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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情万种的11区街头枪声大作,塔巴克兰剧场的轻歌曼舞转眼间化为修罗场,数百人伤亡。2015年的法兰西,在经历了年初的《查理周刊》事件、6月里法国东部省份的“砍头案”后, 11月13日再次遭遇了流血之夜。放眼法兰西之外,欧洲大陆又谈何太平?伊拉克、叙利亚战场上IS攻城掠地,地中海沿岸拖家带口的难民潮汹涌而来。
法国将何处去,欧洲将何处去?有关打击恐怖主义的分析已经汗牛充栋,对于法国反恐战略、对策的批评也详细得不能再详细。但是,这些“迟来的清醒”对法国并不公平,对欧洲所面临局势的分析也过于理想主义。欧洲的反恐困境、难民困境乃至整个战略困境是历史、文明与地缘政治等几乎不可克服要素的合力导致的。欧洲因这些“力”而成为欧洲,欧洲也因为这些“力”流出鲜血。这是欧洲的命运,如果它能避免,那它就不再是命运。
11月13日流血之夜以后,许多舆论都把矛头指向法国政府。相信万事有其理由的人们认为,恐怖主义袭击屡次发生在法国不是偶然的,它一定是法国反恐政策、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的必然后果。
这种“共识”应该说部分正确。如此恶性的案件发生,如此多的平民罹难,安全部门当然要进行检讨。恐怖主义分子目标明确、手段残忍、自杀坚决、撤退干净,IS煞费苦心搞这种大举措当然与法军在中东和马里的军事存在和国际关系战略有关。但是,我们所有的推理和分析都需要建立一个底线,如果法国是因为坚持政治社会制度的世俗主义和反恐政策招来IS的报复,惨案不是法兰西的责任而是IS的罪恶。法兰西应该为其坚定的国际政治立场自豪而非自责。
在这一底线上,有关法国反恐不利的指责对于那些法兰西安全人员而言,其实并不公平。要知道,自年初《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以来,法国国内的反恐政策不但不能说松懈,甚至可以说是风声鹤唳。
法国启动的Vigipirate安全计划使反恐情报部门新增预算7 亿欧元(约合人民币47亿元),军队追加 38 亿欧元资金用于反恐,实施重要地点军队巡逻常态化。仅巴黎地区就部署了10000军人参与反恐巡逻和干预行动,强力部门全年都在减少和取消休假,一线人员负荷过重疲惫不堪。法国政府在反恐执法时重申并强化了上世纪90年代“存在犯罪意图即构成犯罪”的反恐特别法律规定。警方可以在判断恐怖袭击即将发生的情况下逮捕可疑分子并执行90天以内拘留。法国还在公共场所增加监控设施,取消手机用户匿名入网监控互联网信息,并大范围保存电话录音。
坦率来讲,法国所执行的反恐政策已达到甚至时而越过了西方民主国家在法律许可范围的极限。说到其对人权侵犯的程度,美国臭名昭著的“爱国者法案”都瞠乎其后。此次流血之夜发生后,法国情报专家接受公开采访时就提出可以“没有例外”地把所有去过叙利亚的青年都加以逮捕,其底气就来自反恐特别法。除非法国要变成一个真正的警察国家,或者说再次执行上世纪50年代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时期的残酷军法审判体系,否则法国很难做得更严格了。
有关此次恐怖主义袭击的第二个“共识”就是此次发生在法国的惨案,既是欧洲移民与难民政策失败的结果,又会导致欧洲进一步收紧移民与难民政策。这种说法可能正确,但是其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如果说欧洲移民难民政策真的如此失败,那么收紧政策限制进入就不算是错误;如果欧洲的政策没有外界批评的那么不堪,那么恐怖袭击似乎就不该发生在欧洲。
德国在本年度接收的难民数量超过了其国民数量的1%,法国作为欧盟第五大难民接收国所接受难民申请数量不到德国的1/6,但是德国却并未发生恐怖主义袭击。也就是说,尽管有证据显示至少一名恐怖分子是凭借难民身份混进来的,但是我们无法推导出难民接受数量与恐怖袭击发生几率存在某种比例关系的结论。
事实上,即便欧洲迅速收紧难民审批手续,那也未必是基于反恐的需要。早在巴黎血案发生的四天前,欧洲难民政策最积极的推动者德国就已经表态要恢复执行《都柏林条例》、收紧难民政策。而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在于德国在艾兰事件后新增的难民配额即将用完,10月份一个月内从地中海涌入的难民已经和2014年全年的数量相当。欧洲在年末严控难民数量是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这与恐怖袭击关系不大。
至于欧洲移民融入失败与移民二三代的极端化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真问题,但它不是欧洲人的问题,而是这个世界上所有多民族国家都存在的严峻问题。
无论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还是多元认同,形形色色的文明融合理论一旦遇到民族独立性这种“花岗岩式的顽固壁垒”,几乎都是举步维艰的局面。渲染主体文明与少数族裔的融入难题,固然可以直观地解释恐怖分子本土化的问题。但这其中包含着极其危险的伦理困境:它要么暗示了融合失败使一个人选择恐怖主义手段具有了某种正当性,要么暗示心怀不满的少数族裔似乎都是居心叵测之徒。用追究某个族群的责任的方式(无论是多数族群还是少数族裔)来解释民族矛盾,看似简单明了,但实则把完全不同性质的事情混淆在一起。
法国2008年的新年纵火,美国弗格森骚乱时的随意抢劫,英国伯明翰种族冲突中的枪击事件,再到此次的巴黎流血之夜,都是民族大义名下的赤裸裸的犯罪行为,所伤害的也都是无差别的各族平民。没有任何借口可以为这些行为辩解或制造悲情,也没有任何替代性的措施足以证明其比欧洲目前的移民政策要好。所有类似关于移民政策与恐怖主义关系的探讨都似乎正确但无解。
关于此次巴黎流血之夜的第三个“共识”,就是近年来欧洲恐怖主义袭击频繁的原因在于欧洲固执追随美国中东战略。统计数据支持这样的论断,自2007年至2013年,欧洲已经遭遇恐怖主义袭击2208次,各国安全部门所逮捕的恐怖主义嫌疑人达到了4843人。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后极端主义分子在欧洲异常活跃是不争的事实,欧洲追随美国反恐战略要为中东地区四分五裂承担责任也是不争的事实。 中东传统的强人政治被美利坚大兵打了个稀巴烂,各路豪强群雄并起,百姓流离失所,恐怖分子借机做大,笔者无意否认这个事实,但是仅仅是这些,或者说过度强调这些,不能带来对恐怖主义力量尤其是IS这样的恐怖主义巨枭以正确理解。英国情报机构2015年6月公布的IS网上招募和宣称资料中,就明确将自己定位成伊斯兰世界的解放者、中东民众苦难的复仇者和中东地区2015年终结者。他们事实上故意模仿大众传媒的观点,把自己屠杀平民、恐怖袭击的恶行解释为民族解放运动中不可避免的附带伤亡。
一个更为严肃的问题是,如果说IS的恐怖袭击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只针对那些侵略过中东土地的欧美新殖民者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接纳和培训来自其他地方的极端分子。
绝大多数凭直觉断定IS只与西方世界作对的媒体,都忽视了包括IS在内所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政治纲领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在它们看来,这个世界的终极矛盾是真主主权的乌玛体系与当代主权国家体系之间的冲突。在IS看来,所有的世俗主义——无论它以帝国主义还是犹太复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其本质都是和古兰经的神圣教义、和伊斯兰世界作对。而现代国际体系中一切强大的国家都会维系这一主权国家体系,他们都不会允许真主成为唯一权威和法律的来源。
在这套可怕逻辑下,IS猖狂地四处试图发动“圣战”,借以获得各国恐怖势力的投靠与效忠。美国的追随者固然是不安全的,但非美国的追随者也不是安全的。IS固然会在资源投入上有所侧重,但为了获得更多小团体的投效,它在发现哪堵墙上有缝隙后也会不遗余力地扑上去。
11月13日的悲剧,人们已经谈论太多。所有人都知道肯定是哪里出问题了,所有人都知道也更担心悲剧可能会在哪一天哪一个角落再次发生。逮捕一个或一批恐怖分子已经不能带给欧洲民众安全感,他们一定比远在万里之外的我们更渴望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 但是,已经没有哪位政治家敢于像当年的小布什、布莱尔那样大言不惭地宣布,反恐战争会迅速结束。
自9·11之后,美国再未遭遇造成重大伤亡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反倒是欧洲自此陷入多事之秋。2005年伦敦爆炸袭击死难202人,2007年马德里列车爆炸案190人遇难,单从伤亡数字看都大于此次巴黎恐怖袭击事件。说起满手鲜血,美国在中东的劣迹远多于欧洲,但为什么反倒是欧洲人频频倒在恐怖主义黑手之下。其实最核心的要素无非一个字——“近”,套用地缘政治的术语解释就是地理毗邻性了。
因为离得近,欧洲文明自古与中东文明磕磕碰碰,积怨甚深。从十字军东征到列强的殖民扩张,从阿拉伯弯刀到土耳其铁骑,温暖易渡的地中海自古以来你来我往,双方纠缠了无数回合。可以说,宗教战争在某个侧面塑造了欧洲,也塑造了中东。任何双方的摩擦都会在瞬间引爆潜藏于两大文明间不愉快的历史记忆。这一点在解释移民困境和族际仇恨上可能比教育程度、代际关系更具解释力。
还是因为离得近,无论中东的难民还是欧洲的恐怖分子,都会以更低的成本涌入欧洲而非美国。而欧洲根本无法拒绝反恐战争的担子,无论情愿还是不情愿。地中海是这个星球上最易偷渡的海域,而欧洲是来自中东的迁徙者最能理解最易达到的域外文明。
即便老欧洲可以断然拒绝参与美国的反恐战争,他们也无法对战争造成的混乱置身事外。伊拉克流散出的武器进入欧洲黑市,伊拉克流出的难民逃过大海,伊拉克战争造成的油价飞涨套紧了欧洲人的口袋。最后,伊战后被美军扫地出门又在内战中锤炼了若干年的逊尼派军人成了今天IS的骨干。地中海有多远、大西洋又有多远,美国人根本不在乎欧洲是不是心甘情愿加入反恐战争。反正最后欧洲是逃不了的,主动加入美国阵营还会多些油水,欲拒还迎也不见得能被中东各国谅解。因为离得太近,欧洲甚至连在美国和阿拉伯世界之间含混表态左右逢源这种外交故伎都做不到。
那么,收紧难民政策或者移民政策,是否会降低欧洲遭受恐怖袭击的几率呢?截至目前,除了波兰以巴黎恐怖主义袭击发生为名拒绝继续履行已经达成的难民容留协议,欧洲各国并无将移民与反恐安全关联的政策表态。要知道,欧洲的难民及移民政策并非某个或某几个国家的临时性决策,它是欧盟基于联合国人权条约、难民条约和地区性协定做出的长期承诺。因此,任何统计数据难以支持有关欧洲难民政策苛刻或不人道的指责。
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显示,欧洲在2015年将接纳超过100万难民,10月份单月接收的难民就超过2014年全年的数量。10月25日举行的欧盟国家与巴尔干地区部分国家首脑会议上,与会国达成了17项协议,欧洲将出资在自希腊至德国沿线建立10万个难民接待中心。欧盟这样做固然包含了值得称道的人道主义考虑,但关上大门的做法都将直接迅速地伤害到欧洲本身,其效果糟糕已为历史的实践所反复证明过。
首先,严格和规范的难民和移民申请审批制度本身就是欧洲反恐安全体制的一部分而非负担。欧洲的边界是锁不住的,匈牙利人张牙舞爪修建的铁丝网只能拦得住老实巴交的真难民,却挡不住偷渡客、蛇头还有训练有素的恐怖分子的步伐。从希腊、黑山到意大利、马其顿,欧洲的大门对形形色色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的偷渡分子敞开着。“牛虻”利用这些秘密通道搞意大利独立,黑手党走私葡萄酒橄榄油,科索沃解放军贩卖人口,IS自然也不例外。既然大门无法关上,那么鼓励大家规规矩矩走大门就成了主人掌握客人真实可靠信息的最好办法。相对而言,严格的审批使欧洲更加清楚状况,宽厚的待遇则使远道而来的难民心存感激,这是收拢人心的正道。
其次,难民和移民是欧洲经济的一部分而非负担。难民和移民们,实际上为欧洲人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人力资本。欧洲人不停地抱怨移民们夺走了原属于他们的工作机会,但他们忘记了这些工作绝大多数本就是当地人拒绝应聘的。
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使人力成本昂贵化的举措都将最终反映到商品的价格当中,而那些对廉价工作机会敏感的群体同样是对商业必须品最为敏感的群体。欧洲在老化,欧洲在衰弱,欧洲经济复苏所必须的内需扩张和成本下降都高度依赖难民的不断涌入。自工业化以来的移民史已经把移民和难民融入到欧洲生产要素和商品市场当中,撕裂他们只能让欧洲经济皮开肉绽。
最后,难民和移民接收还是全球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一部分而非负担。那些大喊着赶走难民的右翼政党们,那些以为可以关上门过小日子的公众们,把难民和移民当做一盘独立的菜,却浑然忘却了这本是全球化与区域化套餐中的一道菜。如果你能取其一舍其二,那它就不能称作套餐了。
自大航海时代开始,欧洲人开启了全球化,成就了全球化,又在全球化当中获益匪浅。纵观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从商品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到生产的全球化和人员流动的全球化,任何试图切断这一复杂网络的举措都无法取得成功。欧洲人如果关上移民的大门,它不担心后发国家邯郸学步关闭新兴市场吗?它不担心劳动力市场波动引发连锁反应威胁欧洲在全球政治、经济与社会体系的话语优势和规则制定权吗?
(作者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教授、国际政治系副主任)
法国将何处去,欧洲将何处去?有关打击恐怖主义的分析已经汗牛充栋,对于法国反恐战略、对策的批评也详细得不能再详细。但是,这些“迟来的清醒”对法国并不公平,对欧洲所面临局势的分析也过于理想主义。欧洲的反恐困境、难民困境乃至整个战略困境是历史、文明与地缘政治等几乎不可克服要素的合力导致的。欧洲因这些“力”而成为欧洲,欧洲也因为这些“力”流出鲜血。这是欧洲的命运,如果它能避免,那它就不再是命运。
三个“共识”的误读
11月13日流血之夜以后,许多舆论都把矛头指向法国政府。相信万事有其理由的人们认为,恐怖主义袭击屡次发生在法国不是偶然的,它一定是法国反恐政策、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的必然后果。
这种“共识”应该说部分正确。如此恶性的案件发生,如此多的平民罹难,安全部门当然要进行检讨。恐怖主义分子目标明确、手段残忍、自杀坚决、撤退干净,IS煞费苦心搞这种大举措当然与法军在中东和马里的军事存在和国际关系战略有关。但是,我们所有的推理和分析都需要建立一个底线,如果法国是因为坚持政治社会制度的世俗主义和反恐政策招来IS的报复,惨案不是法兰西的责任而是IS的罪恶。法兰西应该为其坚定的国际政治立场自豪而非自责。
在这一底线上,有关法国反恐不利的指责对于那些法兰西安全人员而言,其实并不公平。要知道,自年初《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以来,法国国内的反恐政策不但不能说松懈,甚至可以说是风声鹤唳。
法国启动的Vigipirate安全计划使反恐情报部门新增预算7 亿欧元(约合人民币47亿元),军队追加 38 亿欧元资金用于反恐,实施重要地点军队巡逻常态化。仅巴黎地区就部署了10000军人参与反恐巡逻和干预行动,强力部门全年都在减少和取消休假,一线人员负荷过重疲惫不堪。法国政府在反恐执法时重申并强化了上世纪90年代“存在犯罪意图即构成犯罪”的反恐特别法律规定。警方可以在判断恐怖袭击即将发生的情况下逮捕可疑分子并执行90天以内拘留。法国还在公共场所增加监控设施,取消手机用户匿名入网监控互联网信息,并大范围保存电话录音。
坦率来讲,法国所执行的反恐政策已达到甚至时而越过了西方民主国家在法律许可范围的极限。说到其对人权侵犯的程度,美国臭名昭著的“爱国者法案”都瞠乎其后。此次流血之夜发生后,法国情报专家接受公开采访时就提出可以“没有例外”地把所有去过叙利亚的青年都加以逮捕,其底气就来自反恐特别法。除非法国要变成一个真正的警察国家,或者说再次执行上世纪50年代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时期的残酷军法审判体系,否则法国很难做得更严格了。
有关此次恐怖主义袭击的第二个“共识”就是此次发生在法国的惨案,既是欧洲移民与难民政策失败的结果,又会导致欧洲进一步收紧移民与难民政策。这种说法可能正确,但是其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如果说欧洲移民难民政策真的如此失败,那么收紧政策限制进入就不算是错误;如果欧洲的政策没有外界批评的那么不堪,那么恐怖袭击似乎就不该发生在欧洲。
德国在本年度接收的难民数量超过了其国民数量的1%,法国作为欧盟第五大难民接收国所接受难民申请数量不到德国的1/6,但是德国却并未发生恐怖主义袭击。也就是说,尽管有证据显示至少一名恐怖分子是凭借难民身份混进来的,但是我们无法推导出难民接受数量与恐怖袭击发生几率存在某种比例关系的结论。
事实上,即便欧洲迅速收紧难民审批手续,那也未必是基于反恐的需要。早在巴黎血案发生的四天前,欧洲难民政策最积极的推动者德国就已经表态要恢复执行《都柏林条例》、收紧难民政策。而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在于德国在艾兰事件后新增的难民配额即将用完,10月份一个月内从地中海涌入的难民已经和2014年全年的数量相当。欧洲在年末严控难民数量是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这与恐怖袭击关系不大。
至于欧洲移民融入失败与移民二三代的极端化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真问题,但它不是欧洲人的问题,而是这个世界上所有多民族国家都存在的严峻问题。
无论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还是多元认同,形形色色的文明融合理论一旦遇到民族独立性这种“花岗岩式的顽固壁垒”,几乎都是举步维艰的局面。渲染主体文明与少数族裔的融入难题,固然可以直观地解释恐怖分子本土化的问题。但这其中包含着极其危险的伦理困境:它要么暗示了融合失败使一个人选择恐怖主义手段具有了某种正当性,要么暗示心怀不满的少数族裔似乎都是居心叵测之徒。用追究某个族群的责任的方式(无论是多数族群还是少数族裔)来解释民族矛盾,看似简单明了,但实则把完全不同性质的事情混淆在一起。
法国2008年的新年纵火,美国弗格森骚乱时的随意抢劫,英国伯明翰种族冲突中的枪击事件,再到此次的巴黎流血之夜,都是民族大义名下的赤裸裸的犯罪行为,所伤害的也都是无差别的各族平民。没有任何借口可以为这些行为辩解或制造悲情,也没有任何替代性的措施足以证明其比欧洲目前的移民政策要好。所有类似关于移民政策与恐怖主义关系的探讨都似乎正确但无解。
关于此次巴黎流血之夜的第三个“共识”,就是近年来欧洲恐怖主义袭击频繁的原因在于欧洲固执追随美国中东战略。统计数据支持这样的论断,自2007年至2013年,欧洲已经遭遇恐怖主义袭击2208次,各国安全部门所逮捕的恐怖主义嫌疑人达到了4843人。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后极端主义分子在欧洲异常活跃是不争的事实,欧洲追随美国反恐战略要为中东地区四分五裂承担责任也是不争的事实。 中东传统的强人政治被美利坚大兵打了个稀巴烂,各路豪强群雄并起,百姓流离失所,恐怖分子借机做大,笔者无意否认这个事实,但是仅仅是这些,或者说过度强调这些,不能带来对恐怖主义力量尤其是IS这样的恐怖主义巨枭以正确理解。英国情报机构2015年6月公布的IS网上招募和宣称资料中,就明确将自己定位成伊斯兰世界的解放者、中东民众苦难的复仇者和中东地区2015年终结者。他们事实上故意模仿大众传媒的观点,把自己屠杀平民、恐怖袭击的恶行解释为民族解放运动中不可避免的附带伤亡。
一个更为严肃的问题是,如果说IS的恐怖袭击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只针对那些侵略过中东土地的欧美新殖民者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接纳和培训来自其他地方的极端分子。
绝大多数凭直觉断定IS只与西方世界作对的媒体,都忽视了包括IS在内所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政治纲领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在它们看来,这个世界的终极矛盾是真主主权的乌玛体系与当代主权国家体系之间的冲突。在IS看来,所有的世俗主义——无论它以帝国主义还是犹太复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其本质都是和古兰经的神圣教义、和伊斯兰世界作对。而现代国际体系中一切强大的国家都会维系这一主权国家体系,他们都不会允许真主成为唯一权威和法律的来源。
在这套可怕逻辑下,IS猖狂地四处试图发动“圣战”,借以获得各国恐怖势力的投靠与效忠。美国的追随者固然是不安全的,但非美国的追随者也不是安全的。IS固然会在资源投入上有所侧重,但为了获得更多小团体的投效,它在发现哪堵墙上有缝隙后也会不遗余力地扑上去。
因为离得太近
11月13日的悲剧,人们已经谈论太多。所有人都知道肯定是哪里出问题了,所有人都知道也更担心悲剧可能会在哪一天哪一个角落再次发生。逮捕一个或一批恐怖分子已经不能带给欧洲民众安全感,他们一定比远在万里之外的我们更渴望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 但是,已经没有哪位政治家敢于像当年的小布什、布莱尔那样大言不惭地宣布,反恐战争会迅速结束。
自9·11之后,美国再未遭遇造成重大伤亡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反倒是欧洲自此陷入多事之秋。2005年伦敦爆炸袭击死难202人,2007年马德里列车爆炸案190人遇难,单从伤亡数字看都大于此次巴黎恐怖袭击事件。说起满手鲜血,美国在中东的劣迹远多于欧洲,但为什么反倒是欧洲人频频倒在恐怖主义黑手之下。其实最核心的要素无非一个字——“近”,套用地缘政治的术语解释就是地理毗邻性了。
因为离得近,欧洲文明自古与中东文明磕磕碰碰,积怨甚深。从十字军东征到列强的殖民扩张,从阿拉伯弯刀到土耳其铁骑,温暖易渡的地中海自古以来你来我往,双方纠缠了无数回合。可以说,宗教战争在某个侧面塑造了欧洲,也塑造了中东。任何双方的摩擦都会在瞬间引爆潜藏于两大文明间不愉快的历史记忆。这一点在解释移民困境和族际仇恨上可能比教育程度、代际关系更具解释力。
还是因为离得近,无论中东的难民还是欧洲的恐怖分子,都会以更低的成本涌入欧洲而非美国。而欧洲根本无法拒绝反恐战争的担子,无论情愿还是不情愿。地中海是这个星球上最易偷渡的海域,而欧洲是来自中东的迁徙者最能理解最易达到的域外文明。
即便老欧洲可以断然拒绝参与美国的反恐战争,他们也无法对战争造成的混乱置身事外。伊拉克流散出的武器进入欧洲黑市,伊拉克流出的难民逃过大海,伊拉克战争造成的油价飞涨套紧了欧洲人的口袋。最后,伊战后被美军扫地出门又在内战中锤炼了若干年的逊尼派军人成了今天IS的骨干。地中海有多远、大西洋又有多远,美国人根本不在乎欧洲是不是心甘情愿加入反恐战争。反正最后欧洲是逃不了的,主动加入美国阵营还会多些油水,欲拒还迎也不见得能被中东各国谅解。因为离得太近,欧洲甚至连在美国和阿拉伯世界之间含混表态左右逢源这种外交故伎都做不到。
那么,收紧难民政策或者移民政策,是否会降低欧洲遭受恐怖袭击的几率呢?截至目前,除了波兰以巴黎恐怖主义袭击发生为名拒绝继续履行已经达成的难民容留协议,欧洲各国并无将移民与反恐安全关联的政策表态。要知道,欧洲的难民及移民政策并非某个或某几个国家的临时性决策,它是欧盟基于联合国人权条约、难民条约和地区性协定做出的长期承诺。因此,任何统计数据难以支持有关欧洲难民政策苛刻或不人道的指责。
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显示,欧洲在2015年将接纳超过100万难民,10月份单月接收的难民就超过2014年全年的数量。10月25日举行的欧盟国家与巴尔干地区部分国家首脑会议上,与会国达成了17项协议,欧洲将出资在自希腊至德国沿线建立10万个难民接待中心。欧盟这样做固然包含了值得称道的人道主义考虑,但关上大门的做法都将直接迅速地伤害到欧洲本身,其效果糟糕已为历史的实践所反复证明过。
首先,严格和规范的难民和移民申请审批制度本身就是欧洲反恐安全体制的一部分而非负担。欧洲的边界是锁不住的,匈牙利人张牙舞爪修建的铁丝网只能拦得住老实巴交的真难民,却挡不住偷渡客、蛇头还有训练有素的恐怖分子的步伐。从希腊、黑山到意大利、马其顿,欧洲的大门对形形色色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的偷渡分子敞开着。“牛虻”利用这些秘密通道搞意大利独立,黑手党走私葡萄酒橄榄油,科索沃解放军贩卖人口,IS自然也不例外。既然大门无法关上,那么鼓励大家规规矩矩走大门就成了主人掌握客人真实可靠信息的最好办法。相对而言,严格的审批使欧洲更加清楚状况,宽厚的待遇则使远道而来的难民心存感激,这是收拢人心的正道。
其次,难民和移民是欧洲经济的一部分而非负担。难民和移民们,实际上为欧洲人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人力资本。欧洲人不停地抱怨移民们夺走了原属于他们的工作机会,但他们忘记了这些工作绝大多数本就是当地人拒绝应聘的。
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使人力成本昂贵化的举措都将最终反映到商品的价格当中,而那些对廉价工作机会敏感的群体同样是对商业必须品最为敏感的群体。欧洲在老化,欧洲在衰弱,欧洲经济复苏所必须的内需扩张和成本下降都高度依赖难民的不断涌入。自工业化以来的移民史已经把移民和难民融入到欧洲生产要素和商品市场当中,撕裂他们只能让欧洲经济皮开肉绽。
最后,难民和移民接收还是全球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一部分而非负担。那些大喊着赶走难民的右翼政党们,那些以为可以关上门过小日子的公众们,把难民和移民当做一盘独立的菜,却浑然忘却了这本是全球化与区域化套餐中的一道菜。如果你能取其一舍其二,那它就不能称作套餐了。
自大航海时代开始,欧洲人开启了全球化,成就了全球化,又在全球化当中获益匪浅。纵观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从商品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到生产的全球化和人员流动的全球化,任何试图切断这一复杂网络的举措都无法取得成功。欧洲人如果关上移民的大门,它不担心后发国家邯郸学步关闭新兴市场吗?它不担心劳动力市场波动引发连锁反应威胁欧洲在全球政治、经济与社会体系的话语优势和规则制定权吗?
(作者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教授、国际政治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