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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纪录片是指专门为电视播出而制作的纪录片节目形态。一方面,作为纪录片的一种类型,客观真实无疑是电视纪录片的必备条件。另一方面,由于是为电视播出而制作,电视纪录片也必须迎合电视的播出特性。查尔斯·赖特提出大众传播的四种社会功能分别是环境监测、解释与规定、社会化、提供娱乐。电视作为一种面向大众的传播媒介也拥有上述四种功能,但是在当今社会,对于电视而言,提供娱乐不仅仅是一种功能,而且是另外三种功能的必要条件。尽管受众的文化层次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很大一部分受众之其所以收看电视,仍是以获得放松与愉悦为主要目的的。加入丧失了它的愉悦性,电视作品的其他的功能便无从谈起。于是,我们在大多数的电视纪录片中都不难发现故事性元素的身影。
同样是以可可西里反偷猎环境保护为主题,《平衡》和《可可西里》讲述的内容基本一致,却用了纪录片和故事片两种不同的阐述方式。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对两片的比较,来探讨故事片和记录片两者之间的异同以及相互影响。
文章的开头我们提到如今许多的电视纪录片中都融入了故事性的元素,究其原因是为了适应电视播出的需要。下面我们分别从人物、事件和背景三个方面来分析《平衡》和《可可西里》中的故事性元素。
人物
电视纪录片的核心往往是表现和反映人,以人物的行为上、心理上的动态变化来推动事件的发展,反映人的生活、人的命运的变化。在这之中“行动元”和“角色”是人物表现的两个重要方面。“行动元”可以使纪录片能够朴素地还原一个人的生存与命运的变化,而“角色”则能够真实记录和传达出来自人本身、来自生命和生活本身的复杂而又温暖的情愫,让观众感受到心灵上的震动,而这,显然是纪录片所追求的高一个层次,也是纪录片的使命。《平》和《可》都围绕着“西部工委野牦牛队”进行拍摄,《平》的主人公扎巴多杰就是《可》中男主角日泰的原形。
《平》中扎巴多杰是第一人西部工委索南达杰的妹夫,也是“西部工委野牦牛队”的核心支柱。作为索南达杰遗志的延续者,作为可可西里自然环境的保护者,他不怕苦不怕死,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去追寻人与自然的平衡,然而现实社会的不平衡最终埋葬了这位勇者。导演彭辉以扎巴多杰为载体来反映人与自然的冲突、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以及以“西部工委野牦牛队”为代表的人们在不平衡中追寻平衡的主题。
而陆川导演在《可》以扎巴多杰为人物原形塑造了日泰队长的形象,虽然对人物性格进行了再创作,将扎巴多杰粗犷的康巴汉子形象改编为一个百折不回视死如归的寡言深沉的领袖。然而,剧中并没有再对日泰这个人物进行进一步的戏剧化处理,在整个故事的发展中,陆川都是以一种模拟的“目击者”的视角来叙述故事,而非“闯入者”。他用平实简练、不偏不倚的镜头语言完整的重现了日泰这个人物的命运轨迹,甚至在处理日泰被盗猎者枪杀的场面时,也显得十分冷静、客观甚至可以说近乎冷酷。没有刻意的渲染、没有戏剧化冲突、没有人为的高潮,一切都是静静的,连死亡都是静静的,只有对生命本体和生命存在的体悟。
事件
事件是电视纪录片故事化不可或缺的又一构件。在对“西部工委因为经济困境而私卖藏羚羊皮”事件的处理中《平》和《可》两片使用了不一样的处理手法,却都达到了故事化的效果。
《平》里主要采用扎巴多杰面对镜头讲述的方式展开事件。
《可》则是通过日泰队长和记者的对话来展开事。此外,电影中还通过对刘栋卖皮子细节的拍摄进一步对该事件进行了说明。
《平》和《可》两者都使用了叙述回忆的方式去反映了同一事件,都起到了“讲故事”的效果。一方面照顾到了观众的感受,另一方面又留给了观看者足够的思考和想象空间引导观众去体悟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深层冲突。通过这样的处理,该事件就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陈述,而变成了对以“西部工委”为代表的一线环境保护者以及相关法律伦理的深刻思考。
背景
电视纪录片中的事件和人物总是在一定的背景下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换言之,纪录片的故事性与其背景不可分割。
背景是电视纪录片叙事的主题及意义表达的重要元素,任何高明的导演都不会忽视环境或背景的表意作用。《平》一片中使用的大量的自然印象。其中,风声贯穿于全片。一面国旗在肆虐的大风中徐徐上升,摇曳的国旗直接表现了可可西里恶劣的环境,也丰富了画面蕴含的哲理。同时,这个画面也运用了象征蒙太奇的手法,徐徐上升的红旗代表着这支野生动物保护组织,肆虐的大风代表了外在的种种恶劣环境,画面与音响的完美结合,也进一步深化了主题,凸显了这支队伍为保护野生动物义无反顾的决心。
而《可》中也大量的使用了自然印象,陆川运用了大量的镜头去反映可可西里壮美的山川、云海、江河和星空。同时,导演也捕捉了可可西里的残酷:沙暴、暴风雪、流沙、冰河、高原缺氧、食死的秃鹰。正是因为可可西里残酷的自然环境,才造就了她的远离尘世、超凡脱俗。但也因为可可西里残酷的自然环境,才使得针对她的保护工作显得异常艰难。当记者和野牦牛队队员站在可可西里星空之下感慨她的美丽之时,人与自然是平衡的。当镜头里充满了藏羚羊的尸体和食腐的秃鹰时,人与自然的平衡被打破。当刘栋静静的被无情的流沙吞没的时候,展现的是人们追寻平衡的艰难。通过对自然背景的捕捉,导演为我们展现了人与自然之间从平衡到打破平衡再到追寻平衡的道路。
通过对《平》和《可》两片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电视纪录片的故事性,并不是虚构的,而是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它是在真实题材的基础上,以一种更能吸引观众的方式将事实表现出来。使真实的故事更显生动,更具影响力和说服力。因此,笔者认为无论电视纪录片将来如何发展,未来衡量纪录片优秀与否的尺度如何倾斜,我们都应该相信,在电视纪录片创作过程中,故事性永远都会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同样是以可可西里反偷猎环境保护为主题,《平衡》和《可可西里》讲述的内容基本一致,却用了纪录片和故事片两种不同的阐述方式。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对两片的比较,来探讨故事片和记录片两者之间的异同以及相互影响。
文章的开头我们提到如今许多的电视纪录片中都融入了故事性的元素,究其原因是为了适应电视播出的需要。下面我们分别从人物、事件和背景三个方面来分析《平衡》和《可可西里》中的故事性元素。
人物
电视纪录片的核心往往是表现和反映人,以人物的行为上、心理上的动态变化来推动事件的发展,反映人的生活、人的命运的变化。在这之中“行动元”和“角色”是人物表现的两个重要方面。“行动元”可以使纪录片能够朴素地还原一个人的生存与命运的变化,而“角色”则能够真实记录和传达出来自人本身、来自生命和生活本身的复杂而又温暖的情愫,让观众感受到心灵上的震动,而这,显然是纪录片所追求的高一个层次,也是纪录片的使命。《平》和《可》都围绕着“西部工委野牦牛队”进行拍摄,《平》的主人公扎巴多杰就是《可》中男主角日泰的原形。
《平》中扎巴多杰是第一人西部工委索南达杰的妹夫,也是“西部工委野牦牛队”的核心支柱。作为索南达杰遗志的延续者,作为可可西里自然环境的保护者,他不怕苦不怕死,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去追寻人与自然的平衡,然而现实社会的不平衡最终埋葬了这位勇者。导演彭辉以扎巴多杰为载体来反映人与自然的冲突、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以及以“西部工委野牦牛队”为代表的人们在不平衡中追寻平衡的主题。
而陆川导演在《可》以扎巴多杰为人物原形塑造了日泰队长的形象,虽然对人物性格进行了再创作,将扎巴多杰粗犷的康巴汉子形象改编为一个百折不回视死如归的寡言深沉的领袖。然而,剧中并没有再对日泰这个人物进行进一步的戏剧化处理,在整个故事的发展中,陆川都是以一种模拟的“目击者”的视角来叙述故事,而非“闯入者”。他用平实简练、不偏不倚的镜头语言完整的重现了日泰这个人物的命运轨迹,甚至在处理日泰被盗猎者枪杀的场面时,也显得十分冷静、客观甚至可以说近乎冷酷。没有刻意的渲染、没有戏剧化冲突、没有人为的高潮,一切都是静静的,连死亡都是静静的,只有对生命本体和生命存在的体悟。
事件
事件是电视纪录片故事化不可或缺的又一构件。在对“西部工委因为经济困境而私卖藏羚羊皮”事件的处理中《平》和《可》两片使用了不一样的处理手法,却都达到了故事化的效果。
《平》里主要采用扎巴多杰面对镜头讲述的方式展开事件。
《可》则是通过日泰队长和记者的对话来展开事。此外,电影中还通过对刘栋卖皮子细节的拍摄进一步对该事件进行了说明。
《平》和《可》两者都使用了叙述回忆的方式去反映了同一事件,都起到了“讲故事”的效果。一方面照顾到了观众的感受,另一方面又留给了观看者足够的思考和想象空间引导观众去体悟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深层冲突。通过这样的处理,该事件就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陈述,而变成了对以“西部工委”为代表的一线环境保护者以及相关法律伦理的深刻思考。
背景
电视纪录片中的事件和人物总是在一定的背景下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换言之,纪录片的故事性与其背景不可分割。
背景是电视纪录片叙事的主题及意义表达的重要元素,任何高明的导演都不会忽视环境或背景的表意作用。《平》一片中使用的大量的自然印象。其中,风声贯穿于全片。一面国旗在肆虐的大风中徐徐上升,摇曳的国旗直接表现了可可西里恶劣的环境,也丰富了画面蕴含的哲理。同时,这个画面也运用了象征蒙太奇的手法,徐徐上升的红旗代表着这支野生动物保护组织,肆虐的大风代表了外在的种种恶劣环境,画面与音响的完美结合,也进一步深化了主题,凸显了这支队伍为保护野生动物义无反顾的决心。
而《可》中也大量的使用了自然印象,陆川运用了大量的镜头去反映可可西里壮美的山川、云海、江河和星空。同时,导演也捕捉了可可西里的残酷:沙暴、暴风雪、流沙、冰河、高原缺氧、食死的秃鹰。正是因为可可西里残酷的自然环境,才造就了她的远离尘世、超凡脱俗。但也因为可可西里残酷的自然环境,才使得针对她的保护工作显得异常艰难。当记者和野牦牛队队员站在可可西里星空之下感慨她的美丽之时,人与自然是平衡的。当镜头里充满了藏羚羊的尸体和食腐的秃鹰时,人与自然的平衡被打破。当刘栋静静的被无情的流沙吞没的时候,展现的是人们追寻平衡的艰难。通过对自然背景的捕捉,导演为我们展现了人与自然之间从平衡到打破平衡再到追寻平衡的道路。
通过对《平》和《可》两片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电视纪录片的故事性,并不是虚构的,而是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它是在真实题材的基础上,以一种更能吸引观众的方式将事实表现出来。使真实的故事更显生动,更具影响力和说服力。因此,笔者认为无论电视纪录片将来如何发展,未来衡量纪录片优秀与否的尺度如何倾斜,我们都应该相信,在电视纪录片创作过程中,故事性永远都会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