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9届毕业生注定将拥有一个历史性的代号——创业生。那些身陷衰退的国家都曾将他们的下一轮增长押注于青年创业，试图用创业型经济来延长一个国家的青春期
2008年，大三的张超决定做点生意。这个甘肃贫困地区的孩子花了150块钱，从家乡买回了一些当地的手工绣品香包，放在北京校园的小店里卖，“一个香包利润可以达到100％”。去年他的这个“代销模式”还拿到了他所在的首都体育大学500元的创业奖励，“这笔钱解决了我创业立项的很多费用。”
“去年整个学院只有30个创业奖励名额，今年我们系已经有了30个名额了，而且奖励金额变成了3000元。我现在正准备申请呢……”张超现在的身份是首都体育学院创业实践社主席。
封面上你看到的这个帅气不羁的男孩话音未落，旁边北京物资学院创业协会主席张文龙说：“我现在已经把我的创业公司并入到了北京一个大公司……”
“我的优势是我拥有一个创业团队，我们六个人已经合作过四个项目了……”
“我想找一个投资人，现在我需要8000元，这样我的渠道就可以做起来了……”
这是在《创业家》杂志的采访现场，8位来自北京不同大学的学生创业实践社、学生创业协会主席们七嘴八舌地说道。2009年4月初，当《创业家》向北京各个大学发出关于“大学生创业”的采访邀请时，几乎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主席们”的踊跃程度超出了《创业家》的想象。
“我创业了”——这是他们毫不犹豫对自己的定义。并不在乎那只是区区几百元的，刚刚萌芽，前景看起来太过渺茫的事。2009届的毕业生注定将扮演一个历史性的角色，那就是“创业生”。从现在起，巨大的就业压力将迫使他们中的多数人必须选择创业，而公平的创富可能和更加可行的创业机会又促使他们渴望创业。
他们身上拥有最好的创业生特征：他们成长于中国商业高速发展的30年问，他们的思维、逻辑体系与商业化世界高度吻合；他们在电脑世界里长大。成长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里，众所周知，个人电脑与网络革命是美国生产力的驱动力，现在同样是中国商业的机会所在；他们崇尚个性，不循常规，这是中国商业放弃旧习，创新路径的源头；他们每个人都自命不凡，相信自己就是未来的李彦宏，未来的马云。
根据《创业家》与北京数字一百调查公司的数据显示，在130位参与调查的创业生中，大概37.1％的创业生在大四创业，19.8％和17.5％分别选择研究生阶段和大三创业。他们中来自家人的支持力度大于学校，57.5％的学生获得了家里人的支持，虽然他们基本过去没有创业经验。从事“与自己领域相关的技术项目”是想创业的大学生们比较推崇的一点，且这部分学生会优先把目光投射到校园周围。这也体现了目前大学生创业的理智性。一些有创业想法的大学生已经意识到，大学生创业除了激情，最重要的就是“对自身和环境的认识”，其次才是资金。而在创业之初就选择自己熟悉的领域进入，成功的机会才会更大。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当制造危机冲击一个世界工厂，大公司不再能提供充分就业，年轻人被社会甩到了街头，他们不得不开始创业。这一幕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发生在美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发生在韩国。这两个身陷衰退的国家都曾将他们的下一轮增长押注于年轻人创业，尤其是大学生创业。这是制造过剩的国家转型并增强其经济软实力的典型途径。美国、韩国都曾成功地利用创业型经济挽回并延长了自己的青春期。
现在轮到了中国。
一场创业运动
2009年5月，中国将有610万名应届大学毕业生放下书包，拿着简历，穿上他们最正式的衣服，挤进招聘现场。在那里，去年毕业的100万学兄、学姐们焦急地站了一年队。
在2009年的两会上，一位人大代表提出重启1968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以解决目前的就业问题。对于多数曾经历过下乡运动的人大代表们来说，这是一个近乎荒诞的提议。事实上较下乡运动更为可行的是另一项举措——在一个多月前的1月1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签发了《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通知将“大学生创业”列为政府大力倡导、鼓励并促进的目标。
取代荒诞的下乡运动的是今天已经蔚为壮观的创业运动。
从2008年儿月开始，在张超们生活的每一个高校，一拨又一拨的“创业场”开始上演，学校的创业大赛还没有结束，系里又开始推创业实践活动，一个又一个的电视台导演跑到学校来组织创业采访，学校的创业园区每周会定期举办创业沙龙，媒体在学校办“创业高峰会”。很多明星企业家在学校的“创业讲堂”讲自己的创业故事……创业实践社的主席们常常感觉到自己热血沸腾，虽然，在这些几乎每周一次的“创业宣讲”中他们只是人头攒动的听众中的一员而已。但他们总是忍不住怀疑台上那个笼罩在光环下的人就是时空穿梭中未来的自己。
在张超眼中，政府、学校和各种机构构成的规模庞大的宣讲团就像小时候村子来唱戏的戏班子，他们热热闹闹地来了，乱哄哄地去了。只把戏文里的花花世界扔给了这个懵懂少年。
创业的种子在张超心里就这样种下，但很少有机构有耐心真正进入到这个少年的创业生活。
政府很热闹，学生很茫然
像所有重大政策在启动之初出现的情况一样，政府并没有完全准备好。
2008年经过学校团委的引荐，张超见到了传说中的投资人北京聚鼎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尹燕永，“第一次见面对方很有兴趣”，在耐心等待了几个月之后，张超终于忍不住在春节前向尹燕永求助，“我的生意扩张需要5000元”，尹表示，“可以考虑，我们年后再谈”，此后再无音讯。同样想要回乡养牛的李成跑遍了所有的银行没有拿到一分钱，因为他没有任何可以抵押的东西。在接受《创业家》采访20余位学生中，他们多数在创业之初根本无法获得外部的资金帮助，他们的第一个天使投资人基本上是自己的父母、老师、同学或者亲朋好友。
作为全世界执行力最强的政府，鼓励大学生创业的精神、力度以及财政支持，迅速传输到了中央政府体系内的每一个神经末梢。2009年上半年，各级政府争先恐后地推出了针对大学生创业的各类优惠政策，及各类财政支持的十分可观的政府创业基金。目前尚没有明确的财政支撑大学生创业的统计数据，但仅以规模最大的上海大学生创业基金会为例。基金会每年可动用3000万人民币用于支持鼓励大学生创业。几乎各个省市政府都推出了相应的创业基金。但这些钱真正到学生手上仍需漫长的辗转过程。
对这种政府创业基金的管理模式一直存在争议，“现在喊创业的人，从政府部门、共青团机构、学校甚至到创业基金，从本质上来说，他们并不知道有什么创业机会。对他们最有利的是，因为他们喊创业，所以政府的钱会先到他们那儿去，这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创业潮形成与否对他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新一轮的圈钱模 式。”去年以来致力于推动大学生创业的零点调查董事长袁岳现在反而成了最尖锐的质疑者。
此外，目前国家对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支持基本停留在“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提供小额贷款”、“享受职业培训补贴”、“享受更多公共服务”四大层面。前两项是中国商业发展的长期弊病，能否因为大学生创业有所改善令人怀疑，后两项是政府早该推行的，虽关乎社会长远进步，但对个人创业并无影响。
各地政府在此基础上有各种改进与突破。在北京，京籍毕业生创业，可享受民宅商用、免注册费等优惠；在上海，市政府每年投入1亿元用于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在湖南，省劳动部门推进各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计划，并且落实小额贷款政策，大学生最高可获得5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等。
政策很热闹，但离学生创业实际需要还有距离。当然，距离一个真正的创业型经济体系就更遥远了。
发生在美、韩的同一幕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经济走向衰退，制造业丧失发展能力，情形有如今日之中国。据美国考夫曼基金会主席卡尔.J.施拉姆的研究，出人意料的是，拯救美国经济出现大逆转的正是创业潮的兴起。
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衰退时。政府提出对他们五六十年代斥资数十亿美元资助的高等学府科研项目，“政府不得提出所有权主张”。这一举措从使高校创新成果迅速被商业化，由学校实验室诞生的教授与学生共创的企业后来成为美国商业崛起的重要根基之一。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复兴的重大政策。比如养老金改革，允许养老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这一政策使美国市场的风险投资额迅速攀升至历史最高峰，创业者获得资金的难度大大改善。此外，美国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撤消了电信和公共事业等垄断领域的管制，使这一领域迅速诞生了诸多创新型小公司。1978年美国政府将资本所得税从49％削减到了28％，里根总统将其进一步削减至20％，如此，创业企业的生存变得更容易了。
与中国目前的做法有所不同的是，当时美国政府出台的这些举措，其目的并非为了促进创业潮的兴起，这一系列政策出台形成了美国创业型经济体系，并最终拯救美国即将潦倒的经济，都可以说是政府无心插柳柳成荫。
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韩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大学生就业困难，政府出台各种政策鼓励大学生创业。那些走上街头的年轻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回到了创业中。韩国的设计、美容、游戏、动漫等属于年轻人的创意产业在那一时期迅速兴起，创业运动也同时深入到了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尖端科技领域。很多研究者后来表示，如果没有年轻人的创业潮，就没有风靡全球的“韩流”现象，三星等韩国产品也不可能征服世界。
政府鼓励创业的政策流于表面化，与此同时，商业性投资机构对大学生创业的介入，也显得半心半意。
2008年11月，聚鼎通投资将他们的投资策略圈定为“大学生创业”。尹燕永在之后的四五个月里在各个高校里寻找项目。但几个月后他们很快放弃了投资大学生创业项目的策略，因为找不到合适的项目。从2007年开始，一些敏锐的天使投资人已经出现在学校或者政府组织的项目考察与投资活动上，他们中不乏一些大机构的明星投资人，但两年下来，他们真正出手的项目却寥寥无几。
接受《创业家》采访的数十位已拿到投资。或融资前景不错的往届创业生都呈现出了同一特征；在自己所学领域创业，导师全程辅导或参与，有些项目导师就是他们的第一个天使投资人。这一类创业生在融资和成长阶段都十分得益于导师的人脉和资源，因为有相对技术优势他们也倍受投资人青睐。
学校和院所承载着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未来，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也是这一轮大学生创业潮中我们最期待的结果，这些在各个学科领域越来越多涌现的创业生，未来会否形成一股类似“韩流”的“中流”，成为中国制造化腐朽为神奇征服全世界的秘密武器?我们尽管可以想象。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一轮创业潮中，目前这只是偶然进发的一点点小小浪花而已。
从历史来看，每一个经济陷入危机的时刻，都伴随着学生创业潮的兴起。当经济好转之时，他们中的多数仍会选择就业，这也意味着创业生的某种暂时性，这更像是一种体验。
2009年5月，他们将整装待发，现在让我们祝福他们吧。
2008年，大三的张超决定做点生意。这个甘肃贫困地区的孩子花了150块钱，从家乡买回了一些当地的手工绣品香包，放在北京校园的小店里卖，“一个香包利润可以达到100％”。去年他的这个“代销模式”还拿到了他所在的首都体育大学500元的创业奖励，“这笔钱解决了我创业立项的很多费用。”
“去年整个学院只有30个创业奖励名额，今年我们系已经有了30个名额了，而且奖励金额变成了3000元。我现在正准备申请呢……”张超现在的身份是首都体育学院创业实践社主席。
封面上你看到的这个帅气不羁的男孩话音未落，旁边北京物资学院创业协会主席张文龙说：“我现在已经把我的创业公司并入到了北京一个大公司……”
“我的优势是我拥有一个创业团队，我们六个人已经合作过四个项目了……”
“我想找一个投资人，现在我需要8000元，这样我的渠道就可以做起来了……”
这是在《创业家》杂志的采访现场，8位来自北京不同大学的学生创业实践社、学生创业协会主席们七嘴八舌地说道。2009年4月初，当《创业家》向北京各个大学发出关于“大学生创业”的采访邀请时，几乎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主席们”的踊跃程度超出了《创业家》的想象。
“我创业了”——这是他们毫不犹豫对自己的定义。并不在乎那只是区区几百元的，刚刚萌芽，前景看起来太过渺茫的事。2009届的毕业生注定将扮演一个历史性的角色，那就是“创业生”。从现在起，巨大的就业压力将迫使他们中的多数人必须选择创业，而公平的创富可能和更加可行的创业机会又促使他们渴望创业。
他们身上拥有最好的创业生特征：他们成长于中国商业高速发展的30年问，他们的思维、逻辑体系与商业化世界高度吻合；他们在电脑世界里长大。成长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里，众所周知，个人电脑与网络革命是美国生产力的驱动力，现在同样是中国商业的机会所在；他们崇尚个性，不循常规，这是中国商业放弃旧习，创新路径的源头；他们每个人都自命不凡，相信自己就是未来的李彦宏，未来的马云。
根据《创业家》与北京数字一百调查公司的数据显示，在130位参与调查的创业生中，大概37.1％的创业生在大四创业，19.8％和17.5％分别选择研究生阶段和大三创业。他们中来自家人的支持力度大于学校，57.5％的学生获得了家里人的支持，虽然他们基本过去没有创业经验。从事“与自己领域相关的技术项目”是想创业的大学生们比较推崇的一点，且这部分学生会优先把目光投射到校园周围。这也体现了目前大学生创业的理智性。一些有创业想法的大学生已经意识到，大学生创业除了激情，最重要的就是“对自身和环境的认识”，其次才是资金。而在创业之初就选择自己熟悉的领域进入，成功的机会才会更大。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当制造危机冲击一个世界工厂，大公司不再能提供充分就业，年轻人被社会甩到了街头，他们不得不开始创业。这一幕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发生在美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发生在韩国。这两个身陷衰退的国家都曾将他们的下一轮增长押注于年轻人创业，尤其是大学生创业。这是制造过剩的国家转型并增强其经济软实力的典型途径。美国、韩国都曾成功地利用创业型经济挽回并延长了自己的青春期。
现在轮到了中国。
一场创业运动
2009年5月，中国将有610万名应届大学毕业生放下书包，拿着简历，穿上他们最正式的衣服，挤进招聘现场。在那里，去年毕业的100万学兄、学姐们焦急地站了一年队。
在2009年的两会上，一位人大代表提出重启1968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以解决目前的就业问题。对于多数曾经历过下乡运动的人大代表们来说，这是一个近乎荒诞的提议。事实上较下乡运动更为可行的是另一项举措——在一个多月前的1月1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签发了《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通知将“大学生创业”列为政府大力倡导、鼓励并促进的目标。
取代荒诞的下乡运动的是今天已经蔚为壮观的创业运动。
从2008年儿月开始，在张超们生活的每一个高校，一拨又一拨的“创业场”开始上演，学校的创业大赛还没有结束，系里又开始推创业实践活动，一个又一个的电视台导演跑到学校来组织创业采访，学校的创业园区每周会定期举办创业沙龙，媒体在学校办“创业高峰会”。很多明星企业家在学校的“创业讲堂”讲自己的创业故事……创业实践社的主席们常常感觉到自己热血沸腾，虽然，在这些几乎每周一次的“创业宣讲”中他们只是人头攒动的听众中的一员而已。但他们总是忍不住怀疑台上那个笼罩在光环下的人就是时空穿梭中未来的自己。
在张超眼中，政府、学校和各种机构构成的规模庞大的宣讲团就像小时候村子来唱戏的戏班子，他们热热闹闹地来了，乱哄哄地去了。只把戏文里的花花世界扔给了这个懵懂少年。
创业的种子在张超心里就这样种下，但很少有机构有耐心真正进入到这个少年的创业生活。
政府很热闹，学生很茫然
像所有重大政策在启动之初出现的情况一样，政府并没有完全准备好。
2008年经过学校团委的引荐，张超见到了传说中的投资人北京聚鼎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尹燕永，“第一次见面对方很有兴趣”，在耐心等待了几个月之后，张超终于忍不住在春节前向尹燕永求助，“我的生意扩张需要5000元”，尹表示，“可以考虑，我们年后再谈”，此后再无音讯。同样想要回乡养牛的李成跑遍了所有的银行没有拿到一分钱，因为他没有任何可以抵押的东西。在接受《创业家》采访20余位学生中，他们多数在创业之初根本无法获得外部的资金帮助，他们的第一个天使投资人基本上是自己的父母、老师、同学或者亲朋好友。
作为全世界执行力最强的政府，鼓励大学生创业的精神、力度以及财政支持，迅速传输到了中央政府体系内的每一个神经末梢。2009年上半年，各级政府争先恐后地推出了针对大学生创业的各类优惠政策，及各类财政支持的十分可观的政府创业基金。目前尚没有明确的财政支撑大学生创业的统计数据，但仅以规模最大的上海大学生创业基金会为例。基金会每年可动用3000万人民币用于支持鼓励大学生创业。几乎各个省市政府都推出了相应的创业基金。但这些钱真正到学生手上仍需漫长的辗转过程。
对这种政府创业基金的管理模式一直存在争议，“现在喊创业的人，从政府部门、共青团机构、学校甚至到创业基金，从本质上来说，他们并不知道有什么创业机会。对他们最有利的是，因为他们喊创业，所以政府的钱会先到他们那儿去，这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创业潮形成与否对他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新一轮的圈钱模 式。”去年以来致力于推动大学生创业的零点调查董事长袁岳现在反而成了最尖锐的质疑者。
此外，目前国家对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支持基本停留在“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提供小额贷款”、“享受职业培训补贴”、“享受更多公共服务”四大层面。前两项是中国商业发展的长期弊病，能否因为大学生创业有所改善令人怀疑，后两项是政府早该推行的，虽关乎社会长远进步，但对个人创业并无影响。
各地政府在此基础上有各种改进与突破。在北京，京籍毕业生创业，可享受民宅商用、免注册费等优惠；在上海，市政府每年投入1亿元用于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在湖南，省劳动部门推进各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计划，并且落实小额贷款政策，大学生最高可获得5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等。
政策很热闹，但离学生创业实际需要还有距离。当然，距离一个真正的创业型经济体系就更遥远了。
发生在美、韩的同一幕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经济走向衰退，制造业丧失发展能力，情形有如今日之中国。据美国考夫曼基金会主席卡尔.J.施拉姆的研究，出人意料的是，拯救美国经济出现大逆转的正是创业潮的兴起。
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衰退时。政府提出对他们五六十年代斥资数十亿美元资助的高等学府科研项目，“政府不得提出所有权主张”。这一举措从使高校创新成果迅速被商业化，由学校实验室诞生的教授与学生共创的企业后来成为美国商业崛起的重要根基之一。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复兴的重大政策。比如养老金改革，允许养老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这一政策使美国市场的风险投资额迅速攀升至历史最高峰，创业者获得资金的难度大大改善。此外，美国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撤消了电信和公共事业等垄断领域的管制，使这一领域迅速诞生了诸多创新型小公司。1978年美国政府将资本所得税从49％削减到了28％，里根总统将其进一步削减至20％，如此，创业企业的生存变得更容易了。
与中国目前的做法有所不同的是，当时美国政府出台的这些举措，其目的并非为了促进创业潮的兴起，这一系列政策出台形成了美国创业型经济体系，并最终拯救美国即将潦倒的经济，都可以说是政府无心插柳柳成荫。
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韩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大学生就业困难，政府出台各种政策鼓励大学生创业。那些走上街头的年轻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回到了创业中。韩国的设计、美容、游戏、动漫等属于年轻人的创意产业在那一时期迅速兴起，创业运动也同时深入到了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尖端科技领域。很多研究者后来表示，如果没有年轻人的创业潮，就没有风靡全球的“韩流”现象，三星等韩国产品也不可能征服世界。
政府鼓励创业的政策流于表面化，与此同时，商业性投资机构对大学生创业的介入，也显得半心半意。
2008年11月，聚鼎通投资将他们的投资策略圈定为“大学生创业”。尹燕永在之后的四五个月里在各个高校里寻找项目。但几个月后他们很快放弃了投资大学生创业项目的策略，因为找不到合适的项目。从2007年开始，一些敏锐的天使投资人已经出现在学校或者政府组织的项目考察与投资活动上，他们中不乏一些大机构的明星投资人，但两年下来，他们真正出手的项目却寥寥无几。
接受《创业家》采访的数十位已拿到投资。或融资前景不错的往届创业生都呈现出了同一特征；在自己所学领域创业，导师全程辅导或参与，有些项目导师就是他们的第一个天使投资人。这一类创业生在融资和成长阶段都十分得益于导师的人脉和资源，因为有相对技术优势他们也倍受投资人青睐。
学校和院所承载着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未来，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也是这一轮大学生创业潮中我们最期待的结果，这些在各个学科领域越来越多涌现的创业生，未来会否形成一股类似“韩流”的“中流”，成为中国制造化腐朽为神奇征服全世界的秘密武器?我们尽管可以想象。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一轮创业潮中，目前这只是偶然进发的一点点小小浪花而已。
从历史来看，每一个经济陷入危机的时刻，都伴随着学生创业潮的兴起。当经济好转之时，他们中的多数仍会选择就业，这也意味着创业生的某种暂时性，这更像是一种体验。
2009年5月，他们将整装待发，现在让我们祝福他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