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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财政收入下滑带有明显的自动刹车特征，属于间歇性调整，因为市场化范围、产业结构和价格都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今年，中国财政收入呈现出总量下滑势头，1-7月全国财政收入4.06万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0.5％，其中中央本级收入同比下降6.3％，地方本级收入同比增长6.8％，1-4月下降趋势最为明显，全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9.9％。从表面上看，中国财政收入形势相当紧张，特别是如果把支出压力强劲扩张联系起来考虑问题，情况更加令人担忧。然而，如果我们从结构和政策角度深入分析问题，形势并不是十分悲观。
第一，中国当期财政收入下滑属于间歇性调整。中国财政收入2000年之后进入急速增长期，2000-2008年，8年的时间增长了4倍多，从1.33万亿元增至6.15万亿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财政收入平均6年翻一倍。前期财政收入急速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高速增长只是表层原因，因为上世纪经济增速也不慢(年均高达10％)，但财政收入倍增率远低于这几年，真正至关重要的因素有四点：一是分税制财政体制极大地刺激了各级政府加强收入征管的积极性。二是初级产品(如石油、煤炭、有色金属和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三是经济市场化范围逐步拓展扩大了财源，比如房地产商品化、金融深化、文化产业的初步市场化。四是对外贸易规模急剧膨胀，200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4742亿美元，2008年达到25616亿美元，这使得中国税收增长的对外依存度大大提高。
概言之，前几年的财政收入高增长是制度变迁效应和财源结构优化效应充分释放的结果。当前中国财政收入下滑，带有明显的自动刹车特征，属于间歇性调整，因为市场化范围、产业结构和价格都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第二，中国当期财政收入下滑属于政策性调整。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政府转而采行积极财政政策，核心内容之一是大幅度减税，包括全国实行增值税转型(生产型改为消费型)、连续七次提高出口退税率、证券交易印花税改为单边征收、个人首次购买90平米以下住房契税税率下调至1％(原为3％)、降低1.6升以下排量购车税率(从10％调至5％)等措施。据财政部测算，本轮减税金额高达5000亿元。5000亿元减税额相当于2008年税收总额的10％、今年税收预算的9％。这意味着，如果今年要保证财政收入正增长，5000亿元的减税额要先填上，换言之，如果今年税收增长率达到8％的预算目标，实际上是增长了18％。可见，政策性减税人为压低了财政收入增长率。
具体来看，今年1-7月，在股票市场成交金额急剧放大的背景下，证券交易印花税反而下降了69％，如果按原来双边3‰的税率征收实际上是应该增长数倍；乘用车销售量连续五个月单月突破100万辆，但车购税收入不升反降3.5％；出口退税增长17.9％，增值税下降3.5％。与此同时，未减税的税种，其收入基本上是增加的，如营业税增长8.2％、消费税增长10.8％(剔除燃油税费改革因素后)、个人所得税增长1.6％。事实上，税收政策以外的经济刺激政策也有减税效应，比如银行利率下调、人民币升值相应减少了银行业营业税收入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收入。如果扣除政策性因素的减税效应，中国当期的财政收入应该是正增长10％以上。
第三，中国当前财政收入下滑属于收入结构性调整。近年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处于加速转换期，突出的表现是中西部地区发展加快、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经济对外依存度渐趋抬升。今年国内外经济整体下调，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甚至步入经济衰退(美国、日本、德国经济增长率为负数)，自然打压中国财政收入增长。然而，恰恰是结构转换托住了财政收入增长的底盘。今年前七个月，经济发达地区收入下滑速率高于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规模前六位省份(广东、浙江、上海等)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近50％，发达地区的财政收入下滑拖累了全局，但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总体上是正增长，这又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全局。从产业结构角度看，与第三产业地位抬升有关的营业税依然保持正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同比仍为15％，这使商业环节的增值税、所得税等未出现大幅下滑格局。同时，尽管契税税率下调，但由于房地产成交量和成交全额放大，房地产税收还是处于正增长状态。然而必须承认，由于初级产品和第二产业属于高税负行业，这些行业价格的下调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财政收入增长。
可见，中国财政收入增长的基础在本轮经济波动中并没有受到实质性冲击。从经济增长特征和体制改革效应两个角度看，中国今后财政收入的增长有五个方面的有利条件：一是中国内需市场宽广，而且处于发展阶段，今年上半年车市和房市的逆势自主扩张，充分证明了这点。二是体制改革的推进改变了经营主体的结构，目前中国经济活动中的企业法人实体数量增加，改变了过去个体工商户和不注册实体数量过多格局，同时大企业集团数量也在增加，这为税收征管的科学化、精细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三是产业结构调整加大了高附加值产业比重。四是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资金和技术、人才已向中西部流动，特别是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大已使中西部经济增长率超过东部，成为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极。五是货币供给急剧扩张将刺激经济扩张，特别是支撑固定资产投资膨胀，这将使中国经济规模再度快速扩张。
今年，中国财政收入呈现出总量下滑势头，1-7月全国财政收入4.06万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0.5％，其中中央本级收入同比下降6.3％，地方本级收入同比增长6.8％，1-4月下降趋势最为明显，全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9.9％。从表面上看，中国财政收入形势相当紧张，特别是如果把支出压力强劲扩张联系起来考虑问题，情况更加令人担忧。然而，如果我们从结构和政策角度深入分析问题，形势并不是十分悲观。
第一，中国当期财政收入下滑属于间歇性调整。中国财政收入2000年之后进入急速增长期，2000-2008年，8年的时间增长了4倍多，从1.33万亿元增至6.15万亿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财政收入平均6年翻一倍。前期财政收入急速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高速增长只是表层原因，因为上世纪经济增速也不慢(年均高达10％)，但财政收入倍增率远低于这几年，真正至关重要的因素有四点：一是分税制财政体制极大地刺激了各级政府加强收入征管的积极性。二是初级产品(如石油、煤炭、有色金属和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三是经济市场化范围逐步拓展扩大了财源，比如房地产商品化、金融深化、文化产业的初步市场化。四是对外贸易规模急剧膨胀，200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4742亿美元，2008年达到25616亿美元，这使得中国税收增长的对外依存度大大提高。
概言之，前几年的财政收入高增长是制度变迁效应和财源结构优化效应充分释放的结果。当前中国财政收入下滑，带有明显的自动刹车特征，属于间歇性调整，因为市场化范围、产业结构和价格都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第二，中国当期财政收入下滑属于政策性调整。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政府转而采行积极财政政策，核心内容之一是大幅度减税，包括全国实行增值税转型(生产型改为消费型)、连续七次提高出口退税率、证券交易印花税改为单边征收、个人首次购买90平米以下住房契税税率下调至1％(原为3％)、降低1.6升以下排量购车税率(从10％调至5％)等措施。据财政部测算，本轮减税金额高达5000亿元。5000亿元减税额相当于2008年税收总额的10％、今年税收预算的9％。这意味着，如果今年要保证财政收入正增长，5000亿元的减税额要先填上，换言之，如果今年税收增长率达到8％的预算目标，实际上是增长了18％。可见，政策性减税人为压低了财政收入增长率。
具体来看，今年1-7月，在股票市场成交金额急剧放大的背景下，证券交易印花税反而下降了69％，如果按原来双边3‰的税率征收实际上是应该增长数倍；乘用车销售量连续五个月单月突破100万辆，但车购税收入不升反降3.5％；出口退税增长17.9％，增值税下降3.5％。与此同时，未减税的税种，其收入基本上是增加的，如营业税增长8.2％、消费税增长10.8％(剔除燃油税费改革因素后)、个人所得税增长1.6％。事实上，税收政策以外的经济刺激政策也有减税效应，比如银行利率下调、人民币升值相应减少了银行业营业税收入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收入。如果扣除政策性因素的减税效应，中国当期的财政收入应该是正增长10％以上。
第三，中国当前财政收入下滑属于收入结构性调整。近年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处于加速转换期，突出的表现是中西部地区发展加快、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经济对外依存度渐趋抬升。今年国内外经济整体下调，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甚至步入经济衰退(美国、日本、德国经济增长率为负数)，自然打压中国财政收入增长。然而，恰恰是结构转换托住了财政收入增长的底盘。今年前七个月，经济发达地区收入下滑速率高于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规模前六位省份(广东、浙江、上海等)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近50％，发达地区的财政收入下滑拖累了全局，但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总体上是正增长，这又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全局。从产业结构角度看，与第三产业地位抬升有关的营业税依然保持正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同比仍为15％，这使商业环节的增值税、所得税等未出现大幅下滑格局。同时，尽管契税税率下调，但由于房地产成交量和成交全额放大，房地产税收还是处于正增长状态。然而必须承认，由于初级产品和第二产业属于高税负行业，这些行业价格的下调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财政收入增长。
可见，中国财政收入增长的基础在本轮经济波动中并没有受到实质性冲击。从经济增长特征和体制改革效应两个角度看，中国今后财政收入的增长有五个方面的有利条件：一是中国内需市场宽广，而且处于发展阶段，今年上半年车市和房市的逆势自主扩张，充分证明了这点。二是体制改革的推进改变了经营主体的结构，目前中国经济活动中的企业法人实体数量增加，改变了过去个体工商户和不注册实体数量过多格局，同时大企业集团数量也在增加，这为税收征管的科学化、精细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三是产业结构调整加大了高附加值产业比重。四是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资金和技术、人才已向中西部流动，特别是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大已使中西部经济增长率超过东部，成为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极。五是货币供给急剧扩张将刺激经济扩张，特别是支撑固定资产投资膨胀，这将使中国经济规模再度快速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