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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从农村起步，逐步延展、扩大、深入，才有了今天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农村改革，起源比安徽小岗村还早的江苏泗洪县上塘公社的一段历史，至今尘封，从未开启——
早在1978年9月8日，上塘公社党委在没有任何政策和领导指令的情况下，毅然作出决定：以当时的人民公社为单位，对人民公社本身的僵化体制进行改革，动员全公社广大党员干部率领3.6万农民破体制、分田地、搞改革，开了当代中国农村以公社为单位公开、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此举比安徽小岗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还要早90天，也比同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早了101天。
本文作者刘朝文同志，现任职江苏省泗洪县政协副主席，他以此次改革知情者、参与者、执行者、研究者的身份，忠实记录了那段发生在苏北洪泽湖畔被封尘30年、鲜为外人所知的历史。从中人们可以真切地感悟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动因和力量源泉，以及改革之初广大干部群众所付出的艰辛。
公社书记的动员报告令人心惊肉跳
1978年暑假，笔者高中毕业、高考落榜后，回到上塘公社担任响桥大队第六生产队会计。这期间的人生经历，让笔者铭刻在心，永生难以忘记。
9月8日，上塘公社第一个三级干部动员大会隆重召开，会议规模空前，除了每个生产队留一名非主要干部组织全体社员收听大会广播外，其余从公社到生产队的所有干部，全部集中到公社参加会议。
不包括比邻的安徽省泗县和本省周边公社赶来的外地人，仅一个上塘公社，通过有线广播喇叭，就有3.6万农民在家门口收听大会实况。
会议主题非常集中，就四个字——“联产承包”。
报告人——上塘公社党委书记张世明。
“别看那红旗招展，黑压压一片人，那不是干社会主义的，而是骗社会主义的！出勤不出心，出人不出工。你看我，我看你，实际是在哄自己！”
张世明的话掷地有声，惊天动地。
“同志们啊，不管你是不是党员干部，总该有良心吧！从人民公社成立开始，大呼隆已经20年……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啦！”
“大家绑在一起混，老百姓都穷到什么样啦——裤子露屁股，走路光脚板，房子不像房子，家不像家，到处都是娶不上媳妇的老光棍、小光棍……哪里还能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只有实行‘联产承包’，才能调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上塘人才能真正翻过身……”
张世明一双大手敲着桌子，语重心长。
这番话，会场内外的人听得目瞪口呆，但如同久旱逢甘霖，大家越听越过瘾。
动员会开了整整一上午，会议刚刚结束，一辆疾驰而来的北京牌军绿色吉普车开到上塘公社大门口。一声刹车，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只见两人下车，朝会场走来。
来者匆匆走上大会主席台，神情严肃地说：“刚才公社党委的动员报告，不符合当前中央政策，‘联产承包’上面没有文件，不能干；任何人，都不要犯这种政治路线错误……”
发话者是张世明的上司、当时中共泗洪县委的主要负责人。
张世明作了半天动员，给全公社干部群众打足的气，被这短短几句话放得差不多了。
“这真叫对台戏啊！一个叫干，一个不许干。针锋相对，当场扒皮。”大家手捂胸口，等待“收场”。
30年后，回顾这段历史，张世明说：“尽管当时感觉实在下不了台，但仍觉得‘联产承包’是对的。”
由于上午的会议精神被上面公开否定，张世明估计自己和公社党委的想法实施起来，难度肯定不小。会后，他毫不犹豫地给大队书记们“上紧箍咒”：“既然你们在我们上塘公社党委领导下，就要听从我们指挥，除非你们哪个不想干了。”
张世明摊牌：“作为公社党委书记，我叫你们干，你们就得干。如果干错了，坐牢由我张世明去坐，与你们不相干。如果哪个不干，我们党委就拿哪个问责！回去就干，明天就干！今晚开会向老百姓作动员，更好！”
就这样，一场坚持改革与阻止改革的大戏，在本来并不起眼的上塘公社，敲响了启幕的大鼓。
县领导知情后，马上责令张世明在与9月8日“联产承包”动员会同等规模的上塘公社三级干部大会上，公开检讨。
但检讨之后，张世明仍然把大队书记留下来开小会。
张世明浓眉紧锁，神情凝重，对在场的大队书记们说：“我检讨归检讨，‘联产承包’还要继续搞。这是为老百姓好，我看错不了。不能因为怕检讨，就放弃我们的正确选择；不能因为怕坐牢，就不管老百姓死活。同志们啊，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啊！关键时候，要挺起腰杆，勇于承担责任……”
张世明“大会检讨，小会还搞”的行为，引起县委不满。县委责令张世明在与动员会同等规模的上塘公社三级干部大会上作第二次公开检讨。
与上次不同的是，这一次，县里派人监督张世明检讨。
一不做，二不休。两次检讨，反而使张世明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
第二次检讨会结束前，张世明依然要求大队书记留下来再开会。张世明拍着桌子，还是先前那些话：“我们不就是为了让上塘老百姓有吃有穿有钱花嘛？你们不用怕！是我要你们干的，干错了，要坐牢，我去。哪个不按照我要求干，我就撤你的职！”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整个上塘公社哗啦一下动起来了。
20个大队，223个生产队，到处都像当年闹土改一样，分田分地。平时不大用的传统丈量土地的“穴”字形弓子，这时成了紧缺品，一些木匠连天赶制供应。
上塘公社大街小巷议论的全是“联产承包”，各级干部连吃饭都在讲“联产承包”，广大社员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拥护“联产承包”，支持“联产承包”，投入“联产承包”，推动“联产承包”。
在上塘，“联产承包”的烈火，以前所未有的“燎原”之势，熊熊燃烧。
很快，上塘成为周边观望的热点、议论的焦点、“偷看”的亮点。
很多人跑来上塘“看热闹”、“看门道”、“看技巧”。整个泗洪被上塘“联产承包”影响着，触动着，激荡着。
家庭联产承包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
眼看“形势”就要“失守”，中共泗洪县委坐不住了。县里要专门召开常委会研究对策。
但出乎意料的是，长期在上塘公社所在泗洪县西南片工作的一位常委，把他在上塘看到的、听到的，如实道来：“上塘的做法，你说他对吧，不符合上边文件精神。你说他错吧，确实又得到了老百姓拥护。老百姓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欢喜，劳动积极性这样高！”
会议无果而终，好在县委主要负责人还算民主，决定县委几位常委全部出动，分头到上塘各地私访。
耳听为虚，眼见是实。上塘老百姓热火朝天的干劲，感化了下访的几个常委。他们感慨道：“联产承包”的确管用，社员顺心，干部顺手，生产顺路。
“如此好形势，如果硬要收起来，上塘老百姓非造反不可。”泗洪县委一时没了主张，对上塘既不说错、也不说对，静观其势。
县委有所松动。但是，当时主管泗洪县的淮阴地委却毫不让步。
不久前，在专访张世明时，他向笔者回忆说：“地委主要领导和各个系统、各个部门，三天两头派人到上塘，走大队、进小队、串农户，找‘把柄’。其中地委主要领导多次亲临上塘公社，把搞不搞‘联产承包’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和‘坚持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对上塘公社党委班子成员特别是我本人批评来指责去。”
张世明被批评急了，“回应”说：“让老百姓穿露屁股裤子、干活饿肚子、住房透风雨，那就叫走社会主义道路？”
正当大家憋足劲、顶力向前时，《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又给了上塘人当头一棒。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发表甘肃省档案局干部张浩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长篇来信。
《人民日报》为来信加了这样的按语：“不能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搞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认真学习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这篇报道坚定了淮阴地委工作队在上塘纠偏的信心和决心。
上塘农民用他们最传统、最朴实的方式，应对着淮阴地委工作队。
走路遇到工作队成员时，他们就像见到瘟神一样，远远地躲着走，绕道走。
有人跪在高高的西南岗上，烧着麦草，祈求上苍：不要再闹啦，给我们留一条活路吧！
改革路途很艰难，天变只在一时间。
就在张浩的来信发表15天后，即1979年3月30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显要位置发表安徽省农委辛生、卢家丰来信《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文章批评3月15日《人民日报》刊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来信和编者按的看法。
来信尖锐指出：有人把联系产量责任制看得一无是处，视“包”字为洪水猛兽。来信还指出：不要硬要群众只能这样不能那样。《人民日报》在为这封信所加编者按中坦承：3月15日的提法有些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
据了解后得知，《正确看待联系产量责任制》一文，是当时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亲自安排组织完成的。万里还用坚定的口气对地、县领导干部说：“报纸不种田、不打粮，到了秋后农民没有饭吃，可要来找我们哩！别理那一套，我们照样干！”
安徽人敢干，上塘人也根本不买淮阴地委工作队的账。对工作队“指示”，上塘人“左耳听右耳扔”；对工作队“批评”，上塘人“拒不接受”。
可令上塘人着急的是，痛苦地又等了半年，直到 1979年秋天盼来的结果，仍对上塘人不利。
1979年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虽然指出在农村夸大阶级斗争是错误的，虽然承认自留地、家庭副业、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但仍不允许“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包括后来北京一些媒体的主张，更是往上塘人的伤口上撒盐。
由国务院农委主办的颇具权威性的《农村工作通讯》，在1980年第2期和第3期，分别发表《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和《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两文，批评分田单干违反党的政策，导致两级分化；批评包产到户既没有坚持公有制，也没有坚持按劳分配，实质是倒退。
但是，此时的上塘公社，像1978年秋天一样，还是走在了中央文件精神的前面，绝大部分生产队早已在推行“包产到户”，甚至有不少生产队或劳作组已经“包干到户”。
上塘人欲哭无泪：难道真的要我们看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再回到“大集体”，再去过吃不饱、穿不暖的穷日子吗？
省里派出的纠偏队来到上塘
“水来，山挡不住；得民心的事，谁都挡不住。”
县委工作队被上塘人“同化”了，地委工作队也很快被“同化”了。他们不得不承认：联产承包确实调动了上塘公社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
不久，戏剧性一幕又在上塘出现，淮阴地委驻上塘工作队突然消失。
据荀德麟著《淮安史略》叙述：“泗洪县上塘公社党委在群众的要求下，从1978年在全省率先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劳、包产到户的计酬责任制……上塘为淮阴专区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经验。1980年1月，中共淮阴地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央《决定》，介绍上塘经验，布置县、公社进行联产责任制试点工作。
“同年10月，地委根据中央75号文件精神，全面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颁布《关于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意见》。到1981年8月，已落实的生产队占总数的99.4%。
“同年11月，新华社报道：淮阴地区推行联产责任制，农业获得全面大丰收，粮食总产达40亿公斤。本地区人民从此解决了温饱问题。”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当时“屯兵不动”的江苏省，上塘公社改革刚刚得到泗洪县委和淮阴地委默许，却遭遇了更大的阻力。
1980年3月中旬，淮阴行署经营管理组几个人到上塘作了所谓调研后，向省里打出《泗洪县部分社队出现包产到户、分队、分田单干》的报告，给上塘“大包干”列出四条“严重”后果：一是造成思想混乱；二是动摇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三是削弱了集体经济；四是影响了春耕备种。希望引起高度重视。
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江苏省有关部门开始拿上塘“开刀”。
淮阴地委和泗洪县委只好“响应”，把已经撤退了的工作组、纠偏队重新组合起来，再度派驻上塘，配合省里来的工作队开展工作。
事实上，从1978年秋开始，工作组、纠偏队反复进出上塘，已经多次。
据张世明回忆说：“1980年秋天，联产承包在上塘大见成效。但省里向地委、地委向县委，几乎一天一次电令，核心内容八个字：紧急收回，立刻纠偏。
“县委常委一班人带领56位县有关部门领导，抽调近百名副科级以上干部，浩浩荡荡开进上塘。上塘20个大队，最小的大队，进驻‘纠偏’队员也不少于3人。”
省里派来的一位“笔杆子特使”，大笔一挥，为上塘联产承包改革列出“十大罪状”，不是“训导”，就是“批判”。
江苏省水利厅一位负责同志，奉命将上塘公社机关干部集中起来“训话”，从晚饭后一直至次日凌晨。
没过几天，江苏省农委的一位领导又来到泗洪，他的口气更大了。
张世明说：“省农委的这位领导，到泗洪一下车就说：我这次到泗洪，是要把你们县搞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把现在议论纷纷的一些问题，从界限上搞清楚。像上塘这样大面积搞包产，性质就变了。这关系到所有制问题、两条路线的问题。你们讨论讨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资本主义？不要连马列主义老祖宗都忘了。”上塘人心中疑惑不解：为了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钱花，究竟能错到哪里去？
一位女社员在上级领导面前毫无畏惧地说：“你们不要瞎摆弄！先让我们这样搞上几年，有了饭吃，有了衣裳穿，再听你们的。”
就在省调查组准备以更严厉的措施处理上塘的时候，大环境出现转机。
1980年9月27日，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指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的一种必要措施，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
然而，省里的一些领导还是弄不明白：上塘到底有没有问题？究竟会不会带来资本主义复辟？一位省领导亲自带着一些省里的干部，直接到上塘谷墩大队召开干群座谈会。
一位老农被憋火了：“我知道你们都是大官，说话值钱。把土地分到户下耕种，我们老少有了饭吃，有了衣穿，盖上了新瓦房……你们千万不能让俺们不干！俺们已经坐到粮囤上 了，不能再叫俺们下来了。求你们发句话还不成吗？”
省、地两级都说：上塘粮食收得再多都不宣传
上塘“联产承包”遭受干扰，不仅表现在工作队、纠偏队屡屡出现，座谈会、训话会喋喋不休，更表现在省、地两级对上塘改革的宣传报道上。
2008年春天，笔者再次翻阅了从1978到1982年5年来每一天、每一版的《新华日报》。其中，在1978年到1981年春3年多时间里，《新华日报》没有一篇关于上塘联产承包的专门报道。
日前，在接受采访时，《新华日报》一位资深老记者感触颇深：上塘是江苏“第一包”。为解决千百万农民的生存问题，解决农村改革的路线问题，为农业发展以及城市发展提供物力和人力资源，开了好头。上塘人民和乡村干部为之奋斗所付出的代价和承受的压力，大大超过了华西村。
刘峥时任《新华日报》驻淮阴记者站记者，当年采访上塘的艰难，依然历历在目。
刘峥上报的有关上塘改革的选题，统统未“过关”；到上塘采访的请求，也没获许。他只好选择年假机会，暗访上塘。
采访收获很大，但所有报道都没有发表。其中一篇“供领导同志参阅”的内参，已经打出小样，报社具体负责人已经签字发排，但终审还是被领导撤换下来。
事实上，从上塘公开、全面、强力推行联产承包的第二年开始，《新华日报》不是没有农村改革方面的报道，但宣传的是“五定一奖”，就是不宣传上塘“联产承包”。
后来，刘峥采取“曲线报道”的策略，他报道上塘，只字不提包产到户的举措，只说包产到户的效果——《九个新郎话新春》、《泗洪县扩大花生种植面积》、《“摇钱树”与“聚宝盆”》等报道，纷纷在《新华日报》“变脸”发表。
28年后，刘峥非常动情地说，虽然那些报道都未提到“包产到户”，但能在最紧张的时候，给予上塘人民一点支持，心中无比欣慰。
效仿省里做法，地区更是如此，连内部交流上塘先进经验都被禁止。
1980年1月，淮阴地区召开农先会，上塘公社立新大队作为一年巨变的典型，受到农先会表彰。但会前泗洪县委办把立新大队先进经验材料送到淮阴农先会筹备组时，有人表态：上塘收的粮食再多，都不宣传。已经打印好的立新大队先进经验材料，未被装进淮阴农先会先进经验材料袋。对立新这个先进典型，绝大多数与会者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就连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江苏分社的记者采访上塘，当时也遭到省里的阻止。
日前，在专访当年新华社江苏分社的周昭先先生时，了解到更多的内情。
周老说，他清楚地记得，1981年一开春，听说在新华社江苏分社采编室工作的他和该社农村新闻采访组的王孔诚要去上塘采访，一位省领导电话“警告”：“你们不要去采访那个上塘。那里的做法有方向性问题……”
事实上，对上塘“联产承包”，周昭先和王孔诚早已关注。他们在1980年就作过秘密采访，并且完成了近7000字揭示上塘改革遭遇干扰、阻挠和压制的长篇报道。
此稿发到北京后，时任新华社社长曾涛，眼睛一亮，心头一热，拍案定夺：发《内参》！
这篇题为《江苏泗洪县访“穷”见闻》的内参，发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等有关部门领导，同时在全国各地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中传阅。
而执着的周昭先和王孔诚根本没拿“警告”当回事，照样到上塘作了将近半个月的深入采访。
1981年3月4日，《人民日报》以少有的通栏标题形式，发表了周昭先和王孔诚采写的《春到上塘》长篇通讯，充分肯定了上塘改革决策、过程及成就，也毫不客气地公开批评：“上塘公社农民在按照三中全会路线前进的路途上，曾经遇到了很大阻力，从省到县的各级领导中，不支持者有之，横加指责者有之。”
上塘以公社为单位公开、全面推行“联产承包”制改革，步步都比当时中央文件精神提前，不仅“提前”调动了上塘3.6万农民生产积极性，更“提前”给上塘3.6万农民带来了真真切切的实惠。
在“联产承包”促动下，上塘公社原先101905亩耕地得到了高效利用，原先几十年无人耕种的抛荒地也被农民开垦出来，种上了庄稼。
1979年度上塘公社农业生产汇报表显示，粮田已扩大到119045亩，收粮1200万公斤，比1978年800万公斤增长50%，增长幅度，全县第一。
笔者当时曾独自率领60位农民组成的响桥大队第六生产队第二劳作组，年人均分配口粮1978年以前最多也没超过45公斤，1979年一下子飞跃到210公斤，是1978年的5倍多。
“联产承包”后的第一年，这里的农民告别了解放以来一直要国家发放救济粮、救济棉、救济布、救济衣、救济煤、救济款的历史。
经济生活翻了身，上塘百姓喜气洋洋。
1980年，由于从1979年开始由“包产到组”发展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社员生产积极性更加高涨，尽管遇到了历史罕见的百日连绵阴雨，但上塘粮食仍然夺得大丰收。上塘农民当年向国家出售余粮140万公斤，出售花生160万公斤，另外还获得国家奖励售粮指标80万公斤。
笔者老家所在的响桥大队第六生产队第二劳作组，人均口粮也突破800公斤大关，是联产承包前1978年的18倍，出现了受到县政府表彰的刘凤龙家等轰动全县的“种粮万元大户”。
从1980年春节开始，上塘农民创作出许多不拘一格的春联——“包产到户富了困难户，联产计酬发了老实头”，“联产责任好，粮食吃不了”……
上塘农民用朴素的语言表达着丰收后的喜悦心情。
丰收让人喜，也让人“愁”。
实行联产承包之前，上塘各个生产队卖粮指标都完成不了；实行“联产承包”之后，上塘各个生产队卖粮指标都远远不够用。上塘农民普遍为卖粮难和卖花生难发了愁。
为此，新华社等媒体记者就上塘农民富裕后的难题，发了内参。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自作了重要批示。泗洪县特事特办，决定给上塘农民增加粮食和花生出售指标。
上塘改革是老天逼出来、农民摸出来、干部悟出来的
从“联产承包”中得到实惠的上塘公社老百姓，不仅在公社党委动员“联产承包”时以大无畏的精神踊跃投身这场改革，而且在省、地、县三级对上塘“联产承包”持否定态度频频施压时，毫不动摇。他们“顶撞”那些阻止的人：“说一千道一万，大呼隆不如搞联产；集体混穷的日子过够了，想再回到原来的样子，我们坚决不干！”
上塘地处泗洪西南岗，平地海拔62.5米，生产条件恶劣，加上大呼隆制约，解放30年，赤贫30年。老百姓已经穷得既不怕苦也不怕死。
“西南岗，西南岗，不是荒坡就高岗；黄粘土，水不淌，十家九户都缺粮；破草屋，漏风墙，扯把稻草就当床；男人瘦，女人黄，小孩饿得直喊娘……”1978年笔者写的这首打油诗，是上塘老百姓生存和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
当时的上塘农民有“四靠”：“吃粮靠救济供应，用钱靠救济贷款，烧饭靠救济煤炭，穿衣靠救济布棉。”如果没了救济，上塘人无法存活！
因为过度贫穷，从1969年到1978年的10年间，上塘公社石庄大队小郭洼村，竟然没娶过一个新娘，人口出现负增长。就连村子里农民家喂的狗，都没有力气为主人看门尽职叫嚷。
一些当年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没有倒下的退伍复员军人，却差点饿倒、冻僵在人民公社“大集体”时代。
在笔者30年前的记忆里，上面年年放救济粮，但农民从粮管所里买回的山芋干是霉的、粮食是瘪的，玉米面不仅是霉的，而且里面还有许多虫子。就是这样的救济粮上塘农民也把它当宝贝。买回家的玉米面舍不得吃完，总要留些待生病时当补品吃，或等来亲戚好友时招待人。
为了不被饿死、冻死，为了生存尊严，上塘人终于豁出去了。
1977年秋，上塘公社垫湖大队大任庄第五生产队社员硬逼队长任孝干带领大家把土地分到户下耕种。
1978年夏天，上塘遇到连续15天西南干热风和连续百日无降雨的大旱，大部分田地秋粮绝收。而大任庄的庄稼却长得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社员口粮基本够吃，解放三十年来第一次不再向国家伸手要救济粮。
“大任庄分田单干”的消息，不胫而走，四处扩散。
周边农民也都开始暗暗酝酿：“饿死也是死，坐牢也是死。饱死总比饿死强！就是坐牢头点地，也要跟大任庄学！”
作为上塘公社党委书记的张世明坐不住了：看来，农民已经准备行动，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张世明立即召开党委会。尽管当时党委成员意见还没有完全统一起来，但是秋播在即，明年农业工作，必须从今年秋播开始抓起。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张世明拿出“集中”意见：在全公社范围内公开、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上塘改革也是全面推行联产承包制的好样板
上塘以公社为单位公开、全面推行“联产承包”，既充实了理论家的研究内容，也丰富了当代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理论宝库。
当时许多注重“一大二公”的理论家们最担心的，是“联产承包”是否会削弱集体实力。上塘的实践证明，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上塘“联产承包”的口号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是农民自己的。”
可以这样说，1978年以前，国家用救济粮、救济棉、救济布、救济煤、救济款，养活上塘老百姓；实行“联产承包”后，上塘老百姓极大地支援了国家。
1980年，在遭受严重涝灾情况下，上塘老百姓还向国家出售余粮140万公斤，出售花生160万公斤。另外还获得国家奖励售粮指标80万公斤。别说在苏北，就是在整个江苏省都冒了尖。
以笔者作为会计的响桥大队第六生产队为例，1978年以前账本上现金余额正常不超过50元，经常出现赤字。1979年秋后，农民富了，集体提留多，账本上的余额是过去的几十倍，有时甚至是过去的几百倍。
社员腰包有了钱，办社会公益福利事业就更有基础了。比如笔者老家所在的响桥大队小学，1978年以前只有11间东倒西歪的破草房作教室。1979年以后，校舍换成了大瓦房。这说明，“联产承包”不是削弱了集体而是壮大了集体实力。
老百姓富起来，意味着集体也富起来；农民收入总和，等于集体收入。“联产承包”后农户收入成倍递增，等于集体经济成倍递增。
更为关键的是，“联产承包”后富裕起来的上塘人，实实在在地感到自己赢得了做人的尊严。
1981年3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春到上塘》一文中写道：“现在，上塘人走在泗洪大街上，腰板都显得硬朗了！”
1979年上塘人真真切切感受到解放三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光荣。三十年后的今天，上塘人更是感受到了当年不屈不挠为真理而抗争的自豪。
1981年后，上塘“联产承包”后的喜人景象，被记者们以文字和图片等形式在省和中央媒体报道出来，广播里也不断传来关于上塘改革后农民过上好日子的录音、特写、连续报道。
上塘由被压制的“苦孩子”突变为省内外参观学习的“好样板”。
从1978年秋季开始，一向因地处偏僻而鲜为人知的上塘，不再“门前冷落车马稀”，而是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来访的专家学者。这些专家学者对上塘的调查研究，由开始的怀疑、困惑到后来的充分肯定，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宝库。
现在已经退休的时任上塘公社党委书记张世明说：当时接待任务太重了，一天会有十多个参观学习团到上塘来。当时感觉接待参观学习团比我搞“联产承包”还累人。
上塘改革，步步领先，成为当代中国农村以公社为单位公开、全面推行“联产承包”的好样板。这是上塘对党和国家的最大贡献，也是上塘最值得称道的地方。
上塘改革不仅使当地农民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改变了贫困地区落后面貌，也使国家收到了数额巨大的储备粮油，使金融系统吸纳了巨额储蓄，促进了当地农村社会公益福利事业的发展，而且为学者提供了研究的源泉。
（摘编自《民主与法制》）
早在1978年9月8日，上塘公社党委在没有任何政策和领导指令的情况下，毅然作出决定：以当时的人民公社为单位，对人民公社本身的僵化体制进行改革，动员全公社广大党员干部率领3.6万农民破体制、分田地、搞改革，开了当代中国农村以公社为单位公开、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此举比安徽小岗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还要早90天，也比同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早了101天。
本文作者刘朝文同志，现任职江苏省泗洪县政协副主席，他以此次改革知情者、参与者、执行者、研究者的身份，忠实记录了那段发生在苏北洪泽湖畔被封尘30年、鲜为外人所知的历史。从中人们可以真切地感悟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动因和力量源泉，以及改革之初广大干部群众所付出的艰辛。
公社书记的动员报告令人心惊肉跳
1978年暑假，笔者高中毕业、高考落榜后，回到上塘公社担任响桥大队第六生产队会计。这期间的人生经历，让笔者铭刻在心，永生难以忘记。
9月8日，上塘公社第一个三级干部动员大会隆重召开，会议规模空前，除了每个生产队留一名非主要干部组织全体社员收听大会广播外，其余从公社到生产队的所有干部，全部集中到公社参加会议。
不包括比邻的安徽省泗县和本省周边公社赶来的外地人，仅一个上塘公社，通过有线广播喇叭，就有3.6万农民在家门口收听大会实况。
会议主题非常集中，就四个字——“联产承包”。
报告人——上塘公社党委书记张世明。
“别看那红旗招展，黑压压一片人，那不是干社会主义的，而是骗社会主义的！出勤不出心，出人不出工。你看我，我看你，实际是在哄自己！”
张世明的话掷地有声，惊天动地。
“同志们啊，不管你是不是党员干部，总该有良心吧！从人民公社成立开始，大呼隆已经20年……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啦！”
“大家绑在一起混，老百姓都穷到什么样啦——裤子露屁股，走路光脚板，房子不像房子，家不像家，到处都是娶不上媳妇的老光棍、小光棍……哪里还能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只有实行‘联产承包’，才能调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上塘人才能真正翻过身……”
张世明一双大手敲着桌子，语重心长。
这番话，会场内外的人听得目瞪口呆，但如同久旱逢甘霖，大家越听越过瘾。
动员会开了整整一上午，会议刚刚结束，一辆疾驰而来的北京牌军绿色吉普车开到上塘公社大门口。一声刹车，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只见两人下车，朝会场走来。
来者匆匆走上大会主席台，神情严肃地说：“刚才公社党委的动员报告，不符合当前中央政策，‘联产承包’上面没有文件，不能干；任何人，都不要犯这种政治路线错误……”
发话者是张世明的上司、当时中共泗洪县委的主要负责人。
张世明作了半天动员，给全公社干部群众打足的气，被这短短几句话放得差不多了。
“这真叫对台戏啊！一个叫干，一个不许干。针锋相对，当场扒皮。”大家手捂胸口，等待“收场”。
30年后，回顾这段历史，张世明说：“尽管当时感觉实在下不了台，但仍觉得‘联产承包’是对的。”
由于上午的会议精神被上面公开否定，张世明估计自己和公社党委的想法实施起来，难度肯定不小。会后，他毫不犹豫地给大队书记们“上紧箍咒”：“既然你们在我们上塘公社党委领导下，就要听从我们指挥，除非你们哪个不想干了。”
张世明摊牌：“作为公社党委书记，我叫你们干，你们就得干。如果干错了，坐牢由我张世明去坐，与你们不相干。如果哪个不干，我们党委就拿哪个问责！回去就干，明天就干！今晚开会向老百姓作动员，更好！”
就这样，一场坚持改革与阻止改革的大戏，在本来并不起眼的上塘公社，敲响了启幕的大鼓。
县领导知情后，马上责令张世明在与9月8日“联产承包”动员会同等规模的上塘公社三级干部大会上，公开检讨。
但检讨之后，张世明仍然把大队书记留下来开小会。
张世明浓眉紧锁，神情凝重，对在场的大队书记们说：“我检讨归检讨，‘联产承包’还要继续搞。这是为老百姓好，我看错不了。不能因为怕检讨，就放弃我们的正确选择；不能因为怕坐牢，就不管老百姓死活。同志们啊，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啊！关键时候，要挺起腰杆，勇于承担责任……”
张世明“大会检讨，小会还搞”的行为，引起县委不满。县委责令张世明在与动员会同等规模的上塘公社三级干部大会上作第二次公开检讨。
与上次不同的是，这一次，县里派人监督张世明检讨。
一不做，二不休。两次检讨，反而使张世明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
第二次检讨会结束前，张世明依然要求大队书记留下来再开会。张世明拍着桌子，还是先前那些话：“我们不就是为了让上塘老百姓有吃有穿有钱花嘛？你们不用怕！是我要你们干的，干错了，要坐牢，我去。哪个不按照我要求干，我就撤你的职！”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整个上塘公社哗啦一下动起来了。
20个大队，223个生产队，到处都像当年闹土改一样，分田分地。平时不大用的传统丈量土地的“穴”字形弓子，这时成了紧缺品，一些木匠连天赶制供应。
上塘公社大街小巷议论的全是“联产承包”，各级干部连吃饭都在讲“联产承包”，广大社员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拥护“联产承包”，支持“联产承包”，投入“联产承包”，推动“联产承包”。
在上塘，“联产承包”的烈火，以前所未有的“燎原”之势，熊熊燃烧。
很快，上塘成为周边观望的热点、议论的焦点、“偷看”的亮点。
很多人跑来上塘“看热闹”、“看门道”、“看技巧”。整个泗洪被上塘“联产承包”影响着，触动着，激荡着。
家庭联产承包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
眼看“形势”就要“失守”，中共泗洪县委坐不住了。县里要专门召开常委会研究对策。
但出乎意料的是，长期在上塘公社所在泗洪县西南片工作的一位常委，把他在上塘看到的、听到的，如实道来：“上塘的做法，你说他对吧，不符合上边文件精神。你说他错吧，确实又得到了老百姓拥护。老百姓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欢喜，劳动积极性这样高！”
会议无果而终，好在县委主要负责人还算民主，决定县委几位常委全部出动，分头到上塘各地私访。
耳听为虚，眼见是实。上塘老百姓热火朝天的干劲，感化了下访的几个常委。他们感慨道：“联产承包”的确管用，社员顺心，干部顺手，生产顺路。
“如此好形势，如果硬要收起来，上塘老百姓非造反不可。”泗洪县委一时没了主张，对上塘既不说错、也不说对，静观其势。
县委有所松动。但是，当时主管泗洪县的淮阴地委却毫不让步。
不久前，在专访张世明时，他向笔者回忆说：“地委主要领导和各个系统、各个部门，三天两头派人到上塘，走大队、进小队、串农户，找‘把柄’。其中地委主要领导多次亲临上塘公社，把搞不搞‘联产承包’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和‘坚持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对上塘公社党委班子成员特别是我本人批评来指责去。”
张世明被批评急了，“回应”说：“让老百姓穿露屁股裤子、干活饿肚子、住房透风雨，那就叫走社会主义道路？”
正当大家憋足劲、顶力向前时，《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又给了上塘人当头一棒。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发表甘肃省档案局干部张浩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长篇来信。
《人民日报》为来信加了这样的按语：“不能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搞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认真学习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这篇报道坚定了淮阴地委工作队在上塘纠偏的信心和决心。
上塘农民用他们最传统、最朴实的方式，应对着淮阴地委工作队。
走路遇到工作队成员时，他们就像见到瘟神一样，远远地躲着走，绕道走。
有人跪在高高的西南岗上，烧着麦草，祈求上苍：不要再闹啦，给我们留一条活路吧！
改革路途很艰难，天变只在一时间。
就在张浩的来信发表15天后，即1979年3月30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显要位置发表安徽省农委辛生、卢家丰来信《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文章批评3月15日《人民日报》刊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来信和编者按的看法。
来信尖锐指出：有人把联系产量责任制看得一无是处，视“包”字为洪水猛兽。来信还指出：不要硬要群众只能这样不能那样。《人民日报》在为这封信所加编者按中坦承：3月15日的提法有些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
据了解后得知，《正确看待联系产量责任制》一文，是当时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亲自安排组织完成的。万里还用坚定的口气对地、县领导干部说：“报纸不种田、不打粮，到了秋后农民没有饭吃，可要来找我们哩！别理那一套，我们照样干！”
安徽人敢干，上塘人也根本不买淮阴地委工作队的账。对工作队“指示”，上塘人“左耳听右耳扔”；对工作队“批评”，上塘人“拒不接受”。
可令上塘人着急的是，痛苦地又等了半年，直到 1979年秋天盼来的结果，仍对上塘人不利。
1979年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虽然指出在农村夸大阶级斗争是错误的，虽然承认自留地、家庭副业、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但仍不允许“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包括后来北京一些媒体的主张，更是往上塘人的伤口上撒盐。
由国务院农委主办的颇具权威性的《农村工作通讯》，在1980年第2期和第3期，分别发表《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和《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两文，批评分田单干违反党的政策，导致两级分化；批评包产到户既没有坚持公有制，也没有坚持按劳分配，实质是倒退。
但是，此时的上塘公社，像1978年秋天一样，还是走在了中央文件精神的前面，绝大部分生产队早已在推行“包产到户”，甚至有不少生产队或劳作组已经“包干到户”。
上塘人欲哭无泪：难道真的要我们看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再回到“大集体”，再去过吃不饱、穿不暖的穷日子吗？
省里派出的纠偏队来到上塘
“水来，山挡不住；得民心的事，谁都挡不住。”
县委工作队被上塘人“同化”了，地委工作队也很快被“同化”了。他们不得不承认：联产承包确实调动了上塘公社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
不久，戏剧性一幕又在上塘出现，淮阴地委驻上塘工作队突然消失。
据荀德麟著《淮安史略》叙述：“泗洪县上塘公社党委在群众的要求下，从1978年在全省率先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劳、包产到户的计酬责任制……上塘为淮阴专区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经验。1980年1月，中共淮阴地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央《决定》，介绍上塘经验，布置县、公社进行联产责任制试点工作。
“同年10月，地委根据中央75号文件精神，全面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颁布《关于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意见》。到1981年8月，已落实的生产队占总数的99.4%。
“同年11月，新华社报道：淮阴地区推行联产责任制，农业获得全面大丰收，粮食总产达40亿公斤。本地区人民从此解决了温饱问题。”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当时“屯兵不动”的江苏省，上塘公社改革刚刚得到泗洪县委和淮阴地委默许，却遭遇了更大的阻力。
1980年3月中旬，淮阴行署经营管理组几个人到上塘作了所谓调研后，向省里打出《泗洪县部分社队出现包产到户、分队、分田单干》的报告，给上塘“大包干”列出四条“严重”后果：一是造成思想混乱；二是动摇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三是削弱了集体经济；四是影响了春耕备种。希望引起高度重视。
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江苏省有关部门开始拿上塘“开刀”。
淮阴地委和泗洪县委只好“响应”，把已经撤退了的工作组、纠偏队重新组合起来，再度派驻上塘，配合省里来的工作队开展工作。
事实上，从1978年秋开始，工作组、纠偏队反复进出上塘，已经多次。
据张世明回忆说：“1980年秋天，联产承包在上塘大见成效。但省里向地委、地委向县委，几乎一天一次电令，核心内容八个字：紧急收回，立刻纠偏。
“县委常委一班人带领56位县有关部门领导，抽调近百名副科级以上干部，浩浩荡荡开进上塘。上塘20个大队，最小的大队，进驻‘纠偏’队员也不少于3人。”
省里派来的一位“笔杆子特使”，大笔一挥，为上塘联产承包改革列出“十大罪状”，不是“训导”，就是“批判”。
江苏省水利厅一位负责同志，奉命将上塘公社机关干部集中起来“训话”，从晚饭后一直至次日凌晨。
没过几天，江苏省农委的一位领导又来到泗洪，他的口气更大了。
张世明说：“省农委的这位领导，到泗洪一下车就说：我这次到泗洪，是要把你们县搞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把现在议论纷纷的一些问题，从界限上搞清楚。像上塘这样大面积搞包产，性质就变了。这关系到所有制问题、两条路线的问题。你们讨论讨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资本主义？不要连马列主义老祖宗都忘了。”上塘人心中疑惑不解：为了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钱花，究竟能错到哪里去？
一位女社员在上级领导面前毫无畏惧地说：“你们不要瞎摆弄！先让我们这样搞上几年，有了饭吃，有了衣裳穿，再听你们的。”
就在省调查组准备以更严厉的措施处理上塘的时候，大环境出现转机。
1980年9月27日，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指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的一种必要措施，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
然而，省里的一些领导还是弄不明白：上塘到底有没有问题？究竟会不会带来资本主义复辟？一位省领导亲自带着一些省里的干部，直接到上塘谷墩大队召开干群座谈会。
一位老农被憋火了：“我知道你们都是大官，说话值钱。把土地分到户下耕种，我们老少有了饭吃，有了衣穿，盖上了新瓦房……你们千万不能让俺们不干！俺们已经坐到粮囤上 了，不能再叫俺们下来了。求你们发句话还不成吗？”
省、地两级都说：上塘粮食收得再多都不宣传
上塘“联产承包”遭受干扰，不仅表现在工作队、纠偏队屡屡出现，座谈会、训话会喋喋不休，更表现在省、地两级对上塘改革的宣传报道上。
2008年春天，笔者再次翻阅了从1978到1982年5年来每一天、每一版的《新华日报》。其中，在1978年到1981年春3年多时间里，《新华日报》没有一篇关于上塘联产承包的专门报道。
日前，在接受采访时，《新华日报》一位资深老记者感触颇深：上塘是江苏“第一包”。为解决千百万农民的生存问题，解决农村改革的路线问题，为农业发展以及城市发展提供物力和人力资源，开了好头。上塘人民和乡村干部为之奋斗所付出的代价和承受的压力，大大超过了华西村。
刘峥时任《新华日报》驻淮阴记者站记者，当年采访上塘的艰难，依然历历在目。
刘峥上报的有关上塘改革的选题，统统未“过关”；到上塘采访的请求，也没获许。他只好选择年假机会，暗访上塘。
采访收获很大，但所有报道都没有发表。其中一篇“供领导同志参阅”的内参，已经打出小样，报社具体负责人已经签字发排，但终审还是被领导撤换下来。
事实上，从上塘公开、全面、强力推行联产承包的第二年开始，《新华日报》不是没有农村改革方面的报道，但宣传的是“五定一奖”，就是不宣传上塘“联产承包”。
后来，刘峥采取“曲线报道”的策略，他报道上塘，只字不提包产到户的举措，只说包产到户的效果——《九个新郎话新春》、《泗洪县扩大花生种植面积》、《“摇钱树”与“聚宝盆”》等报道，纷纷在《新华日报》“变脸”发表。
28年后，刘峥非常动情地说，虽然那些报道都未提到“包产到户”，但能在最紧张的时候，给予上塘人民一点支持，心中无比欣慰。
效仿省里做法，地区更是如此，连内部交流上塘先进经验都被禁止。
1980年1月，淮阴地区召开农先会，上塘公社立新大队作为一年巨变的典型，受到农先会表彰。但会前泗洪县委办把立新大队先进经验材料送到淮阴农先会筹备组时，有人表态：上塘收的粮食再多，都不宣传。已经打印好的立新大队先进经验材料，未被装进淮阴农先会先进经验材料袋。对立新这个先进典型，绝大多数与会者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就连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江苏分社的记者采访上塘，当时也遭到省里的阻止。
日前，在专访当年新华社江苏分社的周昭先先生时，了解到更多的内情。
周老说，他清楚地记得，1981年一开春，听说在新华社江苏分社采编室工作的他和该社农村新闻采访组的王孔诚要去上塘采访，一位省领导电话“警告”：“你们不要去采访那个上塘。那里的做法有方向性问题……”
事实上，对上塘“联产承包”，周昭先和王孔诚早已关注。他们在1980年就作过秘密采访，并且完成了近7000字揭示上塘改革遭遇干扰、阻挠和压制的长篇报道。
此稿发到北京后，时任新华社社长曾涛，眼睛一亮，心头一热，拍案定夺：发《内参》！
这篇题为《江苏泗洪县访“穷”见闻》的内参，发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等有关部门领导，同时在全国各地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中传阅。
而执着的周昭先和王孔诚根本没拿“警告”当回事，照样到上塘作了将近半个月的深入采访。
1981年3月4日，《人民日报》以少有的通栏标题形式，发表了周昭先和王孔诚采写的《春到上塘》长篇通讯，充分肯定了上塘改革决策、过程及成就，也毫不客气地公开批评：“上塘公社农民在按照三中全会路线前进的路途上，曾经遇到了很大阻力，从省到县的各级领导中，不支持者有之，横加指责者有之。”
上塘以公社为单位公开、全面推行“联产承包”制改革，步步都比当时中央文件精神提前，不仅“提前”调动了上塘3.6万农民生产积极性，更“提前”给上塘3.6万农民带来了真真切切的实惠。
在“联产承包”促动下，上塘公社原先101905亩耕地得到了高效利用，原先几十年无人耕种的抛荒地也被农民开垦出来，种上了庄稼。
1979年度上塘公社农业生产汇报表显示，粮田已扩大到119045亩，收粮1200万公斤，比1978年800万公斤增长50%，增长幅度，全县第一。
笔者当时曾独自率领60位农民组成的响桥大队第六生产队第二劳作组，年人均分配口粮1978年以前最多也没超过45公斤，1979年一下子飞跃到210公斤，是1978年的5倍多。
“联产承包”后的第一年，这里的农民告别了解放以来一直要国家发放救济粮、救济棉、救济布、救济衣、救济煤、救济款的历史。
经济生活翻了身，上塘百姓喜气洋洋。
1980年，由于从1979年开始由“包产到组”发展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社员生产积极性更加高涨，尽管遇到了历史罕见的百日连绵阴雨，但上塘粮食仍然夺得大丰收。上塘农民当年向国家出售余粮140万公斤，出售花生160万公斤，另外还获得国家奖励售粮指标80万公斤。
笔者老家所在的响桥大队第六生产队第二劳作组，人均口粮也突破800公斤大关，是联产承包前1978年的18倍，出现了受到县政府表彰的刘凤龙家等轰动全县的“种粮万元大户”。
从1980年春节开始，上塘农民创作出许多不拘一格的春联——“包产到户富了困难户，联产计酬发了老实头”，“联产责任好，粮食吃不了”……
上塘农民用朴素的语言表达着丰收后的喜悦心情。
丰收让人喜，也让人“愁”。
实行联产承包之前，上塘各个生产队卖粮指标都完成不了；实行“联产承包”之后，上塘各个生产队卖粮指标都远远不够用。上塘农民普遍为卖粮难和卖花生难发了愁。
为此，新华社等媒体记者就上塘农民富裕后的难题，发了内参。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自作了重要批示。泗洪县特事特办，决定给上塘农民增加粮食和花生出售指标。
上塘改革是老天逼出来、农民摸出来、干部悟出来的
从“联产承包”中得到实惠的上塘公社老百姓，不仅在公社党委动员“联产承包”时以大无畏的精神踊跃投身这场改革，而且在省、地、县三级对上塘“联产承包”持否定态度频频施压时，毫不动摇。他们“顶撞”那些阻止的人：“说一千道一万，大呼隆不如搞联产；集体混穷的日子过够了，想再回到原来的样子，我们坚决不干！”
上塘地处泗洪西南岗，平地海拔62.5米，生产条件恶劣，加上大呼隆制约，解放30年，赤贫30年。老百姓已经穷得既不怕苦也不怕死。
“西南岗，西南岗，不是荒坡就高岗；黄粘土，水不淌，十家九户都缺粮；破草屋，漏风墙，扯把稻草就当床；男人瘦，女人黄，小孩饿得直喊娘……”1978年笔者写的这首打油诗，是上塘老百姓生存和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
当时的上塘农民有“四靠”：“吃粮靠救济供应，用钱靠救济贷款，烧饭靠救济煤炭，穿衣靠救济布棉。”如果没了救济，上塘人无法存活！
因为过度贫穷，从1969年到1978年的10年间，上塘公社石庄大队小郭洼村，竟然没娶过一个新娘，人口出现负增长。就连村子里农民家喂的狗，都没有力气为主人看门尽职叫嚷。
一些当年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没有倒下的退伍复员军人，却差点饿倒、冻僵在人民公社“大集体”时代。
在笔者30年前的记忆里，上面年年放救济粮，但农民从粮管所里买回的山芋干是霉的、粮食是瘪的，玉米面不仅是霉的，而且里面还有许多虫子。就是这样的救济粮上塘农民也把它当宝贝。买回家的玉米面舍不得吃完，总要留些待生病时当补品吃，或等来亲戚好友时招待人。
为了不被饿死、冻死，为了生存尊严，上塘人终于豁出去了。
1977年秋，上塘公社垫湖大队大任庄第五生产队社员硬逼队长任孝干带领大家把土地分到户下耕种。
1978年夏天，上塘遇到连续15天西南干热风和连续百日无降雨的大旱，大部分田地秋粮绝收。而大任庄的庄稼却长得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社员口粮基本够吃，解放三十年来第一次不再向国家伸手要救济粮。
“大任庄分田单干”的消息，不胫而走，四处扩散。
周边农民也都开始暗暗酝酿：“饿死也是死，坐牢也是死。饱死总比饿死强！就是坐牢头点地，也要跟大任庄学！”
作为上塘公社党委书记的张世明坐不住了：看来，农民已经准备行动，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张世明立即召开党委会。尽管当时党委成员意见还没有完全统一起来，但是秋播在即，明年农业工作，必须从今年秋播开始抓起。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张世明拿出“集中”意见：在全公社范围内公开、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上塘改革也是全面推行联产承包制的好样板
上塘以公社为单位公开、全面推行“联产承包”，既充实了理论家的研究内容，也丰富了当代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理论宝库。
当时许多注重“一大二公”的理论家们最担心的，是“联产承包”是否会削弱集体实力。上塘的实践证明，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上塘“联产承包”的口号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是农民自己的。”
可以这样说，1978年以前，国家用救济粮、救济棉、救济布、救济煤、救济款，养活上塘老百姓；实行“联产承包”后，上塘老百姓极大地支援了国家。
1980年，在遭受严重涝灾情况下，上塘老百姓还向国家出售余粮140万公斤，出售花生160万公斤。另外还获得国家奖励售粮指标80万公斤。别说在苏北，就是在整个江苏省都冒了尖。
以笔者作为会计的响桥大队第六生产队为例，1978年以前账本上现金余额正常不超过50元，经常出现赤字。1979年秋后，农民富了，集体提留多，账本上的余额是过去的几十倍，有时甚至是过去的几百倍。
社员腰包有了钱，办社会公益福利事业就更有基础了。比如笔者老家所在的响桥大队小学，1978年以前只有11间东倒西歪的破草房作教室。1979年以后，校舍换成了大瓦房。这说明，“联产承包”不是削弱了集体而是壮大了集体实力。
老百姓富起来，意味着集体也富起来；农民收入总和，等于集体收入。“联产承包”后农户收入成倍递增，等于集体经济成倍递增。
更为关键的是，“联产承包”后富裕起来的上塘人，实实在在地感到自己赢得了做人的尊严。
1981年3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春到上塘》一文中写道：“现在，上塘人走在泗洪大街上，腰板都显得硬朗了！”
1979年上塘人真真切切感受到解放三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光荣。三十年后的今天，上塘人更是感受到了当年不屈不挠为真理而抗争的自豪。
1981年后，上塘“联产承包”后的喜人景象，被记者们以文字和图片等形式在省和中央媒体报道出来，广播里也不断传来关于上塘改革后农民过上好日子的录音、特写、连续报道。
上塘由被压制的“苦孩子”突变为省内外参观学习的“好样板”。
从1978年秋季开始，一向因地处偏僻而鲜为人知的上塘，不再“门前冷落车马稀”，而是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来访的专家学者。这些专家学者对上塘的调查研究，由开始的怀疑、困惑到后来的充分肯定，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宝库。
现在已经退休的时任上塘公社党委书记张世明说：当时接待任务太重了，一天会有十多个参观学习团到上塘来。当时感觉接待参观学习团比我搞“联产承包”还累人。
上塘改革，步步领先，成为当代中国农村以公社为单位公开、全面推行“联产承包”的好样板。这是上塘对党和国家的最大贡献，也是上塘最值得称道的地方。
上塘改革不仅使当地农民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改变了贫困地区落后面貌，也使国家收到了数额巨大的储备粮油，使金融系统吸纳了巨额储蓄，促进了当地农村社会公益福利事业的发展，而且为学者提供了研究的源泉。
（摘编自《民主与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