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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企图在3至6个月内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为“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为人民解放军制定了一个以主力向国民党统治区实行外线出击、力争实现“以打促和”的军事战略方针，这就是“南线三军出击津浦线”“北线夺取三路四城”的战略部署。
所谓“北线夺取三路四城”，就是以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和晋绥野战军主力协同作战，逐一占领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和保定、石门（石家庄）、太原、大同四城。所谓“南线三军出击津浦线”，就是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主力5万人、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主力5万多人、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主力4万人，合力出击津浦路的徐（州）蚌（埠）段及其两侧地区和蚌（埠）浦（口）段及其东侧地区，随后乘胜渡淮河南下。7月27日至29日，山东野战军以第二纵队等部共13个团的兵力在安徽灵璧县北部朝阳集、鱼沟地区作战，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九师所部共5000多人，是为朝阳集大捷，随后趁胜南下。不料，大胜之后，却是大挫——
那段日子，大雨倾盆，连日不停，部队冒雨涉水，步履艰难。1946年7月25日，陈毅率领山东野战军指挥部南越陇海路到达淮北。这时，一幅异常的景象摆在面前，一如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所说：“到处一片汪洋，每夜部队只能走20里至30里，榴弹遭水湿即不能用，部队特别疲劳，病员增多，敌驻扎之村落即沟深水满，不好突击。”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如何进行外线出击呢？
从7月13日至8月3日，粟裕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指挥华中野战军依托内线作战，奇袭宣（家堡）泰（州）、如皋东南运动歼敌、海安运动防御三战三捷。
华中野战军连战连捷，给出击外线的山东野战军很大鼓舞，陈毅一度向中央军委表态“现华中全境，苏中敌气已颓，淮南、淮北敌气正旺，我决心在淮北打一两次好仗”，以“改变局势”。但是，到1946年7月底，敌情发生变化，沿陇海线两侧继续进攻的蒋军主力已增加到15个团，而陈毅手头的21个团的兵力对他们“只能击溃不能歼灭”。7月31日，陈毅和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宋时轮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邓子恢、张鼎丞、粟裕等，决定寻歼桂系军队：“陇海线两侧敌主力均有增加，刻在双沟（今江苏睢宁县西北一带）、曹八集（今八义集，位于江苏邳县西部）正集结15个团兵力，因此情况变化，只能击溃不能歼灭，我军决以主力向灵璧、泗县找桂顽求战，拟先消灭两个团，再转而进击津浦路徐宿段。”
对于陈、宋的主张，山东野战军内部是有不同意见的。根据官方的《陈毅传》记载：“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有许多意见认为在水大、部队疲困条件下攻城，打桂系均不妥。而参谋长则坚决主张歼泗县桂系两个团。在此激烈争议而需要司令员拍板的时候，陈毅不顾‘沟深水满，不好突击’的情况，误信军分区领导干部所说‘泗城外壕水深不过膝’的虚言，没有采纳参谋处大多数人的意见，而支持了参谋长的意见。”接着，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常委张鼎丞也来电建议：应打蒋军不打桂系。对此，陈毅与参谋长也回绝了，表明自己在事前已经作过慎重考虑，其理由是：“蒋军计8个整旅紧靠在一起，离徐州不到40里，彼此间隔不到10里、20里不等，增援多而快，只能击溃不能歼灭。……故无法下决心去打北线蒋军，但蒋军再向东进，则有打的机会。现桂系4个团，分布在灵壁、泗县、五河3处，其增援均在七八十里以外，打定可能全歼，历来打桂系均用相等兵力，故奏效不大，此次改变是能奏效的。已定5日夜攻泗城不再变。”于是，报告中央军委：“当前之敌一为桂系，一为蒋五军，一为薛岳部九十九旅、六十旅，均系硬货。”“我决心消灭桂系在泗县之两个团，并调动其援队，逐次消灭其二三个团。”
对于陈、宋寻歼桂系的部署，毛泽东的态度是有保留的。8月3日，他代表中央军委亲自复电陈、宋：“凡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仗不要打，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机会歼敌，过于急躁之意见并不恰当。”對于这份复电，《陈毅传》是这样理解的：“军委复示的基本精神似在于慎重而反对急躁。”的确，毛泽东复电的基本精神“在于慎重而反对急躁”，同时不排除有言外之意：由李宗仁、白崇禧打造的桂系军队较顽强，想歼灭它必定要付出相当代价，结果可能打成“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仗”。
对于泗县的攻击，陈毅并未改变决心。诚如《陈毅传》所云：“从当时志在必得的情况来看，对于攻击失利的可能是缺乏思想准备的。”
确定泗县攻坚后，根据“南线三军出击津浦线”计划，陈毅要求粟裕率领华中野战军西移淮南外线作战，发挥有力的钳制作用；粟裕则向毛泽东、陈毅力陈在内线作战的优点，并正在酝酿新的歼灭战。1946年8月4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宋时轮：“（一）叶赖纵队决定南调不再改变。（二）粟裕集团应否于此时调动各有利害，待考虑再告。（三）你们手里有五万机动兵力，只要有耐心不性急，总可找到各个歼敌之机会，除灵（壁）泗（县）两地敌分散孤立外，双沟之敌再向东进，即可找到打好仗之机会，如能打三四次每次歼敌二三个团之仗，即可转换局势。（四）攻泗结果如何？”
在电报中，毛泽东同意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叶飞、政委赖传珠）在完成胶济路作战任务后，按预定方案南下淮北作战，以加强攻打泗县兵力。同时，他不再坚持要华中野战军（粟裕集团）西移淮南进行外线作战，“此时调动各有利害”，并认为山东野战军“总可找到各个歼敌之机会”“可转换局势”。他还挂念着：“攻泗结果如何？”
毛泽东的电报，给山东野战军指明了方向，也给陈毅增加了压力。攻泗行动，紧锣密鼓地开展了！
第七军之第一七二师，老兵多，善守。应该说，这次山东野战军对该师没有掉以轻心：敌方仅仅2个团，山东野战军南下部队却有近20个团。诚如《陈毅传》所言：“以多胜少，应当是有把握的。”然而，当时正值暴雨季节，本来河多沟深的泗县地区一片泽国。 出击泗县，出师就不利，信心也不足：部队在齐胸的积水中艰难行进，炮车无法跟上，弹药大多受潮失效，部队相当疲劳。并且，“由于部署变更仓促，既未能组织各方面攻击部队之间的协同动作，致使担任主攻的八师負担过重，又未能进行周详的战术侦察，因此担任攻城突击任务的八师感觉把握不大。”（见《陈毅传》）然而，陈毅也有自己的考虑：战机不可失！要赶在第七军部署调整未完与第五军未到淮北之前，干掉第一七二师主力。
8月7日午夜时分，山东野战军第八师以5个营兵力发起攻城，连续爆破勇猛冲击，不到10分钟即突破大北门和西北门攻入城内。但是，继而守军组织顽强反扑，攻击部队准备不足，未能及时发展打通两突破口联系，又无有力预备队和炮火支援。天亮后，守军以猛烈炮火卡断城内外联系，先对突入西北门的两营疯狂连续冲击，攻城部队无工事依托，伤亡甚重，阵地失去，伤亡和溺水者甚多。守敌又集中炮火、飞机、步兵打击攻人大北门的两个营，该两营反复拼杀，顽强守住！是夜，第八师投入预备队3个营接替，仍因力量不足难以发展，形成对峙局面。与此同时，第九纵队在城东的攻击未奏效，第二纵队因河水阻隔既不能攻西门又无法增援大北门。8月8日凌晨2时，陈毅接到第八师报告，“甚焦虑，派参谋长赶去师里处置，同时发电询问具体战况。”（见《陈毅传》）
8月9日，五河敌人来援，被第七师据险击退，而更多敌人正准备向淮北运动。城内，第八师战士与守敌拼杀竞日，血流遍地，河水为之染红，但战斗仍在僵持消耗状态。毛泽东指示过“凡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仗不要打”，而这时连击溃都不能，更谈不上歼灭！怎么办？指战员们都把目光转向陈毅。8月9日夜，指挥部下令第八师停止攻击，全部主力撤至睢宁以西地区休整待机。
泗县战斗后，国民党军乘势推进淮北，进一步加强了对陇海路的控制；9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重兵隐蔽指向华中战略要地淮阴、淮安，造成了陈毅一方进一步的被动。9月初，中央军委考虑到敌人在控制陇海线之后，山东与华中的联系将被切断，拟派徐向前来山东负责鲁南前线指挥之责，而陈毅负责淮海前线并统筹鲁南、苏中、胶济各前线。“作为一名战区指挥员，他当然明白中央军委这一考虑的全部含义，故在第二天起连电表示欢迎徐向前来鲁主持。”（见《陈毅传》）所谓“全部含义”，就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认为，山东野战军“总可找到各个歼敌之机会”，并“可转换局势”，结果却顿兵挫锐于小小的泗县城下，认为山东野战军指挥上“存在不小的失着”。由于种种原因，徐向前没有到山东前线，但是陈毅的压力可想而知。
泗县失利，对山东野战军士气影响很大。曾被称为“陈军长袖子里的小老虎”的第八师，从未打过这样的窝囊仗！更可恼的是，泗县城池未攻下，使山东野战军西击津浦线的计划受挫。一时间，悲愤、消沉、牢骚、埋怨的话很多，有战士们说：“上级老说要集中兵力，临到打起来却要敌人两个打我们一个！”此话确实有理。泗县之战，参战总兵力共22个团，但用于攻城的部队仅6个团，而这6个团在攻城时还分去将近一半力量打外围据点……结果，战役上的优势，变为战术上的劣势。然而，这种消极埋怨的情绪如果蔓延发展下去，将对下一步作战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1946年10月4日，痛定思痛的陈毅给第八师领导写了一封信，诚恳地说：“8月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旅团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两个错误……我应以统帅身份担负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他自我分析说：“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从来不抱怨部属，不抱怨同事，不推拒责任，因而不丧失信心……我从来不向敌人低头，但对自己同志我常常自我批评很愿意低头：胜利时如此，不利时也如此，即失败时亦如此。”信中同时也分析了有利的局势，指出胜利的前途。
第八师领导读到这样的一封信，受到极大感动与鼓舞。他们动员上上下下，认真总结了泗县失利的教训。后来，在城市攻坚的组织指挥、战术技术、协同配合方面得到很大的提高。通过总结，陈毅与指挥部人员也得到提高。在陈毅主持的总结检讨会上，各纵队（师）的领导干部及参谋人员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
1946年8月10日夜——就在外线出击泗县失利的第二天，乘国民党军新编第七旅旅部及1个团在海安县李堡与第一。五旅旅部及1个团换防之机，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主力突然向李堡发起攻击，于11日下午将两个旅部及3个团全部歼灭。8月12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宋时轮，更加强调内线作战价值：粟裕军前日在苏中的胜仗，“不但使苏中蒋军陷入极大困难，亦将使淮南第五军无法北调。粟部在苏中民情熟悉，补给容易，地形便利，苏中敌军装备亦比第五军差，较易取胜。马上调淮南，因敌人硬，地势险，不一定能完成切断蚌浦路（注：指蚌埠至浦口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任务。不如令粟部再在苏中作战一时期，再打一二个胜仗，使苏中蒋军完全转入守势，保全苏中解放区，对全局有极大利益。这样配合淮北作战，更为有利。”
从8月20日至31日，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又接连取得丁（堰）林（梓）战斗、如黄路战斗、邵伯保卫战胜利。连同前4次胜利，七战七捷，一气呵成。
内线作战七战七捷，外线作战连连受挫，在泗县失利稍后，又有大同失利！
1946年8月14日，根据“北线夺取三路四城”计划，大同攻城战正式发起，但部队伤亡很大，进展缓慢，到9月4日才肃清城周各据点和城关。从9月3日起，傅作义部以主力东犯集宁，增援大同。攻城指挥部调转主力还击傅部，又因各种原因，不但未能达到歼敌目的，而且致使集宁失守，大同亦难再攻。攻城部队只能在9月16日从大同撤围，转入休整。大同、集宁之战，没有能实现预定的夺取大同的目标，对以后晋察冀战场的形势发展影响很大。从北线大同失利、自己指挥的泗县失利及苏中七战七捷，曾经积极主张外线出击、反复要求华中野战军西移淮南作战的陈毅非常有触动：“战争初期各地主力在熟悉地区的内线先寻机歼灭分路进攻的敌人是正确的，过早集中成大兵团未必妥当。”8月13日，他电告粟裕、谭震林：“宜就地继续开展局面，而不必忙于西调，军委亦有此指示，望照办。部队宜争取数日休息，再求新的机动，反较西调为更有力配合各方。”同样，毛泽东也从大同失利、泗县失利及苏中七战七捷得到启发，更加坚定了他让华中野战军继续在苏中内线作战的决心。于是，他开始调整外线出击战略方针：“只要有好仗打，在内线多歼灭几部分敌人再转外线作战更为有利。”
泗县失利，也让陈毅、粟裕对桂系军队的战斗力有了深刻认识。1947年5月，华东野战军准备歼击桂系第七军和整编第四十八师。但是，粟裕认为两者并不是理想的打击对象。“这两支部队属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号称‘猴子军’，打仗很狡猾，又比较顽强，同他们作战难有俘获，往往打成消耗仗。”（见《粟裕传》）他建议把目标改为国民党军王牌整编第七十四师，陈毅深以为然，遂有孟良崮战役。
所谓“北线夺取三路四城”，就是以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和晋绥野战军主力协同作战，逐一占领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和保定、石门（石家庄）、太原、大同四城。所谓“南线三军出击津浦线”，就是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主力5万人、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主力5万多人、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主力4万人，合力出击津浦路的徐（州）蚌（埠）段及其两侧地区和蚌（埠）浦（口）段及其东侧地区，随后乘胜渡淮河南下。7月27日至29日，山东野战军以第二纵队等部共13个团的兵力在安徽灵璧县北部朝阳集、鱼沟地区作战，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九师所部共5000多人，是为朝阳集大捷，随后趁胜南下。不料，大胜之后，却是大挫——
那段日子，大雨倾盆，连日不停，部队冒雨涉水，步履艰难。1946年7月25日，陈毅率领山东野战军指挥部南越陇海路到达淮北。这时，一幅异常的景象摆在面前，一如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所说：“到处一片汪洋，每夜部队只能走20里至30里，榴弹遭水湿即不能用，部队特别疲劳，病员增多，敌驻扎之村落即沟深水满，不好突击。”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如何进行外线出击呢？
从7月13日至8月3日，粟裕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指挥华中野战军依托内线作战，奇袭宣（家堡）泰（州）、如皋东南运动歼敌、海安运动防御三战三捷。
华中野战军连战连捷，给出击外线的山东野战军很大鼓舞，陈毅一度向中央军委表态“现华中全境，苏中敌气已颓，淮南、淮北敌气正旺，我决心在淮北打一两次好仗”，以“改变局势”。但是，到1946年7月底，敌情发生变化，沿陇海线两侧继续进攻的蒋军主力已增加到15个团，而陈毅手头的21个团的兵力对他们“只能击溃不能歼灭”。7月31日，陈毅和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宋时轮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邓子恢、张鼎丞、粟裕等，决定寻歼桂系军队：“陇海线两侧敌主力均有增加，刻在双沟（今江苏睢宁县西北一带）、曹八集（今八义集，位于江苏邳县西部）正集结15个团兵力，因此情况变化，只能击溃不能歼灭，我军决以主力向灵璧、泗县找桂顽求战，拟先消灭两个团，再转而进击津浦路徐宿段。”
对于陈、宋的主张，山东野战军内部是有不同意见的。根据官方的《陈毅传》记载：“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有许多意见认为在水大、部队疲困条件下攻城，打桂系均不妥。而参谋长则坚决主张歼泗县桂系两个团。在此激烈争议而需要司令员拍板的时候，陈毅不顾‘沟深水满，不好突击’的情况，误信军分区领导干部所说‘泗城外壕水深不过膝’的虚言，没有采纳参谋处大多数人的意见，而支持了参谋长的意见。”接着，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常委张鼎丞也来电建议：应打蒋军不打桂系。对此，陈毅与参谋长也回绝了，表明自己在事前已经作过慎重考虑，其理由是：“蒋军计8个整旅紧靠在一起，离徐州不到40里，彼此间隔不到10里、20里不等，增援多而快，只能击溃不能歼灭。……故无法下决心去打北线蒋军，但蒋军再向东进，则有打的机会。现桂系4个团，分布在灵壁、泗县、五河3处，其增援均在七八十里以外，打定可能全歼，历来打桂系均用相等兵力，故奏效不大，此次改变是能奏效的。已定5日夜攻泗城不再变。”于是，报告中央军委：“当前之敌一为桂系，一为蒋五军，一为薛岳部九十九旅、六十旅，均系硬货。”“我决心消灭桂系在泗县之两个团，并调动其援队，逐次消灭其二三个团。”
对于陈、宋寻歼桂系的部署，毛泽东的态度是有保留的。8月3日，他代表中央军委亲自复电陈、宋：“凡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仗不要打，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机会歼敌，过于急躁之意见并不恰当。”對于这份复电，《陈毅传》是这样理解的：“军委复示的基本精神似在于慎重而反对急躁。”的确，毛泽东复电的基本精神“在于慎重而反对急躁”，同时不排除有言外之意：由李宗仁、白崇禧打造的桂系军队较顽强，想歼灭它必定要付出相当代价，结果可能打成“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仗”。
对于泗县的攻击，陈毅并未改变决心。诚如《陈毅传》所云：“从当时志在必得的情况来看，对于攻击失利的可能是缺乏思想准备的。”
确定泗县攻坚后，根据“南线三军出击津浦线”计划，陈毅要求粟裕率领华中野战军西移淮南外线作战，发挥有力的钳制作用；粟裕则向毛泽东、陈毅力陈在内线作战的优点，并正在酝酿新的歼灭战。1946年8月4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宋时轮：“（一）叶赖纵队决定南调不再改变。（二）粟裕集团应否于此时调动各有利害，待考虑再告。（三）你们手里有五万机动兵力，只要有耐心不性急，总可找到各个歼敌之机会，除灵（壁）泗（县）两地敌分散孤立外，双沟之敌再向东进，即可找到打好仗之机会，如能打三四次每次歼敌二三个团之仗，即可转换局势。（四）攻泗结果如何？”
在电报中，毛泽东同意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叶飞、政委赖传珠）在完成胶济路作战任务后，按预定方案南下淮北作战，以加强攻打泗县兵力。同时，他不再坚持要华中野战军（粟裕集团）西移淮南进行外线作战，“此时调动各有利害”，并认为山东野战军“总可找到各个歼敌之机会”“可转换局势”。他还挂念着：“攻泗结果如何？”
毛泽东的电报，给山东野战军指明了方向，也给陈毅增加了压力。攻泗行动，紧锣密鼓地开展了！
第七军之第一七二师，老兵多，善守。应该说，这次山东野战军对该师没有掉以轻心：敌方仅仅2个团，山东野战军南下部队却有近20个团。诚如《陈毅传》所言：“以多胜少，应当是有把握的。”然而，当时正值暴雨季节，本来河多沟深的泗县地区一片泽国。 出击泗县，出师就不利，信心也不足：部队在齐胸的积水中艰难行进，炮车无法跟上，弹药大多受潮失效，部队相当疲劳。并且，“由于部署变更仓促，既未能组织各方面攻击部队之间的协同动作，致使担任主攻的八师負担过重，又未能进行周详的战术侦察，因此担任攻城突击任务的八师感觉把握不大。”（见《陈毅传》）然而，陈毅也有自己的考虑：战机不可失！要赶在第七军部署调整未完与第五军未到淮北之前，干掉第一七二师主力。
8月7日午夜时分，山东野战军第八师以5个营兵力发起攻城，连续爆破勇猛冲击，不到10分钟即突破大北门和西北门攻入城内。但是，继而守军组织顽强反扑，攻击部队准备不足，未能及时发展打通两突破口联系，又无有力预备队和炮火支援。天亮后，守军以猛烈炮火卡断城内外联系，先对突入西北门的两营疯狂连续冲击，攻城部队无工事依托，伤亡甚重，阵地失去，伤亡和溺水者甚多。守敌又集中炮火、飞机、步兵打击攻人大北门的两个营，该两营反复拼杀，顽强守住！是夜，第八师投入预备队3个营接替，仍因力量不足难以发展，形成对峙局面。与此同时，第九纵队在城东的攻击未奏效，第二纵队因河水阻隔既不能攻西门又无法增援大北门。8月8日凌晨2时，陈毅接到第八师报告，“甚焦虑，派参谋长赶去师里处置，同时发电询问具体战况。”（见《陈毅传》）
8月9日，五河敌人来援，被第七师据险击退，而更多敌人正准备向淮北运动。城内，第八师战士与守敌拼杀竞日，血流遍地，河水为之染红，但战斗仍在僵持消耗状态。毛泽东指示过“凡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仗不要打”，而这时连击溃都不能，更谈不上歼灭！怎么办？指战员们都把目光转向陈毅。8月9日夜，指挥部下令第八师停止攻击，全部主力撤至睢宁以西地区休整待机。
泗县战斗后，国民党军乘势推进淮北，进一步加强了对陇海路的控制；9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重兵隐蔽指向华中战略要地淮阴、淮安，造成了陈毅一方进一步的被动。9月初，中央军委考虑到敌人在控制陇海线之后，山东与华中的联系将被切断，拟派徐向前来山东负责鲁南前线指挥之责，而陈毅负责淮海前线并统筹鲁南、苏中、胶济各前线。“作为一名战区指挥员，他当然明白中央军委这一考虑的全部含义，故在第二天起连电表示欢迎徐向前来鲁主持。”（见《陈毅传》）所谓“全部含义”，就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认为，山东野战军“总可找到各个歼敌之机会”，并“可转换局势”，结果却顿兵挫锐于小小的泗县城下，认为山东野战军指挥上“存在不小的失着”。由于种种原因，徐向前没有到山东前线，但是陈毅的压力可想而知。
泗县失利，对山东野战军士气影响很大。曾被称为“陈军长袖子里的小老虎”的第八师，从未打过这样的窝囊仗！更可恼的是，泗县城池未攻下，使山东野战军西击津浦线的计划受挫。一时间，悲愤、消沉、牢骚、埋怨的话很多，有战士们说：“上级老说要集中兵力，临到打起来却要敌人两个打我们一个！”此话确实有理。泗县之战，参战总兵力共22个团，但用于攻城的部队仅6个团，而这6个团在攻城时还分去将近一半力量打外围据点……结果，战役上的优势，变为战术上的劣势。然而，这种消极埋怨的情绪如果蔓延发展下去，将对下一步作战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1946年10月4日，痛定思痛的陈毅给第八师领导写了一封信，诚恳地说：“8月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旅团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两个错误……我应以统帅身份担负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他自我分析说：“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从来不抱怨部属，不抱怨同事，不推拒责任，因而不丧失信心……我从来不向敌人低头，但对自己同志我常常自我批评很愿意低头：胜利时如此，不利时也如此，即失败时亦如此。”信中同时也分析了有利的局势，指出胜利的前途。
第八师领导读到这样的一封信，受到极大感动与鼓舞。他们动员上上下下，认真总结了泗县失利的教训。后来，在城市攻坚的组织指挥、战术技术、协同配合方面得到很大的提高。通过总结，陈毅与指挥部人员也得到提高。在陈毅主持的总结检讨会上，各纵队（师）的领导干部及参谋人员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
1946年8月10日夜——就在外线出击泗县失利的第二天，乘国民党军新编第七旅旅部及1个团在海安县李堡与第一。五旅旅部及1个团换防之机，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主力突然向李堡发起攻击，于11日下午将两个旅部及3个团全部歼灭。8月12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宋时轮，更加强调内线作战价值：粟裕军前日在苏中的胜仗，“不但使苏中蒋军陷入极大困难，亦将使淮南第五军无法北调。粟部在苏中民情熟悉，补给容易，地形便利，苏中敌军装备亦比第五军差，较易取胜。马上调淮南，因敌人硬，地势险，不一定能完成切断蚌浦路（注：指蚌埠至浦口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任务。不如令粟部再在苏中作战一时期，再打一二个胜仗，使苏中蒋军完全转入守势，保全苏中解放区，对全局有极大利益。这样配合淮北作战，更为有利。”
从8月20日至31日，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又接连取得丁（堰）林（梓）战斗、如黄路战斗、邵伯保卫战胜利。连同前4次胜利，七战七捷，一气呵成。
内线作战七战七捷，外线作战连连受挫，在泗县失利稍后，又有大同失利！
1946年8月14日，根据“北线夺取三路四城”计划，大同攻城战正式发起，但部队伤亡很大，进展缓慢，到9月4日才肃清城周各据点和城关。从9月3日起，傅作义部以主力东犯集宁，增援大同。攻城指挥部调转主力还击傅部，又因各种原因，不但未能达到歼敌目的，而且致使集宁失守，大同亦难再攻。攻城部队只能在9月16日从大同撤围，转入休整。大同、集宁之战，没有能实现预定的夺取大同的目标，对以后晋察冀战场的形势发展影响很大。从北线大同失利、自己指挥的泗县失利及苏中七战七捷，曾经积极主张外线出击、反复要求华中野战军西移淮南作战的陈毅非常有触动：“战争初期各地主力在熟悉地区的内线先寻机歼灭分路进攻的敌人是正确的，过早集中成大兵团未必妥当。”8月13日，他电告粟裕、谭震林：“宜就地继续开展局面，而不必忙于西调，军委亦有此指示，望照办。部队宜争取数日休息，再求新的机动，反较西调为更有力配合各方。”同样，毛泽东也从大同失利、泗县失利及苏中七战七捷得到启发，更加坚定了他让华中野战军继续在苏中内线作战的决心。于是，他开始调整外线出击战略方针：“只要有好仗打，在内线多歼灭几部分敌人再转外线作战更为有利。”
泗县失利，也让陈毅、粟裕对桂系军队的战斗力有了深刻认识。1947年5月，华东野战军准备歼击桂系第七军和整编第四十八师。但是，粟裕认为两者并不是理想的打击对象。“这两支部队属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号称‘猴子军’，打仗很狡猾，又比较顽强，同他们作战难有俘获，往往打成消耗仗。”（见《粟裕传》）他建议把目标改为国民党军王牌整编第七十四师，陈毅深以为然，遂有孟良崮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