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苏联文学家维·鲍科夫称叶赛宁“是俄罗斯无比湛蓝的天空下一颗嫩绿的小草，它既纤弱又坚强……是伟大的爱，这爱能创造出人世间一切奇迹”。叶赛宁的诗笔调沉郁、朴实自然、充满爱的力量。而勃洛克是俄国古典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继承了俄罗斯沉郁、感伤、凝重的哲理抒情诗传统，又以神秘的笔触展现了躁动、荒诞、虚无、绝望、放纵的现代人的人生状态，成为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代宗师。吉洪诺夫曾评价道：“就其歌喉的力量而言，就其深刻和真诚而言，就其题材的广度而言，就其诗歌性格的博大而言，就其与祖国的历史生活的联系而言，亚历山大·勃洛克无疑是一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本文将对勃洛克和叶赛宁创作中的“祖国”形象进行分析，试图揭示两位诗人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祖国；勃洛克；叶赛宁；革命
一、引言
20世纪上半叶是俄罗斯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之一，是俄国黎明前的黑暗，此时到处都蔓延着恐怖和暴力的气味，人民痛苦的承受着所有的灾难。与此同时，在这个时期也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作家和诗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愿意与祖国同甘共苦。“祖国”这一形象是诗人勃洛克和叶赛宁的创作中的主旋律。
亚历山大·勃洛克（AлeKcaHдp блOK）与谢尔盖·叶赛宁（Cepreй EceHиH）——这两个名字并列出现在了俄罗斯文学史上，他们把对祖国的爱贯穿于自己生命的始终，爱得“欢乐以至于心痛”。勃洛克将罗斯视为自己的生命，而对于叶赛宁而言，假如没了罗斯，没了自己亲爱的祖国，自己的生命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两位诗人的第一次相会是在1915年3月，后来在诗集《献给孤儿们的蜜糖饼干》中再次相遇。这本诗集收录了七首勃洛克的诗、两首叶赛宁的诗。
勃洛克和叶赛宁的生活与创作环境同处于俄罗斯艰难的时期。两位杰出的诗人和数百万俄罗斯人民共同体验了国内战争与革命的残酷，见证了俄罗斯旧生活方式、民族意识和世界观的彻底瓦解，与广大同胞一起经历了悲惨的遭遇。两位诗人心系祖国，与人民共患难，不断探讨着俄罗斯的命运，表达着自己对这些世纪变化的看法。可以说，诗人笔下的抒情主人公正是这个不平凡时代的缩影。他们勇于表达自我的想法和部分俄罗斯人民的愿望。本文将对勃洛克和叶赛宁的创作中的“祖国”形象进行分析，试图揭示出两位诗人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
1.我的罗斯，我的生命
勃洛克（1880--1921）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俄罗斯诗人，被公认为“声望最高的象征主义巨匠”。勃洛克的诗歌创作之路分成三个阶段：神秘主义的“正题”阶段、怀疑主义的“反题”阶段、最后的“合题”阶段。关于祖国俄罗斯的诗歌处于他每个阶段创作的中心。勃洛克虽出身贵族，但他向往自由、民主、仁爱，并且对俄罗斯怀有诚挚的爱，长期对祖国的发展和前景给予深切的关注。
1905年革命失败后，俄罗斯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到处贫穷落后，人民哀叹，勃洛克对此十分忧伤。此时，他已不再满怀热情歌颂美丽而虚幻的“陌生女郎”，而是深沉忧郁的感触着俄罗斯这片沉重的土地，创作风格从具有神秘色彩的象征主义转向现实主义。诗歌从对“永恒女性”的赞美转向对祖国命运的深沉忧思，将爱情主题与祖国主题有机结合为浑然一体。
“祖国”是勃洛克诗歌中最重要的主题。在一次演讲中，诗人朗诵了自己不同题材的诗歌后，被大家要求朗诵一首关于俄罗斯的诗歌。勃洛克回答说：“所有这些诗歌都是关于俄罗斯的。”祖国这一形象在勃洛克的诗歌中虽然是慢慢的展现和深入的，但却可以发现到诗人所有的诗歌都是由一条红线所穿引的，这就是对祖国无尽的爱意。在《在一望无垠的远处》中勃洛克将自由、美好的愿望寄托于心爱的祖国。在《秋天的意志》（1905）中抒情主人公怀着温馨而又忧伤的心情歌颂自己的祖国：
“你那广袤无垠的远方供我栖息，
没有你我何处安身立命，何处哭泣。”（勃洛克2003：257）
祖国的形象在勃洛克笔下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它最初的形象是超越空间和时间的童话式的罗斯。那儿“在蔚蓝色的天空”下，生长着谦卑的小白桦树和小枞树，十分宁静宜人，这是一个神秘而沉睡的国度。同时，俄罗斯还有另一种形象，茨冈俄罗斯的形象。这是一个无拘无束、放荡不羁的形象，是强大的“自发因素”的化身。这一形象在他的诗剧《命运之歌》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后来，勃洛克把俄罗斯理解为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现实。创造了祖国在不断运动、在向“世纪的远方”不断前进的形象：
啊，我的罗斯，我的妻子！
我们痛切地知晓你那漫长的途程！
那永恒的战斗！只有透过血与尘土，
我们才能梦见安宁……
草原的马儿啊，飞奔，飞奔，
踏碎那茅草……
前进无尽头……
勃洛克一方面思考着旧社会向现代化的转变，一方面回顾着俄罗斯悠久的历史，留恋美好的过去。这一思想充分体现在主题为祖国和人们的历史命运的现实主义抒情诗集《祖国》中，其中最著名的的有抒情诗《在库利科沃战场上》（1908）、组诗《抑扬格》 （1907～1914）以及《老鹰》（1916）。在《我的罗斯，我的生命，你我是否同受煎熬？……》中，诗人讲述了自己与祖国多难的命运间的血肉联系。这些诗确实能够证明勃洛克是一个爱国主义诗人，诗歌中的俄罗斯形象有着具体可感的社会历史内容，只是艺术感染力稍微逊色，并不能让人感到新鲜和激动。其中，《新的美国》（1913）表明了当时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俄国贵族诗人与以叶赛宁为代表的土生土长的“新农民诗人”对俄罗斯前途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叶赛宁一直反对工业文明，对“美国化”充满恐惧，一直到去世前几年才有所转变，而勃洛克却把俄国的未来完全寄托在工业化上，希望俄国变成新的美国。
在《新的美国》中勃洛克欢呼“欢乐的节日，伟大的节日”，因为从森林、草原、大河的那头传来了焦烟味和轰炸声，这不是波洛伏齐人、不是蒙古鞑靼人、不是土耳其人的再次入侵，而是工厂的烟囱在那儿显出黑影，工厂的汽笛在那里呻吟。在本来只有草原和野风的旷野上，俄罗斯向诗人展现了新的容颜。黑色的煤炭成了“皇帝和未婚夫”，而俄罗斯成了新嫁娘。诗歌最后一节是： 煤在低唱，盐在泛白
铁矿石在嚎叫……
这是新的美国之星
在浩瀚的草原上空向我照耀！（许贤绪2000：18）
在《在库利科沃战场上》中，勃洛克认为，库利科沃战争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注定会重现。因此，诗中存在一些带有语义回旋意义且Jm现频率极高的重复句：“在捏普利亚德瓦河对岸天鹅们在叫喊着，一遍一遍的叫着”；“再次忧郁的蹲坐在针茅草地上”；“黑暗再次笼罩了库利科沃田野后，又慢慢的消散”等等。勃洛克想表现m，现代的一切都与历史紧密相关，历史是现代社会的基础。
对于勃洛克来说，故乡和祖国就是自己的家。诗歌中的抒情主人公认为：广大的人民大众是俄罗斯存在的基础。抒情主人公努力去思考祖国的过去，深入感受祖国内在的秘密，认识她，理解她，进而去帮助她。罗斯也是一个谜，诗中用回环结构阐述着谜底在于人民的“鲜活的心灵”之中。作为国家的一分子，任何时候都要与俄罗斯人民站在一起，特别是危机时刻，才能与祖国真正的同在。（《罗斯》）：
疲惫地拄着手拐，
踏过所有的路途和岔道，
裸露的枝间旋风呼啸，
传颂着古老的传说……
此刻，我冥冥中意识到，
我亲爱的祖国是如此一贫如洗，
她衣衫褴褛身着旧布衫，
而我掩藏了赤裸裸的灵魂。
勃洛克不断审视着俄罗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诗人曾带着对污秽不堪的俄罗斯的诅咒离开过祖国，逃亡意大利，也曾想尽办法去忘掉俄罗斯的一切，但是一切都是枉然，因为祖国根深于他的灵魂和内心深处。
众所周知，勃洛克相信革命，支持革命，赋予革命以重大的象征意义。坚信人类的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俄罗斯也不例外，只是“陷进辙沟，车身摇晃的俄罗斯”的道路是曲折而坎坷的。勃洛克认为革命可以改变整个时代，他把革命理解为一场白发的、不可遏止的“世界大火”，其净化的火焰可以把整个旧世界烧得精光，长诗<十二个》就体现了诗人白然地接受革命。结尾处Jm现了“戴着白色的玫瑰花环”的耶稣基督，他扛起血红的旗帜，成为革命的领路人，走在十二个战士（圣徒）前面。当然，革命会产生伤痛、仇恨甚至是堕落，人们也会迷失前进的方向。因此，需要耶稣来匡正人世、慰藉人心、改造人类的灵魂。耶稣是人类生存的道德标准，这个标准以爱为名，象征着光明的未来，代表着诗人对人类未来的终极理想。
勃洛克赋予了这个基督耶稣这个形象以人类最崇高的精神与文化价值。他认为，人们只有按照这个理想去生活，才能得到“晶莹的雪花”。诗人并未要求人们都拥有这些精神价值，因为只有愿意去追寻的人才能真正的得到这些轻柔而永恒的珍宝。
勃洛克一生是短暂的，他在世只有41个年头。但却留下了大量的诗篇。他歌颂光明，诅咒黑暗，亲眼见证了满目疮痍的祖国——俄罗斯。如为她忧伤（《鹰》）：
“啊，我的祖国，一仍然，
仍然是昔日泪痕斑斑的容貌。
到何时啊，我们的母亲不再忧伤？！
到何时啊，雄鹰不再徘徊飞翔？！”（勃洛克2003：411）
但是诗人相信生活和未来，从不悲观绝望。始终在冷静地思考与观察，目光坚定明亮，正如在《人民和诗人》中讴歌的那样：
“许久你就在用冷静的尺度
测量所看见的一切。
你的目光坚定而又明亮，
当消灭了得势的魔鬼，
那时就会看到：世界是多美丽！”
2.俄罗斯——生命的意义
“新农民诗人”是相对于19世纪的农村诗人费特、丘特切夫等而言的。他们接受十月革命，但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理论也经常发生冲突；同时，现实生活颠覆了他们的幻想，革命没有带来天堂般的生活。
谢尔盖·叶赛宁（1895--1925）作为20世纪20年代杰出的最后一个乡村诗人，是“新农民诗人”的典型代表，是热情讴歌苏维埃俄罗斯的民族诗人和时代歌手，被称为“最具俄罗斯民族特色的诗人”。他博采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意象主义等各种艺术流派之长，白成“叶赛宁意象体系”，他的琴弦跳动着清新、沉郁、轻柔的音符，歌唱着家乡、祖国、人性和爱情，在描写风景的“活与动”超过了当时的大诗人蒲宁和勃洛克。
叶赛宁被勃洛克视为“才气横溢的农民诗人”，其革命前的抒情诗色彩明丽与革命后的伤感悲哀形成鲜明的对比。在革命年代里，诗人吹奏的不是嘹亮的铜号，而是幽咽的芦笛，没有寻求天国的幸福，而是哀叹人间疾苦，全面传达了俄国农民在动荡的战争和革命年代中的思想感情。叶氏是呼吸着人民的空气长大的，在他的抒情诗中大自然的美与诗人恋乡爱国之情可谓物我难分。在早期的诗歌中，祖国形象是以家乡的大自然、梁赞辽阔的土地、农舍等形象所呈现的，并带有浓厚的宗教基督色彩。
在《你多美，罗斯，我亲爱的罗斯……》（1914）这首诗中，叶赛宁用俄罗斯土地的魅力震撼着俄罗斯千千万万读者的心弦：
“假如天兵朝着我喊叫：
“快抛弃罗斯，住进天国！”
我定要说：“天国我不要，
只须给我自己的祖国。”（叶赛宁2012：17）
在诗人革命前的创作中，罗斯还是一个贫穷而苦难的国家，“疲倦的黑土地”、“被抛弃的地方”、“被遗忘的荒地”。十月革命是俄国新旧社会和新旧思想交替的转折点，革命带来的国家和人民生活的巨变成为叶赛宁十月革命后抒情诗中的主题，产生了一系列讴歌十月革命的作品，如《八重赞美诗》、《决裂》、《变容节》、《乐土》等，其中充满了对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理想境界的憧憬。
基督是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支柱。叶赛宁的诗歌几乎都是用宗教语言写成的，用宗教情感铸就，使人仿佛可以听到上帝的呼唤。诗人认为，革命的目的就是在被基督教洗礼过的土地上建立天堂，俄罗斯也注定是一个最为神圣而崇高的国家。在此时的诗歌（《约旦河的鸽子》和《天上的鼓手》）中便出现了圣经主题和象征主义元素： “天空是一口大钟，
月亮是它的钟舌。
我的母亲是祖国，
我是布尔什维克。”
（1918）（叶赛宁2012：66）
“我们欢呼万岁啊万岁，
人间和天上革命的洪流。
谁就会举起粗壮的手，
摘下太阳当金色大鼓。”
（1918-1919）（叶赛宁2012：80）
叶赛宁的诗歌将祖国俄罗斯的形象与宗教圣洁、上帝相联系起来，这便与勃洛克的创作（《十二个》）产生了共鸣。
1920年，叶赛宁原本以为革命会使俄罗斯免于走上“美国式的”技术道路的幻想破灭，诗人越来越感伤于自己最爱的、最熟悉的“田野的俄罗斯”、“麦秸的俄罗斯”、“木头的俄罗斯”已经无法抵挡工业化和电气化时代的冲击，即将逝去，随之而来的是罪恶的开端。之后的3年中，叶赛宁对革命十分失望，甚至将自己的命运与“正在死亡的农村”连接在一起，白视为农村的最后一个诗人，感叹“我的罗斯，木头的罗斯！我是你唯一的歌手和代言人”。他的抒情诗中也逐渐出现了一些消极悲观的主题，如死亡、破坏、希望崩溃等，《神秘的世界，我那古老的世界……》这首诗与勃洛克的组诗《可怖的世界》相互呼应。在《可怖的世界》中，描写了俄罗斯城市中的黑暗面，一个磨灭人性、破坏一切的城市。由于存在着野蛮的法律，人注定要遭到忧伤和痛苦，人的精神倍受磨难，并感到深深的绝望。组诗《死神的舞蹈》把这个“可怖的世界”描写为行尸走肉的王国，揭示了它注定灭亡的命运。
1924～1925年，叶赛宁思想趋向成熟、艺术也达到了炉火纯青。诗人对祖国的感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深沉，观察现实的视野已经远远广于早期的乡村诗人和精神危机时期的“无赖汉”诗人。如叙事诗《伟大进军之歌》，诗人借用民间故事的韵味，采取今昔对比的手法，讴歌了为苏维埃而战的“那些穿皮上衣的共产主义者”，在歌颂革命的同时在《大地的船长》、《风滚草》中也讴歌了革命的舵手列宁。
叶赛宁笔下的主人公见证了1917年革命后俄罗斯产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又默默的承受着一切的不幸。在诗歌《这里又酗酒、殴打和哭泣……》中抒情主人公自己也是耷拉着脑袋，用酒灌得双眼迷茫……他害怕看见人民不幸的脸儿，也不想思量别儿的事情，努力的想要忘记和摆脱这一切，哪怕是短暂的一瞬。主人公和诗人描述了1917年革命后自己心爱祖国和温馨的罗斯所遭遇的境况，这种境遇对于主人公来说不仅是悲伤和困苦的，更是灾难和不幸的。
叶赛宁笔下的抒情主人公对革命后的俄罗斯抱着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不仅在酒馆，连整个国家都到处充斥着酗酒的人，中毒事件频发，人们脑中只有妄想的噩梦。“啊，今朝俄国人真欢畅，家酿酒像河水般流淌，那个塌鼻子的手风琴手，为他们把伏尔加和契卡歌唱。”（叶赛宁2012：102）这里的气氛令人想起可怕的噩梦，凶恶之人已不再圣洁，他们肮脏地猖狂着，到处都是灾难，到处都是混乱。“酒鬼们眼里露出凶相，高声的话语含着不驯，他们可怜年轻的傻瓜们，一时冲动葬送了前程……”
俄罗斯的小说和诗歌中，奔驰在广阔的冰天雪地上的三套马车是伟大俄罗斯形象的象征，承载着世世代代俄罗斯人民的希望。面对赤贫的俄罗斯、饱经忧患的俄罗斯，勃洛克感叹三套马车欲奔向前方，可有谁知车轮却陷入辙沟，车身摇晃呢！而叶赛宁对农村俄罗斯即将逝去的情形，哀叹着生命也即将逝去。在《暴风雪使劲地打旋》中一套三驾马车在风雪原野上飞驰，而
在三驾马车上飞驰的是别人的青春。
我的幸福在哪里？我的欢乐在哪里？（许贤绪2000：124）
叶赛宁对祖国形象的理解是多面的。对于他，俄罗斯是大自然，诗人伴随着它一起呼吸和生长，是童年的记忆；农村象征遗失的过去和富足的土地；城市虽然可怕和冷漠，但仍是亲爱祖国的一部分；而民间创作就像祖辈智慧的结晶，是农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叶赛宁作为一个诗人，对自己的故乡，俄罗斯苏维埃祖国从未丧失信心，他把自己整个的赤子之心和全部的爱都献给了故乡、祖国（《波斯抒情》）：
“也许因为我来自遥远的北方，
那儿的月亮要大上好几倍，
不论色拉子多么美丽，
它也不必梁赞的田野更美……”（叶赛宁2006：167）
结语
叶赛宁曾说：“一个人如果忘记了自己的祖国，忘记了自己的故乡，那么他潜意识中便会有深深的负罪感，他的内心就会失去平衡与安宁，因为他失去了根。一个人之所以能够生活成长，其原因就在于有这条根将祖先世世代代赖以生存和繁衍的大地上的一切精华输入了他的肉体和灵魂。”勃洛克在发表于1918年的论文《知识分子与革命》中指出“俄罗斯注定要经受苦难、屈辱、分裂；不过，从这些屈辱中脱颖而出的将是一个崭新的，并且以新的伟大示人的俄罗斯”。（勃洛克2000：156）
在叶赛宁生命最后的日子，勃洛克仍然相当乐观的认为俄罗斯的发展充满希望，坚信俄罗斯的未来是光明的。勃洛克希望俄罗斯可以穿过重重考验，不断历练，最后成为一个幸福和谐的国家。叶赛宁也接受了苏维埃统治下的心爱的罗斯土地，悲伤的仅仅是他不能够在新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只能同“逝去的罗斯”一同离去。两位伟大的诗人都是俄罗斯真正的代言者，对祖国的爱感染着每一个人。由于受时间、资料和研究者学识之所限，在探讨勃洛克与叶赛宁创作中的“祖国”形象时，遗漏了一些问题，许多尚达不到十分透彻、详尽分析的部分本人将继续研究下去。
关键词：祖国；勃洛克；叶赛宁；革命
一、引言
20世纪上半叶是俄罗斯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之一，是俄国黎明前的黑暗，此时到处都蔓延着恐怖和暴力的气味，人民痛苦的承受着所有的灾难。与此同时，在这个时期也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作家和诗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愿意与祖国同甘共苦。“祖国”这一形象是诗人勃洛克和叶赛宁的创作中的主旋律。
亚历山大·勃洛克（AлeKcaHдp блOK）与谢尔盖·叶赛宁（Cepreй EceHиH）——这两个名字并列出现在了俄罗斯文学史上，他们把对祖国的爱贯穿于自己生命的始终，爱得“欢乐以至于心痛”。勃洛克将罗斯视为自己的生命，而对于叶赛宁而言，假如没了罗斯，没了自己亲爱的祖国，自己的生命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两位诗人的第一次相会是在1915年3月，后来在诗集《献给孤儿们的蜜糖饼干》中再次相遇。这本诗集收录了七首勃洛克的诗、两首叶赛宁的诗。
勃洛克和叶赛宁的生活与创作环境同处于俄罗斯艰难的时期。两位杰出的诗人和数百万俄罗斯人民共同体验了国内战争与革命的残酷，见证了俄罗斯旧生活方式、民族意识和世界观的彻底瓦解，与广大同胞一起经历了悲惨的遭遇。两位诗人心系祖国，与人民共患难，不断探讨着俄罗斯的命运，表达着自己对这些世纪变化的看法。可以说，诗人笔下的抒情主人公正是这个不平凡时代的缩影。他们勇于表达自我的想法和部分俄罗斯人民的愿望。本文将对勃洛克和叶赛宁的创作中的“祖国”形象进行分析，试图揭示出两位诗人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
1.我的罗斯，我的生命
勃洛克（1880--1921）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俄罗斯诗人，被公认为“声望最高的象征主义巨匠”。勃洛克的诗歌创作之路分成三个阶段：神秘主义的“正题”阶段、怀疑主义的“反题”阶段、最后的“合题”阶段。关于祖国俄罗斯的诗歌处于他每个阶段创作的中心。勃洛克虽出身贵族，但他向往自由、民主、仁爱，并且对俄罗斯怀有诚挚的爱，长期对祖国的发展和前景给予深切的关注。
1905年革命失败后，俄罗斯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到处贫穷落后，人民哀叹，勃洛克对此十分忧伤。此时，他已不再满怀热情歌颂美丽而虚幻的“陌生女郎”，而是深沉忧郁的感触着俄罗斯这片沉重的土地，创作风格从具有神秘色彩的象征主义转向现实主义。诗歌从对“永恒女性”的赞美转向对祖国命运的深沉忧思，将爱情主题与祖国主题有机结合为浑然一体。
“祖国”是勃洛克诗歌中最重要的主题。在一次演讲中，诗人朗诵了自己不同题材的诗歌后，被大家要求朗诵一首关于俄罗斯的诗歌。勃洛克回答说：“所有这些诗歌都是关于俄罗斯的。”祖国这一形象在勃洛克的诗歌中虽然是慢慢的展现和深入的，但却可以发现到诗人所有的诗歌都是由一条红线所穿引的，这就是对祖国无尽的爱意。在《在一望无垠的远处》中勃洛克将自由、美好的愿望寄托于心爱的祖国。在《秋天的意志》（1905）中抒情主人公怀着温馨而又忧伤的心情歌颂自己的祖国：
“你那广袤无垠的远方供我栖息，
没有你我何处安身立命，何处哭泣。”（勃洛克2003：257）
祖国的形象在勃洛克笔下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它最初的形象是超越空间和时间的童话式的罗斯。那儿“在蔚蓝色的天空”下，生长着谦卑的小白桦树和小枞树，十分宁静宜人，这是一个神秘而沉睡的国度。同时，俄罗斯还有另一种形象，茨冈俄罗斯的形象。这是一个无拘无束、放荡不羁的形象，是强大的“自发因素”的化身。这一形象在他的诗剧《命运之歌》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后来，勃洛克把俄罗斯理解为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现实。创造了祖国在不断运动、在向“世纪的远方”不断前进的形象：
啊，我的罗斯，我的妻子！
我们痛切地知晓你那漫长的途程！
那永恒的战斗！只有透过血与尘土，
我们才能梦见安宁……
草原的马儿啊，飞奔，飞奔，
踏碎那茅草……
前进无尽头……
勃洛克一方面思考着旧社会向现代化的转变，一方面回顾着俄罗斯悠久的历史，留恋美好的过去。这一思想充分体现在主题为祖国和人们的历史命运的现实主义抒情诗集《祖国》中，其中最著名的的有抒情诗《在库利科沃战场上》（1908）、组诗《抑扬格》 （1907～1914）以及《老鹰》（1916）。在《我的罗斯，我的生命，你我是否同受煎熬？……》中，诗人讲述了自己与祖国多难的命运间的血肉联系。这些诗确实能够证明勃洛克是一个爱国主义诗人，诗歌中的俄罗斯形象有着具体可感的社会历史内容，只是艺术感染力稍微逊色，并不能让人感到新鲜和激动。其中，《新的美国》（1913）表明了当时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俄国贵族诗人与以叶赛宁为代表的土生土长的“新农民诗人”对俄罗斯前途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叶赛宁一直反对工业文明，对“美国化”充满恐惧，一直到去世前几年才有所转变，而勃洛克却把俄国的未来完全寄托在工业化上，希望俄国变成新的美国。
在《新的美国》中勃洛克欢呼“欢乐的节日，伟大的节日”，因为从森林、草原、大河的那头传来了焦烟味和轰炸声，这不是波洛伏齐人、不是蒙古鞑靼人、不是土耳其人的再次入侵，而是工厂的烟囱在那儿显出黑影，工厂的汽笛在那里呻吟。在本来只有草原和野风的旷野上，俄罗斯向诗人展现了新的容颜。黑色的煤炭成了“皇帝和未婚夫”，而俄罗斯成了新嫁娘。诗歌最后一节是： 煤在低唱，盐在泛白
铁矿石在嚎叫……
这是新的美国之星
在浩瀚的草原上空向我照耀！（许贤绪2000：18）
在《在库利科沃战场上》中，勃洛克认为，库利科沃战争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注定会重现。因此，诗中存在一些带有语义回旋意义且Jm现频率极高的重复句：“在捏普利亚德瓦河对岸天鹅们在叫喊着，一遍一遍的叫着”；“再次忧郁的蹲坐在针茅草地上”；“黑暗再次笼罩了库利科沃田野后，又慢慢的消散”等等。勃洛克想表现m，现代的一切都与历史紧密相关，历史是现代社会的基础。
对于勃洛克来说，故乡和祖国就是自己的家。诗歌中的抒情主人公认为：广大的人民大众是俄罗斯存在的基础。抒情主人公努力去思考祖国的过去，深入感受祖国内在的秘密，认识她，理解她，进而去帮助她。罗斯也是一个谜，诗中用回环结构阐述着谜底在于人民的“鲜活的心灵”之中。作为国家的一分子，任何时候都要与俄罗斯人民站在一起，特别是危机时刻，才能与祖国真正的同在。（《罗斯》）：
疲惫地拄着手拐，
踏过所有的路途和岔道，
裸露的枝间旋风呼啸，
传颂着古老的传说……
此刻，我冥冥中意识到，
我亲爱的祖国是如此一贫如洗，
她衣衫褴褛身着旧布衫，
而我掩藏了赤裸裸的灵魂。
勃洛克不断审视着俄罗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诗人曾带着对污秽不堪的俄罗斯的诅咒离开过祖国，逃亡意大利，也曾想尽办法去忘掉俄罗斯的一切，但是一切都是枉然，因为祖国根深于他的灵魂和内心深处。
众所周知，勃洛克相信革命，支持革命，赋予革命以重大的象征意义。坚信人类的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俄罗斯也不例外，只是“陷进辙沟，车身摇晃的俄罗斯”的道路是曲折而坎坷的。勃洛克认为革命可以改变整个时代，他把革命理解为一场白发的、不可遏止的“世界大火”，其净化的火焰可以把整个旧世界烧得精光，长诗<十二个》就体现了诗人白然地接受革命。结尾处Jm现了“戴着白色的玫瑰花环”的耶稣基督，他扛起血红的旗帜，成为革命的领路人，走在十二个战士（圣徒）前面。当然，革命会产生伤痛、仇恨甚至是堕落，人们也会迷失前进的方向。因此，需要耶稣来匡正人世、慰藉人心、改造人类的灵魂。耶稣是人类生存的道德标准，这个标准以爱为名，象征着光明的未来，代表着诗人对人类未来的终极理想。
勃洛克赋予了这个基督耶稣这个形象以人类最崇高的精神与文化价值。他认为，人们只有按照这个理想去生活，才能得到“晶莹的雪花”。诗人并未要求人们都拥有这些精神价值，因为只有愿意去追寻的人才能真正的得到这些轻柔而永恒的珍宝。
勃洛克一生是短暂的，他在世只有41个年头。但却留下了大量的诗篇。他歌颂光明，诅咒黑暗，亲眼见证了满目疮痍的祖国——俄罗斯。如为她忧伤（《鹰》）：
“啊，我的祖国，一仍然，
仍然是昔日泪痕斑斑的容貌。
到何时啊，我们的母亲不再忧伤？！
到何时啊，雄鹰不再徘徊飞翔？！”（勃洛克2003：411）
但是诗人相信生活和未来，从不悲观绝望。始终在冷静地思考与观察，目光坚定明亮，正如在《人民和诗人》中讴歌的那样：
“许久你就在用冷静的尺度
测量所看见的一切。
你的目光坚定而又明亮，
当消灭了得势的魔鬼，
那时就会看到：世界是多美丽！”
2.俄罗斯——生命的意义
“新农民诗人”是相对于19世纪的农村诗人费特、丘特切夫等而言的。他们接受十月革命，但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理论也经常发生冲突；同时，现实生活颠覆了他们的幻想，革命没有带来天堂般的生活。
谢尔盖·叶赛宁（1895--1925）作为20世纪20年代杰出的最后一个乡村诗人，是“新农民诗人”的典型代表，是热情讴歌苏维埃俄罗斯的民族诗人和时代歌手，被称为“最具俄罗斯民族特色的诗人”。他博采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意象主义等各种艺术流派之长，白成“叶赛宁意象体系”，他的琴弦跳动着清新、沉郁、轻柔的音符，歌唱着家乡、祖国、人性和爱情，在描写风景的“活与动”超过了当时的大诗人蒲宁和勃洛克。
叶赛宁被勃洛克视为“才气横溢的农民诗人”，其革命前的抒情诗色彩明丽与革命后的伤感悲哀形成鲜明的对比。在革命年代里，诗人吹奏的不是嘹亮的铜号，而是幽咽的芦笛，没有寻求天国的幸福，而是哀叹人间疾苦，全面传达了俄国农民在动荡的战争和革命年代中的思想感情。叶氏是呼吸着人民的空气长大的，在他的抒情诗中大自然的美与诗人恋乡爱国之情可谓物我难分。在早期的诗歌中，祖国形象是以家乡的大自然、梁赞辽阔的土地、农舍等形象所呈现的，并带有浓厚的宗教基督色彩。
在《你多美，罗斯，我亲爱的罗斯……》（1914）这首诗中，叶赛宁用俄罗斯土地的魅力震撼着俄罗斯千千万万读者的心弦：
“假如天兵朝着我喊叫：
“快抛弃罗斯，住进天国！”
我定要说：“天国我不要，
只须给我自己的祖国。”（叶赛宁2012：17）
在诗人革命前的创作中，罗斯还是一个贫穷而苦难的国家，“疲倦的黑土地”、“被抛弃的地方”、“被遗忘的荒地”。十月革命是俄国新旧社会和新旧思想交替的转折点，革命带来的国家和人民生活的巨变成为叶赛宁十月革命后抒情诗中的主题，产生了一系列讴歌十月革命的作品，如《八重赞美诗》、《决裂》、《变容节》、《乐土》等，其中充满了对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理想境界的憧憬。
基督是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支柱。叶赛宁的诗歌几乎都是用宗教语言写成的，用宗教情感铸就，使人仿佛可以听到上帝的呼唤。诗人认为，革命的目的就是在被基督教洗礼过的土地上建立天堂，俄罗斯也注定是一个最为神圣而崇高的国家。在此时的诗歌（《约旦河的鸽子》和《天上的鼓手》）中便出现了圣经主题和象征主义元素： “天空是一口大钟，
月亮是它的钟舌。
我的母亲是祖国，
我是布尔什维克。”
（1918）（叶赛宁2012：66）
“我们欢呼万岁啊万岁，
人间和天上革命的洪流。
谁就会举起粗壮的手，
摘下太阳当金色大鼓。”
（1918-1919）（叶赛宁2012：80）
叶赛宁的诗歌将祖国俄罗斯的形象与宗教圣洁、上帝相联系起来，这便与勃洛克的创作（《十二个》）产生了共鸣。
1920年，叶赛宁原本以为革命会使俄罗斯免于走上“美国式的”技术道路的幻想破灭，诗人越来越感伤于自己最爱的、最熟悉的“田野的俄罗斯”、“麦秸的俄罗斯”、“木头的俄罗斯”已经无法抵挡工业化和电气化时代的冲击，即将逝去，随之而来的是罪恶的开端。之后的3年中，叶赛宁对革命十分失望，甚至将自己的命运与“正在死亡的农村”连接在一起，白视为农村的最后一个诗人，感叹“我的罗斯，木头的罗斯！我是你唯一的歌手和代言人”。他的抒情诗中也逐渐出现了一些消极悲观的主题，如死亡、破坏、希望崩溃等，《神秘的世界，我那古老的世界……》这首诗与勃洛克的组诗《可怖的世界》相互呼应。在《可怖的世界》中，描写了俄罗斯城市中的黑暗面，一个磨灭人性、破坏一切的城市。由于存在着野蛮的法律，人注定要遭到忧伤和痛苦，人的精神倍受磨难，并感到深深的绝望。组诗《死神的舞蹈》把这个“可怖的世界”描写为行尸走肉的王国，揭示了它注定灭亡的命运。
1924～1925年，叶赛宁思想趋向成熟、艺术也达到了炉火纯青。诗人对祖国的感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深沉，观察现实的视野已经远远广于早期的乡村诗人和精神危机时期的“无赖汉”诗人。如叙事诗《伟大进军之歌》，诗人借用民间故事的韵味，采取今昔对比的手法，讴歌了为苏维埃而战的“那些穿皮上衣的共产主义者”，在歌颂革命的同时在《大地的船长》、《风滚草》中也讴歌了革命的舵手列宁。
叶赛宁笔下的主人公见证了1917年革命后俄罗斯产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又默默的承受着一切的不幸。在诗歌《这里又酗酒、殴打和哭泣……》中抒情主人公自己也是耷拉着脑袋，用酒灌得双眼迷茫……他害怕看见人民不幸的脸儿，也不想思量别儿的事情，努力的想要忘记和摆脱这一切，哪怕是短暂的一瞬。主人公和诗人描述了1917年革命后自己心爱祖国和温馨的罗斯所遭遇的境况，这种境遇对于主人公来说不仅是悲伤和困苦的，更是灾难和不幸的。
叶赛宁笔下的抒情主人公对革命后的俄罗斯抱着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不仅在酒馆，连整个国家都到处充斥着酗酒的人，中毒事件频发，人们脑中只有妄想的噩梦。“啊，今朝俄国人真欢畅，家酿酒像河水般流淌，那个塌鼻子的手风琴手，为他们把伏尔加和契卡歌唱。”（叶赛宁2012：102）这里的气氛令人想起可怕的噩梦，凶恶之人已不再圣洁，他们肮脏地猖狂着，到处都是灾难，到处都是混乱。“酒鬼们眼里露出凶相，高声的话语含着不驯，他们可怜年轻的傻瓜们，一时冲动葬送了前程……”
俄罗斯的小说和诗歌中，奔驰在广阔的冰天雪地上的三套马车是伟大俄罗斯形象的象征，承载着世世代代俄罗斯人民的希望。面对赤贫的俄罗斯、饱经忧患的俄罗斯，勃洛克感叹三套马车欲奔向前方，可有谁知车轮却陷入辙沟，车身摇晃呢！而叶赛宁对农村俄罗斯即将逝去的情形，哀叹着生命也即将逝去。在《暴风雪使劲地打旋》中一套三驾马车在风雪原野上飞驰，而
在三驾马车上飞驰的是别人的青春。
我的幸福在哪里？我的欢乐在哪里？（许贤绪2000：124）
叶赛宁对祖国形象的理解是多面的。对于他，俄罗斯是大自然，诗人伴随着它一起呼吸和生长，是童年的记忆；农村象征遗失的过去和富足的土地；城市虽然可怕和冷漠，但仍是亲爱祖国的一部分；而民间创作就像祖辈智慧的结晶，是农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叶赛宁作为一个诗人，对自己的故乡，俄罗斯苏维埃祖国从未丧失信心，他把自己整个的赤子之心和全部的爱都献给了故乡、祖国（《波斯抒情》）：
“也许因为我来自遥远的北方，
那儿的月亮要大上好几倍，
不论色拉子多么美丽，
它也不必梁赞的田野更美……”（叶赛宁2006：167）
结语
叶赛宁曾说：“一个人如果忘记了自己的祖国，忘记了自己的故乡，那么他潜意识中便会有深深的负罪感，他的内心就会失去平衡与安宁，因为他失去了根。一个人之所以能够生活成长，其原因就在于有这条根将祖先世世代代赖以生存和繁衍的大地上的一切精华输入了他的肉体和灵魂。”勃洛克在发表于1918年的论文《知识分子与革命》中指出“俄罗斯注定要经受苦难、屈辱、分裂；不过，从这些屈辱中脱颖而出的将是一个崭新的，并且以新的伟大示人的俄罗斯”。（勃洛克2000：156）
在叶赛宁生命最后的日子，勃洛克仍然相当乐观的认为俄罗斯的发展充满希望，坚信俄罗斯的未来是光明的。勃洛克希望俄罗斯可以穿过重重考验，不断历练，最后成为一个幸福和谐的国家。叶赛宁也接受了苏维埃统治下的心爱的罗斯土地，悲伤的仅仅是他不能够在新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只能同“逝去的罗斯”一同离去。两位伟大的诗人都是俄罗斯真正的代言者，对祖国的爱感染着每一个人。由于受时间、资料和研究者学识之所限，在探讨勃洛克与叶赛宁创作中的“祖国”形象时，遗漏了一些问题，许多尚达不到十分透彻、详尽分析的部分本人将继续研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