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7日，习近平、马英九将分别以“大陆领导人”“台湾领导人”身份，在新加坡举行会谈。这是1949年以来，两岸现任领导人第一次会面，被国内外高度关注。解决台湾问题，一直是两岸政府的夙愿，即使是在冷战最激烈的时期，彼此间的秘密接触也没有间断过。
　　上世纪50年代，蒋经国命李次白秘密前往大陆，以缓和大陆攻势
　　1950年，大陆战事基本平息，毛泽东等着手谋划武力攻台。蒋经国命李次白前往大陆，试探中共对台政策。蒋经国嘱咐说：“现在国共合作，我看希望不大。”“你是陈毅至亲，我看可以深谈。最低限度，希望不进攻台湾。”李次白毕业于黄埔6期，哥嫂都是中共党员，妹妹嫁给了陈毅的胞兄陈孟照。当时攻台箭在弦上，陈毅对李次白的到来并不在意，回答：“国共合作的话题，现在先不提。现在提为时尚早，以后会有机会的。”随着朝鲜战争爆发，攻台计划搁浅。
　　朝战结束后，大陆转向“和平解放台湾”。1955年4月，毛泽东要求参加万隆会议的周恩来“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1956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的指示》。
　　上世纪60年代，章士钊三度赴港，以私人关系向台湾高层秘密“带话”
　　为了加强同台湾方面的联系，大陆还通过张治中、傅作义、章士钊等，替毛泽东、周恩来传话。1960年7月，章士钊奉命前往香港，由秘密渠道向台湾高层带话。周恩来指示，在香港与台方人士会谈时，“将以下意思透露过去：蒋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名和利。利的问题，只要把台湾归还祖国，国家是可以补助的。名的问题，当然不只在台湾，而在全国。荣誉职务很多，可以解决的。中共自有善处。既有台湾之实，又有全国之名，不比只做台湾一个小头目更好吗？但蒋大概是要等到同美国的矛盾爆发时才会选择的。美蒋的矛盾总是要爆发的”。
　　这次章士钊还带着“最低和最高”两种条件，“前者是暂时什么都不谈，双方先作有限度的接触，诸如互相访问（官方或私人团体均可），通邮、通电，然后再通机、通航；后者则同意给台湾以类似当年陕甘宁特区的地位，可以拥有自己的政府、军队、党组织，经费亦可由大陆负担，只要求台湾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1962年、1964年，章士釗又两次赴港，被媒体称为中共的“和谈专使”。
　　两岸间的这种交流被随后爆发的“文革”打断了。1966年，“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在《人民日报》重现。直到1973年，毛泽东又突然对章含之说起，希望章士钊能再去香港，促成国共和谈。当时章士钊已经92岁，章含之觉得“他年龄太大，恐怕去不了”。毛泽东说：“我们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还可以去呢？譬如说派个专机送去？”于是命周恩来安排相关事宜。章士钊知道后，“很高兴，说毛主席懂得他的想法”。章到香港后，没来得及活动，就去世了。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贾亦斌、南怀瑾、李光耀等，均为两岸充当过密使
　　改革开放后，大陆加大对台统战力度。1982年，时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廖承志给蒋经国写了一封公开信，力言“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
　　蒋经国在大陆时的好友贾亦斌，时为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则通过秘密渠道，同台湾方面建立了联系。1981年，曾任蒋经国机要秘书的《新香港时报》社长沈诚，收到大陆希望他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邀请书。蒋经国许可后，沈诚前往大陆，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的接见。1987年，沈诚再度以密使身份赴大陆前，面见蒋经国，建议突破其“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蒋经国说“暂时还只能采取‘官民有别’政策，对纯粹民间之接触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同以往相比，蒋经国的新“三不”政策有了很大进步。这次国家主席杨尚昆接见了沈诚。蒋经国去世后，沈诚以“涉嫌叛乱”被起诉，两岸联络中断。贾亦斌在香港找到南怀瑾，希望为两岸和谈开辟一条新通道。
　　1993年“汪辜会谈”，为之秘密牵线搭桥者，乃为新加坡内阁资政的李光耀。在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汪辜会谈”就加强两岸经济合作和科技、文化、青年、新闻等领域的交流进行了协商，签署了四项协议，受到了海峡两岸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
　　总体而言，进入90年代后，两岸沟通已逐渐走向公开化、正规化。当然，密使也未完全消失。（来源：《特别文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