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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7月，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结束了长达130年的法国殖民统治。几个月内，大量欧裔人口逃离当地，达90万之多，法籍医生几乎全部撤走。
缺医少药的阿尔及利亚通过红十字会向国际社会紧急求援，尤其是中国。
中国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支持由来已久。早在1958年9月，阿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国即予以承认，是第一个承认阿的非阿拉伯国家。当年12月，中阿两国建交。为了支持阿独立运动，中国政府向阿临时政府无偿提供了价值约7000多万元人民币的物资、军火和现汇援助。1962年，为解阿独立后的燃眉之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国将9000吨进口小麦直接转拨阿方。
因此，阿尔及利亚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请求。
友邦来信
1962年12月中旬的北京后海，结着厚厚的冰。
后海北沿44號的卫生部大院里，一个贴着国际邮票的狭长的白色信封，摆在了卫生部办公厅对外联络室29岁的工作人员钱君琦的办公桌上。
这是一封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长穆罕默德·纳卡叙亲笔签名的法文信函，由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通过外交部转来，还附有大使馆致卫生部的一封简单公函。
钱君琦所在的对外联络室共两个处，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处，有9个俄文翻译，钱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处，有1个英文翻译。1960年苏联专家从中国大撤退后，工作任务逐渐转移。“主要是跟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搞南南合作。”今年79岁的钱君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由于室里没有相应语种的翻译，钱君琦临时找人翻译出了这封信函。原来，阿政府请求中国派医疗卫生代表团访阿，并希望中国派出医疗队长期在阿工作，提供具体的医疗援助。
外事无小事，钱君琦立即将这份报告呈交对外联络室主任张惠新，经由卫生部上报中央。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很快做出批示。
1963年元旦，在西方国家还没有反应的情况下，北京第一个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派出医疗队，支援阿尔及利亚。
3月5日，以西安医学院副院长魏明中为团长、武汉市卫生局副局长谈泰阶为副团长的5人代表团，先行赴阿考察。
考察回来后，谈泰阶被确定为医疗队队长，卫生部原卫生干部进修学院院长助理陈海峰被确定为副队长。队员主要从湖北省挑选，时任湖北省卫生厅人事教育处人事干事的陈金容具体负责遴选工作。
现年77岁的陈金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谈泰阶和陈海峰都是来自新四军的老革命。“谈泰阶没解放的时候就化妆成老百姓进城，政治上等各个方面绝对可靠，政策水平、管理能力都过硬，所以选了他。”
医疗队虽然以湖北为主，但也加入了北京、上海、天津这些医疗实力较强的地方的医务人员。“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站住脚，怕被人家赶走。我们要走出去，从医疗、文化等方面援助人家，争取他们的支持。这从世界范围来说也是统战。”陈金容说。
查三代的政审
卫生部下发的通知中，对需要什么科室、哪个级别的医生、要多少等各项指标，都有明确规定。根据下达的任务，选拔首先在武汉市和省直医院中进行。
首先是挑业务，在各个专业里面选最拔尖的，学历以大学本科为主，多是主治医师、科主任。为了显示技术过硬，还采取高职低派的作法，主治医师派出去当住院医师用，年轻的外科医生当护士用。
然后是政审，条件是：没有港澳台关系；直系亲属没有历史问题，没有复杂社会关系；平时表现好，工作积极，没有出过医疗事故。“政审非常严格，要查好几代至少是三代，有一点点情况的都不行。什么都要有旁证。”陈金容回忆。
好多业务尖子政审不合格，政审合格的业务上又不是尖子，很难挑，只好放宽标准，开始几批出不去的，后来都出去了。
紧张而严格的选拔，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进行，许多人接到通知时，离出发仅有3天时间了。
3月上旬的一天，湖北中医附院的检验士徐贤泽刚下夜班，就接到通知，让他赶紧去一趟人事科。时年29岁的他，已有11年的临床工作经验了。
人事科长冯庆余告诉他，准备出差。他问去哪里，被告知是非洲的阿尔及利亚。他一听就蒙了。
“我说，啊，出去搞么事？他说，去搞医疗队。我问去多久，他说，去半年，做一年准备。”现年78岁的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冯庆余还告诉他，他们共送了3个人的材料上去，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很不容易”，并再三叮嘱他要保密。
3天后，徐贤泽拎了一个小皮箱，带上简单几件衣服，去了武汉卫生局报到。走时，连他所在的科室主任都不知道，只有怀孕7个月的爱人为他送行。爱人很支持他，但要他给肚子里的孩子留下名字。他已经想好，说男孩叫彬，女孩叫文，取文质彬彬的意思。
3月中旬，第一批医疗队员从各地到北京集中，一共13个人。钱君琦带队，到位于王府井的出国人员服务部置装。每人发给置装费500多元，差不多是当时一个医生一年的工资。徐贤泽记得，是自己选布料定做衣服，一人一套西装、一套中山装、一件秋大衣、一套睡衣、两双皮鞋，还让他们买了箱子、挎包等。剩下几十块钱，他要上交，钱君琦说不用了，“我做主给你买件衬衣”。
在北京的半个月时间匆匆而过，每天忙着做各种准备工作：注射疫苗、学习“反苏防修”材料和最简单的法语日常用语。外交部礼宾司专门请了一位刚回国的大使夫人，给医疗队讲外交礼仪，怎么用刀叉怎么喝汤，女同志不先伸手就不能握手，上电梯女同志在前男同志不能挤，在外面喝酒不能超过自己酒量的三分之一……
出发前，卫生部领导给他们开会，交代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派医疗队出国，任务艰巨，外面情况不熟悉，要做三种准备。“第一种，就是到那里扎下根，能够挺下来；第二种，挺一段时间，实在不行就撤回来；第三种，去了以后，情况异常，马上撤回来。”徐贤泽说。
扎根赛以达
4月6日，中国医疗队第一批13人，从北京出发，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在7天7夜的难熬旅途中，徐泽贤想，白求恩能做到的，他们也一定能做到。
对首次派出的医疗队，各地的中国大使馆都非常重视。到了莫斯科之后，大使馆来人把他们接进了使馆的招待所。徐贤泽记得，在使馆吃第一顿饭时，一个戴眼镜的工作人员第一句话就跟他说：“这里不定量，尽量吃。”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吃饭吃不饱，他身上都是浮肿的，“腿上一按一个窝”。
在莫斯科稍作停留后，他们搭乘午夜航班，经停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摩洛哥的拉巴特，前往阿尔及利亚。莫斯科还是冰天雪地，贝尔格莱德却青草如茵像绿毯一样，而阿尔及利亚所在的地中海，则是一片碧蓝。
4月16日，医疗队抵达了工作地点、位于阿尔及利亚西部的赛以达。
赛以达靠近撒哈拉沙漠，人口中大部分是草原牧民，生活贫苦，体质虚弱，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医院医疗设备简陋。
“我们有思想准备。当时国内就说，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医疗队的放射科医生、今年88岁的魏金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赛以达省综合医院有280张病床、一个中心门诊部和9个门诊点，医疗设备已被破坏殆尽，法国人撤走时，把能带走的都带走了。整个医院只剩下一名保加利亚医生，和两名保加利亚护士。
所缺的设备和药品，医疗队造了表，报回国内。医疗队在赛以达工作期间，国内用船运了两三批药品设备过去，包括显微镜、抗生素等。
从6月份开始，国内又陆续来了两批队员，医疗队全部到齐，共24个人，22个共产党员，两个团员。中国医疗队很快全面接管了医院工作。
一开始，许多人半信半疑，认为中国医生比不上欧洲的专家。魏金元曾经诊断了一个胃溃疡病例，病人不信，专门跑到170公里外的大城市奥兰做检查，两边的检查结果一模一样。
中国医疗队真正得到认可，是在眼科医生刘钢做好白内障手术以后。白内障在当地被认为是无法医治的病，那些重见光明的人惊喜交集，奔走相告。“所以还是有过硬的技术，没有过硬的技术哪里能站得住脚。”徐贤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为了继续扩大中国医疗队的影响，医疗队进一步提出“深入农牧区，面向农牧民”，在省医院之外开辟新的巡诊基地。两名医疗队员被派到梅谢里亚县医院工作，负责门诊和80张病床。此外，中国医疗队还负责14个农牧区门诊点和1个妇幼保健站。
“我们主要是为人民服务”
工作之外，中国医疗队要过的还有生活关。
第一批队员出发一个月后，卫生部收到紧急电报，希望国内派个厨师过去。
徐贤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湖北人习惯吃米饭，但阿尔及利亚人主要吃法国面包，“又细又长的那种”；土豆打成泥，“像喂婴儿一样”；牛排3公分厚却有2公分生，切开后还带着血水，令人难以下咽。
中国厨师来了之后，医疗队第一次吃到了肉包子，徐贤泽吃得瘫在那里动不了。“所以后来的医疗队都配备有厨师，这是原来没想到的。”卫生部对外联络室干部钱君琦说。
医疗队的管理非常严格。医疗队设党支部，由正副队长兼任党支部正副书记，直接由阿尔及利亚大使馆党委领导，具体工作由使馆文化处负责。一个月过一次组织生活，一般是传达使馆的意见，有时候使馆参赞也过来讲话。
每天晚上都集中起来政治学习，或学习法语。“基本上没有休息，反正就是不让你一个呆着胡思乱想。两个队长完全像管理部队一样把我们管着。”徐贤泽说。
和国内的联络都通过外交部的信使。信使2人一组，每月往返一次，用X光都不能照射透的袋子装信件，由外交部转交。徐贤泽曾好几个月没有收到信，心急如焚，后来才知道，他爱人生了个儿子，正坐月子不能写信。
医疗队规定，不能随便外出，外出前必须先跟队长报告。男队员可以两个人一起出去，女队员须有两个男队员陪着。
在这里，有些东西见所未见。仙人掌长得像树一样大，还结果子。徐贤泽曾在街上看见有人买来吃，非常好奇，可是又不好意思买来尝，因为要注意“新中国医务人员”的形象。
当时，他们的生活补贴是正副队长140第纳尔（两个第纳尔约等于一块人民币），教授120，徐贤泽等副教授100，主治医生和厨师70，由国家财政拨款。国内的工资照发，徐贤泽的月工资60多元人民币，已算高的了。
但在盛产石油和天然气的阿尔及利亚，当地人的收入比中国人高得多。当地刚毕业的护士一个月工资就有600第纳尔，比中国的教授还高；当地普通工人都有车，他们在国内却连自行车都没有。
队里要求他们，如果有人问他们的工资，就答复说：我们主要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去援助他们确实是打肿脸充胖子。落差很大，回来很多年都不敢说，现在才敢说。”徐贤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归期，延了又延
12月24日，周恩来在外长陈毅的陪同下访问阿尔及利亚。阿官员对中国医疗队的表现称赞有加，周恩来听了以后十分高兴，要求大使馆安排接见。
12月26日，周恩来一行访问阿尔及利亚第二大城市奥兰，医疗队全体成员全程陪同。徐贤泽记得，当时有很长的车队，他乘坐的那辆车编号是17。按照使馆武官的要求，每到一地，他们一下车就赶紧往前跑，把周恩来和陈毅呈马蹄状围起来，“让其他闲杂人等插不进去”。
医疗队党支部规定，只能跟阿尔及利亚总统说一句法语“总统阁下，你好！”跟周恩来说“总理，你好！”多余的不能说。但徐贤泽跟总理握手时，只顾傻笑，居然忘记说这一句了。
中阿双方最初约定了半年援助期，但半年到期时，却受到阿方的强烈挽留，一再延期。“不愿意也得愿意，想回来，但不敢说。”徐贤泽坦承。
不论到哪里，中国医生总被当作最尊贵的客人。医疗队两次受到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的接见。当地人常常打破女主人不见客的习俗，破例让女主人也坐下来陪着聊天。
有时候，医疗队也会被邀请参加婚礼。“接到邀请后，队长就说小李、小王、小刘你们三个做准备，今天参加婚礼，被点名的人马上下去修脸、擦皮鞋、穿西服。”徐贤泽说。送礼一般“软硬兼施”，硬的就是茶叶和檀香木扇子这些小礼品，软的就是法文版《人民画报》这类宣传品。
医疗队在阿尔及利亚一待就是整整两年半，直到1965年10月才回国。
徐贤泽第一次见到儿子时，这个叫彬的孩子，已经两岁多了。他不知所措地看着眼前陌生的爸爸，在大人们的起哄下，张口就叫“哥哥”，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从无偿援助到共同负担
1965年12月8日，第二支医疗队33人，赶赴阿尔及利亚。同時，中国开始向桑给巴尔、索马里、刚果、马里、突尼斯等更多国家，派遣医疗队。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尝试跟部分受援国商谈，改变“无偿原则”，推行国际通行的“共同负担”原则。援外医疗队也开始给更多人出国锻炼的机会，不再像第一批那样只派专家。为了改变“赤脚医生”形象，中国医疗队逐步要求往大城市去，而不仅仅在艰苦落后地区。
“刚开始也不知道医疗队能够派50年。”今年79岁的钱君琦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不停感叹。2010年，她获得了商务部颁发的“中国援外奉献奖”银奖。“医疗队深入民间，实际上对外交起了配合作用。花费比较小，收效大，这是行内的一致评价。”
1971年，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及利亚与阿尔巴尼亚等23国联合提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双阿提案”。提案获得通过，中国重返联合国。
这23个国家中，有11个是中国派有医疗队的国家。
缺医少药的阿尔及利亚通过红十字会向国际社会紧急求援，尤其是中国。
中国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支持由来已久。早在1958年9月，阿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国即予以承认，是第一个承认阿的非阿拉伯国家。当年12月，中阿两国建交。为了支持阿独立运动，中国政府向阿临时政府无偿提供了价值约7000多万元人民币的物资、军火和现汇援助。1962年，为解阿独立后的燃眉之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国将9000吨进口小麦直接转拨阿方。
因此，阿尔及利亚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请求。
友邦来信
1962年12月中旬的北京后海，结着厚厚的冰。
后海北沿44號的卫生部大院里，一个贴着国际邮票的狭长的白色信封，摆在了卫生部办公厅对外联络室29岁的工作人员钱君琦的办公桌上。
这是一封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长穆罕默德·纳卡叙亲笔签名的法文信函，由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通过外交部转来，还附有大使馆致卫生部的一封简单公函。
钱君琦所在的对外联络室共两个处，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处，有9个俄文翻译，钱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处，有1个英文翻译。1960年苏联专家从中国大撤退后，工作任务逐渐转移。“主要是跟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搞南南合作。”今年79岁的钱君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由于室里没有相应语种的翻译，钱君琦临时找人翻译出了这封信函。原来，阿政府请求中国派医疗卫生代表团访阿，并希望中国派出医疗队长期在阿工作，提供具体的医疗援助。
外事无小事，钱君琦立即将这份报告呈交对外联络室主任张惠新，经由卫生部上报中央。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很快做出批示。
1963年元旦，在西方国家还没有反应的情况下，北京第一个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派出医疗队，支援阿尔及利亚。
3月5日，以西安医学院副院长魏明中为团长、武汉市卫生局副局长谈泰阶为副团长的5人代表团，先行赴阿考察。
考察回来后，谈泰阶被确定为医疗队队长，卫生部原卫生干部进修学院院长助理陈海峰被确定为副队长。队员主要从湖北省挑选，时任湖北省卫生厅人事教育处人事干事的陈金容具体负责遴选工作。
现年77岁的陈金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谈泰阶和陈海峰都是来自新四军的老革命。“谈泰阶没解放的时候就化妆成老百姓进城，政治上等各个方面绝对可靠，政策水平、管理能力都过硬，所以选了他。”
医疗队虽然以湖北为主，但也加入了北京、上海、天津这些医疗实力较强的地方的医务人员。“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站住脚，怕被人家赶走。我们要走出去，从医疗、文化等方面援助人家，争取他们的支持。这从世界范围来说也是统战。”陈金容说。
查三代的政审
卫生部下发的通知中，对需要什么科室、哪个级别的医生、要多少等各项指标，都有明确规定。根据下达的任务，选拔首先在武汉市和省直医院中进行。
首先是挑业务，在各个专业里面选最拔尖的，学历以大学本科为主，多是主治医师、科主任。为了显示技术过硬，还采取高职低派的作法，主治医师派出去当住院医师用，年轻的外科医生当护士用。
然后是政审，条件是：没有港澳台关系；直系亲属没有历史问题，没有复杂社会关系；平时表现好，工作积极，没有出过医疗事故。“政审非常严格，要查好几代至少是三代，有一点点情况的都不行。什么都要有旁证。”陈金容回忆。
好多业务尖子政审不合格，政审合格的业务上又不是尖子，很难挑，只好放宽标准，开始几批出不去的，后来都出去了。
紧张而严格的选拔，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进行，许多人接到通知时，离出发仅有3天时间了。
3月上旬的一天，湖北中医附院的检验士徐贤泽刚下夜班，就接到通知，让他赶紧去一趟人事科。时年29岁的他，已有11年的临床工作经验了。
人事科长冯庆余告诉他，准备出差。他问去哪里，被告知是非洲的阿尔及利亚。他一听就蒙了。
“我说，啊，出去搞么事？他说，去搞医疗队。我问去多久，他说，去半年，做一年准备。”现年78岁的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冯庆余还告诉他，他们共送了3个人的材料上去，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很不容易”，并再三叮嘱他要保密。
3天后，徐贤泽拎了一个小皮箱，带上简单几件衣服，去了武汉卫生局报到。走时，连他所在的科室主任都不知道，只有怀孕7个月的爱人为他送行。爱人很支持他，但要他给肚子里的孩子留下名字。他已经想好，说男孩叫彬，女孩叫文，取文质彬彬的意思。
3月中旬，第一批医疗队员从各地到北京集中，一共13个人。钱君琦带队，到位于王府井的出国人员服务部置装。每人发给置装费500多元，差不多是当时一个医生一年的工资。徐贤泽记得，是自己选布料定做衣服，一人一套西装、一套中山装、一件秋大衣、一套睡衣、两双皮鞋，还让他们买了箱子、挎包等。剩下几十块钱，他要上交，钱君琦说不用了，“我做主给你买件衬衣”。
在北京的半个月时间匆匆而过，每天忙着做各种准备工作：注射疫苗、学习“反苏防修”材料和最简单的法语日常用语。外交部礼宾司专门请了一位刚回国的大使夫人，给医疗队讲外交礼仪，怎么用刀叉怎么喝汤，女同志不先伸手就不能握手，上电梯女同志在前男同志不能挤，在外面喝酒不能超过自己酒量的三分之一……
出发前，卫生部领导给他们开会，交代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派医疗队出国，任务艰巨，外面情况不熟悉，要做三种准备。“第一种，就是到那里扎下根，能够挺下来；第二种，挺一段时间，实在不行就撤回来；第三种，去了以后，情况异常，马上撤回来。”徐贤泽说。
扎根赛以达
4月6日，中国医疗队第一批13人，从北京出发，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在7天7夜的难熬旅途中，徐泽贤想，白求恩能做到的，他们也一定能做到。
对首次派出的医疗队，各地的中国大使馆都非常重视。到了莫斯科之后，大使馆来人把他们接进了使馆的招待所。徐贤泽记得，在使馆吃第一顿饭时，一个戴眼镜的工作人员第一句话就跟他说：“这里不定量，尽量吃。”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吃饭吃不饱，他身上都是浮肿的，“腿上一按一个窝”。
在莫斯科稍作停留后，他们搭乘午夜航班，经停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摩洛哥的拉巴特，前往阿尔及利亚。莫斯科还是冰天雪地，贝尔格莱德却青草如茵像绿毯一样，而阿尔及利亚所在的地中海，则是一片碧蓝。
4月16日，医疗队抵达了工作地点、位于阿尔及利亚西部的赛以达。
赛以达靠近撒哈拉沙漠，人口中大部分是草原牧民，生活贫苦，体质虚弱，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医院医疗设备简陋。
“我们有思想准备。当时国内就说，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医疗队的放射科医生、今年88岁的魏金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赛以达省综合医院有280张病床、一个中心门诊部和9个门诊点，医疗设备已被破坏殆尽，法国人撤走时，把能带走的都带走了。整个医院只剩下一名保加利亚医生，和两名保加利亚护士。
所缺的设备和药品，医疗队造了表，报回国内。医疗队在赛以达工作期间，国内用船运了两三批药品设备过去，包括显微镜、抗生素等。
从6月份开始，国内又陆续来了两批队员，医疗队全部到齐，共24个人，22个共产党员，两个团员。中国医疗队很快全面接管了医院工作。
一开始，许多人半信半疑，认为中国医生比不上欧洲的专家。魏金元曾经诊断了一个胃溃疡病例，病人不信，专门跑到170公里外的大城市奥兰做检查，两边的检查结果一模一样。
中国医疗队真正得到认可，是在眼科医生刘钢做好白内障手术以后。白内障在当地被认为是无法医治的病，那些重见光明的人惊喜交集，奔走相告。“所以还是有过硬的技术，没有过硬的技术哪里能站得住脚。”徐贤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为了继续扩大中国医疗队的影响，医疗队进一步提出“深入农牧区，面向农牧民”，在省医院之外开辟新的巡诊基地。两名医疗队员被派到梅谢里亚县医院工作，负责门诊和80张病床。此外，中国医疗队还负责14个农牧区门诊点和1个妇幼保健站。
“我们主要是为人民服务”
工作之外，中国医疗队要过的还有生活关。
第一批队员出发一个月后，卫生部收到紧急电报，希望国内派个厨师过去。
徐贤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湖北人习惯吃米饭，但阿尔及利亚人主要吃法国面包，“又细又长的那种”；土豆打成泥，“像喂婴儿一样”；牛排3公分厚却有2公分生，切开后还带着血水，令人难以下咽。
中国厨师来了之后，医疗队第一次吃到了肉包子，徐贤泽吃得瘫在那里动不了。“所以后来的医疗队都配备有厨师，这是原来没想到的。”卫生部对外联络室干部钱君琦说。
医疗队的管理非常严格。医疗队设党支部，由正副队长兼任党支部正副书记，直接由阿尔及利亚大使馆党委领导，具体工作由使馆文化处负责。一个月过一次组织生活，一般是传达使馆的意见，有时候使馆参赞也过来讲话。
每天晚上都集中起来政治学习，或学习法语。“基本上没有休息，反正就是不让你一个呆着胡思乱想。两个队长完全像管理部队一样把我们管着。”徐贤泽说。
和国内的联络都通过外交部的信使。信使2人一组，每月往返一次，用X光都不能照射透的袋子装信件，由外交部转交。徐贤泽曾好几个月没有收到信，心急如焚，后来才知道，他爱人生了个儿子，正坐月子不能写信。
医疗队规定，不能随便外出，外出前必须先跟队长报告。男队员可以两个人一起出去，女队员须有两个男队员陪着。
在这里，有些东西见所未见。仙人掌长得像树一样大，还结果子。徐贤泽曾在街上看见有人买来吃，非常好奇，可是又不好意思买来尝，因为要注意“新中国医务人员”的形象。
当时，他们的生活补贴是正副队长140第纳尔（两个第纳尔约等于一块人民币），教授120，徐贤泽等副教授100，主治医生和厨师70，由国家财政拨款。国内的工资照发，徐贤泽的月工资60多元人民币，已算高的了。
但在盛产石油和天然气的阿尔及利亚，当地人的收入比中国人高得多。当地刚毕业的护士一个月工资就有600第纳尔，比中国的教授还高；当地普通工人都有车，他们在国内却连自行车都没有。
队里要求他们，如果有人问他们的工资，就答复说：我们主要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去援助他们确实是打肿脸充胖子。落差很大，回来很多年都不敢说，现在才敢说。”徐贤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归期，延了又延
12月24日，周恩来在外长陈毅的陪同下访问阿尔及利亚。阿官员对中国医疗队的表现称赞有加，周恩来听了以后十分高兴，要求大使馆安排接见。
12月26日，周恩来一行访问阿尔及利亚第二大城市奥兰，医疗队全体成员全程陪同。徐贤泽记得，当时有很长的车队，他乘坐的那辆车编号是17。按照使馆武官的要求，每到一地，他们一下车就赶紧往前跑，把周恩来和陈毅呈马蹄状围起来，“让其他闲杂人等插不进去”。
医疗队党支部规定，只能跟阿尔及利亚总统说一句法语“总统阁下，你好！”跟周恩来说“总理，你好！”多余的不能说。但徐贤泽跟总理握手时，只顾傻笑，居然忘记说这一句了。
中阿双方最初约定了半年援助期，但半年到期时，却受到阿方的强烈挽留，一再延期。“不愿意也得愿意，想回来，但不敢说。”徐贤泽坦承。
不论到哪里，中国医生总被当作最尊贵的客人。医疗队两次受到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的接见。当地人常常打破女主人不见客的习俗，破例让女主人也坐下来陪着聊天。
有时候，医疗队也会被邀请参加婚礼。“接到邀请后，队长就说小李、小王、小刘你们三个做准备，今天参加婚礼，被点名的人马上下去修脸、擦皮鞋、穿西服。”徐贤泽说。送礼一般“软硬兼施”，硬的就是茶叶和檀香木扇子这些小礼品，软的就是法文版《人民画报》这类宣传品。
医疗队在阿尔及利亚一待就是整整两年半，直到1965年10月才回国。
徐贤泽第一次见到儿子时，这个叫彬的孩子，已经两岁多了。他不知所措地看着眼前陌生的爸爸，在大人们的起哄下，张口就叫“哥哥”，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从无偿援助到共同负担
1965年12月8日，第二支医疗队33人，赶赴阿尔及利亚。同時，中国开始向桑给巴尔、索马里、刚果、马里、突尼斯等更多国家，派遣医疗队。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尝试跟部分受援国商谈，改变“无偿原则”，推行国际通行的“共同负担”原则。援外医疗队也开始给更多人出国锻炼的机会，不再像第一批那样只派专家。为了改变“赤脚医生”形象，中国医疗队逐步要求往大城市去，而不仅仅在艰苦落后地区。
“刚开始也不知道医疗队能够派50年。”今年79岁的钱君琦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不停感叹。2010年，她获得了商务部颁发的“中国援外奉献奖”银奖。“医疗队深入民间，实际上对外交起了配合作用。花费比较小，收效大，这是行内的一致评价。”
1971年，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及利亚与阿尔巴尼亚等23国联合提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双阿提案”。提案获得通过，中国重返联合国。
这23个国家中，有11个是中国派有医疗队的国家。