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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人民，支援永不忘。
他是重生亲父母，
我是斗争好儿郎，
革命强中强。
——陈毅《赣南游击词》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我怀着崇敬的心情采访了93岁的老红军刘建华。回忆起那些为了新中国而度过的风雷激荡的艰苦岁月，刘老感慨万千：“每当我想起那些为革命流血牺牲的同志，想起如同重生父母的人民，我的心情总是难以平静……”
一
1916年7月，刘建华出生在江西省东南部最偏僻的山区——寻乌县河角乡龙图下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家里贫穷，刘建华只读了两年私塾和一年小学。父亲刘维栋是个文盲，但体魄健壮，是个耕田的能手。为了生计，他动过不少脑筋，开过杂货铺、搞过长途贩运、养过马，但到头来仍是一贫如洗。1928年，寻乌爆发了共产党领导的“三·二五”农民暴动，刘维栋是村里暴动队的负责人之一。暴动失败后，为了躲避敌人的报复，刘维栋带着全家到离家十几里的山上，搭棚子隐蔽，在山上过了半年非人的日子。这段艰苦的生活，使刘建华得到了锻炼，受到了革命的洗礼。1929年秋，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寻乌各地农会秘密地组织起来，13岁的刘建华参加了农会，担任联络工作。1930年春，刘建华参加了共青团的外围组织青年学习会，并于当年冬天正式加入共青团。刘老说：“入团时，我还不太懂事，只知道要革命，要打土豪分田地。当时，团支部还是秘密的，给我的任务主要是做儿童团的工作，担任村儿童团长，发动和带领村里的儿童反迷信，反赌博，反抽鸦片；参加赤色戒严，查路条等。”
1933年11月，刘建华调任粤赣省少共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其间，他经常到白区和苏区的边沿地区调查研究。找一些团员、青年了解情况，鼓励他们利用各种关系和白区青年交朋友；动员白区青年向反动派作斗争，利用各种形式支援苏区反“围剿”斗争，并从中发现积极分子，逐步建立青年群众组织和共青团组织。
二
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下，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刘建华奉命和团省委的大部分同志留在苏区坚持斗争，在中央分局项英、陈毅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三年赣粤边游击战争。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清剿留在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调集了四五万各色反共武装，实行残酷的杀光、烧光政策。面对几十倍于我的敌人，总共只有一千四百余人的我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毫不畏惧，在当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顽强地坚持了下来。
1935年4月，中央分局决定留在苏区的各红军部队分散活动，开赴各地开展游击战。当时留在北山随特委行动的，只有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和刘建华，加上一个侦察班和一个直属队，共七十余人。为了对付敌人的清剿，游击队在各个村庄之间转移。刘老回忆说，一天，我们来到一个叫棚洞村的小山村，这个村只有十来户人家。这天上午，突然遭到敌人的袭击。事后查明，是由于特委机关的事务长采购物资时被敌人发现，敌人跟踪而至。敌人抢占了村庄对面的山头，机枪步枪的猛烈火力封锁了村口，我们无法冲出去。幸好村子的侧面还有一条小路。陈毅听了一会儿枪声，发现侧面和村后山上没有动静，便指挥大家往山后冲。我和陈毅跑一路，他的腿伤尚未痊愈，跑路不甚方便，但他却关心地推了我一下，叫我快跑。我冲上山头刚进入一片树林，就听见嗖嗖的子弹声从耳边飞过。敌人见我们进入了树林，也不敢恋战追击，不久就撤走了。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牺牲了两位同志。遭遇敌人的这次袭击后，大家认为这么多人集中在一起，绕着村子打转，不是好办法。不久，我带着一支队伍去开辟新的游击区。为了防止敌人袭击，我们不再住村庄民居，开始在山上搭棚子居住。
三年的游击战争，其艰苦性、复杂性、残酷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刘老说，三年来，我们过的是风餐露宿的生活，没有住过房子，睡觉没有脱过衣服、没有离开过武器，吃的是冷饭冷菜，喝的是冷水。有人说我们过着野人般的生活，但我们和野人不同，我们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创造最文明社会而战斗的“野人”！
回忆起当年人民群众对红军游击队的支援，刘老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说，尤其令我难忘的是上乐村的邓坑娘娘，她对我们红军游击队亲如家人，每次到她家里，她总要弄点好菜请我们吃，或炒鸡蛋，或炒小鱼干。你不吃，她就不高兴地说：“这样就不像自家人了呀！”碰到雨天，看到我们衣服湿了，她就会拿出她儿子的衣服给我们换。看到我的衣服脏了破了,她就说：“老刘哥（其实当时我年纪还很轻，她总是用如此尊重的称呼），把衣服脱下来，我来洗洗补补。”几天没有见到我们，她就放心不下，设法打听我们去哪里了。一听到敌人要来抄山，她会马上进山来告诉我们，叮嘱我们千万要小心，不要出来，要什么她给我们送来。还叮嘱我们白天要上山顶 望，看见敌人来了，就远远避开。有一次，已经是下半夜了，她突然来到我们棚子里，唤醒我们，说明天一早敌人会来抄山。当晚，我们就转移到别的山头。第二天敌人果然来了，可是扑了个空。你看，她对红军游击队是多么关心，照顾得多么周到，真不愧为一个“革命娘娘”。在环境紧张时，上乐人民还轮流站岗放哨，敌人来了，就用暗号通知我们，如呼叫“东边牛吃禾”就是指长安方向来了敌人；“西边牛吃菜”就是新城方向来敌人了。这样既保护了红军游击队，又保护了本村青壮年。上乐屋场背一位青年妇女，是从大余县新城水南村嫁来的，村里人叫她“水南婆”，比我大几岁，我叫她“水南嫂”。有一次我外出活动，回到村里已天黑了。我正准备回山上棚子里去，水南嫂十分诚恳地邀请我去她家吃晚饭。晚饭后她又打来一桶热水，对我说：“你常年洗冷水澡，今天让你洗个热水澡。走了长路，洗洗热水好。”她说罢就把水桶提到山边上，说：“这里安全，你可以安心洗，我给你放哨。”谁料到还没洗完澡，就听到水南嫂嚷道：“我刚从田里做工回来，这里没有土匪。”我明白这是水南嫂故意让我听到，告诉我有敌情。幸好天黑了，我衣服都来不及穿，拿在手上，迅速跑进后山树林里隐蔽起来。事后才知道，是国民党长安乡自卫队二十来人，从大余新城返回信丰长安，路过上乐。敌人进村后来到水南嫂家，询问村里有没有游击队。水南嫂沉着机智地应付敌人，使我安全脱离险境。后来我向她表示感谢，她却说：“谢什么，游击队就是我们的亲人啊！”
刘老说，长期的游击战争经历，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任何时候，只有依靠人民，相信群众，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的事业才能取得胜利。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1938年，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但刘建华又一次被留了下来，担任中共赣南特委委员、特委青年部长，在以杨尚奎为书记（后为严仲）的赣南特委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做党的统一战线工作。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赣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刘建华暂别赣南，辗转广东南雄、韶关一带，以开樟油厂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4年4月，刘建华奉命调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政治部组织科，主管干部工作。1945年2月，刘建华随东江纵队向粤北挺进，又一次回到了赣粤边。其间，刘建华担任油山武工队政委，带领八十多人的队伍，开始了艰苦的创建根据地的历程。
1946年5月，根据和国民党达成的有关协议，党中央命令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烟台。此时，组织上又一次决定刘建华留下来，这是他第三次留在赣粤边坚持斗争了。刘老感慨地说，长征时我留了下来，新四军上前线我又留了下来，这次东纵北撤，我是多么希望能随部队一起北上烟台。但既然是党需要我留下来，我也就立即回答：为了党的需要，我服从组织安排。就这样，刘建华三次接受党的安排，远离上级党委的领导，远离大部队，在极其艰苦和险恶的国民党统治区开展革命斗争，一次又一次地承担了艰难的战斗任务。到赣南解放时，刘建华已33岁。他的青年时代基本上是在赣粤边度过的。刘老说，这十几年中，我走遍了赣粤边的山山水水，同那里的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他们在险恶的战争年代，不顾自己的安危，无私无畏地支援和帮助我们。我和当地的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三
解放后，刘建华留在赣南工作。他先后担任中共赣西南区委组织部长，中共赣州地委书记，中共赣南区党委第一书记，赣南军分区第一政委。
使老区人民摆脱贫困，生活条件尽快得到改善，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是刘建华最大的心愿。作为一名在这块红色土地上成长起来的革命战士，刘建华心里始终对老区人民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激之情，总是千方百计地报答人民群众的养育之恩。在赣南工作期间，只要有时间，刘建华总会买上两瓶酒，割上几斤肉，踏上熟悉的山路，去看望那些游击队的老交通员、那些掩护过游击队的大爷大娘、那些革命烈士的后代，在战友的墓前敬一杯酒、叙一叙旧。刘建华原名叫刘新昭，参加革命后改名为刘新潮，1944年到东江纵队时才改名叫刘建华。当地的老表见到他，都亲切地叫他“刘新潮”、“刘老表”。老区的群众也经常到城里来找刘建华，刘建华每次总是热情款待。当听说老表有什么困难时，他总是想方设法予以解决。他还经常寄钱资助那些烈士的孤儿和遗孀。刘建华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自己拿钱，为此，有时搞得家里连买一块肥皂的钱都没有。对此，家人都很理解支持，没有一句怨言。
1958年，江西省委、省政府发出“干部上山下乡，建设老区”的号召，刘建华带领一批干部，到信丰县油山去办垦殖场。他们在山上搭棚子，开荒造林，种茶叶，栽果树，开发山区资源。同时，争取省里有关部门的支持，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办了几个小工厂；修建了从信丰到油山、经油山到大余池江的公路，沟通了两县的物资交流，促进了油山经济的发展。在油山修建了走马垅水库，扩大了农田灌溉面积。以后，又修建了从池江经小汾、彭坑，至南雄油山大兰的公路，还建了板棚大桥，沟通了池江至广东南雄大塘的物资交流。刘建华调到省里后，参加了全省老区建设委员会的工作，他积极建议修建了油山腹地的上乐、上坪公路，支持上下坪和上乐人民建起了小水电，还帮助油山镇建了办公楼和上乐小学。
1964年，刘建华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1968年任中共景德镇市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市革命委员会主任；1972年任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委书记；1979年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1997年2月离休，2000年，中央批准刘建华享受正省长级待遇。
刘老离休后，担任了江西省新四军研究会会长。为了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怀念和对人民群众的感激之情，使人们了解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刘老用了三年时间，写下了近四十万字的回忆录《风雷激荡二十年》。刘老生活很朴素，依然保持着红军的老传统。无论是在职时，还是离休后，每次下去考察，他总是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定要交伙食费；有的地方送了一些土特产，他都会尽量推辞，实在推不了，就坚持一定要付钱。尽管年事已高，刘老对老区人民仍然是念念不忘，他的心始终是和老区人民连在一起的。刘老几乎每年都要回赣南一趟，去看望那些老战友、老乡亲，直到年近九十才作罢。
采访结束时，刘老动情地说，老区人民在过去艰苦的岁月，哺育了我们，支持了我们，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希望他们尽快地富裕起来，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责编/木艮
他是重生亲父母，
我是斗争好儿郎，
革命强中强。
——陈毅《赣南游击词》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我怀着崇敬的心情采访了93岁的老红军刘建华。回忆起那些为了新中国而度过的风雷激荡的艰苦岁月，刘老感慨万千：“每当我想起那些为革命流血牺牲的同志，想起如同重生父母的人民，我的心情总是难以平静……”
一
1916年7月，刘建华出生在江西省东南部最偏僻的山区——寻乌县河角乡龙图下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家里贫穷，刘建华只读了两年私塾和一年小学。父亲刘维栋是个文盲，但体魄健壮，是个耕田的能手。为了生计，他动过不少脑筋，开过杂货铺、搞过长途贩运、养过马，但到头来仍是一贫如洗。1928年，寻乌爆发了共产党领导的“三·二五”农民暴动，刘维栋是村里暴动队的负责人之一。暴动失败后，为了躲避敌人的报复，刘维栋带着全家到离家十几里的山上，搭棚子隐蔽，在山上过了半年非人的日子。这段艰苦的生活，使刘建华得到了锻炼，受到了革命的洗礼。1929年秋，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寻乌各地农会秘密地组织起来，13岁的刘建华参加了农会，担任联络工作。1930年春，刘建华参加了共青团的外围组织青年学习会，并于当年冬天正式加入共青团。刘老说：“入团时，我还不太懂事，只知道要革命，要打土豪分田地。当时，团支部还是秘密的，给我的任务主要是做儿童团的工作，担任村儿童团长，发动和带领村里的儿童反迷信，反赌博，反抽鸦片；参加赤色戒严，查路条等。”
1933年11月，刘建华调任粤赣省少共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其间，他经常到白区和苏区的边沿地区调查研究。找一些团员、青年了解情况，鼓励他们利用各种关系和白区青年交朋友；动员白区青年向反动派作斗争，利用各种形式支援苏区反“围剿”斗争，并从中发现积极分子，逐步建立青年群众组织和共青团组织。
二
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下，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刘建华奉命和团省委的大部分同志留在苏区坚持斗争，在中央分局项英、陈毅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三年赣粤边游击战争。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清剿留在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调集了四五万各色反共武装，实行残酷的杀光、烧光政策。面对几十倍于我的敌人，总共只有一千四百余人的我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毫不畏惧，在当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顽强地坚持了下来。
1935年4月，中央分局决定留在苏区的各红军部队分散活动，开赴各地开展游击战。当时留在北山随特委行动的，只有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和刘建华，加上一个侦察班和一个直属队，共七十余人。为了对付敌人的清剿，游击队在各个村庄之间转移。刘老回忆说，一天，我们来到一个叫棚洞村的小山村，这个村只有十来户人家。这天上午，突然遭到敌人的袭击。事后查明，是由于特委机关的事务长采购物资时被敌人发现，敌人跟踪而至。敌人抢占了村庄对面的山头，机枪步枪的猛烈火力封锁了村口，我们无法冲出去。幸好村子的侧面还有一条小路。陈毅听了一会儿枪声，发现侧面和村后山上没有动静，便指挥大家往山后冲。我和陈毅跑一路，他的腿伤尚未痊愈，跑路不甚方便，但他却关心地推了我一下，叫我快跑。我冲上山头刚进入一片树林，就听见嗖嗖的子弹声从耳边飞过。敌人见我们进入了树林，也不敢恋战追击，不久就撤走了。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牺牲了两位同志。遭遇敌人的这次袭击后，大家认为这么多人集中在一起，绕着村子打转，不是好办法。不久，我带着一支队伍去开辟新的游击区。为了防止敌人袭击，我们不再住村庄民居，开始在山上搭棚子居住。
三年的游击战争，其艰苦性、复杂性、残酷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刘老说，三年来，我们过的是风餐露宿的生活，没有住过房子，睡觉没有脱过衣服、没有离开过武器，吃的是冷饭冷菜，喝的是冷水。有人说我们过着野人般的生活，但我们和野人不同，我们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创造最文明社会而战斗的“野人”！
回忆起当年人民群众对红军游击队的支援，刘老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说，尤其令我难忘的是上乐村的邓坑娘娘，她对我们红军游击队亲如家人，每次到她家里，她总要弄点好菜请我们吃，或炒鸡蛋，或炒小鱼干。你不吃，她就不高兴地说：“这样就不像自家人了呀！”碰到雨天，看到我们衣服湿了，她就会拿出她儿子的衣服给我们换。看到我的衣服脏了破了,她就说：“老刘哥（其实当时我年纪还很轻，她总是用如此尊重的称呼），把衣服脱下来，我来洗洗补补。”几天没有见到我们，她就放心不下，设法打听我们去哪里了。一听到敌人要来抄山，她会马上进山来告诉我们，叮嘱我们千万要小心，不要出来，要什么她给我们送来。还叮嘱我们白天要上山顶 望，看见敌人来了，就远远避开。有一次，已经是下半夜了，她突然来到我们棚子里，唤醒我们，说明天一早敌人会来抄山。当晚，我们就转移到别的山头。第二天敌人果然来了，可是扑了个空。你看，她对红军游击队是多么关心，照顾得多么周到，真不愧为一个“革命娘娘”。在环境紧张时，上乐人民还轮流站岗放哨，敌人来了，就用暗号通知我们，如呼叫“东边牛吃禾”就是指长安方向来了敌人；“西边牛吃菜”就是新城方向来敌人了。这样既保护了红军游击队，又保护了本村青壮年。上乐屋场背一位青年妇女，是从大余县新城水南村嫁来的，村里人叫她“水南婆”，比我大几岁，我叫她“水南嫂”。有一次我外出活动，回到村里已天黑了。我正准备回山上棚子里去，水南嫂十分诚恳地邀请我去她家吃晚饭。晚饭后她又打来一桶热水，对我说：“你常年洗冷水澡，今天让你洗个热水澡。走了长路，洗洗热水好。”她说罢就把水桶提到山边上，说：“这里安全，你可以安心洗，我给你放哨。”谁料到还没洗完澡，就听到水南嫂嚷道：“我刚从田里做工回来，这里没有土匪。”我明白这是水南嫂故意让我听到，告诉我有敌情。幸好天黑了，我衣服都来不及穿，拿在手上，迅速跑进后山树林里隐蔽起来。事后才知道，是国民党长安乡自卫队二十来人，从大余新城返回信丰长安，路过上乐。敌人进村后来到水南嫂家，询问村里有没有游击队。水南嫂沉着机智地应付敌人，使我安全脱离险境。后来我向她表示感谢，她却说：“谢什么，游击队就是我们的亲人啊！”
刘老说，长期的游击战争经历，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任何时候，只有依靠人民，相信群众，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的事业才能取得胜利。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1938年，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但刘建华又一次被留了下来，担任中共赣南特委委员、特委青年部长，在以杨尚奎为书记（后为严仲）的赣南特委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做党的统一战线工作。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赣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刘建华暂别赣南，辗转广东南雄、韶关一带，以开樟油厂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4年4月，刘建华奉命调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政治部组织科，主管干部工作。1945年2月，刘建华随东江纵队向粤北挺进，又一次回到了赣粤边。其间，刘建华担任油山武工队政委，带领八十多人的队伍，开始了艰苦的创建根据地的历程。
1946年5月，根据和国民党达成的有关协议，党中央命令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烟台。此时，组织上又一次决定刘建华留下来，这是他第三次留在赣粤边坚持斗争了。刘老感慨地说，长征时我留了下来，新四军上前线我又留了下来，这次东纵北撤，我是多么希望能随部队一起北上烟台。但既然是党需要我留下来，我也就立即回答：为了党的需要，我服从组织安排。就这样，刘建华三次接受党的安排，远离上级党委的领导，远离大部队，在极其艰苦和险恶的国民党统治区开展革命斗争，一次又一次地承担了艰难的战斗任务。到赣南解放时，刘建华已33岁。他的青年时代基本上是在赣粤边度过的。刘老说，这十几年中，我走遍了赣粤边的山山水水，同那里的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他们在险恶的战争年代，不顾自己的安危，无私无畏地支援和帮助我们。我和当地的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三
解放后，刘建华留在赣南工作。他先后担任中共赣西南区委组织部长，中共赣州地委书记，中共赣南区党委第一书记，赣南军分区第一政委。
使老区人民摆脱贫困，生活条件尽快得到改善，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是刘建华最大的心愿。作为一名在这块红色土地上成长起来的革命战士，刘建华心里始终对老区人民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激之情，总是千方百计地报答人民群众的养育之恩。在赣南工作期间，只要有时间，刘建华总会买上两瓶酒，割上几斤肉，踏上熟悉的山路，去看望那些游击队的老交通员、那些掩护过游击队的大爷大娘、那些革命烈士的后代，在战友的墓前敬一杯酒、叙一叙旧。刘建华原名叫刘新昭，参加革命后改名为刘新潮，1944年到东江纵队时才改名叫刘建华。当地的老表见到他，都亲切地叫他“刘新潮”、“刘老表”。老区的群众也经常到城里来找刘建华，刘建华每次总是热情款待。当听说老表有什么困难时，他总是想方设法予以解决。他还经常寄钱资助那些烈士的孤儿和遗孀。刘建华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自己拿钱，为此，有时搞得家里连买一块肥皂的钱都没有。对此，家人都很理解支持，没有一句怨言。
1958年，江西省委、省政府发出“干部上山下乡，建设老区”的号召，刘建华带领一批干部，到信丰县油山去办垦殖场。他们在山上搭棚子，开荒造林，种茶叶，栽果树，开发山区资源。同时，争取省里有关部门的支持，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办了几个小工厂；修建了从信丰到油山、经油山到大余池江的公路，沟通了两县的物资交流，促进了油山经济的发展。在油山修建了走马垅水库，扩大了农田灌溉面积。以后，又修建了从池江经小汾、彭坑，至南雄油山大兰的公路，还建了板棚大桥，沟通了池江至广东南雄大塘的物资交流。刘建华调到省里后，参加了全省老区建设委员会的工作，他积极建议修建了油山腹地的上乐、上坪公路，支持上下坪和上乐人民建起了小水电，还帮助油山镇建了办公楼和上乐小学。
1964年，刘建华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1968年任中共景德镇市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市革命委员会主任；1972年任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委书记；1979年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1997年2月离休，2000年，中央批准刘建华享受正省长级待遇。
刘老离休后，担任了江西省新四军研究会会长。为了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怀念和对人民群众的感激之情，使人们了解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刘老用了三年时间，写下了近四十万字的回忆录《风雷激荡二十年》。刘老生活很朴素，依然保持着红军的老传统。无论是在职时，还是离休后，每次下去考察，他总是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定要交伙食费；有的地方送了一些土特产，他都会尽量推辞，实在推不了，就坚持一定要付钱。尽管年事已高，刘老对老区人民仍然是念念不忘，他的心始终是和老区人民连在一起的。刘老几乎每年都要回赣南一趟，去看望那些老战友、老乡亲，直到年近九十才作罢。
采访结束时，刘老动情地说，老区人民在过去艰苦的岁月，哺育了我们，支持了我们，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希望他们尽快地富裕起来，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责编/木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