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一书是一本全面而详尽地介绍我国环境污染问题的材料。这本书从上海的废水排放谈到内蒙古的沙漠化，从桂林的风景破坏谈到山东的鼠害，从三门峡工程的失算谈到北京上空的尘暴。从古到今，包揽无遗；东西南北，尽收眼底。当然，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美不胜收的景色；恰恰相反，而是一幅幅令人心痛的图画。
　　即使用“怵目惊心”来概括读罢此书的感受仍嫌不够。即使我们预先地对问题有所了解，通读全书而获得的完整深刻的映象也许仍会使我们感到仿佛突入一种陌生的境界：我们知道了我们所处的位置以及这个位置的危险性，但却不知道我们从何处来，将向何处去。作者那些不带评论的客观陈述宛若一架神奇的弹射机，陡然把我们抛向山颠；“高处不胜寒”倍使我们四顾而惶恐。这或许就是时下常被谈论的“危机感”的涵义。在经济增长快马加鞭的八十年代，《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可称得上是另一种版本的《盛世危言》。
　　“书评即为广告，广告则难免夸大”。如今这大有蔓延之势。这里我却不想受此之嫌。我相信，无论是从《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一书还是从其他来源的材料来看，中国的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生态问题的严重性都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想象的程度。为什么很多人现在都感到冬天更冷了、夏天更热了？这当然是全球工业活动引起的气候异常的表现之一。为什么我们要在同一块土地上施用越来越多的化肥以维持粮产？毫无疑问这与土地自然肥力的衰竭有关。为什么有人想不惜巨额资金建造三峡大坝？其中主要的理由乃是长江流域的生态失衡已造成长江自然调节功能的萎缩(该计划的鼓吹者可能还没有充分估计到建造大坝对生态环境的进一步危害作用)。所有这些，都属于我们昨天或前天的事迹带给今天的影响；而且还可以说，这些影响在今天很可能并未全部表现出来，也许在明天所显露的远比今天所显露的更可怕，如同发现艾滋病带来了比发现癌症时更多的恐惧。此外，在努力弥补昨天的过失行为时，今天我们也许在犯下另一些过失。例如，大兴安岭的森林资源得到保护时，南方众多的小林区正在被砍光伐尽；国营工业严格执行反污染法时，乡镇企业却蜂涌进入高污染行业。现代经济学分析已经揭示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问题的性质，这就是：我们今天用较少的成本所获取的果实必定使我们的子孙在明天为此付出较大的代价；自然的恩赐只有这么多，父辈们如果捷足先登一抢而光，儿女们便只能背井离乡了——其命运不得而知。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父辈的活动对儿女来说是外在不经济的。既然如此，就像每一个有责任心的家长一样不会寅吃卯粮而把儿女撵出家门沿街讨饭，每一个社会也应当为自己的后代着想，严格控制那些祸及子孙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那种“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不负责任的霸王家长，定遭后世唾骂。实际上，“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也是一种与子孙抢饭吃的行为。
　　人们感谢医生并不仅因为医生检查完身体后会说“一切正常”。医生只要查出了我们事先并不知道的病情就会受到欢迎。《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这部书的作者理应受到这份感谢。不无遗憾地，这位作者不是一个中国人。他靠了艰辛地查阅卷帙浩繁的中文报刊资料写出了此书。书中的材料几乎全部来自公开发表的文章。要是一位国内学者完成这项工作也会赢得同行的敬意。现在由一位外国学者完成了本应由国人进行的工作，则更应受到赞赏。试想一位中国学者就比如说美国的生态问题写出了一本令国外同行刮目相看的书，他会在国内得到怎样的夸奖。
　　顺便说一下，书中大部分关于资料来源的注释已被译者删去。这虽是出于译者的一种好意(即“考虑到中国读者阅读的方便”)，但却损害了该书中文版的学术严谨性。严谨学术著作的注释一般不可轻易删去。由于中国物质条件困难，自然有其不得已之苦衷，但出版界、翻译界还是应当注意这个问题。
　　
　　(《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美国瓦格纳·斯密尔的报告》，潘红佐等译，中国展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八月第一版，2.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