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哈佛的邀请函后，在助理开始办相关手续时，我却心虚了。我的英语只保留了最基本的阅读能力，听、说只能应付酒店的出入。
　　后来因为不可抗力，秋季开学时没能成行。我没有懊恼，反而庆幸有了更多准备时间。
　　语言的听说能力一直是我的弱项：比如刚去深圳时，我专门参加过两次广东话的培训班，都不及格。但是我敢讲，在公司，开会我都讲广东话，我觉得大家都听懂了，实际可能没听懂，但不好意思说。有一天，我在香港的一家餐厅用广东话点菜，点一个服务员记一个，他全听懂了。我正高兴时，服务员说了一句话：“先生，你的普通话怎么讲得这么差？”
　　2011年春节前，我到哈佛报到，开始正式上课。每周一至周五，我上午在语言学校，下午在哈佛听讲座，兼试听课程。
　　语言学校在公寓和校区之间，步行只需6分钟，很方便。英语课程分初、中、高、最高4个等级。入学考试后，根据测试的水平分班。我进了中级班。
　　每天8点半到11点半是正式语言课，11点40到下午l点选修商业英语、速读速写等课程。一个班十二三个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大多是十五六岁到二十二三岁的年纪，很少有超过30岁的。课堂强调互动，经常把同学一对一分组，一个同学比画单词的意思，另一个猜，看哪个小组先完成——我所在的小组经常垫底。周末考试，有的同学不到30分钟就交卷了，到最后教室常常只剩下我一个人。交完卷，我只想返回公寓倒头就睡。
　　但最耗精力的，是晚饭后的作业。7点半结束晚饭，8点做语言学校布置的作业：语法造句和一篇作文。作文费些时间，但10点前能够完成。10点后，开始翻下午哈佛讲座的英文笔记，这才是最费神的部分。
　　听哈佛的讲座时，由校方安排，请一位刚毕业的中国留学生随我一起听，帮做英文笔记。熬夜的功课，就是要弄明白这个英文笔记。但一些单词、术语，别说英文，就是翻译成中文我也一头雾水。
　　在哈佛至少要熬12个月，我当时很担心自己会熬出抑郁症来。
　　其实不学语言，就泡泡图书馆，做自己喜欢的选题，再聘请个翻译，也不影响和教授交流，何必如此苛求自己呢？但我想的是，到哈佛进修的机会，一生就此一次。没有尽最大的努力，也许以后会后悔。
　　9月，第二学期开始。课程表做了调整：上午在哈佛跟大课，下午才去语言学校，把主要精力转移到了哈佛课程上。
　　上午8点40到11点，在哈佛听主课。下午1点到6点，在语言学校上英语选修课和语法课。每周两次，晚7点半到9点还有口语课;每晚回公寓，仍要看资料做笔记至凌晨。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第一次尝试高密度快速阅读，以此弥补听力、口语的缺陷。但时间长了，眼睛受不了。
　　由于晚上熬夜太厉害，白天上课就会打瞌睡，觉得全无出头之日。只有匆匆赶路途中，抄花园小径走近路时，偶尔停下来用手机拍拍不认识的花，抽时间查查它的分类，是最放松的时候。
　　那段时间，有两个人对我帮助很大。
　　到哈佛之后，我和常征来往比较密切。他是前万科员工，出于热心，也出于对公司的感情，经常会来看我，一起聊聊天。在这种有意无意的交流中，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
　　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助理米勒也帮了我很多。他大学毕业后到日本教英文，娶了一位日本太太，学会了日文。他常常用自己学日文的心得帮助我学英文。我至今还记得他说的几个要点：第一，单词不能硬背，要用它造句。这条我本来就会。第二，要学会嘟囔，要常常自言自语。我试了一下，很管用。第三，要给自己营造语言环境，睡觉前多听广播，争取说梦话都用英文。
　　很多个周末，米勒都会请我到他们家聊天。他不会中文，所以我们只能用英文聊。时间久了，他感觉到了我明显的进步。
　　慢慢地，也许是语言过了关的原因，人就放松了许多。哈佛亚洲中心的一些人知道我刚到时的语言能力，还纳闷儿一年过后，我居然可以“哇啦哇啦”讲英文了。
　　我第一次用英文演讲，是在2010年的哈佛亚洲论坛上，那还是在我去哈佛上学之前。
　　主办方因为担心中文演讲加翻译时间，信息量不够，建议我用英文演讲。我心想，也就20分钟，即使我英文对话磕磕巴巴，念总能念下来吧？问题只是单词的重音把握对不对，语句说得流畅不流畅。我接受了建議，还专门请了香港的一家英国演讲公司把演讲稿翻译成英文。因为当时很忙，去美国的飞机上才来得及看，我一看，用了很多古典英文，以前根本没看过。结果第一站在费城，轮到我演讲时，20分钟的演讲稿，我低着头足足念了39分钟。
　　到哈佛正式演讲时，排在我前面的演讲嘉宾，第一位是当时的中国银行行长，留英的，20分钟洋洋洒洒;第二位是许小年，留美的，脱稿演讲，20分钟了还不肯下来;第三个是我，我还没开始念，主持人就说，王总，求求你了，能不能还是用中文来演讲？结果我回答说：“please，give me a chance.”（请给我一个机会吧。）下面“哗哗”的掌声，我就开始念，吸取第一次的教训，我让自己的声音至少先洪亮起来，并保持与听众的交流，效果明显好了一些。
　　刚到哈佛时，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基金知道我在哈佛访学，邀请我参加他们成立50周年的庆祝活动，做30分钟的专题演讲，我主动提出，用英文讲。
　　本来睡眠就不足，额外增加演讲练习，有一种大考前的感觉，几乎有些体力不支了。
　　演讲在华盛顿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基金总部三楼报告厅。“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声音干涩、低沉，不像是从自己嗓子里发出的，接着，脑袋有些空白，张开嘴却没有发出声，定了定神，用变得嘶哑的嗓子开始念英文稿，难发音的词要重复三四次才顺过来。念着念着，前排的一些听众开始小声地、打提前量地念ppt上的稿子，引导我正确发音。我一边念，一边已是大汗淋漓。
　　但故事引起了共鸣。我把亲身经历的三个故事讲完后，听众被一家中国企业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行动所感染，演讲获得了成功。在公共场合说英文，我有了心理上的突破。不久，我又接到邀请，参加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基金全球总部在日内瓦的50周年庆祝活动。
　　这次不仅仅要演讲，还安排了问答环节。经协商，在问答环节安排了一位翻译，演讲再次获得了成功，但在问答环节，我发现，我的回答翻译成英文后，意思同中文差距很大，忍不住示意翻译打住。“还是我用英文直接回答吧，我的意思是……”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哇啦哇啦”回答问题。一长串一长串从来没用过的句子，一下子冒了出来。
　　来哈佛之前，随着年龄的增长，感觉头脑不再像年轻时好用，思维凭经验，忘性也大，并且总对自己有一些心理暗示：老了，不用再辛苦动脑子了;也成功了，不用再这么辛苦了，但重新置身学习环境中，每天强记、做作业、强迫接受需要动脑的训练，封存的思维竟开动起来了，就像给生锈的机器加了润滑油，激发出了新的活力。
　　这是一种很特别的、豁然开朗的全新感受，那时我强烈感受到，脑子又回到了40岁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