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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公元805年，一个科考成功不久、刚刚步入仕途的青年人开始制定他的诗歌写作计划。这个人就是白居易。
几年前，年仅28岁的他就考中了进士，以至于他得意扬扬地自夸“十七人中最少年”。因为考进士，“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后来他又陆续担任了校书郎、翰林学士等职务。
白居易作为一个河南新郑出生的外地孩子，家境并不好，又没有什么背景，却年纪轻轻就得到提拔，来到首都长安做官，应该说很幸运、很不容易。这样一个有前途的青年官员，会制定什么样的写作计划呢？按照正常的逻辑，他应该写《感恩》十首或《奋发有为做大唐好青年》十首。但答案出乎意料，他的写作计划居然是“负能量诗”十首，即“讽喻诗”，专门揭露大唐的负面现象，比如《议婚：当前首都民间婚姻中的嫌贫爱富现象》《伤友：长安一带社会交往中的不良风气》
如果只是写一些社会风俗类的题材也罢了，可他还写重大敏感题材，从皇帝的政德到朝廷的财税政策，他都抨击了一遍，比如《不致仕：浅谈当前大唐一些中高层领导不肯及时退休的现象》，直指大唐的官员队伍管理问题。比如《重赋：皇上设私库搜刮民财两税法形同虚设》，直接炮制出了“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等聳人听闻的句子。又比如《轻肥：江南部分地区因为饥荒导致人吃人现象》：“是岁江南旱，衢州（浙江）人食人”，这等于直接把大唐王朝写成了人间地狱……
白居易这么做堪称典型的“吃朝廷的饭、砸朝廷的锅”。可以说，唐朝有一千条理由严肃追究白居易的责任。
第一，唐朝人有计划地、大批量写“负能量诗”，正是白居易等人挑的头。白居易之前，写负能量诗写得名头最大的是杜甫，一句“路有冻死骨”把整个大唐的民政工作都抹杀了。但和白居易相比，杜甫的负能量诗都是随机的，影响相对较小。白居易却是有计划地写、成批量地写。《秦中吟》十首之后，他又写了《新乐府》五十首，几乎把负能量诗当成了自己的主要创作内容。
第二，白居易写负能量诗，和杜甫等人写诗的性质不同。对于杜甫来说，大唐朝廷某种程度上是亏欠了他的，他偶尔发发牢骚，还算情有可原。可白居易大写负能量诗，则是“情无可原”。毕竟当时的唐朝待他不薄：28岁就中了进士，没有一点儿关系和人脉，却能一路做官……可他不想着报答朝廷，却拼命讽刺朝廷，实在有些不合适。
第三，白居易搞“负能量诗”的时机最特殊最不合时宜。他搞创作的时间是在中唐。这个时候正是大唐王朝的关键转型期，藩镇割据、宦官弄权等现象交织，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正是需要大唐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共度时艰的时候。
而且即使放到今天，白居易写的一些诗都让人忍不住汗颜。
比如《卖炭翁》，这首诗专门批评了一群叫作“黄衣使者白衫儿”的人，他们可不是一般的首都职员，而是宫里的工作人员，白居易居然敢公开说他们强买强卖，用一些绡、一丈绫就牵走了别人上千斤的一大车炭。又比如《红线毯》，批评的是唐朝地方官员为了进贡奢侈品浪费人力物力的现象：“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白居易这是什么“居心”？他公然说朝廷的人在夺人炭，地方的人在夺人衣，岂不是说唐朝从朝廷到地方全烂了？
更严重的是，除了讽喻诗，白居易还写一种创作动机更坏、负面舆情更大的“八卦诗”。其中的代表作就是《长恨歌：关于唐玄宗不理朝政导致天下大乱的那段往事》。
诗的第一句就是“汉皇重色思倾国”。白居易明明是在炒作唐玄宗的八卦，却故意说成“汉皇”——这是唐朝诗人一贯指东打西的伎俩，叫作“以汉代唐”，但凡说本朝的不光彩事，就假托汉朝的名，让汉朝的皇帝背黑锅。比如要说唐朝的大明宫怎么样，就故意说成汉朝的未央宫怎么样；要说唐玄宗怎么样，就故意说汉武帝怎么样。白居易也玩这一套，名义上说“汉皇好色”，其实句句是“唐皇好色”。
在下文，他更是长篇铺陈，拼命渲染皇帝生活腐化，荒疏政务，“从此君王不早朝”，最后致使天下大乱，连老婆都保不住。
然而事实上，关于唐玄宗的历史评价，朝廷是有官方评定的：唐玄宗的谥号是“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白居易却把“至道”说成至淫，“大圣”说成情圣，“大明”说成不明，“孝皇帝”说成色皇帝。
这事如果换在其他朝代，白居易估计早被问斩、甚至被灭九族了。然而，处在唐朝的白居易不但活了下来，还活得很好。
他写负能量诗，居然几乎没受什么阻挠地持续写了大约十年，从公元805年一直写到公元815年左右，才渐渐消停了一些。
白居易一生吐槽过这么多人，大家讨厌他吗？当然讨厌，用白居易自己的话说就是：“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意思是，当官的讨厌他，有钱的讨厌他，带兵的也讨厌他。
但是白居易因为写“负能量诗”倒霉了吗？似乎并没有。
他平平安安地活了74岁，是最长寿的唐代诗人之一，晚年还做到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洛阳，官至二品，可以说是待遇最优渥的养老闲官了。他一生中唯一吃过的大亏，就是被贬为江州司马，但那主要是政治斗争所致。可以说，一生吐槽不断的白居易的人生结局还是不错的。
编辑/夏涵
几年前，年仅28岁的他就考中了进士，以至于他得意扬扬地自夸“十七人中最少年”。因为考进士，“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后来他又陆续担任了校书郎、翰林学士等职务。
白居易作为一个河南新郑出生的外地孩子，家境并不好，又没有什么背景，却年纪轻轻就得到提拔，来到首都长安做官，应该说很幸运、很不容易。这样一个有前途的青年官员，会制定什么样的写作计划呢？按照正常的逻辑，他应该写《感恩》十首或《奋发有为做大唐好青年》十首。但答案出乎意料，他的写作计划居然是“负能量诗”十首，即“讽喻诗”，专门揭露大唐的负面现象，比如《议婚：当前首都民间婚姻中的嫌贫爱富现象》《伤友：长安一带社会交往中的不良风气》
如果只是写一些社会风俗类的题材也罢了，可他还写重大敏感题材，从皇帝的政德到朝廷的财税政策，他都抨击了一遍，比如《不致仕：浅谈当前大唐一些中高层领导不肯及时退休的现象》，直指大唐的官员队伍管理问题。比如《重赋：皇上设私库搜刮民财两税法形同虚设》，直接炮制出了“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等聳人听闻的句子。又比如《轻肥：江南部分地区因为饥荒导致人吃人现象》：“是岁江南旱，衢州（浙江）人食人”，这等于直接把大唐王朝写成了人间地狱……
白居易这么做堪称典型的“吃朝廷的饭、砸朝廷的锅”。可以说，唐朝有一千条理由严肃追究白居易的责任。
第一，唐朝人有计划地、大批量写“负能量诗”，正是白居易等人挑的头。白居易之前，写负能量诗写得名头最大的是杜甫，一句“路有冻死骨”把整个大唐的民政工作都抹杀了。但和白居易相比，杜甫的负能量诗都是随机的，影响相对较小。白居易却是有计划地写、成批量地写。《秦中吟》十首之后，他又写了《新乐府》五十首，几乎把负能量诗当成了自己的主要创作内容。
第二，白居易写负能量诗，和杜甫等人写诗的性质不同。对于杜甫来说，大唐朝廷某种程度上是亏欠了他的，他偶尔发发牢骚，还算情有可原。可白居易大写负能量诗，则是“情无可原”。毕竟当时的唐朝待他不薄：28岁就中了进士，没有一点儿关系和人脉，却能一路做官……可他不想着报答朝廷，却拼命讽刺朝廷，实在有些不合适。
第三，白居易搞“负能量诗”的时机最特殊最不合时宜。他搞创作的时间是在中唐。这个时候正是大唐王朝的关键转型期，藩镇割据、宦官弄权等现象交织，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正是需要大唐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共度时艰的时候。
而且即使放到今天，白居易写的一些诗都让人忍不住汗颜。
比如《卖炭翁》，这首诗专门批评了一群叫作“黄衣使者白衫儿”的人，他们可不是一般的首都职员，而是宫里的工作人员，白居易居然敢公开说他们强买强卖，用一些绡、一丈绫就牵走了别人上千斤的一大车炭。又比如《红线毯》，批评的是唐朝地方官员为了进贡奢侈品浪费人力物力的现象：“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白居易这是什么“居心”？他公然说朝廷的人在夺人炭，地方的人在夺人衣，岂不是说唐朝从朝廷到地方全烂了？
更严重的是，除了讽喻诗，白居易还写一种创作动机更坏、负面舆情更大的“八卦诗”。其中的代表作就是《长恨歌：关于唐玄宗不理朝政导致天下大乱的那段往事》。
诗的第一句就是“汉皇重色思倾国”。白居易明明是在炒作唐玄宗的八卦，却故意说成“汉皇”——这是唐朝诗人一贯指东打西的伎俩，叫作“以汉代唐”，但凡说本朝的不光彩事，就假托汉朝的名，让汉朝的皇帝背黑锅。比如要说唐朝的大明宫怎么样，就故意说成汉朝的未央宫怎么样；要说唐玄宗怎么样，就故意说汉武帝怎么样。白居易也玩这一套，名义上说“汉皇好色”，其实句句是“唐皇好色”。
在下文，他更是长篇铺陈，拼命渲染皇帝生活腐化，荒疏政务，“从此君王不早朝”，最后致使天下大乱，连老婆都保不住。
然而事实上，关于唐玄宗的历史评价，朝廷是有官方评定的：唐玄宗的谥号是“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白居易却把“至道”说成至淫，“大圣”说成情圣，“大明”说成不明，“孝皇帝”说成色皇帝。
这事如果换在其他朝代，白居易估计早被问斩、甚至被灭九族了。然而，处在唐朝的白居易不但活了下来，还活得很好。
他写负能量诗，居然几乎没受什么阻挠地持续写了大约十年，从公元805年一直写到公元815年左右，才渐渐消停了一些。
白居易一生吐槽过这么多人，大家讨厌他吗？当然讨厌，用白居易自己的话说就是：“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意思是，当官的讨厌他，有钱的讨厌他，带兵的也讨厌他。
但是白居易因为写“负能量诗”倒霉了吗？似乎并没有。
他平平安安地活了74岁，是最长寿的唐代诗人之一，晚年还做到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洛阳，官至二品，可以说是待遇最优渥的养老闲官了。他一生中唯一吃过的大亏，就是被贬为江州司马，但那主要是政治斗争所致。可以说，一生吐槽不断的白居易的人生结局还是不错的。
编辑/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