2004年。
2004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郑远涛接受广州电视台采访，为同性恋者艾滋病预防项目做公益宣传。
郑远涛并不介意用自己的真名出现，但电视台还只是用了“阿涛”。
“亲戚看了电视后，问我，那个‘阿涛’怎么这么像远涛啊，又不敢确定。”吴幼坚说。
吴幼坚觉得还不是公开儿子性取向的好时机，支吾几句就过去了。
陆续有媒体找到郑远涛采访，向吴幼坚询问儿子情况的人越来越多，吴幼坚开始陆陆续续地告诉亲朋好友们实际情况。
这让很多人惊诧不已。
吴幼坚觉得自己不是专家，没办法用非常专业的知识跟他们说清楚，但她认为，儿子做的不是错事、坏事、丑事，她尊重和支持儿子。
“朋友们听了也就不好再说什么，毕竟这是我的儿子嘛。”吴幼坚说。
2005年11月，南方电视台找到郑远涛。南方电视台认为，既然父母支持的话，你是不是可以让父母来说一下。郑远涛向妈妈转述了电视台的意思。
“我一听，觉着这件事情就比较大了。”吴幼坚说，“广州是我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有数不清的熟人，我又是当编辑的，联系着大批作者，还有娘家和婆家几十位亲戚，我在电视上出现，他们会怎么看?”
吴幼坚认为，促使她下决心的，“是一个人、一句话、一件事。”她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和14年前的夏天。
14年前，1993年，46岁的吴幼坚出版了包含250多帧照片、280多首诗的个人影集——《这一株三色堇》。
吴幼坚回忆，1992年夏秋季节。在与两位同事的闲谈中，她告诉同事，曾与先生商议，到她50岁时要出版一本影集。“这两位编辑觉得，这是体现90年代中国知识女性精神风貌的一本书，是反映普通人自我意识觉醒的创举，他俩鼓励我不要再等5年，想做就去做吧。”
“我后来才知道，刘晓庆、周洁这些 大明星的个人写真集都还出在我的后面。”吴幼坚笑言。
为了出这本影集，吴幼坚和郑成波把仅有的两万块钱积蓄拿出来了，儿子也把自己积攒的压岁钱都贡献了出来。但这两万块钱还不够，亲戚朋友和社会上的其他人士还捐助了5万块钱。
“都不敢跟家里亲人说，家里人会说，都穷得叮当响了，还做这些不赚钱的事情。”吴幼坚回忆当时的情况。
影集里有一张照片，正是一直挂在她卧室床头那张裸照。
“这是1983年拍的，当时我已经36岁，趁着体型还比较好，我让先生给我拍了这张照片，原来就是留着自己看的，也没想着要发表。”吴幼坚说。
据吴幼坚回忆，当时参与影集配诗的一对夫妇建议她增补一张背面裸照，使影集更真实全面，于是，她和丈夫从十年前拍的照片中选了这张正面的、近似体操动作的裸照。
即将签印时，郑成波有些犹豫，担心这页会成为全书败笔。“我问他为什么犹豫，他说影集毕竟是要公开的，让那么多学生和作者、读者看到你的身体……怕出书后有人写文章攻击。我说，有什么好顾虑的，自己的照片真实地表现一下自己，想清楚就别动摇。”吴幼坚说。
书印好了，首发式在即。“我下班后经过自家的客厅，看到母亲倚在沙发上发呆，父亲在看《羊城晚报》。”
吴幼坚的父亲吴有恒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和妻子曾珍都是1936年香港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的成员。两人当年从假夫妻成为真伴侣。1945年，吴有恒曾步行11个省抵达延安，参加中共“七大”。1949年后，吴有恒曾担任广州市委书记、《羊城晚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他同样是个性坚强的人。1956年。吴有恒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公开批评斯大林对于价值规律的观点，轰动一时。
“斯大林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已经不起作用了，而我的岳父反对这样的观点，他当时任广州市委书记，了解经济工作的状况，他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同样起作用。”郑成波说。
1980年5月，吴有恒任总编辑的《羊城晚报》发表《最后的二十七天》，率先披露刘少奇之死……
制作影集准备了很长时间，吴幼坚没有告诉过自己的父亲。“第二天就要首发了，觉得既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也不怕说了。”
“我先生晚饭时问父亲，幼坚出这么本书，有没有那么一点意思?父亲说了三个字：有意思。”
吴有恒收下了有女儿女婿签名盖章的写真集。
“首发式第二天，我下班回到家里，父亲正在看报纸。我问，你抽空看了看影集吧?他答，我全看了，都是真诗，都有真情。”吴幼坚说她当时大感轻松，一块石头落了地。
家族的看法
“我曾有勇气做了那么件有意思的事，今天怎么就犹豫了?”吴幼坚说，“如果父亲健在，他一定会鼓励我——有意思。”
儿子站出来为同性恋说话，吴幼坚觉得作为母亲，应该与他站在一起。
就这样，吴幼坚出镜接受了采访。母亲公开在电视上支持同性恋儿子，这在全中国是头一回。
节目播出当天上午，吴幼坚给许多亲友、作者打了电话，又给单位全体同事写了公开信，叫大家晚上抽空看看南方电视台的《封面故事》。
一些人通过电视认识了这对母子。“第二天，出租车司机对坐车的儿子说，你就是电视上那位吧?我和儿子到餐厅吃饭，服务员对我们说，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们了。”
“亲戚朋友知道远涛的事情，大部分不理解。”郑成波说。
吴幼坚有七兄弟姐妹，聚会时没有人提起这个话题。“他们知道我们家三口都很有个性，不便说。”吴幼坚笑道。
“人家都从电视上看到了，我们才知道，我们不是说不理解不赞成，还是很喜欢远涛，不会因为他是同性恋而对他不好，但不必说出去呀。”郑远涛的姑妈说。
有人在吴幼坚的博客上留言：“一个玷污了她父亲英名的无耻女人——吴幼坚。毛主席啊，你当年的革命者互相称呼‘同志’，可是，今天，‘同志’一词被同性恋所玷污，所取代。多么悲哀啊。”
“稍有阅历的人都不难判断，这样的行文出自哪类人之手。”吴幼坚气愤地说。
如果吴有恒还在世，他会接受自己外孙的同性恋身份吗?
“按照他外公的思想，肯定是不会干涉他(郑远涛)的自由的。1992年，我辞掉暨南大学教师的工作下海开摄影店，1993年，我老婆出写真集，他都没有反对啊。他的思想是很前进、很开放的。他的历史知识这么丰富，肯定知道历史上很多人是同性恋。”郑成波说，“只要是对历史对人性有了解的话，都能够理解的，而不会把他们当怪物看。”
吴幼坚和郑远涛同意郑成波的看法。
传宗接代的问题
一位湘西的朋友给吴幼坚打电话说，难道你不想当奶奶吗?远涛的生命由谁来延续啊?
“这个朋友40多岁，生有三个男孩，他对没有人给我传宗接代很不可理解。很多人都问同性恋怎么传宗接代呢?我说，万一我们两个人当初没生出远涛来呢，是不是就不用活了。即使我的儿子是异性恋者，他如果不愿意结婚呢，也逼着他结婚么?如果结了婚，两口子又不想要孩子，那怎么办呢?这其实不是同性恋的问题，这是关于什么是幸福的问题。要求别人家的孩子应该怎么做，就更没有道理了。”吴幼坚说话时，给人的感觉是“密不透风”，别人很难插上话。
郑远涛的父亲郑成波是他那一代家中惟一的男丁，郑远涛又是他惟一的儿子，从传宗接代来说，两代都是单传。
郑成波是越南归侨，1940年出生在越南海防。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母亲改嫁他人。他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弟弟后来病死了，他和姐姐跟着家中有众多子女的姑妈过日子。
郑成波从懂事的时候就不知道自己父母是谁。他的姑姑也没有告诉过他。“姑姑记忆力很差，常喝酒。整个人经常是不清醒的。”郑成波说。
1957年秋，17岁的郑成波决定告别越南海防，前往故土——中国广东。
郑成波在广州进入华侨补习学校时，需要填写自己的生日和父母的姓名。活了这么多年，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是哪天生日、父母叫什么名字。他想了想，想到了儿童节，于是写下自己的生日：1940年6月1日。他还给父母起了名字，父亲叫郑德诚，母亲叫阮秀莲。
“谁见过儿子给父母起名字的?你见过吗?……”郑成波说到这里时笑了，笑声中混杂着沧桑与不堪。
1967年，暨南大学学生郑成波成了东方红公社的成员，他们到老干部吴有恒家调查情况。吴有恒给他们谈了很多，郑成波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老同志。
在这个家出入，他认识了吴有恒的二女儿吴幼坚。当时，吴幼坚已经改名叫毛钢坚，与领袖同姓，名则更加坚硬。 1968年，郑成波要到江苏南通的农场劳动前夕，向吴幼坚表白爱情。“当时只是口头承诺了，六年之后，他没有找其他人，两人就在一起了。”吴幼坚说。
1977年，两人在湛江相聚。
经常下船工作的吴幼坚流产过两次。1979年，两人调回广州工作，吴幼坚才第三次怀上了孩子。1980年9月，孩子出生了，被取名为“远涛”。这年，吴幼坚33岁，郑成波40岁。
“我从小到大都是独来独往，我姐姐也在越南，后来才回来。家族观念很淡，传宗接代的观念也没有。”郑成波说。“我自己是自生自灭的一个人，有我没关系，没我也没关系。我从来不跟远涛讲家谱，讲爷爷怎么样啊，我自己都不知道，往事不堪提。”
“很多事情都不是按照你想的那样的，将来会怎样，不要想那么多，能过好今天就过好今天。”
“父母是需要帮助的”
很多“同志”会羡慕郑远涛，因为大多数“同志”不得不在“柜子”里继续他们的生活。
11月6日，吴幼坚和儿子一起去看望脚伤未愈的同性恋朋友阿强。
阿强是“同志”里的知名人物，他的博客“夫夫生活”已经很火了。阿强的一个遗憾是，他的母亲至死都还不知道他是同性恋。
在阿强做东的聚会上，小东专门带着自己的男朋友小辉来看吴幼坚。小东说他是带着私心来的，因为他准备向自己的母亲“出柜”，他希望到时吴幼坚能做做自己母亲的开导工作。
吴幼坚的举动其实已经影响了一些人。
电影编剧程青松认为吴幼坚对他的人生有重要影响。1994年，从四川省云阳县电影公司停薪留职的程青松在家写小说。1995年，程青松将小说《明天》投到《广州文艺》得以发表，责任编辑是吴幼坚。“她给了我很多鼓舞，让我没有放弃文学这条道路。1995年，我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主考官正是看了我已经发表的几篇小说，决定要录取我。”
2003年10月，程青松无意中看到吴幼坚和同性恋儿子郑远涛一起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新闻。
“这个新闻给了我极大的震动，我没想到我认识多年的一个老师，会勇敢地跟儿子一起公开面对媒体。我把这个报道也给了我的父母看，他们也同样震动。随后我通过广州的记者朋友找到了远涛和吴老师的电话。我父母跟吴老师通了电话。大家感觉像失散很久的家人。某一天，父母突然很平静地跟我说，他们会像吴老师支持远涛一样支持我。他们认可了我的同志身份。正是吴老师和父母给了我‘出柜’的勇气。一个多月后，我在新浪博客上公开了自己的同志身份。”
如今，关于同性恋的话题仍然无法轻松地放在普通中国人自家的餐桌上互相讨论，父母与子女的交谈似乎经常维持在单线的状态，就像电影《喜宴》里面那样。同一个家庭里，每两个人之间都有秘密，这是人与人之间奇妙的沟通景观。
即便是在郑远涛的家里，时至今日，这一家二三口仍然没有同时在一起谈论过关于同性恋的任何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