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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农历春节前夕，在司法部的大力推动下，上海、安徽、陕西等多地开展了服刑人员回家过年活动，全国总计有900多名服刑人员获准在春节期间“离监探亲”，最终全部按时返回。春节的“离监探亲”活动，让“法度与温度有机融合”，从情感、心理层面极大地感化了服刑人员，实现着监狱与社会共同教育的目标。
“离监探亲”这项蕴含着浓郁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在历史上也有类似司法实践，展现出“刑以弼教”的传统刑罚观。传说在唐代，太宗李世民在勾决死刑时，萌生恻隐之心，将200多名死刑犯全部“假释”，允许他们回家团聚，处理后事，来年秋后再返回受刑。结果，第二年，200多名死刑犯一个不少返回监狱，太宗感慨之下予以赦免。太宗赦免死刑犯的故事不免传奇，但其蕴含的思想却值得注意，即在中华法文化中，刑罚之目标不只是“报复”，更包含着教化的意味，而这一思想又源自于先哲对人性的理解，以及对法律功能的独特思考。
中华法文化中的人性预设
刑以弼教的刑罚思想，与中国人对人性的辩证认识有关。自先秦以来，关于如何看待人性，思想家们就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从客观的、理想的层面对人性作出理性的预设，它成为这一刑罚观的思想基础。
对于人性，儒家从理想的层面，更多保持乐观的态度。孔子未明确说人性善恶，“性相近，习相远”，就是明示人先天没有善恶的分别，贤与不肖是由于后天的熏染，故存在教化的必要。孟子从社会实际观察出发，认为人人都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善的萌芽，故而人性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就是说，人之性善，如同水向低处流一样，是自然的本性。
荀子对人性则有不同的理解。他首先由区分性、伪出发，界定了人性的内涵，“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即人性是天生而来的，“不可学、不可事之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荀子认为人性生而好利，生而有疾恶，生而有耳目之欲望，这就会导致争乱。可见，荀子之性恶，就是指人都有欲望，如果任其发展，就必然产生争议，争则会乱。因此，才需要制定礼义法度，为社会“度量分界”。与此同时，荀子仍是从积极的角度看待人性，即便人之天性是争夺好利的，但却是可以教化的，正如同“工人斫木而成器”，人也可以通过教育而趋善，“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礼义法度之所以出现，原因还在于人存在着向善的可能。
从孔子到荀子，先哲对人性多持乐观、积极的态度，即便是人之本性中存在自私自利的因素，也可以通过礼义法度，通过教育感化使其符合圣人之礼，亦即人性中存在自主性向善的潜能，这成为“刑以弼教”的思想基础。
刑罚的威慑与教化功能
原始社会的刑罚多是出于血亲复仇，作为氏族的武力自卫形式。国家出现以后，刑罚逐渐具有了指引、威慑的作用，用以保护一定的法律秩序。然而，中华法文化中的刑罚，更多地被赋予教化的功能，通过刑罚的执行，是要实现“礼”的秩序。
在《尚书》中，舜帝就提出“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传统文化中“明刑弼教”的说法因此而来。也正因为对“礼”这一根本价值的尊崇，孔子等儒家代表人物对片面地强调刑罚极不赞同，反对“折民惟刑”。孔子认为，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可以使他们为善，而刑罚却没有强人为善的力量，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单纯用政、刑来治国，民众只会因畏惧而避免犯罪，只有采取德和礼的方法，才能真正提升民众内心的善。孔子明确区分了政刑与德礼，但目的却很明确，即善治最终需要指向人心的教化，刑罚同样要服务于这一目标。
唐代法律“一准乎礼”，同样渗透着“刑以弼教”的思想。贞观十一年，魏征上书论说了礼刑关系：明德慎罚，惟刑恤哉！“夫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意思即是刑罚不单纯是为了报复，而更在于“劝善”，从改造人性的角度，实现德治的目标。这一思想也得到唐太宗的认可，太宗有次特意询问大理寺卿孙伏伽刑罚的执行，“朕尝问法官刑罚轻重，每称法网宽于往代。仍恐主狱之司利在杀人，危人自达，以钓声价”。太宗留意刑案司法，表露刑罚宽平之意，仍是本教化之旨。
朱熹发展了孔孟的思想，系统阐发了刑与礼的关系，“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始终，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这里的“政刑”，就是法制与刑罚，政是统治的工具，刑是辅助统治的方法，“先立个法制如此，若不尽从，便以刑罚齐之”。但刑罚是不得已而行之，针对的是为非作歹、冥顽不灵的人，统治更高的目标指向德礼的教化，要使人“日迁善而不自知”，刑罚自然也要服务于教化的目标。
明代思想家吕坤论及押解囚犯，认为不必过于苛责，“囚经过家门，亦不许入，但令亲族就省，如馈酒肉，亦不必禁”。不许囚犯入家门，自然有安全的考虑，但却允许家人探视，甚至馈赠酒肉饭食，这对于囚犯而言，同样也是一种感化。吕坤不仅作此认识，还身体力行，在做云中令时，有名叫董鸿儒的囚犯，是士人子弟，因与人争执殴人致死被依法监禁。监禁期间，他的父亲及伯父去世，两人除了董鸿儒，都没有其他子嗣。眼看着就要归葬了，董母哭着来找吕坤，说其夫就要入土，请求暂时释放董鸿儒，使其尽一日为子之道，她愿意以其舅父作为“人质”。吕坤怜悯而许之，狱卒担忧不敢去枷锁，吕坤言：“鸿儒执丧，就是表明死者有子嗣，如果不去枷锁，还不如不去。”于是，枷锁镣铐皆除去，只用四个壮丁同去监押。董鸿儒回家后，主喪、送葬、谢客，总共有七日，葬礼后即由其母亲送回。释放重罪囚犯回家“执丧”，自然存在风险，但它正是通过一种信任、仁恕来实现对犯罪者的感化教育。正如吕坤所言：“刑、礼非二物也，皆令人迁善而去恶也。”即便是罪人狱囚，也可以礼教化，“君子见狱囚而加礼焉，今以后皆君子人也”“刑法之设，明王之所以爱小人，而示之以君子之路也”。正因为刑与礼具有共同的指向，故对狱囚施加礼遇，更能够帮助其弃恶从善，走上君子之路。
刑以弼教与社会的善治
内含人性趋善的“刑以弼教”思想，是出自于先贤对社会朴素的经验观察和感性认识。随着现代法律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犯罪人类学的研究，人们对犯罪这一古老的社会现象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确实，某些犯罪者存在天生的或遗传的因素，这种因素是在未成年时期获得并变得与其心理结构不可分离，还有些极端犯罪者，存在着迥异于常人的心理与思维特征，对于他们似乎很难作矫正或教化。然而，刑罚，或者更为广义的刑事法律，面对的是更为宽泛的社会，影响数量更大的普通民众，从激发人之善念、实现社会善治的角度看，“刑以弼教”的思想无疑有积极的价值。
现代刑罚制度的发展，尽管仍不无“复仇”的因素，但其主旨无疑发生重要的变化，刑罚被认为是保护法秩序的方法，因而也是促进国家善治的保障。刑罚制度的设立与执行，不应再停留于血亲复仇，也不能局限于被动的犯罪威慑，而是需要着力提升社会一般人的道德良知，挖掘自然人性中善的成分，这使得通过刑罚的教化成为可能。
现实生活中的违法犯罪复杂多样，旨在教育感化的刑罚观，不是片面地追求轻刑，甚或免刑，而是要求司法者更加审慎地确定罪名、适用刑罚，特别是对初犯、未成年犯罪的人，他们的心智还处于形成发展期，本着教育之旨确定适当的刑罚，完全有可能使其走上自新之路，这才能为优化社会治理播下善良的“种子”。
劝人向善的刑罚观，其实与马克思主义的犯罪观存在诸多的契合。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犯罪往往是缘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原因，犯罪者仍然是人，其作为“人”的本性并非不可救药，他们可以通过教育等方式改造自身。由此，我们也足以重新检视并发掘中华法文化的时代价值，历史与文化并不容易被丢掉，法律进步的步伐是缓慢的，在中国伟大的时代变革中，法律仍然应该根植于中华文化与时代精神连接在一起的正义观之中。
（摘自5月8日《检察日报》。作者为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副教授）
“离监探亲”这项蕴含着浓郁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在历史上也有类似司法实践，展现出“刑以弼教”的传统刑罚观。传说在唐代，太宗李世民在勾决死刑时，萌生恻隐之心，将200多名死刑犯全部“假释”，允许他们回家团聚，处理后事，来年秋后再返回受刑。结果，第二年，200多名死刑犯一个不少返回监狱，太宗感慨之下予以赦免。太宗赦免死刑犯的故事不免传奇，但其蕴含的思想却值得注意，即在中华法文化中，刑罚之目标不只是“报复”，更包含着教化的意味，而这一思想又源自于先哲对人性的理解，以及对法律功能的独特思考。
中华法文化中的人性预设
刑以弼教的刑罚思想，与中国人对人性的辩证认识有关。自先秦以来，关于如何看待人性，思想家们就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从客观的、理想的层面对人性作出理性的预设，它成为这一刑罚观的思想基础。
对于人性，儒家从理想的层面，更多保持乐观的态度。孔子未明确说人性善恶，“性相近，习相远”，就是明示人先天没有善恶的分别，贤与不肖是由于后天的熏染，故存在教化的必要。孟子从社会实际观察出发，认为人人都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善的萌芽，故而人性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就是说，人之性善，如同水向低处流一样，是自然的本性。
荀子对人性则有不同的理解。他首先由区分性、伪出发，界定了人性的内涵，“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即人性是天生而来的，“不可学、不可事之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荀子认为人性生而好利，生而有疾恶，生而有耳目之欲望，这就会导致争乱。可见，荀子之性恶，就是指人都有欲望，如果任其发展，就必然产生争议，争则会乱。因此，才需要制定礼义法度，为社会“度量分界”。与此同时，荀子仍是从积极的角度看待人性，即便人之天性是争夺好利的，但却是可以教化的，正如同“工人斫木而成器”，人也可以通过教育而趋善，“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礼义法度之所以出现，原因还在于人存在着向善的可能。
从孔子到荀子，先哲对人性多持乐观、积极的态度，即便是人之本性中存在自私自利的因素，也可以通过礼义法度，通过教育感化使其符合圣人之礼，亦即人性中存在自主性向善的潜能，这成为“刑以弼教”的思想基础。
刑罚的威慑与教化功能
原始社会的刑罚多是出于血亲复仇，作为氏族的武力自卫形式。国家出现以后，刑罚逐渐具有了指引、威慑的作用，用以保护一定的法律秩序。然而，中华法文化中的刑罚，更多地被赋予教化的功能，通过刑罚的执行，是要实现“礼”的秩序。
在《尚书》中，舜帝就提出“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传统文化中“明刑弼教”的说法因此而来。也正因为对“礼”这一根本价值的尊崇，孔子等儒家代表人物对片面地强调刑罚极不赞同，反对“折民惟刑”。孔子认为，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可以使他们为善，而刑罚却没有强人为善的力量，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单纯用政、刑来治国，民众只会因畏惧而避免犯罪，只有采取德和礼的方法，才能真正提升民众内心的善。孔子明确区分了政刑与德礼，但目的却很明确，即善治最终需要指向人心的教化，刑罚同样要服务于这一目标。
唐代法律“一准乎礼”，同样渗透着“刑以弼教”的思想。贞观十一年，魏征上书论说了礼刑关系：明德慎罚，惟刑恤哉！“夫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意思即是刑罚不单纯是为了报复，而更在于“劝善”，从改造人性的角度，实现德治的目标。这一思想也得到唐太宗的认可，太宗有次特意询问大理寺卿孙伏伽刑罚的执行，“朕尝问法官刑罚轻重，每称法网宽于往代。仍恐主狱之司利在杀人，危人自达，以钓声价”。太宗留意刑案司法，表露刑罚宽平之意，仍是本教化之旨。
朱熹发展了孔孟的思想，系统阐发了刑与礼的关系，“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始终，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这里的“政刑”，就是法制与刑罚，政是统治的工具，刑是辅助统治的方法，“先立个法制如此，若不尽从，便以刑罚齐之”。但刑罚是不得已而行之，针对的是为非作歹、冥顽不灵的人，统治更高的目标指向德礼的教化，要使人“日迁善而不自知”，刑罚自然也要服务于教化的目标。
明代思想家吕坤论及押解囚犯，认为不必过于苛责，“囚经过家门，亦不许入，但令亲族就省，如馈酒肉，亦不必禁”。不许囚犯入家门，自然有安全的考虑，但却允许家人探视，甚至馈赠酒肉饭食，这对于囚犯而言，同样也是一种感化。吕坤不仅作此认识，还身体力行，在做云中令时，有名叫董鸿儒的囚犯，是士人子弟，因与人争执殴人致死被依法监禁。监禁期间，他的父亲及伯父去世，两人除了董鸿儒，都没有其他子嗣。眼看着就要归葬了，董母哭着来找吕坤，说其夫就要入土，请求暂时释放董鸿儒，使其尽一日为子之道，她愿意以其舅父作为“人质”。吕坤怜悯而许之，狱卒担忧不敢去枷锁，吕坤言：“鸿儒执丧，就是表明死者有子嗣，如果不去枷锁，还不如不去。”于是，枷锁镣铐皆除去，只用四个壮丁同去监押。董鸿儒回家后，主喪、送葬、谢客，总共有七日，葬礼后即由其母亲送回。释放重罪囚犯回家“执丧”，自然存在风险，但它正是通过一种信任、仁恕来实现对犯罪者的感化教育。正如吕坤所言：“刑、礼非二物也，皆令人迁善而去恶也。”即便是罪人狱囚，也可以礼教化，“君子见狱囚而加礼焉，今以后皆君子人也”“刑法之设，明王之所以爱小人，而示之以君子之路也”。正因为刑与礼具有共同的指向，故对狱囚施加礼遇，更能够帮助其弃恶从善，走上君子之路。
刑以弼教与社会的善治
内含人性趋善的“刑以弼教”思想，是出自于先贤对社会朴素的经验观察和感性认识。随着现代法律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犯罪人类学的研究，人们对犯罪这一古老的社会现象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确实，某些犯罪者存在天生的或遗传的因素，这种因素是在未成年时期获得并变得与其心理结构不可分离，还有些极端犯罪者，存在着迥异于常人的心理与思维特征，对于他们似乎很难作矫正或教化。然而，刑罚，或者更为广义的刑事法律，面对的是更为宽泛的社会，影响数量更大的普通民众，从激发人之善念、实现社会善治的角度看，“刑以弼教”的思想无疑有积极的价值。
现代刑罚制度的发展，尽管仍不无“复仇”的因素，但其主旨无疑发生重要的变化，刑罚被认为是保护法秩序的方法，因而也是促进国家善治的保障。刑罚制度的设立与执行，不应再停留于血亲复仇，也不能局限于被动的犯罪威慑，而是需要着力提升社会一般人的道德良知，挖掘自然人性中善的成分，这使得通过刑罚的教化成为可能。
现实生活中的违法犯罪复杂多样，旨在教育感化的刑罚观，不是片面地追求轻刑，甚或免刑，而是要求司法者更加审慎地确定罪名、适用刑罚，特别是对初犯、未成年犯罪的人，他们的心智还处于形成发展期，本着教育之旨确定适当的刑罚，完全有可能使其走上自新之路，这才能为优化社会治理播下善良的“种子”。
劝人向善的刑罚观，其实与马克思主义的犯罪观存在诸多的契合。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犯罪往往是缘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原因，犯罪者仍然是人，其作为“人”的本性并非不可救药，他们可以通过教育等方式改造自身。由此，我们也足以重新检视并发掘中华法文化的时代价值，历史与文化并不容易被丢掉，法律进步的步伐是缓慢的，在中国伟大的时代变革中，法律仍然应该根植于中华文化与时代精神连接在一起的正义观之中。
（摘自5月8日《检察日报》。作者为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