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机体中的学者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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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每首诗歌视为一个生命体,思想内涵便如带动其机体运转的心跳和脉搏。耿占春先生的诗歌在学者目光与诗人目光的相聚中获得生命,其学者目光为诗人目光注入理性,仿佛诗歌的机体中,“意外”地跳动着一种强有力的学者的脉搏,更为理智、稳健、深沉有力,以更宽广深厚的思想内涵,彰显并延展诗歌的生命力。
  透过诗集《我发现自己竟这样脆弱》四个辑子中各具独特生命的诗歌,感受到耿占春身为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如《我发现自己竟这样脆弱》《在孩子们中间》《记忆》《论死亡》《致幻的蘑菇》《新年超市》,他肩头背负民生疾苦,胸中点亮祝福的灯,也燃烧着对“不公、黑幕、冷漠”的愤怒;在广博深厚的理论视野下,如《论诗》《碎陶片》《论晚期风格》《论神秘》《论谣言》《论恶——读<罗马史>》《火车站》,他用隐喻和诗的语言搭建理论行走的桥梁,在辽阔的诗歌土地上开辟理论生长的新路;身为长者辩证超然的生死观,如《幽灵》《迟疑地》《今夜》《当一个人老了》《哀歌》《对你说,余虹》《论衰老》,他不时让死亡在诗行中现身,凝视亡灵,也不断发现自我的诞生,以写作超越生命;作为旅行者对异域、异族风土人情的体察与深思,如《奥依塔克的牧民》《采玉》《高昌》《喀什老城》《塔什库尔干》《在喀拉峻草原》,他朝圣般在自然、历史、现实间穿行,行囊中装满感于兴衰的思虑和某种归属,随手摘取神遗留的果实。
  《我发现自己竟这样脆弱》中的“脆弱”,源于博爱、悲悯的慈悲心,就整部诗集而言,博爱、悲悯亦贯穿始终。对“脆弱”的“发现”,是对投射于自我的他者的发现,更是他者之镜中自我的发现,亦是对诗的发现。而这“发现”在耿占春的学者目光与诗人目光的相聚中,从短暂易逝的体验向“永恒自在”的“澄明”趋近。
  这部诗集中最凸显学者之诗特征的,无疑是那些以“论”为题目或主体的诗歌。而论诗之诗格外引人注目。 在《论诗》中,把人们视作“真理”、用作“武器”的“先知的话”,比作“一个赐福的比喻”,论诗之恰当比喻“让人愉悦”乃至使人如蒙福祉般领受智慧的重要意义。“诗不再是发现真理的方法/它发现一颗隐喻的种子/让语言呼吸”,在《碎陶片》中把诗对“隐喻”的“发现”,看作“语言”的“呼吸”似的,自然而不可或缺,“一只鹭鸶的低飞”“短暂”“灵活”,却可能“提供”“模仿了启示录”般的“含义”。这两首诗揭示诗歌语言核心价值的“论”,均富有哲理性与思辨色彩。学者思维的学理高度,并未对诗人形象化、跳跃化的思维及语言表达构成遮蔽,相反,二者结合的“意外”效果成就了彼此,各自所长得以彰显。
  《论神秘》《论谣言》《论恶——读<罗马史>》《论晚期风格》等无不实现了对抽象事物、概念的具体化的诗意性表达。精警透辟的学者语言,在对人性的洞察解析中不吝形象化的犀利讽刺,“乡俗不会错,必须高看那些傻子和疯子”(《论神秘》)“谣言来自涣散无望的人心”“唯谣言让人们虚假地团结一致”(《论谣言》)。
  在史学、社会学眼光观照之下,“信奉强权的人”濒死仍狂热痴迷权力的丑态,令人颤栗,极其形象化的诗人语言,有力加强了表达的力量、硬度、尖锐度,亦强化了学者眼光中的批判性。
  这种学者的批判眼光,立足当代的同时,既深入历史,以史为鉴,又展望未来,富有预见性和前瞻性。无论是“太监们在宫中以臆想的罪名鞭笞帝国御史/古老的帝国正讲究地死亡于哲学的消化不良”(《十七世纪帝国意象》)中,对宦官专权、党争激烈等利益冲突引发重重社会矛盾的讽刺,对治道之失,尤其是为巩固政权,独尊程朱理学,压制禁锢知识分子思想的讽刺,还是“他们已用格物/失败的竹子,举起征服者的旌旗”,“一切都烙上了野蛮的胎记/当腐败变成一场崛起,反对权力腐败/接管了腐败的权力”(《失败者说——读《宋论》)中,对从追究事物道理、探究万物规律的科学追求者,到竞逐权力、崇尚征服的野心家之改头换面的讽刺,对承续“野蛮”的“权力”交接和纠缠其间的腐败的批判,都可谓是学者眼光融合诗人眼光,以诗论史“意外”的新開拓。
  《辩护词》则面向未来,预见了科技高度发展可能对人力、人的价值、人之存在构成的极大挑战,“完善的智能机器人”对“人类”做出令其“消失”(取而代之)的“最终判决”,而“漫游奇境的爱丽丝”作为人类身体、情感等体验塑造的生命,可以用其“流泪”“悲伤”“疼痛”的知觉感受——机器人无法拥有的生命体验,为人类进行存在价值的“辩护”。“最后的/辩护词,不会出自软件设计师/喜欢大数据的人已陷入可怕的疯狂”,这个“意外”地模拟审判、辩护的脚本,作为一首“意外”的批判之诗,以形象化的语言和情境,将学者眼光融入诗人眼光,表达了对唯科技论将人类推入偏执、“疯狂”、异化困境的深深忧虑。
  相较于以学者睿智之“论”驾驭抽象的立“论”之诗,叙述为主体,将思想、情感倾向隐于其后的诗歌,更显示出学者眼光的冷静、客观,也因而成为一种特别的“意外”的存在。《奥依塔克的牧民》除少量对人物的客观描写,全诗由对话为主的叙述构成,而对话侧重于“喀什噶尔的熊先生”翻译转述而来的“一个柯尔克孜老人”的讲述,直到接近结尾,才出现“我”所说的两句话,而老人“开发与我们牧民有什么关系?赚钱的是那些开发的人/我们会失去这个夏季牧场/我们的奥依塔克将会属于别人”的回答,反驳了“我”顺从时俗观念的说法。无需抛出评价、感叹,作者甚至和读者同样置身其外,从一旁审视。对话双方所代表的立场、观念的鲜明差异,已将倾斜的价值天平推至读者面前,发人深省。
  《一个故事》前半部分讲述了一个“犯人”凭借自己在“牢房”墙壁上手绘的“远去的火车”,逃离“牢房”和“提审”的故事。后半部分是所谓对这个故事的再一次讲述:“我的一生”远远“消失在错行的/诗句里”“说与沉默/同时留下我的/逃亡和返回的路”,从而使“我”“避免了现实的提审”。
  该诗仅由两个并行的故事组成,二者因隐喻而关联,相互印证,互为讲述,形象地展现了人的生存困境和自我救赎途径。一方面,人的生存如同“犯人”受困于牢狱,遭遇“现实”指派的“狱卒”前来“提审”;另一方面,人亦能凭借某种超越的途径,从“现实”建造、看管的“牢房”中越狱,搭上某列“火车”,比如诗歌,去往远方。尽管墙壁上的火车,带不走沉重肉身,思想、精神的某次越狱,也不可能一去不返,人的生存还要在“沉默”中“返回”“现实”,然而,“说”——包含其内的诗之言说,毕竟使一次次“逃亡”得以实现,绕开“现实”的冷漠嘴脸,“避免”了其严酷的“提审”。似要走出而并未走出第二个故事的作者,立在情节背后,静观读者两相对照之中“意外”的发现。
  被耿占春称作“生活中的片刻停顿”“思想的休息”的诗歌创作,这部被谦称为“习作”的诗集,给读者带来了无数冲击思想的“意外”。世界万物投射于他,经其学者目光与诗人目光的双重折射,历尽时间“打磨”,让我们在其悲悯、温厚的诗情中,“意外”发现其学者之诗的独特魅力。
  附:耿占春的诗两首
  论 诗
  在小小的快乐之后
  你甚感失望:写诗寻找的既非真理
  也不是思想,而是意外的比喻
  为什么一个事物必须不是它自己
  而是别的东西,才让人愉悦
  就像在恰当的比喻之后
  才突然变得正确?人间的事务
  如果与诗有关,是不是也要
  穿过比喻而不是逻辑
  才能令人心诚悦服?而如果
  与诗无关,即使找到了解决方案
  也无快乐可言?如此
  看来,真理的信徒早就犯下了
  一个致命的错误:虽然
  他们谨记先知的话
  却只把它当做武器一样的
  真理,而不是一个赐福的比喻
  一个故事
  两个狱卒进入牢房提审犯人
  那人正往墙上涂鸦
  他画一列火车穿越山洞
  “请稍等,我要看看
  火车里有没有我的座位”
  狱卒相视而乐。他
  变小了。从壁画的隧道里
  远去的火车冒出一团烟雾
  这个故事我要再讲一次
  在虚拟的纸页上,我的一生
  渐渐消失在错行的
  诗句里,多么
  遥远。说与沉默
  同时留下我的
  逃亡和返回的路,并且
  再次避免了现实的提审
  张悦,笔名言拙,80后,文学硕士,教育工作者,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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