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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域性是中国文学不可回避的特征，构建中国自己的文学地理学术体系是文学理论发展的重大事件之一。本研究在大量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对基于学理逻辑的南北文学观流转进行了总结，并从文本载体、地域流派、文风嬗变以及古今融合的本质等方面阐述了中国的南北文学理论。
【关键词】 文学地理;南北文学;论析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4-0022-05
依托文学的空间性研究，构建中国自己的文学地理学术体系是文学理论发展的重大事件之一。中国古代文学属性大致以地理范畴的黄河流域主要包括中原一带为北，长江流域一带主要包括南方十省为南，呈现出显著的南北文学的差异。清末民初，“文学与地理”成了文论中的重要话题，因之产生的南北文学观让中国文学脱离了传统的、印象式的理论构架，通过空间、时间的维度拓展，并与“地理环境决定论”等西方“科学”理论相结合使文学转型成了现代学科体制。
近代，中国南北文学观因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等名篇而大兴。“南北”问题并非只是“文学”或者学术上的议题，刘师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谈到中国历史：“汉族初兴，肇基西土，沿黄河以达北方。故古帝宅居，悉在黄河南北。阙后战胜苗族，启辟南方。秦汉以还，闽越之疆，始为汉土。” [1]其指出汉民族发源于“西土”，由西向东、由北向南发展，故中国历史上的“南北”之前有着“东西”为框架的前史。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著名史学家傅斯年的认同，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明确指出晋代以前中国只有东西之分，其后方有南北之分。可见，南北文学观是逐步发展而生的，并具有多个层面上的表征。造成南北文学差异的因素包括地理环境、政治统治、民族关系、文化變迁、经济开发等，其核心因素是文化的差异，是特定地域和文化的历史文化积淀。
一、基于学理逻辑的南北文学观流转
文学的地域性是长久以来被学术界关注和普遍认同的话题。茅盾在《中国神话研究初探》中对中国神话的源流进行了地理关联的梳理，将之分为了北部神话，地理上以黄河流域为主，主体为华夏族，以女娲神话等为代表;中部神话，地理上主要为长江流域，以苗蛮为主体，代表有《楚辞》《九歌》中的神话等;南部神话，地理上主要包括岭南地区即今天的广东和广西三个地域，代表有盘古开天地等神话。[2]春秋战国时期地域文化更加成熟，巴蜀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缤纷绚烂，分别以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南北文化体系成了最为突出的文化景观，此时期中国学衍南北分野在文学上的影响与体现也倍受学术界认同。南北是一种先在的结构，这在歌谣等口头文学可窥一端。“善乎《吕览》之溯声音也！谓涂山歌于侯人，始为南音;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3]古代文学在音调上有“南音”与“北声”的不同，体现了南北文学之分初状。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就带有浓厚的地域语音和文化色彩，在创作上汲取了荆楚地区民间诗歌的精华，文字运用灵活而浪漫，成了南方文学的杰出代表。北方文学先盛，南方文学后起直追，这种情况延续到三国两晋南北朝至唐末也频频显露，魏、蜀、吴政权割据，至后东晋“永嘉南渡”加大了对南方地区的开发，南方地区地位加速上升，“汉人”作为族称开始出现。[4]“南北问题”作为文化政治论题，开始进入史学讨论。学者田晓菲对南朝梁文学展开了相关研究，她认为中国文学北方有粗犷、豪放的风格，而南方文学相对则婉约、旖旎，实质是从公元6世纪历经南北朝至隋唐逐渐成熟的一种文化建构。[5]隋唐统一后，儒家功利文学观与北方民族的“尚质”民风，促成了南北文学分案成型的标志即《隋书 · 文学传序》的诞生。《隋书 · 文学传序》对南北文学风格、流变、批评等进行了范式界定，成了影响南北文学观至深的巨作。而后宋代到晚清直至近代，“南北”“文质”“正闰”相纠结进入其时文人的讨论之中，并以言路积累促进了文学地理在中国文学近现代学术分支方面的转型。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及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等论著均从学术视野上把中国古代文学作了依托地域南北的分野。王国维认为南北文学区别与融合的第一位文学家代表是屈子，并指出战国后的文学直接或间接都带有南北文学理念的基础：“战国后之诸学派，无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故虽谓吾国故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6]文学地理观被新体文学史明确认同。20世纪初，文学地理也被中国学者编撰的文学史认同和强调。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等，以文学地理观的理论、范式与方法的创新，从广度和深度上开拓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境界。到了三、四十年代，陈冠同的《中国文学史大纲》、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纲》、陈序经的《南北文化观》、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等，推进“文学地理分布”全面通代进入中国文学研究，并让南北文学观迈出了我国传统文学趋于以北为中心论和西方的地理决定论等学术视域，在文学的南北视域中扩展了“中西”“新旧”范畴及意蕴，更科学给予了南北文学地位同等且各具特色的文学地理学阐释。
二、南北文学观的文本载体辨
地理环境会深入影响到文学创作，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文学地理研究要做深做实并寻求突破，应加强文学地理的文本形塑，探求政治伦理、意识形态、情感审美等诸多因素对南北文学的作用。文学本体能最真实深入反映文学的蕴藉，彰显南北文学特征，发现南方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有地位与价值，揭示中国文化与文学南北二元共生、相互交融激荡、和而不同的发展历程。
所谓“南北百里，千里风情”，文学地理在文学发展演变中呈现了不同的范畴形式。清代剧作家孔尚任在《古铁斋诗序》也谈到了对南北文学分派的看法：“画家分南北派，诗亦如此。”“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抵也。得其云霞则灵，得其泉脉则秀，得其冈陵则厚，得其林莽烟火则健。”[7]不同地域的境况会深入影响文学创作者及其艺术。纵观来看，南北文学在主题对象、语言内容、文辞手法、风格流派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南北文学具有南文北质的特点，“盖文训为饰，乃英华发外，秩然有章之谓也。故道之发现于外者为‘文’，事之条理秩然者为‘文’，而言辞之有缘饰者，亦莫不称之为‘文’。”[8]“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辞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辞，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吟咏，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9]“盖山川水土不同，斯性质才情各异，故发为声诗，亦互有别。一贵清绮，文胜乎质，一重气质，质胜乎文…… 亦自然环境使然也。”[10]从文学上看，“文”的本义训为“饰”，主要指文辞即文章内容、文藻文采，而“质”本是质地、质朴之意义，主要指为文的意义。因此，文与质指向的是形式文采为先还是价值功用为先的文学问题。通过现代文学观的投射与科学转型，北方文学的重实际道德之功用，南方文学的重真情美感之文华，在逐步成熟的复合的南北文学观中得到了进一步凸显和交融。 不同的地理条件特别是气候、土壤、植被、纬度、场景等，投射到文学创作中，造就了主题和内容的大不同，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刘师培曾这样论述地理环境对南北文学的影响：“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著之文，成为言志、抒情之体。”[11]南方气候温和、土壤肥沃、湖光山色、物产丰富，因此，南方文学多关注自然风物，文学意象多为草长莺飞、小桥流水、饭稻羹鱼等，创作主体骋目驰怀、寄情山水，艺术修辞手法更为多元华美，文学创作的情感元素和想象空间更为丰富，文学风格更细腻婉约。北方地厚水深、气候寒冷、古戍盘鹏、山河壮丽，文学意象多为黄河奔涌、旷野高原、戈壁黄沙等，主题多重烟火人间、社会生活之事，艺术手法多采用记述、描写等手法，风格特征更真实、直接、狂放。南北自然地理环境与生活条件的差异，将不同的感受、思想、审美融入了文人血脉与社会历史叠加造就了南北文学的衍进荣兴。
这在山水文学中可以找到显著反映，中国早期的山水诗文从南朝盛景开始，《答谢中书书》《与朱元思书》等名篇的作者陶弘景、吴均及山水诗的代表谢灵运、谢朓皆为南方文人，山水诗文意致理趣等特征浓郁。北京人马致远在其被誉为“秋思之祖”的作品《天净沙·秋思》中用“枯藤”“老树”“古道”“西风”“瘦马”等意象，表达了秋思之感，意境古朴而苍凉高远，北方文学特征鲜明。而“秋思”放到杭州的南方文人范居中笔下，却是“风雨秋堂，孤枕无眠，愁听雁南翔。风也凄凉，雨也凄凉……”思念辗转、愁肠百结的另一番景象。“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积”，一定区域文学气质的养成和自然环境的客观存在相互依存。而居住地的变化也往往会带来创造者文学风格的转变，南朝著名宫廷诗人庾信、王褒滞居北方地域时，创作出了《哀江南赋》《拟咏怀》等更具南方文学色彩的作品。刘禹锡、柳宗元虽为黄河岸边的北方人，创作《竹枝词》《永州八记》等南方文学风格浓郁的作品时正官居巴蜀、永州等南方地带。
南北之作的差异还可以从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上进行品味：“南歌内容单调，几纯为男女相悦之情，画眉注口之事，绮罗香泽之气。北歌则较复杂、充实，有写从军边塞者，有写英雄气概者，有写贫人孤儿之痛苦者，有写兄弟之不相顾者;即属情歌，其中女性亦似朴素，绝少脂粉气。南北两地情歌，受各自社会环境、风俗习尚影响，表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12]南朝民歌吴歌、西曲歌及神弦曲总体婉转清绮，而北朝民歌则总体质朴粗犷，但二者既差别又交融。对唐代风俗影响深远的《折杨柳歌辞》写亲友惜别的场景，颇有南北文学融合的痕迹。诗句“碟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13]“长笛”既是其时北方流行的乐器，又是代表离情的意象，深刻地渲染出“愁杀”的离情别绪。“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14]郁婆娑的垂柳，成行摇曳，美不胜收，此类景物描写，在北歌中极为罕见。“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15]可窥见此诗原用北地方言，后经汉译的情况，“虏家儿”为贬词，应出自诸汉人译笔，非北方民族所为。歌辞通篇反映了南北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融合，为南北文学融合之佳作。
文学技法方面，南方文学较北方文学更为考究，擅长通过遣词造句使文章变得华丽缠绵、清新婉约。[16]《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是北方文学的代表，其中的名篇《伐檀》属于《国风 · 魏风》，魏的地理分布大致是今山西省西南部永济县一带，诗歌对劳动者伐檀造车、种庄稼等辛苦的劳作进行了描写，以强烈的对比和直抒胸臆表达了对剥削者不劳而获的寄生性作为的愤慨，反复咏写“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等诗句强化了对统治者的讽刺和对社会现实不公的斥责，全诗语言展现了质朴自然刚健的基调。被誉为汉赋第一篇的《七发》也是讽刺作品，作者枚乘是江苏人，文赋以楚太子病，吴客前去探望为托，先后讲论音乐、饮食、车马、游宴、田猎、观涛、论道七事来劝谏世人树立健康积极的精神追求，辞藻语言华丽，曲尽辞赋之妙，观涛一节以“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的语句通过“白鹭下翔”“素车白马”“三军之腾装”等层层设喻，生动展现了江涛逐渐形成并向前推进的景象，语言迂回细腻，入木三分，展现了南方文学的精妙。
在文学流派方面，中国文学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一定程度上也是南北文学观的体现。浪漫主义文学多出自南方，如庄子、屈原、宋玉、陶渊明、曹植、李白、苏轼等，他们的作品充溢着个人主观的想象和强烈奔放的情感，笔下的现实多为理想的真实。浪漫主义派无论讲学还是著书都践行南方文学的追求，注重文采和修辞，爱以生动通俗的寓言故事和雄奇的想象等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如庄子的《逍遥游》有“北冥”“南冥”“鲍鹏”“大椿”“藐姑射山”“无何有之乡”，《应帝王》中有“倏”“忽”“浑沌”等世间并不存在的奇特事物。北方文学代表人物包括孔子、孟子、荀子、杜甫、白居易、陆游等。杜甫的“三吏三别”作品真实地记录了所处时代的现实与动荡，杜诗因善写时事，被称为“诗史”。“韩柳”并称、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 二的韩愈、柳宗元也可作南北文学分派的代表。虽然两人皆为北人，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文学主张亦相近，但二人际遇不同，文风也异。韩愈诗作奇崛险怪，雄浑新奇而气势豪迈。柳宗元诗作幽峭峻郁，风格独特。
山水地理、风俗文化、文学创作三者以成链式结构，环环相扣，共同造就了南北文学理论与载体。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以全时段的视野，将“南北”贯穿中国文学发展的始终，确认为经由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的“风土 - 民性 - 文风”为中国文学的普遍性脉络框架。地理环境与文学发展紧密联系，其從根基上决定了南北文学观必定具有突出的价值。同时，南北文学观又是复杂的理论体系，文学“再创造”的本质、创造主体的南北特质交融取舍、不同时期“南”“北”区域界定的不同、多元外在因素对文学的影响等使南北文学理论始终面临着挑战。因此，在南北文学研究上，详查和剥离近现代以来的进化论、环境决定论、优生论、种族论等西方话语，透视剖析文学背后的复杂社会历史人文演变和不同区域的人群话语是不无裨益的。 三、南北文学观的古今融合本质与文风嬗变
依据南北两者关系的主体定位不同，南北文学观大致可以分为南北文学差异观、南北文学融合观和南北文学超越观三种，这三种文学观各有侧重、区别明显，并共同构成了较为完善的南北文学观大体系。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在差异与融合交织中发展，刘师培曾以隋唐诗文为例谈到这一情况：“隋炀诗文，远宗潘陆，一洗浮荡之言，惟隶事研词，尚近南方之体。杨、薛之作，简符隋炀，吐音近北，擒藻师南。故隋唐文体，力刚于颜、谢，采缛于潘、张，折中南体北体之间，而别成一派。唐初诗文，与隋代同，制句切响，言务纤密。虽雅法六朝，然卑靡之音，于焉尽革。”[17]刘先生认为隋唐文体汲取了南北文体的优势，折中而别成一派，开辟了新的文学境界。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刘师培纵观自先秦汉魏至明清的南北方文学的差异与融合，历数学术沿袭与新变，点明了南北文学观的实质就是古今融合发展。
南北文学虽然区别明显，但融合是接续发展的脉络。南北朝时期，以梁武帝家族为代表的文学豪门极大推进了南北文学的融合：“梁使每入，鄴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宴日，齐文襄使左右觇之，宾司一言制胜，文襄为之拊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亲与谈说，甚相爱重。”[18]热爱文学的梁武帝，频繁推进文学文化的南北交流。梁武帝的子嗣文学俊才辈出，如长子萧统修编了文学总集《文选》，三子萧纲开辟了“宫体诗”的先河，梁氏子孙的文学作品多带有南北文学融合的影子。可见，南北文学分野显著，但彼此融通也亦大势所趋。
基于地理的促成，南北文学差异又融合，频频催生文学流派的嬗变。宋代以前，南北文学作家鲜有以地域命名的流派。北宋末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自黄庭坚后列陈师道等二十五人，于是文坛上有了“江西诗派”这个名称。江西派有一半人并非江西籍，“江西”概念实则是指宗派色彩，但有天时地利条件给文学烙上的独特印记。“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体孕育生长，从而使一些文体带有不同的地方特色，至少在形成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如此”。[19]江西派以江西人黄庭坚为核心的文学群体，其文风理念、手法风格有一致追求，声同气应。明代中叶以后， 地域性流派或以地域命名流派数量大增，如以领袖人物李东阳的籍贯命名的茶陵诗派（今湖南茶陵县），以三袁为首的公安派（今湖北公安县），以锺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湖北天门市）等。清代文学的地域流派众多，以方苞、刘大、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安徽桐城），以朱彝尊、厉鹗为代表的浙派，陆坼等为代表的“西泠十子”，以冯班为代表的常熟虞山诗派，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屈大均、梁佩兰、陈恭尹并称的“岭南三大家”，魏祥、魏禧、魏礼并称的江西“宁都三魏”等。其中，桐城派延续三百余年，还产生了阳湖派、湘乡派等分支。地域分派最明显的文体莫过戏曲，明代中叶后形成了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江西临川）和沈王景为代表的吴江派（江苏吴江）。明末清初创于苏州的昆曲昆剧成为全国最大的剧种后，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派”更是享誉四海。在戏曲的南腔北调汇聚与争鸣中，四大徽班晋京，昆曲、京腔、秦腔等地方戏曲经过艺术家的南北融合与创新，京剧终于诞生。
文风嬗变方面，可从颇具代表的南北朝时期来看。南方文学自魏晋到刘宋时期，几经流变，建安时期，涌现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大高潮，众多文人墨客于家国巨变的乱世用诗笔反映社会现实，以俊爽刚健、意气风发的自由性文风成就了建安风骨。西晋诗风迈向轻绮，文辞日渐繁缛。对此，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说：“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 [20]东晋道学经门阀阶级的改变而成熟，佛道之学入诗，玄言诗大盛，飘离人间烟火，情味寡淡。直至刘宋时期，山水诗蔚为大观，自然审美意趣风发。此时期，北方文学自晋永嘉之乱之后，受政治等影响，多有沉浮。诗文多为致用而作，使得文学“重笔轻文”的倾向突出，文人雅士的写作主要是为了起草军国诏书、典诰檄文等政事，“质朴实用”成了文风主流。加之，少数民族统治对汉文学有一定排斥和压制，北方文学视野和活跃度倍受局限，有一定不振。北齐文风“南化”，葛晓音的《八代诗史》寻诗歌嬗变轨迹及其规律认为“萧齐时，北魏诗以学汉魏晋宋为主，直到北齐时，齐梁诗风才在北方流行开来”[21]武平三年，北齐文林馆设立，成了北方文学发展的一大转折。《北齐书·文苑传序》记录了这一事件：“（武平）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馆，于是更召引文学士，谓之待诏文林馆焉。” [22]文林馆等众多私人馆阁南北文人汇集，江左文风突破了地域限制，文士谈史论今、吟诗作赋更倾“体物缘情”，北方文学实用之风消减，文学拓展而繁荣。北人邢邵在《萧仁祖集序》中表达了对南朝诗文和学习南方文学的肯定：“昔潘、陆齐轨，不袭建安之风;颜、谢同声，遂革太康之气，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江北江南，意制本应相诡。”[23]他认为南北文学文风区别而又促进了文学流变，秉持对兰陵人萧悫这一南方文人的欣赏，其讲述了潘岳和陆机没有遵循建安文风，颜延之和谢灵运的写作不复太康以来的繁华绮丽文风的文人变革之选。
总体上看，南北文风虽以“南风北渐”为主，但北方文学主导作用强健。较北方文学，南方文学在推陈出新方面更强，但也存在有时过度注重形式华美的弊端，导致文学的社会价值和功用大打折扣，丢失了文学的主导权。北大文人杜晓勤在《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指出：“入北诗人新的人生精神虽然在北方生根，并与北地经世致用、积极干进的士风融会在一起，在周隋及唐初亦颇有影响，但也只能与南方士风分庭抗礼，而未能彻底改变整个士族阶层的文化心态。”[24]南北文学之融通上，北方的文人更为积极，文化接纳更高，赋予了北方文学巨大的包容性和生命力。
然南北文学观念、思潮、流派等嬗变都一统于古今融通。境况南北交游的颜之推以《顏氏家训 · 文学篇》表达了南北文风古今论的见解。唐初魏征于《隋书·文学传序》中以“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25]等言论表达了对文学融古通今理念的认同。而回顾文学史实，文人对古风文韵的崇尚与追寻屡见不鲜。东魏北齐时怀古抒怀蔚为潮流，《北齐书·文襄纪》载：“数曰前，崔季舒无故于北宫门外诸贵之前诵鲍明远诗曰：‘将军既下世，部曲亦罕存。’”[26]唐代陈子昂以复古为革新，倡导《诗经》的“风雅兴寄”与汉魏风骨，矫正齐梁以来的绮艳柔靡文风，以《感遇》38首实践了文学主张。文学家韩愈倡导“学古文，习古道”，掀起了唐宋古文运动，其认为文学写作“宜师古圣贤人”（《韩愈答刘正夫书》），但“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用作品提升了散体文的文学地位。欧阳修、柳开、苏轼等为代表的宋代诗文革新以古今博弈和融合为文学别开生面，开创了流畅自然、平易婉转的散文文风，跳出了宗经复古脱离现实壁垒。北方复古派柳开等“拯五代之横流”，倡导“韩柳文章李杜诗”，反对南方文风。苏轼主张文学“有为而作”，著名的《念奴娇 · 赤壁怀古》就是追忆三国历史而作的。明代，以北方文人为领袖和主体的“前后七子”发起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文学复古运动，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他们复古但不僵化，注重文学的时代性、真实性和革新性。清代，以袁枚注重真情性灵的“性灵说”，沈德潜注重格律的“格调说”、翁方纲注重经典的“肌理说”、王士禛注重禅味意蕴的“神韵说”为代表，文学复古的多种学说涌现并互有驳斥和补充。近现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在《长恨歌笺证》中对文学地理走进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地理观的古今融合实质进行了总结：“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 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27]文学的复古中蕴涵着创新的契机，文学的创新中包含着复古的因素，南北诗文的文辞修饰与风骨好尚交融，正是其时南北文学古今融合的大成，南北文学古今融合绵延，科学建构了文学发展运行之大系。 四、结语
地域性是中国文学不可回避的特征，也是文学丰富性的直接表现和创新的内在契机，地域性开拓了文学的格局与视野，以多元养分持续供血文学，延续和鲜活了文学的生命，反映了中国文学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勇推时代创新、服务民族统一的担当与成绩。从学术视野来说，当代文艺家应当突破经验世界的格局，以更高的时代与理论视域开拓文学地理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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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苑琳，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副教授，四川成都，研究方向：文学文化研究。
【关键词】 文学地理;南北文学;论析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4-0022-05
依托文学的空间性研究，构建中国自己的文学地理学术体系是文学理论发展的重大事件之一。中国古代文学属性大致以地理范畴的黄河流域主要包括中原一带为北，长江流域一带主要包括南方十省为南，呈现出显著的南北文学的差异。清末民初，“文学与地理”成了文论中的重要话题，因之产生的南北文学观让中国文学脱离了传统的、印象式的理论构架，通过空间、时间的维度拓展，并与“地理环境决定论”等西方“科学”理论相结合使文学转型成了现代学科体制。
近代，中国南北文学观因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等名篇而大兴。“南北”问题并非只是“文学”或者学术上的议题，刘师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谈到中国历史：“汉族初兴，肇基西土，沿黄河以达北方。故古帝宅居，悉在黄河南北。阙后战胜苗族，启辟南方。秦汉以还，闽越之疆，始为汉土。” [1]其指出汉民族发源于“西土”，由西向东、由北向南发展，故中国历史上的“南北”之前有着“东西”为框架的前史。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著名史学家傅斯年的认同，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明确指出晋代以前中国只有东西之分，其后方有南北之分。可见，南北文学观是逐步发展而生的，并具有多个层面上的表征。造成南北文学差异的因素包括地理环境、政治统治、民族关系、文化變迁、经济开发等，其核心因素是文化的差异，是特定地域和文化的历史文化积淀。
一、基于学理逻辑的南北文学观流转
文学的地域性是长久以来被学术界关注和普遍认同的话题。茅盾在《中国神话研究初探》中对中国神话的源流进行了地理关联的梳理，将之分为了北部神话，地理上以黄河流域为主，主体为华夏族，以女娲神话等为代表;中部神话，地理上主要为长江流域，以苗蛮为主体，代表有《楚辞》《九歌》中的神话等;南部神话，地理上主要包括岭南地区即今天的广东和广西三个地域，代表有盘古开天地等神话。[2]春秋战国时期地域文化更加成熟，巴蜀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缤纷绚烂，分别以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南北文化体系成了最为突出的文化景观，此时期中国学衍南北分野在文学上的影响与体现也倍受学术界认同。南北是一种先在的结构，这在歌谣等口头文学可窥一端。“善乎《吕览》之溯声音也！谓涂山歌于侯人，始为南音;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3]古代文学在音调上有“南音”与“北声”的不同，体现了南北文学之分初状。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就带有浓厚的地域语音和文化色彩，在创作上汲取了荆楚地区民间诗歌的精华，文字运用灵活而浪漫，成了南方文学的杰出代表。北方文学先盛，南方文学后起直追，这种情况延续到三国两晋南北朝至唐末也频频显露，魏、蜀、吴政权割据，至后东晋“永嘉南渡”加大了对南方地区的开发，南方地区地位加速上升，“汉人”作为族称开始出现。[4]“南北问题”作为文化政治论题，开始进入史学讨论。学者田晓菲对南朝梁文学展开了相关研究，她认为中国文学北方有粗犷、豪放的风格，而南方文学相对则婉约、旖旎，实质是从公元6世纪历经南北朝至隋唐逐渐成熟的一种文化建构。[5]隋唐统一后，儒家功利文学观与北方民族的“尚质”民风，促成了南北文学分案成型的标志即《隋书 · 文学传序》的诞生。《隋书 · 文学传序》对南北文学风格、流变、批评等进行了范式界定，成了影响南北文学观至深的巨作。而后宋代到晚清直至近代，“南北”“文质”“正闰”相纠结进入其时文人的讨论之中，并以言路积累促进了文学地理在中国文学近现代学术分支方面的转型。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及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等论著均从学术视野上把中国古代文学作了依托地域南北的分野。王国维认为南北文学区别与融合的第一位文学家代表是屈子，并指出战国后的文学直接或间接都带有南北文学理念的基础：“战国后之诸学派，无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故虽谓吾国故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6]文学地理观被新体文学史明确认同。20世纪初，文学地理也被中国学者编撰的文学史认同和强调。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等，以文学地理观的理论、范式与方法的创新，从广度和深度上开拓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境界。到了三、四十年代，陈冠同的《中国文学史大纲》、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纲》、陈序经的《南北文化观》、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等，推进“文学地理分布”全面通代进入中国文学研究，并让南北文学观迈出了我国传统文学趋于以北为中心论和西方的地理决定论等学术视域，在文学的南北视域中扩展了“中西”“新旧”范畴及意蕴，更科学给予了南北文学地位同等且各具特色的文学地理学阐释。
二、南北文学观的文本载体辨
地理环境会深入影响到文学创作，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文学地理研究要做深做实并寻求突破，应加强文学地理的文本形塑，探求政治伦理、意识形态、情感审美等诸多因素对南北文学的作用。文学本体能最真实深入反映文学的蕴藉，彰显南北文学特征，发现南方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有地位与价值，揭示中国文化与文学南北二元共生、相互交融激荡、和而不同的发展历程。
所谓“南北百里，千里风情”，文学地理在文学发展演变中呈现了不同的范畴形式。清代剧作家孔尚任在《古铁斋诗序》也谈到了对南北文学分派的看法：“画家分南北派，诗亦如此。”“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抵也。得其云霞则灵，得其泉脉则秀，得其冈陵则厚，得其林莽烟火则健。”[7]不同地域的境况会深入影响文学创作者及其艺术。纵观来看，南北文学在主题对象、语言内容、文辞手法、风格流派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南北文学具有南文北质的特点，“盖文训为饰，乃英华发外，秩然有章之谓也。故道之发现于外者为‘文’，事之条理秩然者为‘文’，而言辞之有缘饰者，亦莫不称之为‘文’。”[8]“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辞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辞，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吟咏，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9]“盖山川水土不同，斯性质才情各异，故发为声诗，亦互有别。一贵清绮，文胜乎质，一重气质，质胜乎文…… 亦自然环境使然也。”[10]从文学上看，“文”的本义训为“饰”，主要指文辞即文章内容、文藻文采，而“质”本是质地、质朴之意义，主要指为文的意义。因此，文与质指向的是形式文采为先还是价值功用为先的文学问题。通过现代文学观的投射与科学转型，北方文学的重实际道德之功用，南方文学的重真情美感之文华，在逐步成熟的复合的南北文学观中得到了进一步凸显和交融。 不同的地理条件特别是气候、土壤、植被、纬度、场景等，投射到文学创作中，造就了主题和内容的大不同，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刘师培曾这样论述地理环境对南北文学的影响：“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著之文，成为言志、抒情之体。”[11]南方气候温和、土壤肥沃、湖光山色、物产丰富，因此，南方文学多关注自然风物，文学意象多为草长莺飞、小桥流水、饭稻羹鱼等，创作主体骋目驰怀、寄情山水，艺术修辞手法更为多元华美，文学创作的情感元素和想象空间更为丰富，文学风格更细腻婉约。北方地厚水深、气候寒冷、古戍盘鹏、山河壮丽，文学意象多为黄河奔涌、旷野高原、戈壁黄沙等，主题多重烟火人间、社会生活之事，艺术手法多采用记述、描写等手法，风格特征更真实、直接、狂放。南北自然地理环境与生活条件的差异，将不同的感受、思想、审美融入了文人血脉与社会历史叠加造就了南北文学的衍进荣兴。
这在山水文学中可以找到显著反映，中国早期的山水诗文从南朝盛景开始，《答谢中书书》《与朱元思书》等名篇的作者陶弘景、吴均及山水诗的代表谢灵运、谢朓皆为南方文人，山水诗文意致理趣等特征浓郁。北京人马致远在其被誉为“秋思之祖”的作品《天净沙·秋思》中用“枯藤”“老树”“古道”“西风”“瘦马”等意象，表达了秋思之感，意境古朴而苍凉高远，北方文学特征鲜明。而“秋思”放到杭州的南方文人范居中笔下，却是“风雨秋堂，孤枕无眠，愁听雁南翔。风也凄凉，雨也凄凉……”思念辗转、愁肠百结的另一番景象。“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积”，一定区域文学气质的养成和自然环境的客观存在相互依存。而居住地的变化也往往会带来创造者文学风格的转变，南朝著名宫廷诗人庾信、王褒滞居北方地域时，创作出了《哀江南赋》《拟咏怀》等更具南方文学色彩的作品。刘禹锡、柳宗元虽为黄河岸边的北方人，创作《竹枝词》《永州八记》等南方文学风格浓郁的作品时正官居巴蜀、永州等南方地带。
南北之作的差异还可以从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上进行品味：“南歌内容单调，几纯为男女相悦之情，画眉注口之事，绮罗香泽之气。北歌则较复杂、充实，有写从军边塞者，有写英雄气概者，有写贫人孤儿之痛苦者，有写兄弟之不相顾者;即属情歌，其中女性亦似朴素，绝少脂粉气。南北两地情歌，受各自社会环境、风俗习尚影响，表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12]南朝民歌吴歌、西曲歌及神弦曲总体婉转清绮，而北朝民歌则总体质朴粗犷，但二者既差别又交融。对唐代风俗影响深远的《折杨柳歌辞》写亲友惜别的场景，颇有南北文学融合的痕迹。诗句“碟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13]“长笛”既是其时北方流行的乐器，又是代表离情的意象，深刻地渲染出“愁杀”的离情别绪。“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14]郁婆娑的垂柳，成行摇曳，美不胜收，此类景物描写，在北歌中极为罕见。“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15]可窥见此诗原用北地方言，后经汉译的情况，“虏家儿”为贬词，应出自诸汉人译笔，非北方民族所为。歌辞通篇反映了南北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融合，为南北文学融合之佳作。
文学技法方面，南方文学较北方文学更为考究，擅长通过遣词造句使文章变得华丽缠绵、清新婉约。[16]《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是北方文学的代表，其中的名篇《伐檀》属于《国风 · 魏风》，魏的地理分布大致是今山西省西南部永济县一带，诗歌对劳动者伐檀造车、种庄稼等辛苦的劳作进行了描写，以强烈的对比和直抒胸臆表达了对剥削者不劳而获的寄生性作为的愤慨，反复咏写“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等诗句强化了对统治者的讽刺和对社会现实不公的斥责，全诗语言展现了质朴自然刚健的基调。被誉为汉赋第一篇的《七发》也是讽刺作品，作者枚乘是江苏人，文赋以楚太子病，吴客前去探望为托，先后讲论音乐、饮食、车马、游宴、田猎、观涛、论道七事来劝谏世人树立健康积极的精神追求，辞藻语言华丽，曲尽辞赋之妙，观涛一节以“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的语句通过“白鹭下翔”“素车白马”“三军之腾装”等层层设喻，生动展现了江涛逐渐形成并向前推进的景象，语言迂回细腻，入木三分，展现了南方文学的精妙。
在文学流派方面，中国文学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一定程度上也是南北文学观的体现。浪漫主义文学多出自南方，如庄子、屈原、宋玉、陶渊明、曹植、李白、苏轼等，他们的作品充溢着个人主观的想象和强烈奔放的情感，笔下的现实多为理想的真实。浪漫主义派无论讲学还是著书都践行南方文学的追求，注重文采和修辞，爱以生动通俗的寓言故事和雄奇的想象等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如庄子的《逍遥游》有“北冥”“南冥”“鲍鹏”“大椿”“藐姑射山”“无何有之乡”，《应帝王》中有“倏”“忽”“浑沌”等世间并不存在的奇特事物。北方文学代表人物包括孔子、孟子、荀子、杜甫、白居易、陆游等。杜甫的“三吏三别”作品真实地记录了所处时代的现实与动荡，杜诗因善写时事，被称为“诗史”。“韩柳”并称、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 二的韩愈、柳宗元也可作南北文学分派的代表。虽然两人皆为北人，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文学主张亦相近，但二人际遇不同，文风也异。韩愈诗作奇崛险怪，雄浑新奇而气势豪迈。柳宗元诗作幽峭峻郁，风格独特。
山水地理、风俗文化、文学创作三者以成链式结构，环环相扣，共同造就了南北文学理论与载体。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以全时段的视野，将“南北”贯穿中国文学发展的始终，确认为经由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的“风土 - 民性 - 文风”为中国文学的普遍性脉络框架。地理环境与文学发展紧密联系，其從根基上决定了南北文学观必定具有突出的价值。同时，南北文学观又是复杂的理论体系，文学“再创造”的本质、创造主体的南北特质交融取舍、不同时期“南”“北”区域界定的不同、多元外在因素对文学的影响等使南北文学理论始终面临着挑战。因此，在南北文学研究上，详查和剥离近现代以来的进化论、环境决定论、优生论、种族论等西方话语，透视剖析文学背后的复杂社会历史人文演变和不同区域的人群话语是不无裨益的。 三、南北文学观的古今融合本质与文风嬗变
依据南北两者关系的主体定位不同，南北文学观大致可以分为南北文学差异观、南北文学融合观和南北文学超越观三种，这三种文学观各有侧重、区别明显，并共同构成了较为完善的南北文学观大体系。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在差异与融合交织中发展，刘师培曾以隋唐诗文为例谈到这一情况：“隋炀诗文，远宗潘陆，一洗浮荡之言，惟隶事研词，尚近南方之体。杨、薛之作，简符隋炀，吐音近北，擒藻师南。故隋唐文体，力刚于颜、谢，采缛于潘、张，折中南体北体之间，而别成一派。唐初诗文，与隋代同，制句切响，言务纤密。虽雅法六朝，然卑靡之音，于焉尽革。”[17]刘先生认为隋唐文体汲取了南北文体的优势，折中而别成一派，开辟了新的文学境界。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刘师培纵观自先秦汉魏至明清的南北方文学的差异与融合，历数学术沿袭与新变，点明了南北文学观的实质就是古今融合发展。
南北文学虽然区别明显，但融合是接续发展的脉络。南北朝时期，以梁武帝家族为代表的文学豪门极大推进了南北文学的融合：“梁使每入，鄴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宴日，齐文襄使左右觇之，宾司一言制胜，文襄为之拊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亲与谈说，甚相爱重。”[18]热爱文学的梁武帝，频繁推进文学文化的南北交流。梁武帝的子嗣文学俊才辈出，如长子萧统修编了文学总集《文选》，三子萧纲开辟了“宫体诗”的先河，梁氏子孙的文学作品多带有南北文学融合的影子。可见，南北文学分野显著，但彼此融通也亦大势所趋。
基于地理的促成，南北文学差异又融合，频频催生文学流派的嬗变。宋代以前，南北文学作家鲜有以地域命名的流派。北宋末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自黄庭坚后列陈师道等二十五人，于是文坛上有了“江西诗派”这个名称。江西派有一半人并非江西籍，“江西”概念实则是指宗派色彩，但有天时地利条件给文学烙上的独特印记。“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体孕育生长，从而使一些文体带有不同的地方特色，至少在形成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如此”。[19]江西派以江西人黄庭坚为核心的文学群体，其文风理念、手法风格有一致追求，声同气应。明代中叶以后， 地域性流派或以地域命名流派数量大增，如以领袖人物李东阳的籍贯命名的茶陵诗派（今湖南茶陵县），以三袁为首的公安派（今湖北公安县），以锺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湖北天门市）等。清代文学的地域流派众多，以方苞、刘大、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安徽桐城），以朱彝尊、厉鹗为代表的浙派，陆坼等为代表的“西泠十子”，以冯班为代表的常熟虞山诗派，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屈大均、梁佩兰、陈恭尹并称的“岭南三大家”，魏祥、魏禧、魏礼并称的江西“宁都三魏”等。其中，桐城派延续三百余年，还产生了阳湖派、湘乡派等分支。地域分派最明显的文体莫过戏曲，明代中叶后形成了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江西临川）和沈王景为代表的吴江派（江苏吴江）。明末清初创于苏州的昆曲昆剧成为全国最大的剧种后，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派”更是享誉四海。在戏曲的南腔北调汇聚与争鸣中，四大徽班晋京，昆曲、京腔、秦腔等地方戏曲经过艺术家的南北融合与创新，京剧终于诞生。
文风嬗变方面，可从颇具代表的南北朝时期来看。南方文学自魏晋到刘宋时期，几经流变，建安时期，涌现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大高潮，众多文人墨客于家国巨变的乱世用诗笔反映社会现实，以俊爽刚健、意气风发的自由性文风成就了建安风骨。西晋诗风迈向轻绮，文辞日渐繁缛。对此，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说：“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 [20]东晋道学经门阀阶级的改变而成熟，佛道之学入诗，玄言诗大盛，飘离人间烟火，情味寡淡。直至刘宋时期，山水诗蔚为大观，自然审美意趣风发。此时期，北方文学自晋永嘉之乱之后，受政治等影响，多有沉浮。诗文多为致用而作，使得文学“重笔轻文”的倾向突出，文人雅士的写作主要是为了起草军国诏书、典诰檄文等政事，“质朴实用”成了文风主流。加之，少数民族统治对汉文学有一定排斥和压制，北方文学视野和活跃度倍受局限，有一定不振。北齐文风“南化”，葛晓音的《八代诗史》寻诗歌嬗变轨迹及其规律认为“萧齐时，北魏诗以学汉魏晋宋为主，直到北齐时，齐梁诗风才在北方流行开来”[21]武平三年，北齐文林馆设立，成了北方文学发展的一大转折。《北齐书·文苑传序》记录了这一事件：“（武平）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馆，于是更召引文学士，谓之待诏文林馆焉。” [22]文林馆等众多私人馆阁南北文人汇集，江左文风突破了地域限制，文士谈史论今、吟诗作赋更倾“体物缘情”，北方文学实用之风消减，文学拓展而繁荣。北人邢邵在《萧仁祖集序》中表达了对南朝诗文和学习南方文学的肯定：“昔潘、陆齐轨，不袭建安之风;颜、谢同声，遂革太康之气，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江北江南，意制本应相诡。”[23]他认为南北文学文风区别而又促进了文学流变，秉持对兰陵人萧悫这一南方文人的欣赏，其讲述了潘岳和陆机没有遵循建安文风，颜延之和谢灵运的写作不复太康以来的繁华绮丽文风的文人变革之选。
总体上看，南北文风虽以“南风北渐”为主，但北方文学主导作用强健。较北方文学，南方文学在推陈出新方面更强，但也存在有时过度注重形式华美的弊端，导致文学的社会价值和功用大打折扣，丢失了文学的主导权。北大文人杜晓勤在《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指出：“入北诗人新的人生精神虽然在北方生根，并与北地经世致用、积极干进的士风融会在一起，在周隋及唐初亦颇有影响，但也只能与南方士风分庭抗礼，而未能彻底改变整个士族阶层的文化心态。”[24]南北文学之融通上，北方的文人更为积极，文化接纳更高，赋予了北方文学巨大的包容性和生命力。
然南北文学观念、思潮、流派等嬗变都一统于古今融通。境况南北交游的颜之推以《顏氏家训 · 文学篇》表达了南北文风古今论的见解。唐初魏征于《隋书·文学传序》中以“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25]等言论表达了对文学融古通今理念的认同。而回顾文学史实，文人对古风文韵的崇尚与追寻屡见不鲜。东魏北齐时怀古抒怀蔚为潮流，《北齐书·文襄纪》载：“数曰前，崔季舒无故于北宫门外诸贵之前诵鲍明远诗曰：‘将军既下世，部曲亦罕存。’”[26]唐代陈子昂以复古为革新，倡导《诗经》的“风雅兴寄”与汉魏风骨，矫正齐梁以来的绮艳柔靡文风，以《感遇》38首实践了文学主张。文学家韩愈倡导“学古文，习古道”，掀起了唐宋古文运动，其认为文学写作“宜师古圣贤人”（《韩愈答刘正夫书》），但“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用作品提升了散体文的文学地位。欧阳修、柳开、苏轼等为代表的宋代诗文革新以古今博弈和融合为文学别开生面，开创了流畅自然、平易婉转的散文文风，跳出了宗经复古脱离现实壁垒。北方复古派柳开等“拯五代之横流”，倡导“韩柳文章李杜诗”，反对南方文风。苏轼主张文学“有为而作”，著名的《念奴娇 · 赤壁怀古》就是追忆三国历史而作的。明代，以北方文人为领袖和主体的“前后七子”发起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文学复古运动，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他们复古但不僵化，注重文学的时代性、真实性和革新性。清代，以袁枚注重真情性灵的“性灵说”，沈德潜注重格律的“格调说”、翁方纲注重经典的“肌理说”、王士禛注重禅味意蕴的“神韵说”为代表，文学复古的多种学说涌现并互有驳斥和补充。近现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在《长恨歌笺证》中对文学地理走进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地理观的古今融合实质进行了总结：“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 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27]文学的复古中蕴涵着创新的契机，文学的创新中包含着复古的因素，南北诗文的文辞修饰与风骨好尚交融，正是其时南北文学古今融合的大成，南北文学古今融合绵延，科学建构了文学发展运行之大系。 四、结语
地域性是中国文学不可回避的特征，也是文学丰富性的直接表现和创新的内在契机，地域性开拓了文学的格局与视野，以多元养分持续供血文学，延续和鲜活了文学的生命，反映了中国文学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勇推时代创新、服务民族统一的担当与成绩。从学术视野来说，当代文艺家应当突破经验世界的格局，以更高的时代与理论视域开拓文学地理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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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苑琳，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副教授，四川成都，研究方向：文学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