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雨季来得早，天气有些清冷。
　　46岁的哑巴叶进城准备瞒着父兄第四次去越南，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的机会了，毕竟他前后有过5任妻子。
　　他匆匆走进那家越南店里，很兴奋地拿出一张纸，咿咿呀呀在纸上写下要求，他想要老板周嘉珍在上面画出胡志明市的主要景点和交通位置。
　　周嘉珍已经四年没有回胡志明市了，但还是画了起来，红教堂、湄公河、总统府，至于交通路线，她有些不敢确认，一边画一边她也有所触动，有些想家。最近她正愁着家里盖房子缺钱的事，一想到要是明年房子盖不起来，她申请绿卡的事又要再推一年。于是胡乱画几笔，转头看向门外。
　　绿芭蕉、红木棉，川流在雨巷里的古韵语言，这些都像极了陈英雄《青木瓜之味》里面的长镜头，不过，这里不是越南，是闽南。
　　在这个偏海一隅的闽南小镇上，包括周嘉珍在内有146个女人从越南嫁到这里，因为人多，周嘉珍在镇上开起这么一个专卖越南特产的小店。
　　在中国，据不完全统计，越南新娘已超过10万，具有合法婚姻者不到半数，她们大多身处农村，贫穷，且没有户籍。1991年，两国恢复邦交，中越跨国婚姻开始迅速膨胀，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大量光棍和渴望到日渐富裕的中国改变命运的越南女孩心愿不谋而合。
　　2002年之后，陆续出现介绍越南女孩的职业婚介，越南新娘来华网络先从广西、福建开始，随后，迅速传入广东粤北地区，再进入江西、浙江、湖北、湖南、直至东三省。
　　2010年以后，在公开报道中，原先白衣柳身的“越南新娘”被贴上了更多标签：越南出口的特产，光棍节网购的爆款，集体逃跑的常客，人口贩子的猎物，电线杆上广告的主角，甚至色情场所里招揽生意的招牌。
　　她们是谁？在哪里？过得怎么样？

天堂太远，中国很近

　　在福建省，越南新娘集中在闽南地区，以漳州、龙岩的村镇为主。
　　漳州岩溪镇位于厦漳泉交汇处，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岩溪在唐诗中有山林溪水的意思，常指隐居之地，这里也是闽南越南新娘“重镇”之一。
　　“这里离几个大城市很近，女孩子都喜欢嫁到厦门、泉州、漳州去，当地的光棍确实比较多。但这边又不像福建其他地方那样多山偏僻，经济条件还可以，气候也像越南，嫁过来的越南新娘也愿意留下来生活，会更稳定一些。”曾经组织撰写《一个越南新娘在长泰的幸福生活》的长泰县县委宣传部的杨金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他补充说，其实，这里娶越南新娘的一般都是家里比较穷的，要么特别老实，要么年纪很大，或者有点残疾，“要不是娶不到本地人，谁会跑那么远去找老婆？”
　　2011年2月18日，元宵节第二天，49岁的吴保林穿上一套从镇上花200块钱买来的西装，萤绿色，他觉得“这样看起来会比较像老板”。带着4.7万的现金，他和同镇的叶志成、叶阿民以及哑巴叶进城一行四人，跟着婚姻中介从漳州龙海市坐20个小时大巴到广西凭祥，第二天下午出友谊关再坐大巴到河内，然后从河内坐飞机到胡志明市，之后在永远闷热的小旅馆里，四人焦急地等待着。
　　和中介之前的广告不同，他们每天每人只能见到一个女孩，也可以互相交换聊天， “不像你们想的那样有站成一排，可以随便挑随便拣的！哪里有那么好的事。”吴保林说。
　　第三天，23岁的李光玉见到了身高不足1米6的吴保林，并很快主动示好，26岁的差距和女孩的热情让吴保林觉得有些眩晕。吴保林表明自己只是个小镇上的摩的司机，家里没有新房，李光玉反而赞美他实诚。虽然李光玉黝黑肥胖，但23岁的青春气息还是让吴保林很快表示可以去李光玉家里详谈结婚事宜。
　　虽然语言不通，但在越南平阳省李光玉的家中，在石棉瓦搭建的院子里，亲朋好友纷纷用竖起大拇指的方式来表达对吴保林“福建人”身份的赞美。
　　吴保林细心保留着当天喜宴的照片，照片中他满脸红晕，在宾客中推杯换盏显得豪迈。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带回新娘，吴保林回忆说：“住隔壁房间的几个安徽人就空手而归，中介说我们福建和浙江来的人是很受欢迎的。”
　　2011年3月18日，4个平均45岁的男人带着4位平均年龄25岁的娇妻回到了岩溪镇上，其中哑巴叶进城的老婆最好看。
　　李光玉后来没有像许多越南新娘那样逃跑，但在喜宴后她才告诉吴保林，自己这是二婚，并且已经有一个7岁的女儿。吴保林很生气。
　　中国城镇化进程使数千万的农村人口进入到城市中，在“嫁高娶低”“男高女低”的梯度婚配模式下，最后剩下了城市中部分精英女性和更为广大的沉积在低收入阶层的男性。
　　按照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资料推算，从2013年开始，每年新进入结婚年龄的男性在理论上要比女性多出120万人，但现实中“光棍”的数量远不止这个数字。
　　由此出现“婚姻梯度挤压现象”，福州大学社会学系教师陈凤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男女比例失调，挤压到一定程度，就会去别的地区择偶。”
　　1991年11月，中越邦交正常化，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在合法化的背景下开始猛增。到1995年，根据公安部门的统计，仅广西就查出非法入境的越南女性配偶达 1.2 万余人。2002 年之后，在职业婚介的带动下，越南新娘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
　　越南一直有女性外嫁他国的历史传统，越南适婚女性对日本、韩国、台湾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趋之若鹜，现在轮到中国大陆。
　　2008年，越南受金融危机影响，很多越南女孩失业赋闲在家里，而电视直播里北京奥运会的满天烟火照亮了中国崛起的现实，也点燃越南女人的幻想，中国大陆于是出现了越南新娘潮。这正应验了曾流行的那句话：天堂太远，中国很近。 　　根据广西民族大学罗文青教授论文引用的数据显示，2010年，在中国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越南新娘达到4.7万人，而厦门大学社会学博士刘计峰撰写的论文中提到，2011年广西公安厅统计的无证越南新娘人数保守估计在6.5万人以上。两者相加，在中国的越南新娘总数超出10万人口。
　　而以目前统计数据看，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出台前（1978年）出生的男子，仍是去越南寻找新娘的主要人群。

华人新娘

　　42岁的单身汉吴阿建和吴保林是邻居，吴保林娶妻两个月后，他也从胡志明市把杨七妹娶回了家。说到家，其实也就是一个房间，吴阿建和同住两兄弟从石条房顶上耷拉下一个巨大的斗篷，周边用墙围了起来，屋前的小操场变成了现在的客厅，从外部看上去像一个奇怪的仓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前去采访的时候，正逢下雨，有水滴掉进了茶杯里。
　　杨七妹是胡志明市的华人，父母早逝，家中九兄妹，她排行第七，肤白貌美。2010年新婚不到一年，丈夫就出轨，她和丈夫的情人同时怀孕，婆婆说谁生男孩就让谁入门，结果她生了女儿，被丈夫抛弃。
　　“这样的事情在越南很正常的，越南男人都很粗鲁，爱打架，对老婆不好的。”杨七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着，抱起5岁女儿吴美香，吴阿建正在简陋的厨房里给妻子热饭菜。
　　1978年，越南爆发史上最大的排华运动，一部分华人被驱赶到深山的“新经济区”，一部分华人偷渡去第三国，但更多人的选择还是回到中国，那一年归国的越南难侨共约26.3万人。
　　杨七妹的七个表叔就在同一艘回乡的船上，在返乡之前，表叔和父亲通融了关系把安置地点选在了厦门。
　　为安置越南难侨，1978年，中国设立43个华侨农场，其中福建省最多，达到了17个。
　　“越南现有华侨华人约150万人，长期以来大部分华侨华人集中居住在胡志明市和南部平原，约占华侨华人总数的 80﹪以上，其中胡志明市有华人 55万人之多。而福建作为侨乡的历史传统和优良的农业生产条件，使得福建在1978年越南排华事件后成为国家首选的归侨农场安置点。”长期研究福建地区越南新娘群落状况的厦门大学社会学博士武艳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说：“1991年中越邦交正常化以后，商贸往来增多，具有越南语和中文双语优势的华人华侨本身就有经商血统的天赋，他们大批回到胡志明办厂，为稳定带过去的员工，就会组织他们和当地的华人谈婚论嫁。所以福建相亲客在越南南部胡志明地区的新娘市场上比较有竞争力，嫁过来的华人新娘再口耳相传，福建地区就出现了稳定的越南华人新娘群落。”
　　从福建省民政厅政策研究室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来看，累计嫁到岩溪镇的越南新娘人数达到了146人，在记者走访的近20位越南新娘中，有9位是华人。
　　周嘉珍是岩溪镇湖珠村的第一位外国新娘，但乡亲们觉得她就是个中国女人，没什么特别的。
　　回忆起当年在越南相亲，洪石中说“没想到她一开口就和我说中国话，我马上就不紧张了。”

　　初次见面两天后，身材高大的洪石中牵着苗条纤瘦的周嘉珍在周家偏远的咖啡园里举办了中国式喜宴。
　　“你不担心他骗你？”记者问。
　　“他和我说他没钱，没房，没父母，都这么惨了，应该是实话吧。”
　　但周嘉珍对中国女人这个身份是犹豫的，同时她也不认为自己是越南人，她说：“在越南，华人一般只会嫁给华人。”乡邻们常打趣地问：“中国要是和越南打战了，你会站哪一边？”她每次都回答：“我哪边都不站，站中间看你们打。”
　　在记者和她接触的十天里，听到她说的最多的词是“回去”，在她的语言逻辑里“回去”既表示回来，也表示回去。回去东兴，回去海防，回去胡志明，回去越南店，回去湖珠村，这几个用“回去”串连起来的地名就是周嘉珍所有能够知晓的家国记忆，似乎这个勤快贤惠的女人始终都在寻找一个归附的原点，让自己获得安生。
　　去年年末，周嘉珍把19岁的小妹接来中国过年，“顺便”让在厦门工作的邻居丽丽安排了两场相亲。

改变命运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