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有一类违法、犯罪行为格外引人注目，在世界范围内都屡屡成为热点，那就是性犯罪和性骚扰行为。当然，这并不是说，人类社会过去就不存在性骚扰甚至性犯罪。恰恰相反，在各国的历史中都不缺乏这类记载，甚至在各种神话故事中也能看到它们的痕迹。

　　不消说，性侵当然是犯罪，性骚扰也是违反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两者在程度上有所差异，本质上都是对他人的人身自主权和人格尊严的不法侵害。在这一点上，相信人类社会早已有了共识。真正值得讨论，或者说令人关注的，是如何防范此类行为发生，保护社会成员的正当权益、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
　　这个问题，恐怕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现代版的“红字”

　　一种观点，是对那些曾经有过性犯罪历史的人加以特别标识，让周围的人對其多留个心眼，减少再被其侵害的可能。
　　在美国作家霍桑的小说《红字》里，对于通奸者的惩罚，就是强制其在衣襟上绣上一个大写的红色字母“A”，作为一种耻辱的标识，也让其他人一眼就能知道此人所犯下的罪行，从而避免所谓的“堕落”。今天，在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早已不再把通奸视为犯罪，但这种对性犯罪者持续标识的做法，却还是一定程度上继续存在的，那就是颇有争议的“性犯罪前科公示制度”。
　　一般认为，这种制度起源于美国。2003年，北卡州少女德路·索丁（Dru Sjodin）被人性侵后杀害。凶手落网后，警方发现此人有抢劫、性侵的犯罪前科，坐牢23年，才放出来不久，就又作奸犯科了。随后，此案引发广泛关注，并直接促使了《德路·索丁性侵害罪犯公开登记法案》的诞生。该法案要求，有性犯罪前科者在刑满释放或假释出狱后，都必须在其居住地向警方登记备案；而这类前科人员的信息，在指定网站上公开，任何人都可以免费看到。也就是说，此人的同事、邻居、顾客，都可能会清楚地知道他有这么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能够对其保持足够的戒心，因而减少被此人再次侵害的可能性。而对于一些特定的职业、岗位，比如幼儿园教师、游乐场工作人员、少儿体育运动的教练等等，考虑到经常有和孩子接触的机会，自然也就不会让他们从事。
　　这种做法，当然是有合理之处，毕竟累犯、惯犯在各国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对于性犯罪前科者也是如此。然而，这并不能当然地延伸为“一次做贼，一生是贼”，无论是从犯罪学还是心理学上，都不支持这个结论；特别是对于具体的个人而言，谁也无法预测其今后漫长岁月里的行为。

这种前科登记制度，让这些性犯罪前科人员在就业和生活上处处碰壁，非常不利于他们的归正。又可能让其滋生对社会的仇恨，从而诱发新的犯罪，实际上是一个双输的结局。

　　同时，这种前科登记制度，还会给这些前科人员的社会生活带来巨大的不利影响。一个人犯了罪，自然应该受到惩罚；而在刑法执行完毕、准许出狱之后，这个人当然也有权利重返社会生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浪子回头”。然而，一旦此人被登记为“性犯罪前科人员”，周围的人会如何看待他，就不是法律能够控制的了。实际上，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确保自己的公司里不出麻烦，这的确是人之常情，因而产生的拒绝与躲避也很符合逻辑。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性犯罪前科人员就很容易变成了一个个孤岛，在就业和生活上处处碰壁，非常不利于他们的归正。相应地，这种“我被社会抛弃了”的感觉，又可能让其滋生对社会的仇恨，从而诱发新的犯罪，实际上是一个双输的结局。
　　因此，有人认为，这种做法非常不可取。最近，我国东南某地开始试点进行同类登记制度，也遭来一些批评的声音。

釜底抽薪？

　　与此相对的，还有一种更激进的措施：对严重性犯罪者实施强制性的激素治疗，也就是通常说的“化学阉割”。
　　这种做法的出发点，是通过降低其体内的雄性激素的水平，从而生理性地降低他的性冲动，消除他去犯罪的欲望，令其危险性降低，减少再次性犯罪的概率。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这种激素治疗是法律规定的强制性措施，如韩国、波兰、摩尔多瓦、爱沙尼亚、印尼，以及美国的乔治亚州、蒙大拿州和艾奥瓦州等等，但仅限于情节非常严重的性犯罪人（如性侵儿童、因性侵而多次被判刑等）；而在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则将其视为可选项，允许特定罪名的罪犯通过自愿接受激素治疗来换取减刑或假释，比如英国、以色列、阿根廷等。还有一些国家，近年来也在跃跃欲试，比如印度在“公交车性侵案”之后，就有对性犯罪者实施激素治疗的呼声。
　　单从操作上说，激素治疗门槛很低，无非就是由医生给性犯罪者定期注射一针雌激素或者抗雄激素，成本也就是数百元人民币左右。而副作用方面，主要会有变胖、骨密度降低、第二性征混乱（胡须减少、乳腺隆起）等等，也可能有极少数人因而诱发心血管疾病，大体上说还是很安全的。
　　然而，这种做法引发的争议，比性前科登记制度更大。有些批评者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肉刑，而肉刑是不被文明社会的法律所认可的：激素治疗虽然不像“重打二十大板”“鞭笞10下”这么血沫横飞，却实实在在地损伤了人体的正常机能，给其带来了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痛苦。比如，尽管某人进行了性犯罪，但在刑满或假释之后，他当然也有权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其中就包括了实施合法性行为的权利。有反对者曾经戏称，激素治疗的针是打在性犯罪者身上，却顺道剥夺了其配偶的正当权益，实在是无辜者跟着倒霉。
　　在历史上，激素治疗曾被用来“治疗”同性恋（当然，我们都知道，同性行为并非一种疾病），而其中最著名的受害者就是计算机科学的先驱者阿伦·图灵。在出现了喉结变小而胸部增大、嗓音变化的尴尬之后，图灵选择了以死抗争，为激素治疗的正当性画下了一个凝重的红×，警示后人不要轻易将身体上的改变纳入刑罚。 　　同时，这种做法到底能不能减少性犯罪，恐怕还不能轻易地得出结论。激素治疗的基础，是建立在“性犯罪源于性激素过高”的假设之上，却忽略了心理因素在性犯罪中的作用。而激素能不能改变人的心理，是非常难以确定的事情。
　　事实上，在相当多的性犯罪中，行为人因为环境或自身的原因，无法完成性行为过程，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去这么做，或许，他们更多的是追求一种变态的心理满足，比如说控制他人、报复社会、否定自卑感、吹胀虚荣心等不良情绪，和激素水平的关系，并没想象的那么直接。这样一来，激素治疗实际上并不能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那就是费力不讨好了。
　　总体而言，用“化学阉割”来对付严重的性侵罪犯，或许能让一部分公众感觉到“强奸犯是罪有应得”的快感，但却可能给社会增添戾气，还可能动摇刑法的正当性基础（刑罚的目的不是报复，而是纠正被损害的社会秩序），在立法上自当非常非常地谨慎。

相信她，还是相信他？

　　前面讨论的，都是比较极端的情形。而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和地区，相对于强奸、猥亵这种严重的暴力犯罪，性骚扰的发生率都要高出很多来。
　　性骚扰背后，常常会利用职务和地位上的优势进行；而这种行为往往隐蔽而又短暂，要想抓到确凿证据也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才有那么多的受害人选择了忍气吞声，只是选择了躲避和忍让。而去年席卷欧洲、美国的“Me too”运动（即鼓励那些曾遭到性侵害、性骚扰的受害人，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自己的不愉快经历，并加上“我也遇到过”的话题，作为对其他受害人的增援和鼓励），则是鼓励这些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反击，在这方面的做出了一个重要突破。在“Me too”标签刚上线的24小时之内，就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了1200万次，其影响力可见一斑。2017年，该运动还被《时代》杂志评为“2017年年度人物”。

　　在此运动，多个好莱坞女星站出来，指控某电影界名人曾对她们做过恶劣的骚扰行为，并成功地将其带入了刑事审判的流程，也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典型案例了。实事求是地说，“Me too”运动，以及其他通过网络曝光那些利用职务、身份上的优势进行性骚扰的罪恶行为，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进步，也是对诸多弱势群体的一种保护。
　　然而，随着该运动的进行，也有了一种质疑的声音：难道，仅凭某人一个“Me too”的口供，就足以让另一个人身败名裂，乃至失去积累半生的成就吗？被指责有性骚扰行为的人，当然也有自己的名譽权，在没有扎实证据的情况下就搞舆论审判，用唾沫将其淹死，不仅缺乏正当性，也会搞得人人自危。
　　从法律上说，“证据”乃是一切结论的基础。在刑事诉讼上，更是必须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坚持“重证据、轻口供”。在迷信口供的年代，各国司法机关都曾经造就了无数的冤假错案，给许许多多的人带来了灭顶之灾。比如著名的“塞勒姆猎巫”，仅仅是依据一些荒诞不经的证词就开展起来了，就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注：17世纪末，美国麻省小城塞勒姆，曾经爆发了所谓的“审判女巫”的活动，半年之内共将200多人投进监狱，并将其中的19人绞死。1957年，该州政府向活动的受害者公开道歉。）

实际上，如果彭斯法则真的被发扬光大，对女性的隐形危害还会更大。

　　因此，有人批评“Me too”运动，就是现代版本的猎巫——在没有证据，未经审判的情况下，仅仅因为某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个帖子，就将另一个人的名誉、品德、家庭架在火炉上烘烤，是不是太草率了？
　　然而，想要修补这个问题，却是非常的困难。正如前文所述，想要对性骚扰取证，难度极大：如果谁要整天揣着录音笔上班上课，对于其他人而言就像是随时被偷窥，当然是很难接受的。这种情况下，过分的苛责受害人提供证据，非常不利于受害人权益的保护。但是，如果推定所有的性骚扰指控都是真实的，又很容易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栽赃陷害，甚至成为要挟他人、勒索不当利益的工具。

　　最终，问题又回到了那个古老的分歧之上：信她说的，还是信他说的呢？
　　显然，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答案究竟是什么。然而，“Me too”运动的负面作用，已经催生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出现，那就是所谓的“彭斯法则”（Pence rule）。
　　严格说来，这个原则应该叫做“比尔·葛培理法则”，因为它是由著名传道人葛培理（Billy Graham）在1948年提出来的。在被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先生再次引用之后，该原则得以发扬光大，于是就被戏称为彭斯法则。它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句话：瓜田李下说不清，不如避嫌躲清净。
　　具体而言，彭斯先生表示，他不会和除了妻子之外的女性单独会面，更不会单独坐在同一张桌子上；除非妻子在场，否则宴会中绝不饮酒。此言一出，很多男性纷纷表示，这倒是应对“Me too”的一个好办法啊！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彭斯法则并无不妥，毕竟，谁都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为了避嫌也是说得通的。然而，当大量的社会成员认同了彭斯法则之后，麻烦就开始慢慢出现了。
　　比如，韩国很多公司里，就出现了男性职工回避和女性职工面对面沟通的情况，宁可选择电子邮件、电话和微信来传递信息，在办公室中如此，因公出差时更是这样。久而久之，女性变成了被男性遗忘的“空气人”，非常不利于女性的职业成长。
　　实际上，如果彭斯法则真的被发扬光大，对女性的隐形危害还会更大。比如，女性在就业上本身就已经处于相对劣势，而如果公司老板或研究生导师考虑到彭斯法则的逻辑，就可能有意无意地在招聘、招生时更倾向于选择单一性别的申请人。这种性别歧视往往还会披着合法的外衣出现，非常难以干预，对于女性的整体社会环境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因此，对于“Me too”运动，反思的声音也在日益出现。不过，反思之后，依然没有一个清晰、可行的解决方案出现：性骚扰，到底该信谁说的呢？
　　对于性犯罪和性骚扰这种古老的罪恶，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恐怕是非常困难的，每一种措施，都会带来新的问题。不过，我们依然应当对未来抱有信心：比监狱更好的教育方式当然是学校，如果能够在今后的学校教育中，推行性别平等的正确观念，或许，在数代人之后，人类社会就能够基本摆脱这些不应该有的麻烦，真正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