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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川政统一和划宁归康，国民政府将西南建设为抗战大后方基地的国防战略基本确立，以及日本在桂南战役中切断了中国的西南补给线滇越铁路和桂越公路，封锁了中国的国际物资救援交通线，连接唯一国际通道滇缅公路的乐西公路段，成为了抗战生命线。同时，日军在占领宜昌后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出于长期抗战的战略考虑，国民政府把西昌内定为“第二陪都”，乐西公路的修筑成为了迁都西昌的重大工程。1939年 - 1942年，伴随着乐西公路的修筑建设，新的国家和地方各级政权在西昌逐渐建立，与此同时教育体系、医疗卫生、工商业企业、电影等文化软实力以及报纸等大众传媒亦逐步在西昌建立，从而形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系统网络以及民族国家意识的灌输渠道。由此民国政府通过公路建设实现了物质和权力在凉山地区的全面嵌入，进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力量的共同推进下实现了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塑和国家认同的建构。
关键词：乐西公路;民族国家;国家认同;抗战;政权
中图法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0）06 - 0058 - 08
引言
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民族国家观，民族国家就是 “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的建构是一个漫长的整体系统工程，必须借助大众传媒、教育体系、行政管制等手段，甚至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1]。民族国家建构这一过程包括了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两个维度，“国家建构”主要表现为政权的官僚化、渗透化、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而“民族形成”则主要体现为公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可、参与、承担义务及忠诚[2]2。清末民初，中国历史发生千年未有之大变动，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民族国家的建构阶段，这一时期“中华民国”共同体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民族意识，并强化了国家观念。
道路作为一种基础设施形式，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空间、地点、景观、流动、流通和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的媒介，这一物理实体承载着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和象征意义。道路可以激发了人们强大的政治想象力，为未来的联通提供了希望，同时也阐明了政治和物质的历史，这些历史通常使得看似世俗的空间如此具有争议。这些争议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现代公路的规划和建设涉及许多利益相關者——道路建设等公共工程项目通常涉及金融、监管和技术等关系，这些关系往往可以在某一单一、特定的空间中折射出国际、国家和地方权力[3]。近代公路具有调和并塑造经济性质、生活方式、文化流向的意义，其建设与使用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并通过其强大的中介能力展现着国家的意志，实践着国家的权力[4]。
根据安德森的民族国家观，民族是实体化的，同时也是可以想象和建构的，民国时期“中华民国”共同体的建构不仅需要整合中心地区主流民族的思想观念，也要重视边缘地区少数民族的认同整合。那么在这一时期，文化和地理均处于边缘的凉山彝族是以怎样的方式整合到“中华民国”这一“想象的共同体中”？民国政府又借助哪些载体在凉山实现了权力和物质的嵌入？少数民族边远地区的民族国家建构又呈现了怎样的特殊性？诚然，边远山区与国家的关系，是在道路的修筑过程中建立起来并不断加强的[5]。凉山位于中国四川西南横断山脉，其地势险要，高大陡峭的山岭和湍急的河流，将凉山阻隔为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地域空间。随着民国时期乐西公路的修筑，凉山才真正意义上从地域、文化和政治空间等诸多方面与他者关联起来。伴随着乐西公路的修筑，各级政权、工商业企业、教育体系、医疗卫生、报纸等逐步在西昌地区建立，从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力量的共同推进下实现了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塑和国家认同的建构。
一、乐西公路修筑背景及过程
（一）乐西公路修筑背景
1. 开发边陲，拓取资源：抗战根据地
“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战备状态，此时提供充分的军事后勤保障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战略任务。1937年，由于抗日需要，国民政府组织专家调查团到凉山进行全面了解。1939年发表的四大卷报告，第一次向国人勾画出凉山的地方资源概貌。团长常隆庆从国防战略高度评价凉山安宁河流域“乃我国理想之工业基地”。有的团组专家将凉山矿产誉为“亚洲的旧金山”，有的赞为“东方的鲁尔”，有的称为“中国的乌拉尔”[6]。
当时全国铁矿储量最大的省为辽宁省（占全国一半以上），其次为察哈尔省。1但由于辽宁省和察哈尔省于1931年和1933年先后沦陷，西康省宁属2地区的铁矿开发对抗战政府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让其从抗战前的西南边地，一跃成为抗战后西康省的腹心地。对国家而言，其已由鞭长莫及的“荒芜之地带”变为亟待开发的“宝地”。更为重要的是，从战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综合考虑，丰富的攀西资源可为抗战前方提供物质保障，是支持长期抗战、建立抗战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因此，1939年8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在南京召开的后勤会议中，为振兴经济和军事需要，集中讨论了公路建设的五年计划，至此乐山到西昌的公路路线第一次出现在了中国的版图[7]33。
2. 运送国际救援物资：抗战生命线
在抗战的防御和相持阶段，中国与日本法西斯独立作战，在国外订购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同时苏、英、美、法等国家在战争不同阶段对中国进行援助，因此通过国际通道获取国际救援物资，成为了中国的抗战生命线。然而，1939年，日军先后攻占上海、海南岛、汕头、深圳等地，从而基本上封锁了中国沿海地区的对外交通线。1939年12月底，日军占领昆仑关，又切断了桂林通往越南的中越国际通道，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滇缅公路成为西南地区唯一的国际通道。因此，连接滇缅公路的乐西公路修筑成为了蒋介石重点关注的对象。
此外，国民政府出于战略考虑，继续开辟第三条国际通道，以打通通往印度的中印公路。根据国民政府与英国签订的《商定修筑康印公路》协议，路线基本确定为：起自西昌，经盐源、永宁、中甸、德钦、察隅（日玛）进入印度，进而与印度省铁路终点赛地亚车站相接[8]，至此乐西公路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鉴于此，蒋介石将乐西公路的修筑提升为军事行动，并先后6次口谕、手谕赶工，如误期则按军事违命论罪，这在中国公路史上，极为罕见[7]74。 3.建立“第二陪都”西昌的战略谋划：秘密通道
重庆历来是四川和西南的工商業重镇，在淞沪会战失败后，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随着南京、武汉等地相继失守，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逐渐西移，直至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重庆为“陪都”，重庆成为了抗战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
西昌古称邛都，自南方丝绸之路以来一直是连接川滇的咽喉之地，虽为边陲小镇，在抗战期间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其次，攀西丰富的矿产等战略资源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极大关注。日军在占领宜昌后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出于长期抗战的战略考虑，国民政府把西昌内定为“第二陪都”，乐西公路的修筑亦成为了迁都西昌的重大工程。
（二）乐西公路修筑过程
乐西公路自乐山起，经峨眉、高桥、金口河、富林、农场、石棉、拖乌、大桥、冕宁、泸沽至西昌岗窑止，与西祥公路（西昌至云南祥云）连通，全场525公里，其中凉山州境内149公里。1939年4月，交通部奉国民政府命令勘测筹备修建乐西公路。同年8月，国民政府在乐山成立工程处，正式开始修筑乐西公路。工程处下设8个工务总段负责施工，全路民、兵、石工10万余人。西昌、冕宁、越西、会理、盐源5县共征汉民工3.4万人，彝民工7 000人参加筑路，于1942年4月竣工通车，施工历时2年7个月，投资1亿多法币[9]2044。
修筑期间，蒋介石委派时任交通部公路总管理处处长赵祖康为工程处处长，后又兼任施工总队长，同时还成立了两个督修司令部和一个督修专员办事处，由羊仁安1任乐西公路北段督修司令，赖执中任乐西公路富擦段督修专员，邓秀廷2任乐西公路南段督修司令，羊仁安和邓秀廷在征调彝工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他们负责实际征调、督促民工完成工程进度。施工队在面临施工期短、施工材料及粮料工具等物资供应不足、征工困难、施工人员缺乏经验、自然条件恶劣等困难的情况下，最终历时两年7个月顺利完成乐西公路的修筑，这在中国公路修筑史上是一次伟大的创举。
二、筑路过程中的政治建设
由于其特殊的地理、政治和军事等原因，四川历史上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之说。四川虽地处西南边陲，但其战略地位却得天独厚，乃历来兵家必争之地。1934年12月，为了达到“围共图川”的双重目的，蒋介石重新改组四川省政府，任命刘湘为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剿匪”总司令，以统一四川军政。川政统一后，便加强推进四川交通的开发，修筑川滇、川黔、川陕和川湘4条干线公路。作为川滇西路北段的乐西公路3，其修筑过程中伴随着各级基层政权的建立、民族团结的意象建构以及爱国主义思想的灌输，从而实现民国政府在川康地区的政治建设。
（一）基层政权的建立
1939 年重庆行营4撤销后，蒋介石在成都和西昌设置委员长行辕，分别委任贺国光和张笃伦担任行辕主任。西昌行辕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成立于1939年2月，设立之初组织机构规模较小，只有4组、3室、1部、1个特务连，全部官兵仅为365名。后来机构越发庞杂，机构人员也随之大增，官兵最多时达1 000余名，成为国民政府在西康官僚机构中最大的一个5。西昌行辕下设机构组织的主要活动：第一组，主管军事、交通运输，其前期工作的主要任务为督修西昌机场和川滇西路;第二组，主管政治、经济和文化;第三组，主管特务情报，专门从事镇压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活动;总务组，主管行辕财务、新村修建工程等;政治部，主管军队政工和宣传，在修筑乐西公路时，泸沽、富林分设政治指导员办公室，专门针对筑路工作进行政治指导。正如杜赞奇所言“将地方的行政机构正规化是巩固国家政权的有效方法，从而使下层政权与中央保持一致” [2]60，西昌行辕庞杂的机构是国家政权在地方巩固的有效方法，也是国家权力在地方的直接代言人。
西昌行辕代表蒋介石国民政府，其专门针对乐西公路修筑建立了督修司令部、边民筑路司令部、西昌行辕政治部边民筑路队指导员办公室等，从而助推国民政府政权深入凉山地区。虽然各级政权都想在乐西公路修筑上染指、渗透、控制，从而捞取政治资本和经济利益，然而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这些政权进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乐西公路修筑的正常运行。西昌行辕成立之时便宣传其任务是“建设抗战基地”“宣扬中央意德”“辅导西康省政” 1，其宣传口号无疑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色彩，其扮演了国民政府基层代言人的角色。在国民政府决定把西昌作为“第二陪都”后，蒋介石便谋划在西昌邛海泸山间修建一批战备房（即“新村特区”），以作为日后国民政府迁都西昌的办公地。蒋介石委任西昌行辕全权负责西昌新村特区的修建，该工程是当时西康境内最大的房建工程，新村特区按功能分为3类：第一类为高级办公及住宿用房，共8栋，编号都冠以“特”字;第二类为通用办公房和宿舍;第三类是各种生活、生产、辅助用房[7]67 - 68。出于“新村特区”的交通运输考虑，西昌行辕令乐西公路、西祥公路工程处，绕道于庐山的缸窑，与新村特区连接。“新村特区”的修建使得西昌由一个边陲小镇迅速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根据地”枢纽重镇，为西昌带来了无限的政治想象，同时也是国家权力在西昌最直接的象征和强大的渗透。
（二）民族团结的意象建构
乐西公路在规划之初有3条选线，分别为甲线（大渡河北岸线）、乙线（大渡河南岸线）和丙线，乙线和丙线在越西县境内，大部分经过彝区，国民政府考虑到汉彝之间积怨较深，且彝区内部纠纷频繁，认为在彝区修筑公路难度较大，最终选择甲线[7]41 - 42。由此可见，民国政府在筑路之初便充分考虑民族问题，在筑路过程中在乐西公路西康境内南段和北段分别征调5 000多、1 200边民。2为做好筑路的前期准备工作，张笃伦组建“乐西公路边民筑路干部培训班”，并充分利用彝族地方精英曲木藏尧和岭关电，3委任他们征集彝族工人参加培训，并强调积极招收在军校受过训练的彝族青年，以备任用。西昌行辕利用彝族地方精英，一方面是为了建构民族团结的意象，另一方面，国家政权在深入边远地区并推行新政时，它特别需要乡村精英们的密切合作，正如杜赞奇在研究华北农村时指出：“当国家政权企图自上而下地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社会秩序时，特别是在加强控制和推行现代化举措方面，它更离不开乡村精英的支持。” [2]193 乐西公路筑路干部培训班班址设在西昌白塔寺，曲木藏尧任大队长，岭光电任教官，张笃伦曾亲自培訓边民，为提高彝族民工的积极性，张笃伦非常注意措辞，如“边民聪明才智不弱于我们（汉族），其弱在于所入环境所受教育” [10]94。张笃伦的措辞可谓是民族团结的象征性符号，它保持了国家政权动员、激励和强制的力量[2]25，经过培训，边民劳动技术得到提高，筑路兴趣增长，筑路效率提高，一再得到工程处的表扬。岭光电还曾向彝族民工反复强调所到之处要与汉族处好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紧张的彝汉关系，张笃伦的措辞以及彝族精英岭光电的宣传共同营造了一幅民族团结的和谐景象。在筑路期间，国民政府通过汉彝互动实现了民族团结的意象建构，通过对彝族筑路民工的培训灌输中华民族认同思想，进而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三）爱国主义思想的灌输
国旗是国家的标志性旗帜和象征符号，升旗仪式是进行爱国教育的一种有力手段，仪式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11]。仪式及其蕴含的符号至关重要，国家认同的前提是文化以及心理层面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又是通过符号和仪式得以实现，升旗仪式所具有的庄严感和纪律感，对国家认同的建构和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乐西公路修筑期间，每日朝夕都在工地举行升旗典礼，升旗仪式已经成为筑路生活中的一种象征符号，每日举行更强化了这个符号的意义及其所代表的国家意志的传递。
此外，西昌行辕还经常派政治队到筑路沿线宣传爱国思想，要求“拥护领袖、拥护抗战、服从政府、尽力筑路等” [10]92，也解释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待遇含义。爱国主义需要民族情感的长期培养，正如列宁所说的：“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一种最深厚感情。” [12]由于地理环境、历史等原因，凉山彝族一向过着封闭的生活，故西方人称其为“独立倮倮（Independent Lolos）”。由于凉山彝区地处边区，远离内地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彝区一直以来未受到王朝国家的足够重视，长期处于“边缘”状态，彝族人的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思想淡薄。民族就是用语言——而非血缘——构想出来的，而且人们可以被“请进”想象的共同体中[13]140。在筑路过程中，西昌行辕政治队的爱国思想宣传激发了彝族的民族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思想，彝族被“请进”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中，这在彝族地方精英中尤为突出。岭光电曾在公路修筑开工初司令部干部会议上做了热情澎湃的发言：“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已受到中央的平等待遇。该尽到爱民族爱国家，拥护中央的天职，尤其我们是受到中央委托的人，该圆满完成所负的责任。现在日寇深入，企图灭我中华，毁我国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抗战，流血牺牲，我们没有上前线已是惭愧，仅在后方修路，能不完成筑路任务吗？修路是与其他族人一同筑的，谁有成绩谁光荣，我们能落人之后吗？” [10]98作为地方彝族精英，岭光电充满激情的发言体现了其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表明了其在抗战这一特殊时期对待祖国的一种政治原则，也体现了“个人对国家的热爱，是由祖国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所激发的，并以对其国家与同胞的福祉的特殊关切的形式表现出来” [14]。
三、筑路过程中的经济建设
对于远离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其边民国家观念、国家意识的建构和形塑需要借助特殊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可以实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功能的整合和重塑，亦可推进边民角色转型与国民身份的构建，从而有效保障边民国民身份的基本权益，巩固边远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进而增强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175]。纵观历史，国家的统一往往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发展、文化兴盛等密切相关[16]。对乐西公路修筑期间的凉山而言，基层政权的建设和嵌入不仅强化了民国政府的巩固和发展，同时也可增强了中华民国的政治共同体特征。在这一期间，民国政府在西昌建立的基层政权组织、政治机制和新村特区加强了其对地方社会的管控，同时伴随乐西公路修筑而建立的各类工商业企业，实现了在地方的经济建设，对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对其形成了强有力的塑造。
1940年，蒋介石亲自指导民国参政会会议通过的《川康建设方案》指出：“在敌军未从中国撤退前，川康之经济建设即全国经济建设之中心，非可视为寻常一省区之事业。” 1对此，国民政府成立了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成为了当时川康经济建设的最高枢纽。1941年，国民政府设立“川康兴业公司”，以推进西康经济建设。1939年至1943年，西昌开始出现大量的工业企业：西溪纸厂、毛纺织厂、制药厂、电厂、天宝矿厂、夷山炼厂、老山坪煤厂、酒精厂、“模范丝厂”、皮革厂、纺纱厂、肥皂厂、拓植生产合作社、裕民农牧场、安宁农场、修理厂等。据《西昌县志》记载，西昌“会员健全之商业同业公会十有五，杉板业十一家，百货业四十六家，烟草业四十七家，国药业四十家，新药业九家，酒业二十四家，茶业二十四家，牛羊皮业三十二家，屠案业二十一家，油盐业四十八家，棉纱业五十二家，绸布业五十七家，银行业七家，旅店业二十家，书纸文具业二十八家。又公司四，曰康滇公司，曰建宁公司，曰康宁公司，曰颐康电影院” [17]。
乐西公路的修筑，极大促进了西昌的经济建设和开发，使其从一个边陲小镇一跃发展成为日益繁忙、颇具规模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枢纽重镇。乐西公路的修筑实现了川康两省的资源开发，以促进沿线经济建设和发展，从而为长期抗战提供物质保障。此外，随着大量工商业企业的建立，当地居民逐步接受现代化文明的洗礼，不断适应城市化生活，思想观念深受影响。因此，伴随着乐西公路的修筑，民国政府在其政治框架内基础实现了川康地区的经济整合，从而形成一个 “聚民为族”的过程，最终将分散的国民整合成为整体[18]，进而在川康地区实现了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灌输。
四、筑路过程中的国家认同
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相辅相成，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一种中介形式和基础，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文化基础和文化象征符号的构建，有利于增强公民的国家认同，以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国家认同又可以促进公民的文化认同。对多民族国家而言，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以及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同时存在且发生交叠，若交叠部分较大，则说明国家认同较强，反之亦然。对于乐西公路修筑期间凉山地区的彝族而言，其在筑路过程中与汉族以及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产生了文化融合，文化融合进一步增强了该群体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此时其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发生较大程度的交叠，该族群表现出较强的国家认同感，从而促进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同时，民族国家的形象建构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话语建构，而文化符号又是话语建构的重要载体，文化符号在传播信息、建构民族国家身份、以及塑造国家形象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乐西公路修筑期间，民国政府主要通过报纸等大众传媒、教育体系、医疗以及电影等各种媒介以及它们所传播的符号实现在川康地区的文化融合，进而实现其民族国家的形象建构。 1.报纸。报纸是一种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其身上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形态烙印，同时报纸又是文化的传播媒介。民国时期，川康地区的主要报纸有《宁远报》《新康报》《新宁远》《康导月刊》《西康国民日报》《乐西公路》（半月刊）、《边疆通讯》等，这些报纸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且均刊登了大量有关乐西公路修筑的文章。以《宁远报》为例，其中一版题为“八月份宁属要闻”，其中涉及的主要内容有：“西昌筑路委员会召开筑路扩大会议”“第二十四军一三七师驻宁办事处逢令撤销”“行辕专员常隆庆、康专教授刘之相、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制革原料厂张凯基等赴康滇境分别调研地质矿藏及皮革羊毛等生产状况”“西昌建泸段公路开始修筑”“省立幼稚园朱明筠就职，省师幼稚班并入”等[19]，其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教育、筑路等，体现了安德森所言“报纸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编辑在同一版面上多个独立事件并列在一起，从而制造出他们之间的关联性” [13]26 - 36。《新康报》在报道中称乐西公路路筑路彝工“工作效率高，工作亦极努力”“边民爱国热忱，亦不后于汉民”[20]，这些报道不仅在彝区宣传了民族平等的思想，还激发了彝工的筑路热情和爱国主义思想，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2.教育。在国民政府把西昌内定为“第二陪都”后，蒋介石开始了一系列筹备措施，其中一项便是在西昌创办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1并任命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为校长，该校聚集了大量知名专家学者，其中刘芝祥教授率先发现了攀枝花大型磁铁矿，该校创办可谓开启了川康民族地区高等教育之滥觞，促进了川康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在筹建“西康技艺专科学校”的过程中，张笃伦建议“招收边生”“以资培植”，2并督促相关部门制定招收彝族学生的方案。国民政府通过教育在彝族学生中传播文化，使川康地区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发展，同时使得彝族学生产生文化认同，进而促进该群体的国家认同。
3.医疗卫生。在乐西公路修筑期间，卫生署在西昌设立了直属医院、西昌卫生院，与西康省合办了一所助产学校，还专门针对乐西公路的修筑成立了乐西公路医疗队，医疗队来到筑路沿线的深山边陲，在民族地区传播了医疗文明。彝族向来有自己的民间信仰，生病时习惯于请神职人员“毕摩”或“苏尼”3做仪式，因此很多筑路彝工本来不相信现代医疗，但由于工地离家较远，若在工地上生病，无法再请神职人员念经求神祛病，因此不得不通过接受现代医疗，通过现代医疗治好了许多感冒、痢疾、眼病、胃病、外伤等，同时卫生站还培养彝民翻译为粗通医药的彝族医疗人才[7]187，这为后来彝区医疗卫生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张笃伦“抚绥夷人，尤以医药为先”的思想，现代医疗卫生在彝区的传播为国民政府在彝区争取了人心，从而增强了彝族对国民政府的认同。
4.电影。为鼓舞筑路民工士气、增强其爱国精神，1940年4月，军委会政治部电影队到筑路沿线播放电影，影片内容涉及日寇对中国通报进行残杀、活埋、奸淫、烧抢、投掷炸弹等内容，让从未参加过抗战前线的筑路工人们第一次感受到抗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极大激发了筑路工人的爱国情怀。1940年下半年，西康省电影队又相继到富林、田坝、玉田、阿尔等彝区放映影片，所到之处都受到彝族人民的极大欢迎，这与一直以来紧张的彝汉关系形成鲜明对比，这不仅体现了国民政府文化软实力的积极推进，而且呈现出一幅彝汉和谐相处、其乐融融的景象。在筑路过程中，由郑君里导演带队经过公路沿线拍摄纪录片《民族万岁》，其中有12分钟镜头反映了彝工修筑乐西公路的情况，将彝族作为中华民族团结抗战中的一员呈现在银幕中[7]107。因此，在筑路期间，国民政府借助电影这一文化传播媒介在筑路沿线传播爱国主义思想，并在电影中积极宣传彝族在筑路中所做的贡献，彝族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其民族形象被重新审视、认知和塑造[21]，反过来又促进了国民政府形象在彝区的建构。
五、结语
乐西公路的修筑担负着“抗战根据地”“抗战生命线”以及“通往第二陪都的秘密通道”等特殊使命，因此其修筑本身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图，其修筑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伴随着乐西公路修筑而建立的各级基层政权体现了民国政府在西昌地區的政治渗透和嵌入，各级基层政权的官僚化、渗透化和分化进一步强化了民国政府对下层控制的巩固，同时也增强了中华民国的政治共同体特征，进而实现了“国家建构”。与此同时，民国政府借助这些基层政权在地方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并在少数民族中宣扬民族平等思想，以赢得少数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精英的信任，构建了一副民族团结的意象，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公民（包括少数民族）不断认可中华民国这一共同体，并积极参与筑路、承担筑路义务，表现出其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进而实现了“民族建构”。由此，从“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这两个维度实现了民族国家的建构。
然而，民族国家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一蹴而就，其建构过程需借助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力量。筑路期间，民国政府在川康地区建立各类工商业企业，极大促进了川康地区的经济建设和开发，实现了川康地区的经济整合，从而实现了其在地方的经济渗透。同时，各类工商业企业的建立对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对其形成了强有力的塑造，最终将当地居民整合为整体，进而在川康地区实现了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灌输。此外，民国政府在筑路过程中实现了报纸、教育体系、医疗卫生以及电影等文化符号在地方的嵌入，这些文化符号具有沟通传播功能和凝聚功能，是民族国家形象建构和形塑的重要载体。同时，这些文化符号在地方的嵌入实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文化基础和文化象征符号的建构，有利于增强公民的国家认同，从而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当前随着凉山地区“基础设施扶贫工程”的实施，高速公路、快速铁路、干线公路、农村公路、航空运输、以及水运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凉山地区如火如荼，这将实现凉山与周边区域高效畅通连接，从而不断弱化由于地理等自然环境带来的阻隔，凉山地区将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凉山的地方社会也借助道路这一重要载体不断转型，然而民族国家仍然重要，“它不是正在消亡，而是正在被重新想象、重新设计、重新调整以回应挑战”[22]。未来凉山的地方社会发展将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变得更加包容开放，更加具有凝聚力，在更深层次融入全球化的同时，将不断构建自己的现代性，该地区的社会发展也因此需要持续不断的关注。 参考文献：
[1] Anderson B.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M]. London： Verso books， 1991.
[2] 杜赞奇. 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 - 1942年的华北农村[M] . 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 Dalakoglou D， Harvey P. Roads and anthropology：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s on space， time and （im） mobility[J]. Mobilities， 2012， 7（4）： 459 - 465.
[4] 朱凌飞，胡为佳.道路、聚落与空间正义：对大丽高速公路及其节点九河的人类学研究[J].开放时代，2019（6）：167 - 181.
[5] 张锦鹏，高孟然.从生死相依到渐被离弃：云南昆曼公路沿线那柯里村的路人类学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2015（4）：98 - 104.
[6] 赵乐群.南丝绸之路上“聚宝盆”[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川西南片区文史资料工作协作汇编·南丝古道.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93 - 94.
[7] 刘忠福.乐西公路[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
[8] 张永攀.中印日玛线、印藏驮运线与英国的干涉活动[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15 - 20.
[9] 凉山彝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凉山彝族自治州志（下）[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2044.
[10]岭光电.忆“乐西公路”北段边民筑路队[M]//载温春来、尔布什哈.岭光电文集（下册）.香港：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2010.
[11]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
[12]列宁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68 - 169.
[1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14]潘亚玲.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辨析[J].欧洲研究，2006（4）：84 - 99，159.
[15]杨丽玉.边界与国民：现代国家边疆建设中的双重型构[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86 - 91.
[16]韩震.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06 - 113.
[17]郑少成. 民国西昌县志·卷二·产业卷[M].成都：巴蜀书社，1992.
[18]周平.现代国家基础性的社会政治机制——基于國族的分析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20（3）：79 - 98，206.
[19]八月份宁属要闻[J]. 新宁远月刊，1940 创刊号：51.
[20]边民五百参加建设工程[N].新康报，1941-09 - 03（3）.
[21]赵峥.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政策之转变：以抗战时期动员西康彝族修筑乐西公路为中心的讨论[J].抗日战争研究，2014（1）：90 - 101.
[22]鲍伯·杰索普.重构国家、重新引导国家权力[J].何子英，译.求是学刊， 2007（4）：28 - 32.
[责任编辑：王 健]
关键词：乐西公路;民族国家;国家认同;抗战;政权
中图法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0）06 - 0058 - 08
引言
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民族国家观，民族国家就是 “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的建构是一个漫长的整体系统工程，必须借助大众传媒、教育体系、行政管制等手段，甚至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1]。民族国家建构这一过程包括了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两个维度，“国家建构”主要表现为政权的官僚化、渗透化、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而“民族形成”则主要体现为公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可、参与、承担义务及忠诚[2]2。清末民初，中国历史发生千年未有之大变动，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民族国家的建构阶段，这一时期“中华民国”共同体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民族意识，并强化了国家观念。
道路作为一种基础设施形式，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空间、地点、景观、流动、流通和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的媒介，这一物理实体承载着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和象征意义。道路可以激发了人们强大的政治想象力，为未来的联通提供了希望，同时也阐明了政治和物质的历史，这些历史通常使得看似世俗的空间如此具有争议。这些争议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现代公路的规划和建设涉及许多利益相關者——道路建设等公共工程项目通常涉及金融、监管和技术等关系，这些关系往往可以在某一单一、特定的空间中折射出国际、国家和地方权力[3]。近代公路具有调和并塑造经济性质、生活方式、文化流向的意义，其建设与使用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并通过其强大的中介能力展现着国家的意志，实践着国家的权力[4]。
根据安德森的民族国家观，民族是实体化的，同时也是可以想象和建构的，民国时期“中华民国”共同体的建构不仅需要整合中心地区主流民族的思想观念，也要重视边缘地区少数民族的认同整合。那么在这一时期，文化和地理均处于边缘的凉山彝族是以怎样的方式整合到“中华民国”这一“想象的共同体中”？民国政府又借助哪些载体在凉山实现了权力和物质的嵌入？少数民族边远地区的民族国家建构又呈现了怎样的特殊性？诚然，边远山区与国家的关系，是在道路的修筑过程中建立起来并不断加强的[5]。凉山位于中国四川西南横断山脉，其地势险要，高大陡峭的山岭和湍急的河流，将凉山阻隔为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地域空间。随着民国时期乐西公路的修筑，凉山才真正意义上从地域、文化和政治空间等诸多方面与他者关联起来。伴随着乐西公路的修筑，各级政权、工商业企业、教育体系、医疗卫生、报纸等逐步在西昌地区建立，从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力量的共同推进下实现了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塑和国家认同的建构。
一、乐西公路修筑背景及过程
（一）乐西公路修筑背景
1. 开发边陲，拓取资源：抗战根据地
“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战备状态，此时提供充分的军事后勤保障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战略任务。1937年，由于抗日需要，国民政府组织专家调查团到凉山进行全面了解。1939年发表的四大卷报告，第一次向国人勾画出凉山的地方资源概貌。团长常隆庆从国防战略高度评价凉山安宁河流域“乃我国理想之工业基地”。有的团组专家将凉山矿产誉为“亚洲的旧金山”，有的赞为“东方的鲁尔”，有的称为“中国的乌拉尔”[6]。
当时全国铁矿储量最大的省为辽宁省（占全国一半以上），其次为察哈尔省。1但由于辽宁省和察哈尔省于1931年和1933年先后沦陷，西康省宁属2地区的铁矿开发对抗战政府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让其从抗战前的西南边地，一跃成为抗战后西康省的腹心地。对国家而言，其已由鞭长莫及的“荒芜之地带”变为亟待开发的“宝地”。更为重要的是，从战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综合考虑，丰富的攀西资源可为抗战前方提供物质保障，是支持长期抗战、建立抗战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因此，1939年8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在南京召开的后勤会议中，为振兴经济和军事需要，集中讨论了公路建设的五年计划，至此乐山到西昌的公路路线第一次出现在了中国的版图[7]33。
2. 运送国际救援物资：抗战生命线
在抗战的防御和相持阶段，中国与日本法西斯独立作战，在国外订购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同时苏、英、美、法等国家在战争不同阶段对中国进行援助，因此通过国际通道获取国际救援物资，成为了中国的抗战生命线。然而，1939年，日军先后攻占上海、海南岛、汕头、深圳等地，从而基本上封锁了中国沿海地区的对外交通线。1939年12月底，日军占领昆仑关，又切断了桂林通往越南的中越国际通道，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滇缅公路成为西南地区唯一的国际通道。因此，连接滇缅公路的乐西公路修筑成为了蒋介石重点关注的对象。
此外，国民政府出于战略考虑，继续开辟第三条国际通道，以打通通往印度的中印公路。根据国民政府与英国签订的《商定修筑康印公路》协议，路线基本确定为：起自西昌，经盐源、永宁、中甸、德钦、察隅（日玛）进入印度，进而与印度省铁路终点赛地亚车站相接[8]，至此乐西公路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鉴于此，蒋介石将乐西公路的修筑提升为军事行动，并先后6次口谕、手谕赶工，如误期则按军事违命论罪，这在中国公路史上，极为罕见[7]74。 3.建立“第二陪都”西昌的战略谋划：秘密通道
重庆历来是四川和西南的工商業重镇，在淞沪会战失败后，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随着南京、武汉等地相继失守，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逐渐西移，直至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重庆为“陪都”，重庆成为了抗战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
西昌古称邛都，自南方丝绸之路以来一直是连接川滇的咽喉之地，虽为边陲小镇，在抗战期间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其次，攀西丰富的矿产等战略资源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极大关注。日军在占领宜昌后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出于长期抗战的战略考虑，国民政府把西昌内定为“第二陪都”，乐西公路的修筑亦成为了迁都西昌的重大工程。
（二）乐西公路修筑过程
乐西公路自乐山起，经峨眉、高桥、金口河、富林、农场、石棉、拖乌、大桥、冕宁、泸沽至西昌岗窑止，与西祥公路（西昌至云南祥云）连通，全场525公里，其中凉山州境内149公里。1939年4月，交通部奉国民政府命令勘测筹备修建乐西公路。同年8月，国民政府在乐山成立工程处，正式开始修筑乐西公路。工程处下设8个工务总段负责施工，全路民、兵、石工10万余人。西昌、冕宁、越西、会理、盐源5县共征汉民工3.4万人，彝民工7 000人参加筑路，于1942年4月竣工通车，施工历时2年7个月，投资1亿多法币[9]2044。
修筑期间，蒋介石委派时任交通部公路总管理处处长赵祖康为工程处处长，后又兼任施工总队长，同时还成立了两个督修司令部和一个督修专员办事处，由羊仁安1任乐西公路北段督修司令，赖执中任乐西公路富擦段督修专员，邓秀廷2任乐西公路南段督修司令，羊仁安和邓秀廷在征调彝工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他们负责实际征调、督促民工完成工程进度。施工队在面临施工期短、施工材料及粮料工具等物资供应不足、征工困难、施工人员缺乏经验、自然条件恶劣等困难的情况下，最终历时两年7个月顺利完成乐西公路的修筑，这在中国公路修筑史上是一次伟大的创举。
二、筑路过程中的政治建设
由于其特殊的地理、政治和军事等原因，四川历史上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之说。四川虽地处西南边陲，但其战略地位却得天独厚，乃历来兵家必争之地。1934年12月，为了达到“围共图川”的双重目的，蒋介石重新改组四川省政府，任命刘湘为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剿匪”总司令，以统一四川军政。川政统一后，便加强推进四川交通的开发，修筑川滇、川黔、川陕和川湘4条干线公路。作为川滇西路北段的乐西公路3，其修筑过程中伴随着各级基层政权的建立、民族团结的意象建构以及爱国主义思想的灌输，从而实现民国政府在川康地区的政治建设。
（一）基层政权的建立
1939 年重庆行营4撤销后，蒋介石在成都和西昌设置委员长行辕，分别委任贺国光和张笃伦担任行辕主任。西昌行辕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成立于1939年2月，设立之初组织机构规模较小，只有4组、3室、1部、1个特务连，全部官兵仅为365名。后来机构越发庞杂，机构人员也随之大增，官兵最多时达1 000余名，成为国民政府在西康官僚机构中最大的一个5。西昌行辕下设机构组织的主要活动：第一组，主管军事、交通运输，其前期工作的主要任务为督修西昌机场和川滇西路;第二组，主管政治、经济和文化;第三组，主管特务情报，专门从事镇压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活动;总务组，主管行辕财务、新村修建工程等;政治部，主管军队政工和宣传，在修筑乐西公路时，泸沽、富林分设政治指导员办公室，专门针对筑路工作进行政治指导。正如杜赞奇所言“将地方的行政机构正规化是巩固国家政权的有效方法，从而使下层政权与中央保持一致” [2]60，西昌行辕庞杂的机构是国家政权在地方巩固的有效方法，也是国家权力在地方的直接代言人。
西昌行辕代表蒋介石国民政府，其专门针对乐西公路修筑建立了督修司令部、边民筑路司令部、西昌行辕政治部边民筑路队指导员办公室等，从而助推国民政府政权深入凉山地区。虽然各级政权都想在乐西公路修筑上染指、渗透、控制，从而捞取政治资本和经济利益，然而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这些政权进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乐西公路修筑的正常运行。西昌行辕成立之时便宣传其任务是“建设抗战基地”“宣扬中央意德”“辅导西康省政” 1，其宣传口号无疑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色彩，其扮演了国民政府基层代言人的角色。在国民政府决定把西昌作为“第二陪都”后，蒋介石便谋划在西昌邛海泸山间修建一批战备房（即“新村特区”），以作为日后国民政府迁都西昌的办公地。蒋介石委任西昌行辕全权负责西昌新村特区的修建，该工程是当时西康境内最大的房建工程，新村特区按功能分为3类：第一类为高级办公及住宿用房，共8栋，编号都冠以“特”字;第二类为通用办公房和宿舍;第三类是各种生活、生产、辅助用房[7]67 - 68。出于“新村特区”的交通运输考虑，西昌行辕令乐西公路、西祥公路工程处，绕道于庐山的缸窑，与新村特区连接。“新村特区”的修建使得西昌由一个边陲小镇迅速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根据地”枢纽重镇，为西昌带来了无限的政治想象，同时也是国家权力在西昌最直接的象征和强大的渗透。
（二）民族团结的意象建构
乐西公路在规划之初有3条选线，分别为甲线（大渡河北岸线）、乙线（大渡河南岸线）和丙线，乙线和丙线在越西县境内，大部分经过彝区，国民政府考虑到汉彝之间积怨较深，且彝区内部纠纷频繁，认为在彝区修筑公路难度较大，最终选择甲线[7]41 - 42。由此可见，民国政府在筑路之初便充分考虑民族问题，在筑路过程中在乐西公路西康境内南段和北段分别征调5 000多、1 200边民。2为做好筑路的前期准备工作，张笃伦组建“乐西公路边民筑路干部培训班”，并充分利用彝族地方精英曲木藏尧和岭关电，3委任他们征集彝族工人参加培训，并强调积极招收在军校受过训练的彝族青年，以备任用。西昌行辕利用彝族地方精英，一方面是为了建构民族团结的意象，另一方面，国家政权在深入边远地区并推行新政时，它特别需要乡村精英们的密切合作，正如杜赞奇在研究华北农村时指出：“当国家政权企图自上而下地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社会秩序时，特别是在加强控制和推行现代化举措方面，它更离不开乡村精英的支持。” [2]193 乐西公路筑路干部培训班班址设在西昌白塔寺，曲木藏尧任大队长，岭光电任教官，张笃伦曾亲自培訓边民，为提高彝族民工的积极性，张笃伦非常注意措辞，如“边民聪明才智不弱于我们（汉族），其弱在于所入环境所受教育” [10]94。张笃伦的措辞可谓是民族团结的象征性符号，它保持了国家政权动员、激励和强制的力量[2]25，经过培训，边民劳动技术得到提高，筑路兴趣增长，筑路效率提高，一再得到工程处的表扬。岭光电还曾向彝族民工反复强调所到之处要与汉族处好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紧张的彝汉关系，张笃伦的措辞以及彝族精英岭光电的宣传共同营造了一幅民族团结的和谐景象。在筑路期间，国民政府通过汉彝互动实现了民族团结的意象建构，通过对彝族筑路民工的培训灌输中华民族认同思想，进而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三）爱国主义思想的灌输
国旗是国家的标志性旗帜和象征符号，升旗仪式是进行爱国教育的一种有力手段，仪式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11]。仪式及其蕴含的符号至关重要，国家认同的前提是文化以及心理层面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又是通过符号和仪式得以实现，升旗仪式所具有的庄严感和纪律感，对国家认同的建构和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乐西公路修筑期间，每日朝夕都在工地举行升旗典礼，升旗仪式已经成为筑路生活中的一种象征符号，每日举行更强化了这个符号的意义及其所代表的国家意志的传递。
此外，西昌行辕还经常派政治队到筑路沿线宣传爱国思想，要求“拥护领袖、拥护抗战、服从政府、尽力筑路等” [10]92，也解释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待遇含义。爱国主义需要民族情感的长期培养，正如列宁所说的：“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一种最深厚感情。” [12]由于地理环境、历史等原因，凉山彝族一向过着封闭的生活，故西方人称其为“独立倮倮（Independent Lolos）”。由于凉山彝区地处边区，远离内地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彝区一直以来未受到王朝国家的足够重视，长期处于“边缘”状态，彝族人的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思想淡薄。民族就是用语言——而非血缘——构想出来的，而且人们可以被“请进”想象的共同体中[13]140。在筑路过程中，西昌行辕政治队的爱国思想宣传激发了彝族的民族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思想，彝族被“请进”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中，这在彝族地方精英中尤为突出。岭光电曾在公路修筑开工初司令部干部会议上做了热情澎湃的发言：“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已受到中央的平等待遇。该尽到爱民族爱国家，拥护中央的天职，尤其我们是受到中央委托的人，该圆满完成所负的责任。现在日寇深入，企图灭我中华，毁我国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抗战，流血牺牲，我们没有上前线已是惭愧，仅在后方修路，能不完成筑路任务吗？修路是与其他族人一同筑的，谁有成绩谁光荣，我们能落人之后吗？” [10]98作为地方彝族精英，岭光电充满激情的发言体现了其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表明了其在抗战这一特殊时期对待祖国的一种政治原则，也体现了“个人对国家的热爱，是由祖国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所激发的，并以对其国家与同胞的福祉的特殊关切的形式表现出来” [14]。
三、筑路过程中的经济建设
对于远离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其边民国家观念、国家意识的建构和形塑需要借助特殊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可以实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功能的整合和重塑，亦可推进边民角色转型与国民身份的构建，从而有效保障边民国民身份的基本权益，巩固边远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进而增强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175]。纵观历史，国家的统一往往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发展、文化兴盛等密切相关[16]。对乐西公路修筑期间的凉山而言，基层政权的建设和嵌入不仅强化了民国政府的巩固和发展，同时也可增强了中华民国的政治共同体特征。在这一期间，民国政府在西昌建立的基层政权组织、政治机制和新村特区加强了其对地方社会的管控，同时伴随乐西公路修筑而建立的各类工商业企业，实现了在地方的经济建设，对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对其形成了强有力的塑造。
1940年，蒋介石亲自指导民国参政会会议通过的《川康建设方案》指出：“在敌军未从中国撤退前，川康之经济建设即全国经济建设之中心，非可视为寻常一省区之事业。” 1对此，国民政府成立了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成为了当时川康经济建设的最高枢纽。1941年，国民政府设立“川康兴业公司”，以推进西康经济建设。1939年至1943年，西昌开始出现大量的工业企业：西溪纸厂、毛纺织厂、制药厂、电厂、天宝矿厂、夷山炼厂、老山坪煤厂、酒精厂、“模范丝厂”、皮革厂、纺纱厂、肥皂厂、拓植生产合作社、裕民农牧场、安宁农场、修理厂等。据《西昌县志》记载，西昌“会员健全之商业同业公会十有五，杉板业十一家，百货业四十六家，烟草业四十七家，国药业四十家，新药业九家，酒业二十四家，茶业二十四家，牛羊皮业三十二家，屠案业二十一家，油盐业四十八家，棉纱业五十二家，绸布业五十七家，银行业七家，旅店业二十家，书纸文具业二十八家。又公司四，曰康滇公司，曰建宁公司，曰康宁公司，曰颐康电影院” [17]。
乐西公路的修筑，极大促进了西昌的经济建设和开发，使其从一个边陲小镇一跃发展成为日益繁忙、颇具规模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枢纽重镇。乐西公路的修筑实现了川康两省的资源开发，以促进沿线经济建设和发展，从而为长期抗战提供物质保障。此外，随着大量工商业企业的建立，当地居民逐步接受现代化文明的洗礼，不断适应城市化生活，思想观念深受影响。因此，伴随着乐西公路的修筑，民国政府在其政治框架内基础实现了川康地区的经济整合，从而形成一个 “聚民为族”的过程，最终将分散的国民整合成为整体[18]，进而在川康地区实现了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灌输。
四、筑路过程中的国家认同
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相辅相成，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一种中介形式和基础，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文化基础和文化象征符号的构建，有利于增强公民的国家认同，以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国家认同又可以促进公民的文化认同。对多民族国家而言，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以及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同时存在且发生交叠，若交叠部分较大，则说明国家认同较强，反之亦然。对于乐西公路修筑期间凉山地区的彝族而言，其在筑路过程中与汉族以及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产生了文化融合，文化融合进一步增强了该群体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此时其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发生较大程度的交叠，该族群表现出较强的国家认同感，从而促进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同时，民族国家的形象建构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话语建构，而文化符号又是话语建构的重要载体，文化符号在传播信息、建构民族国家身份、以及塑造国家形象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乐西公路修筑期间，民国政府主要通过报纸等大众传媒、教育体系、医疗以及电影等各种媒介以及它们所传播的符号实现在川康地区的文化融合，进而实现其民族国家的形象建构。 1.报纸。报纸是一种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其身上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形态烙印，同时报纸又是文化的传播媒介。民国时期，川康地区的主要报纸有《宁远报》《新康报》《新宁远》《康导月刊》《西康国民日报》《乐西公路》（半月刊）、《边疆通讯》等，这些报纸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且均刊登了大量有关乐西公路修筑的文章。以《宁远报》为例，其中一版题为“八月份宁属要闻”，其中涉及的主要内容有：“西昌筑路委员会召开筑路扩大会议”“第二十四军一三七师驻宁办事处逢令撤销”“行辕专员常隆庆、康专教授刘之相、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制革原料厂张凯基等赴康滇境分别调研地质矿藏及皮革羊毛等生产状况”“西昌建泸段公路开始修筑”“省立幼稚园朱明筠就职，省师幼稚班并入”等[19]，其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教育、筑路等，体现了安德森所言“报纸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编辑在同一版面上多个独立事件并列在一起，从而制造出他们之间的关联性” [13]26 - 36。《新康报》在报道中称乐西公路路筑路彝工“工作效率高，工作亦极努力”“边民爱国热忱，亦不后于汉民”[20]，这些报道不仅在彝区宣传了民族平等的思想，还激发了彝工的筑路热情和爱国主义思想，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2.教育。在国民政府把西昌内定为“第二陪都”后，蒋介石开始了一系列筹备措施，其中一项便是在西昌创办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1并任命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为校长，该校聚集了大量知名专家学者，其中刘芝祥教授率先发现了攀枝花大型磁铁矿，该校创办可谓开启了川康民族地区高等教育之滥觞，促进了川康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在筹建“西康技艺专科学校”的过程中，张笃伦建议“招收边生”“以资培植”，2并督促相关部门制定招收彝族学生的方案。国民政府通过教育在彝族学生中传播文化，使川康地区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发展，同时使得彝族学生产生文化认同，进而促进该群体的国家认同。
3.医疗卫生。在乐西公路修筑期间，卫生署在西昌设立了直属医院、西昌卫生院，与西康省合办了一所助产学校，还专门针对乐西公路的修筑成立了乐西公路医疗队，医疗队来到筑路沿线的深山边陲，在民族地区传播了医疗文明。彝族向来有自己的民间信仰，生病时习惯于请神职人员“毕摩”或“苏尼”3做仪式，因此很多筑路彝工本来不相信现代医疗，但由于工地离家较远，若在工地上生病，无法再请神职人员念经求神祛病，因此不得不通过接受现代医疗，通过现代医疗治好了许多感冒、痢疾、眼病、胃病、外伤等，同时卫生站还培养彝民翻译为粗通医药的彝族医疗人才[7]187，这为后来彝区医疗卫生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张笃伦“抚绥夷人，尤以医药为先”的思想，现代医疗卫生在彝区的传播为国民政府在彝区争取了人心，从而增强了彝族对国民政府的认同。
4.电影。为鼓舞筑路民工士气、增强其爱国精神，1940年4月，军委会政治部电影队到筑路沿线播放电影，影片内容涉及日寇对中国通报进行残杀、活埋、奸淫、烧抢、投掷炸弹等内容，让从未参加过抗战前线的筑路工人们第一次感受到抗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极大激发了筑路工人的爱国情怀。1940年下半年，西康省电影队又相继到富林、田坝、玉田、阿尔等彝区放映影片，所到之处都受到彝族人民的极大欢迎，这与一直以来紧张的彝汉关系形成鲜明对比，这不仅体现了国民政府文化软实力的积极推进，而且呈现出一幅彝汉和谐相处、其乐融融的景象。在筑路过程中，由郑君里导演带队经过公路沿线拍摄纪录片《民族万岁》，其中有12分钟镜头反映了彝工修筑乐西公路的情况，将彝族作为中华民族团结抗战中的一员呈现在银幕中[7]107。因此，在筑路期间，国民政府借助电影这一文化传播媒介在筑路沿线传播爱国主义思想，并在电影中积极宣传彝族在筑路中所做的贡献，彝族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其民族形象被重新审视、认知和塑造[21]，反过来又促进了国民政府形象在彝区的建构。
五、结语
乐西公路的修筑担负着“抗战根据地”“抗战生命线”以及“通往第二陪都的秘密通道”等特殊使命，因此其修筑本身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图，其修筑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伴随着乐西公路修筑而建立的各级基层政权体现了民国政府在西昌地區的政治渗透和嵌入，各级基层政权的官僚化、渗透化和分化进一步强化了民国政府对下层控制的巩固，同时也增强了中华民国的政治共同体特征，进而实现了“国家建构”。与此同时，民国政府借助这些基层政权在地方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并在少数民族中宣扬民族平等思想，以赢得少数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精英的信任，构建了一副民族团结的意象，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公民（包括少数民族）不断认可中华民国这一共同体，并积极参与筑路、承担筑路义务，表现出其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进而实现了“民族建构”。由此，从“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这两个维度实现了民族国家的建构。
然而，民族国家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一蹴而就，其建构过程需借助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力量。筑路期间，民国政府在川康地区建立各类工商业企业，极大促进了川康地区的经济建设和开发，实现了川康地区的经济整合，从而实现了其在地方的经济渗透。同时，各类工商业企业的建立对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对其形成了强有力的塑造，最终将当地居民整合为整体，进而在川康地区实现了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灌输。此外，民国政府在筑路过程中实现了报纸、教育体系、医疗卫生以及电影等文化符号在地方的嵌入，这些文化符号具有沟通传播功能和凝聚功能，是民族国家形象建构和形塑的重要载体。同时，这些文化符号在地方的嵌入实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文化基础和文化象征符号的建构，有利于增强公民的国家认同，从而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当前随着凉山地区“基础设施扶贫工程”的实施，高速公路、快速铁路、干线公路、农村公路、航空运输、以及水运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凉山地区如火如荼，这将实现凉山与周边区域高效畅通连接，从而不断弱化由于地理等自然环境带来的阻隔，凉山地区将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凉山的地方社会也借助道路这一重要载体不断转型，然而民族国家仍然重要，“它不是正在消亡，而是正在被重新想象、重新设计、重新调整以回应挑战”[22]。未来凉山的地方社会发展将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变得更加包容开放，更加具有凝聚力，在更深层次融入全球化的同时，将不断构建自己的现代性，该地区的社会发展也因此需要持续不断的关注。 参考文献：
[1] Anderson B.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M]. London： Verso books， 1991.
[2] 杜赞奇. 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 - 1942年的华北农村[M] . 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 Dalakoglou D， Harvey P. Roads and anthropology：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s on space， time and （im） mobility[J]. Mobilities， 2012， 7（4）： 459 - 465.
[4] 朱凌飞，胡为佳.道路、聚落与空间正义：对大丽高速公路及其节点九河的人类学研究[J].开放时代，2019（6）：167 - 181.
[5] 张锦鹏，高孟然.从生死相依到渐被离弃：云南昆曼公路沿线那柯里村的路人类学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2015（4）：98 - 104.
[6] 赵乐群.南丝绸之路上“聚宝盆”[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川西南片区文史资料工作协作汇编·南丝古道.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93 - 94.
[7] 刘忠福.乐西公路[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
[8] 张永攀.中印日玛线、印藏驮运线与英国的干涉活动[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15 - 20.
[9] 凉山彝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凉山彝族自治州志（下）[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2044.
[10]岭光电.忆“乐西公路”北段边民筑路队[M]//载温春来、尔布什哈.岭光电文集（下册）.香港：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2010.
[11]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
[12]列宁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68 - 169.
[1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14]潘亚玲.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辨析[J].欧洲研究，2006（4）：84 - 99，159.
[15]杨丽玉.边界与国民：现代国家边疆建设中的双重型构[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86 - 91.
[16]韩震.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06 - 113.
[17]郑少成. 民国西昌县志·卷二·产业卷[M].成都：巴蜀书社，1992.
[18]周平.现代国家基础性的社会政治机制——基于國族的分析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20（3）：79 - 98，206.
[19]八月份宁属要闻[J]. 新宁远月刊，1940 创刊号：51.
[20]边民五百参加建设工程[N].新康报，1941-09 - 03（3）.
[21]赵峥.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政策之转变：以抗战时期动员西康彝族修筑乐西公路为中心的讨论[J].抗日战争研究，2014（1）：90 - 101.
[22]鲍伯·杰索普.重构国家、重新引导国家权力[J].何子英，译.求是学刊， 2007（4）：28 - 32.
[责任编辑：王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