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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调整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受西方发达经济体发展模式的影响，目前部分研究认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是提高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比重。但从效率的视角来看，这种观点或许值得进一步商酌。
产业结构演进的客观规律与中国现实
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现代生产方式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从低效率的农业转向高效率的工业，再由从高效率的工业转向更高效的服务业。在此过程中，农业和工业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直到产业间达到效率均衡、结构稳定。现代生产方式的集中体现是生产分工的细化与深化，从而获得规模化的生产能力，并取得规模收益，其核心是劳动效率能得到持续有效的提升。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上主要发达经济体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通常高于或等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这种特征成为发达经济体“经济服务化”的重要基础。也就是说，由于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部门比工业部门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才会不断推动服务业规模的持续扩张和资源的再配置，效率改进引导着产出和就业“由重向轻”的结构转变。
过去30多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表现为，第一产业（主要指农业）的比重逐渐降低，第二产业（主要指工业）的比重迅速扩张，第三产业（主要指服务业）的比重逐渐扩张。图1描述了推动这种产业结构变化的客观规律，第一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相对于第二产业）一直在0.1至0.2的区间波动，说明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产业相比非常低；而第三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又显著高于第一产业。因此，中国产业结构由效率较低的农业向效率较高的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变，实现了结构的优化，这种产业结构的优化带动了全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进而逐步提高。
中国当前的现实是，第一产业比重在继续缩小，且第二产业比重也开始缩小，第三产业（特别是其中的服务业）比重却在持续扩大。如果中国的第三产业具有相对于第二产业较高的劳动生产率，那么第三产业的规模扩张将是沿着库兹涅兹规律（即“倒U型曲线规律”）发展，这就与发达国家“正确的”服务业发展方式相吻合。然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一直低于第二产业，并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第二产业的70%左右（如图1所示）。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意味着中国总体劳动生产率在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也在下降。同时，结构调整中的资源错配问题也同样需要特别关注。
中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现状和问题
从内部结构来看，第三产业大致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是为流通提供服务的产业，如交通运输、物流仓储、邮电通讯和商业饮食等；第二层是为生产和生活提供服务的产业，如金融保险、房地产、信息咨询与传输、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第三层是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与居民素质提供服务的产业，如教育科研、旅游娱乐、广播电视、体育保健、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第四层是为社会公共需要提供服务的产业，如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第三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表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商业、旅馆、饭店业的产出比重会逐步下降；运输、仓储和通讯业、金融保险、房地产和产业服务业的比重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当人均收入上升到较高水平之后，运输、仓储业的比重也趋于下降；而通讯、金融保险、房地产和产业服务业的比重会继续上升。在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中，个人和社会服务业的比重也趋于上升。这是不断发展的新兴服务业带动第三产业结构优化的表现，并拉动第三产业的比重持续上升。
图2描述了中国近些年第三产业内部四个层次产值比重的分布情况。从中可以发现，第三产业在整体上仍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构成第三产业产值的主要是为流通服务的产业和为生产、生活服务的产业，两者占到了全部产业产值的70%以上，而更高层次的产业只占据了不到30%的份额。另外，从近些年的变化趋势看，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第二层级服务业扩张速度较快；而为流通服务的传统行业所占比重逐步降低，这说明第三产业内部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优化迹象；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第三和第四层级服务业所占比重偏低并呈现出下降趋势，不利于第三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第三产业中的第二层级（指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产业）快速扩张，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中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产业（主要指金融、信息传输等）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图3描述了第三产业中各行业相对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其中的金融、信息传输等行业相对劳动生产率均大于1，这说明第二层级服务业的扩张基本遵循了比较效率的原则。第二，需要引起重视的是，第二层级中的房地产行业在近些年一直占据较大的比重。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来看，抑制地产泡沫是保持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因此需要警惕依赖房地产的扩张来增加第二层级甚至第三产业份额的现象。第三，以第三、第四层级为主体的新兴服务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较低，这些层次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及第二产业的50%（如图3所示），与之相对应的是这些服务业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低，并于近些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
因此，第三产业内部各层级服务业在近些年的演进过程中基本遵循了比较效率的原则，即各层级服务业规模的变化基本与自身劳动生产率的水平相对应，而不是脱离了效率的凭空发展。但由于传统服务业在整体上所占的绝对比重过大，导致服务业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偏低。
产业结构调整效率为先，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提高效率必须以制造业的高度发展为基础。由于第三产业整体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较低（只相当于第二产业的70%），如果盲目提高服务业产值的比重，不加速改善服务业劳动效率，就会造成低效的社会产业结构。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来看，服务业部门正是由于比工业部门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才有行业规模的持续扩张和资源的再配置。同时，从需求结构来看，发达经济体最终消费中，第二产业提供商品的比例并没有大幅下降。其第三产业比例不断提高，是以发达的国际贸易为基础，以发展中国家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前提。
综合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发展现状，笔者认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应建立在第二产业（主要指制造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不断增长。但当前，由于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双降”，且技术进步尚未能弥补上述两个因素的下降，从而导致经济的结构性减速。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发展高端制造业，推动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持续改进，是中国保持制造业优势的根本所在。
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点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方面，相对于第二产业来讲，虽然第三产业整体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偏低，但其内部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较大。其中，金融、信息传输等现代服务业已呈现出较高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这说明继续推动资源由传统服务业或传统制造业向这些行业的流动，能够有效地提高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全社会的劳动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广义恩格尔定律的影响，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增长，中国的消费需求将不断升级，即从食品占消费支出比重的下降拓展到物质消费占消费支出比重的下降；而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发展，人们对围绕着与城市生产和生活相关的现代服务业需求将继续加大。
然而，现行的效率基础是第三产业内部较高层级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这不利于第二层级的服务业（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产业）继续向上一层级（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与居民素质服务的产业，以及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产业）的转变。如果通过行政手段强行推进，造成的结果便是降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而降低全社会的劳动效率。因此，最根本的途径仍然是加速改善相关服务业的劳动效率，而效率改进的背后是市场激励、人力资本的提升以及政府和社会协调效率的改善。
（作者单位：费兆奇，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刘 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
郭艺超，审计署驻深圳特派员办事处）
产业结构演进的客观规律与中国现实
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现代生产方式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从低效率的农业转向高效率的工业，再由从高效率的工业转向更高效的服务业。在此过程中，农业和工业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直到产业间达到效率均衡、结构稳定。现代生产方式的集中体现是生产分工的细化与深化，从而获得规模化的生产能力，并取得规模收益，其核心是劳动效率能得到持续有效的提升。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上主要发达经济体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通常高于或等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这种特征成为发达经济体“经济服务化”的重要基础。也就是说，由于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部门比工业部门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才会不断推动服务业规模的持续扩张和资源的再配置，效率改进引导着产出和就业“由重向轻”的结构转变。
过去30多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表现为，第一产业（主要指农业）的比重逐渐降低，第二产业（主要指工业）的比重迅速扩张，第三产业（主要指服务业）的比重逐渐扩张。图1描述了推动这种产业结构变化的客观规律，第一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相对于第二产业）一直在0.1至0.2的区间波动，说明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产业相比非常低；而第三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又显著高于第一产业。因此，中国产业结构由效率较低的农业向效率较高的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变，实现了结构的优化，这种产业结构的优化带动了全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进而逐步提高。
中国当前的现实是，第一产业比重在继续缩小，且第二产业比重也开始缩小，第三产业（特别是其中的服务业）比重却在持续扩大。如果中国的第三产业具有相对于第二产业较高的劳动生产率，那么第三产业的规模扩张将是沿着库兹涅兹规律（即“倒U型曲线规律”）发展，这就与发达国家“正确的”服务业发展方式相吻合。然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一直低于第二产业，并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第二产业的70%左右（如图1所示）。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意味着中国总体劳动生产率在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也在下降。同时，结构调整中的资源错配问题也同样需要特别关注。
中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现状和问题
从内部结构来看，第三产业大致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是为流通提供服务的产业，如交通运输、物流仓储、邮电通讯和商业饮食等；第二层是为生产和生活提供服务的产业，如金融保险、房地产、信息咨询与传输、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第三层是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与居民素质提供服务的产业，如教育科研、旅游娱乐、广播电视、体育保健、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第四层是为社会公共需要提供服务的产业，如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第三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表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商业、旅馆、饭店业的产出比重会逐步下降；运输、仓储和通讯业、金融保险、房地产和产业服务业的比重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当人均收入上升到较高水平之后，运输、仓储业的比重也趋于下降；而通讯、金融保险、房地产和产业服务业的比重会继续上升。在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中，个人和社会服务业的比重也趋于上升。这是不断发展的新兴服务业带动第三产业结构优化的表现，并拉动第三产业的比重持续上升。
图2描述了中国近些年第三产业内部四个层次产值比重的分布情况。从中可以发现，第三产业在整体上仍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构成第三产业产值的主要是为流通服务的产业和为生产、生活服务的产业，两者占到了全部产业产值的70%以上，而更高层次的产业只占据了不到30%的份额。另外，从近些年的变化趋势看，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第二层级服务业扩张速度较快；而为流通服务的传统行业所占比重逐步降低，这说明第三产业内部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优化迹象；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第三和第四层级服务业所占比重偏低并呈现出下降趋势，不利于第三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第三产业中的第二层级（指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产业）快速扩张，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中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产业（主要指金融、信息传输等）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图3描述了第三产业中各行业相对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其中的金融、信息传输等行业相对劳动生产率均大于1，这说明第二层级服务业的扩张基本遵循了比较效率的原则。第二，需要引起重视的是，第二层级中的房地产行业在近些年一直占据较大的比重。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来看，抑制地产泡沫是保持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因此需要警惕依赖房地产的扩张来增加第二层级甚至第三产业份额的现象。第三，以第三、第四层级为主体的新兴服务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较低，这些层次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及第二产业的50%（如图3所示），与之相对应的是这些服务业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低，并于近些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
因此，第三产业内部各层级服务业在近些年的演进过程中基本遵循了比较效率的原则，即各层级服务业规模的变化基本与自身劳动生产率的水平相对应，而不是脱离了效率的凭空发展。但由于传统服务业在整体上所占的绝对比重过大，导致服务业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偏低。
产业结构调整效率为先，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提高效率必须以制造业的高度发展为基础。由于第三产业整体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较低（只相当于第二产业的70%），如果盲目提高服务业产值的比重，不加速改善服务业劳动效率，就会造成低效的社会产业结构。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来看，服务业部门正是由于比工业部门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才有行业规模的持续扩张和资源的再配置。同时，从需求结构来看，发达经济体最终消费中，第二产业提供商品的比例并没有大幅下降。其第三产业比例不断提高，是以发达的国际贸易为基础，以发展中国家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前提。
综合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发展现状，笔者认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应建立在第二产业（主要指制造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不断增长。但当前，由于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双降”，且技术进步尚未能弥补上述两个因素的下降，从而导致经济的结构性减速。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发展高端制造业，推动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持续改进，是中国保持制造业优势的根本所在。
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点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方面，相对于第二产业来讲，虽然第三产业整体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偏低，但其内部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较大。其中，金融、信息传输等现代服务业已呈现出较高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这说明继续推动资源由传统服务业或传统制造业向这些行业的流动，能够有效地提高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全社会的劳动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广义恩格尔定律的影响，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增长，中国的消费需求将不断升级，即从食品占消费支出比重的下降拓展到物质消费占消费支出比重的下降；而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发展，人们对围绕着与城市生产和生活相关的现代服务业需求将继续加大。
然而，现行的效率基础是第三产业内部较高层级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这不利于第二层级的服务业（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产业）继续向上一层级（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与居民素质服务的产业，以及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产业）的转变。如果通过行政手段强行推进，造成的结果便是降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而降低全社会的劳动效率。因此，最根本的途径仍然是加速改善相关服务业的劳动效率，而效率改进的背后是市场激励、人力资本的提升以及政府和社会协调效率的改善。
（作者单位：费兆奇，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刘 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
郭艺超，审计署驻深圳特派员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